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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民国史——从客观评价孙中山开始
作者:楚梦

近来,断断续续读过几本国内外出版的民国史、辛亥史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料,发现我们的民国史乃至近现代史都没有跳出国共两党的“定论”模式,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出版物,就连海外学者的著作也不例外,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亦不能摆脱正统观念的影响,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36卷本《中华民国史》,没有来得及阅读,也就不好发言,据说有一些客观表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观点和结论和从前不会有什么区别。凭我对辛亥革命及民国史实的有限了解,我发现,历史并不像史书上所阐释的那样,至少并不全部这样。我认为,细节上的不真实倒还是其次,结论上谬误祸害更大。我周围的很多人包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民国的认识就是:孙中山是伟大的,蒋介石是反动的。是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是蒋介石窃取了革命果实。国民党统治统治是暗无天日的恐怖统治。民国史就是同盟会和国共两党的历史。因此,我认为,重写民国史是史学界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我认为,要想重写民国史,首先必须从准确、客观地评价孙中山开始。因为孙中山是中国近现代史绕不开的人物,更是国共两党唯一一致认可并高度评价的革命领袖。对他的准确评价,是重写民国史的关键。可是,就我个人看来,我们的近现代史和民国史对孙中山的评价存在方向性错误或者说陷入了某种误区。现提出来,以求教于近现代史学者。

前期作用被夸大

我这里所指的前期,是指从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到袁世凯取消帝制这段时期。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在现当代人的意识里,孙中山是推翻满清统治、结束帝王专制、维护民主共和的第一大功臣,是他领导了辛亥革命,是他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是他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这些不能说与孙中山没有关系,但他的作用被明显夸大了。

自1894年上书李鸿章遭受冷遇之后,孙中山就彻底放弃了体制内变革的主张,走上了以武力手段推翻满清政权的道路。孙中山以日本和美国檀香山为根据地,在全球范围(主要是欧美和东南亚)开展反满复汉活动。至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主要从事了三项工作:一是建立反清组织,先是兴中会,后是同盟会。二是宣传和募捐。宣传和募捐的对象是海外华侨。三是在珠江三角洲周围地区,发动自杀式武装袭击。

孙中山是海外最大的反清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的领袖,这两个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政党,带有浓厚的帮会性质,并直接得到国内帮会和日本黑社会组织的资助。无论是兴中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还是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特别是其章程,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帮会色彩,旨在报仇雪恨,其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帮会特点,缺乏周密的部署和长远的计划。从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共领导了10次武装革命,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告终。其实,这些武装革命的失败结局都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以少数热血青年的血肉之躯根本不能动摇强大政权的统治根基,况且还是在边陲地区。即使获得成功,要推翻一个政权的可能性也十分微小。古今中外,靠几十百来号人在边陲武装暴动迅速取得政权的例子几乎没有。太平天国起义也好、李自成起义也好,起事的时候都有了一定基础,还经过了若干年的撕杀,况且最终还是失败了。如果说孙中山领导的武装斗争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给清庭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扩大了同盟会等反清组织的影响。事实上,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这样的暴动弄多了,反而让清政府和国民都等闲视之了,认为不过是一群亡命之徒的小打小闹而已。

孙中山引起国内外注意是1896年10月伦敦绑架案发生之后(一说被清庭密探绑架至清庭驻伦敦使馆,一说是孙自己跑到使馆去的)。孙中山自己就说过“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暄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也。”实事求是地说,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影响主要在海外和革命党人中。当时的中国,反清已经成为汉人的共识,各种反清组织多如牛毛,如光复会、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等。孙中山与别人不同的是,他的组织是在海外,国内基础不甚牢固。从组织的严密性和群众基础的巩固性上看,同盟会远不如光复会、文学社、共进会等国内反清组织。这个期间,孙中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筹集资金和组织起事上。从孙前期的演讲及著述来看,很少涉及建立民主国家的问题,虽然他偶尔也提到“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已,缺乏实质的内容。1906年秋冬,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所谓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期革命设想,[1]与民主共和理念相去甚远。

尽管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有绝对权威,他自己也一直在维护这种权威,但他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组织,换句话说,他没能将大家很好地团结起来,到后来特别是1911年前后,同盟会陷入了一盘散沙的境地。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部,名义上隶属于东京总部,实质上几乎与东京总部和孙中山没有任何联系。武昌起义是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反清组织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偶然的胜利,如果说同盟会对这两个反清组织有过影响,那也是中部总部的影响,黄兴、宋教仁、谭仁凤都与文学社和共进会发生过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武昌革命党本来是要黄兴和宋教仁前来领导起义的,由于种种原因加上起义提前,让同盟会中部总部失去了起义领导者的身份。孙中山与武昌起义就更扯不上关系了,当时,他人在美国的丹佛,事先对起义之事一无所知。因此,孙中山既没有领导辛亥革命,影响也相当有限。

至于孙中山当上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其实是当时南方各派妥协的结果。当时,以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党人欲让黄兴担任临时政府首脑,而立宪派及湖北、江浙等地强烈反对(他们拥立黎元洪),在两派互不相让之时,传来孙中山即将回国的消息,又有媒体报道孙回国不仅带回大量资金还带回了一艘军舰。让南方各界大为鼓舞,于是一致决定由孙中山担任临时首脑,同时明确一旦袁世凯让清庭退出,则选举袁为临时首脑。近百年来,我们的史书上,所谓孙中山出让临时大总统,不过是讹传。事实上,孙中山是不想“出让”这个临时大总统的,他曾作过努力,比如向日本借款,以求武装军队,与袁世凯决战,但终因借款不成而罢手。

孙中山4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任期上,作用甚微,除了南方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窘迫之外,还与孙中山对临时约法不认同有关。他后来多次说过,他是要搞五权宪法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却搞了个三权宪法,所以也没有多少兴趣从政。1921年3月20日,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兄弟在南京时候,想要参议院立一个五权宪法,谁知他们各位议员都不晓得什么叫五权宪法。后来订立了一个约法,兄弟也不理他,我以为这个只有一年事情,也不要紧,且待随后再鼓吹我五权宪法罢。……在南京所定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其余都不是兄弟意见,兄弟不负这个责任。”[2]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便宣布不问政治,专事铁路建设。他的10年时间建成10万公里铁路计划,成为当时的一个笑柄。其实,孙所谓专事实业,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借口,他在等待时机。

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给了孙一个反击袁世凯的借口,但由于当时形式上已经走上法治轨道、宋教仁案也进入了法律程序,加上革命党力量薄弱、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反对,他的“二次革命”很快便失败了。袁世凯称帝之后的护国战争及其胜利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之后,与北洋政府之间进行的所谓“护法战争”也是以失败告终。

综上所述,我认为,孙中山早期的作用并没有如我们史书上所写的那么大。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国民党把辛亥革命及民国早期的革命功绩都算在孙中山头上,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孙是国民党的领袖。而共产党把革命功劳给予孙中山也可以理解,因为没有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及反对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正当性,就不能自证以后政权的正当性。孙中山是一个为了需要而被肯定的人物(也有他后期联俄联共的功绩)。

后期作用被缩小

我所指的孙中山的后期,为孙联俄联共到现在,时间相当宽泛。据我的阅读,海内外史学著作上,孙中山的后期作用被无限缩小了或者说根本没有被认识到。我认为,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治形态,很大程度上都是孙中山所赐。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既有被迫的成份,也有自愿的心态。所谓被迫,是指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当时处境十分不妙,既没有经济后盾又缺乏武器弹药,且内部纷争不断,最大的问题是,不仅美英法德等西方列强对孙的革命党不予支持,就连长期对孙中山暗中支助的日本政府也放弃了支持。正当孙中山走途无路的时候,俄国革命的“炮”响了,孙中山意识到他和革命党的机遇来了,1918年1月28日在广州的一次宴会上,孙中山说:“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3」孙中山通过各种途径,与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取得了联系。恰巧,苏联有图于中国特别是外蒙古,在北洋政府拒绝与之合作之后,苏共与孙中山开始了划时代的合作。

苏联政府不仅给予孙中山大量的经济和军事输入,还进行了组织和思想的输入,包括派遣军事和政治顾问、帮助改写党章、改组国民党。至此,孙中山带领中国革命党,走上了俄国革命的道路,由此,中国政治的走向开始逆转,中国民众的命运与孙中山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党务会议上说:“中国个人向极自由……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故也。吾人既为国民之一分子,又为本党之一党员,当牺牲个人之自由,以蕲国家之安全、党务之发展。”又说:“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俄国革命党能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因军队全属党人故也。”「4」这个时候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共产主义所征服,尽管他没有放弃所谓的“三民主义”,但苏联共产党的方式方法让他五体投地,并开始在中国不折不扣实施。他说:“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5」他还说:“建国方法有二:一曰军队之力量,二曰主义之力量。”「6」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孙中山已经为后人指明了夺取政权的有效手段:组织和军队。

尽管《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给了孙中山不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承诺,但承认外蒙古的现状,让外蒙古独立成为事实,也给以后的国家主权的维护设置了诸多障碍。自从准备联俄联共以来,孙中山从来没有发表过维护外蒙古主权的声明,更没有对苏联的不义行为的谴责,与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寸土不让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此外,如果没有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则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迅速壮大,也不可能拥有一批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日后的胜利将无从谈起。这也是共产党一直把孙中山视为自己人的重要原因。其实,那些聪明的共产党人都清楚,孙中山并不是资产阶级领袖,而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无论是平均地权的纲领还是一党专政的主张,都与资产阶级没有任何瓜葛。

严格地说,在中国,是孙中山首先开始了党在国上理论以及党指挥枪的思想(创新也好借鉴也好)。尔后,孙中山的思想被国共两党全盘接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所奉行的仍然是孙中山主义。孙中山主义说白了就是实用主义和集权主义。也难怪国共两党都奉孙中山为神仙的,因为那些政治人物的心里清楚得很,没有孙中山就没有他们的一切;有点历史知识和基本判断能力的普通人,亦可能知道是孙中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不知是真的不清楚呢还是有意掩盖,对孙中山的后期作用、孙中山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联系、孙中山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均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估或者说只是点到为止。这种现象应该要有改观了,否则,我们没法向后代交代,也没法向历史交代。

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关孙中山的很多历史问题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或许是为了替尊者讳,或者认为无关宏旨。本人提出几条,供历史学家们参考:

一是孙中山与帮会组织特别是日本黑龙会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有确切的史料记载,而黑龙会又是一个为日本侵略中国出谋划策作信息搜集工作的特务机构。

二是出售萍冶矿权及东三省换取日本经济支持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有争议,有人认为并非孙所为,但弄清楚很有必要。

三是孙中山的美国国籍问题。并不是说孙中山不能加入美国国籍,问题是他不应该向中国国民隐瞒,尤其是在他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

四是孙中山所追求的到底是民主还是集权?他的军法三年、约法六年,到底是具体的时间划分还只是一种表达方式?

五是孙中山请求苏联出兵推翻北洋政府问题。

六是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理论与集权主义的联系问题。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胜利尤其对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作过多少贡献、起过多大作用?他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改变以及两岸对峙局面的形成有过什么样的影响、应负怎样的责任?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又与孙中山有多少关系?这些,都应该是重写民国史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我提出这些问题,是想求教于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还民国史一个公道。

注释:

[1][3]「4」「5」「6」《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一卷第297-298页,第四卷320页,第八卷第267-268页,第八卷第281页,第八卷第503页)

[2](《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之《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589-590页)
 

 

—— 原载: 共识网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October 3, 2011
关键词: 民国史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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