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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穿海魂衫的女孩
作者:蘇曉康

 柴玲二十年後得以重讀「屠殺」的含義,說出祕辛,卸下倖存者十字架,掙脫「血流成河」負疚,以支援更弱者為「自由」的救贖。

天安門廣場的絕食總指揮,最初是去拽她丈夫回家的;一個自稱認識鄧家的人,私下找柴玲先是婉勸「給老人一點時間」、後又唆使她「乾脆徹底一點」;趙紫陽絲毫未察覺他的對話、疏導方針,對靜坐學生是無效的,且懵懂於他們以運作絕食來回應他;「讓廣場血流成河才能喚起民眾」這句話,不過是柴玲轉述的李錄語錄;她在美國求得的第一份職業,竟要改名「伊麗莎白.李」;「尖子班」公司的女創始人生養了三個女兒,她非常痛苦,她本該是七個孩子的母親......
 

這些隱秘,與其說為八九天安門運動增添了關鍵性史料,倒不如說展示了一個罕見的文本:一個女性在一場革命中的苦難。這個來自黃海之濱的「尖子」女生,擔任舉世震驚的「反專制」學生運動的頭號領袖,慢說是一場誤會,至少是一個偶然。她則必須承擔隨之而來的一切後果,包括恐懼、逃亡、遺棄、辱罵、審判、千夫所指......直至她找到了「一個更高的力量」。柴玲的回憶錄寫了快二十年才付印,就是因為她在沒有徹底「重讀」自己之前,是找不到結尾的。

一場「革命」後的性別意識覺醒,一種頗為時髦但也老生常談的「女性主義」書寫,因為鋪墊在波瀾壯闊卻結局悲涼的「八九天安門」背景下,竟獲得了某種來自東方的新鮮感,和嵌入集權社會的立體感。

原始恐懼一直陪伴著她

柴玲的成長背景很特別,不是大城市但也不是窮鄉僻壤;不是標準的幹部或知識分子家庭但也不是工人農民。她生於一個小漁村旁邊的軍事基地,由奶奶撫養大,父母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軍醫。這種既在邊緣、又受文化交叉輻射的特定環境,賦予她善良、敏感、倔強、複雜也多愁善感的性格。但基本上,她是一個好勝爭強的女孩。更重要的是,這種出身不僅使她領悟從社會下層到上層的通道(「尖子」),一旦接近上層就能敏感到這個體制的非人性。

柴玲在回憶中很清晰地表達出「八九一代」的造反初衷,絕非盲目浪漫,他們是中共歷史上開始具有「個人對抗體制」意識的第一代人。她濃墨書寫的「北大小賣部事件」是生動的一例。那個售貨員和北大公安局警察,即這個體制的最一低級代表(或零件),舉手投足之間就可以傷害、侮辱、整肅他人,其手段則是「檔案」;連毛澤東都有一個小檔案櫃,藏著諸如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彭德懷的黑材料。

「當謠言繼續四起的時候,我感到被指責的迷霧包圍,沒有辦法證明自己的無辜」──柴玲直到二十年後還沒法證明她的「無辜」,她「人生的雨季」其實一直就是這兩個字──所以,她第一次在紀念碑下聽演講提到「為甚麼黨有我們的個人檔案」,有茅塞頓開之感。「革命禁忌」一瞬間就被打開了,無論她是不是「職業革命家封從德」的妻子,她都會「參加革命」的。五月十四日所謂「十二學者上廣場」那次,在沸湯的夜色裡,我們一行人被兩排學生手拉手地護送到紀念碑下,我身旁有個女學生,戴頂網球帽,身材嬌小,有點特別,我就記住了她,逃出中國後才從「八九六四」的影像資料中再次辨認出來,她就是那個倔強的總指揮。

其實原始恐懼一直陪伴著柴玲,比如私下接觸的那兩個「舉止麻利、穿黑西服」的男子開車送她回北大,她疑心自己會「人間蒸發」;餓昏了被送進醫院,她也很警惕被注射別的藥物(畢竟是醫生的女兒);很弔詭的是,她卻一點都沒有共產黨逼急了會動兵的概念(也許就因為是軍人子女)。所以,廣場上的學生們,對地安門鄧府裡「垂簾聽政」廢黜一個總書記的「高級政治」,毋寧是麻木冷漠的(這正是「原始恐懼」的變相)。

她的「革命家」機智,也更像一個女孩的聰慧、靈秀,如最初情切切尋找封從德到二十八號樓秘密會議中,以「溫柔的女性聲音」擺平一群臭小子;靜坐低潮之際感性演講鼓動絕食,並草擬極具感染力的「絕食書」;戒嚴令一下,馬上運作結束絕食(卻令「革命丈夫」封從德咆哮失態)。但她政治上的幼稚,跟「絕食總指揮」角色很不相稱,如視共產黨為鐵板一塊,也看不出趙紫陽與李鵬的區別;她很智慧地提出「對話和平反動亂」兩個訴求,卻絲毫不覺得趙紫陽殫思竭慮上奏鄧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論」的努力,跟學生有何相干;也不懂閻明復為甚麼無權給學潮「定性」;甚至大軍圍困之下,她竟然還對侯德健說「趙紫陽的軍隊會站在我們這邊」......這些,又在後來全都成為她委屈的源頭。

倖存者的十字架:「血流成河」

「柴玲是她自己坐船來的,」司徒華回憶說;「黃雀行動」始終沒有找到這對「革命伴侶」。我自己逃亡了一百天,對柴玲的逃亡敘述,自然感同身受,非常具體而微地懂得她十個月裡的每一種焦慮、望眼欲穿和絕望,要是輪到我去捱他們那份罪,可能就瘋掉了。

柴玲逃出來以後,一直為「不撤退」死硬辯護,又叫我失望。但是,六四屠殺的後果很冷酷:「屠城派」在高壓維穩之下實現「經濟起飛」,導致公共輿論「柿子揀軟的捏」。中文語境裡一派聲討學生「不撤退」,追究責任,偏又相逢網絡興起,於是「語言暴力」氾濫成災。更不幸的是,五月底柴玲曾讓一個叫金培力的美國學生,錄下自己的一段遺言,語無倫次地講了一通甚麼「血流成河」的話,後來不僅使中共如獲至寶,也成為批評聲討者最王牌的「證據」。她已經到了「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地步。

這種討伐,頗讓我想起意大利電影《天堂影院》導演朱塞佩.多納托雷的另一部Malena(中國譯作《西西里的美麗傳說》),馬麗娜是一個失蹤軍官的遺孀,小鎮麗人,當戰爭壓抑了所有人的慾念,她的美貌卻成了鎮上唯一可以任人獵取的尤物,男人垂涎她、女人嫉妒她,她越是潔身自好則越是刺激眾人的獸性,一次轟炸奪走她父親,她只有去當妓女接待德國兵為生,戰敗之後全鎮人拿她出氣、當眾羞辱,等於全鎮人都強姦了她一次而獲得滿足。這部電影解剖西西里人「劣根性」之犀利、深刻,幾乎可以媲美魯迅。

柴玲則被逼出了自責:「為甚麼我沒有預見到大屠殺?為甚麼我還活著?」在九十年代普林斯頓時期,她有一次打電話給我,說波士頓那邊有一群人把吾爾開希叫去「清算廣場激進主義」,開希要她也過去「揭發李錄」。

「他說我要不去,他們就把我撂出來,你說我怎麼辦?」

「揭發人的事,得你自己決定,別人沒法替你拿主意。」

我有點避嫌,絲毫不敢鼓勵她這樣或那樣,只任她獨自去面對。即使到了這一步,柴玲還一直守著一個秘密:「血流成河」這句話,其實是她從李錄那裡鸚鵡學舌來的。

打碎性別偶像:封從德、李錄

到此便引出一個問題來:柴玲的「革命經歷」中,一直有兩個男性主宰著她,封從德和李錄,雖然他倆都是她的副指揮,但她崇拜他們,對他們言聽計從,甘願被他們控制。比如,封既是她仰慕的偶像、革命家,也是「咧嘴一笑」的男孩子,她在「北高聯」籌委會「做秘書、跑後勤」,自己承認「我做的這一切都是出於一個忠實的妻子對她的丈夫的奉獻」,儘管封認為她只有「小女人的觀點」,而且一選上「北高聯」常委,馬上就把「自己老婆」開除掉。直到那一刻,柴玲才聲稱「一個全新的、獨立的女子也誕生了」──這是一連串多麼活靈活現的「性別語言」,但是柴玲告訴我,她甚至在書寫時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然而,後來李錄一出現,柴玲又成為一個附庸。她很多次寫到李錄「清晰的頭腦、鎮靜、有決斷力」,但是讀者從她的筆下看到的李錄,正是反對撤退最堅決的人;她寫到軍隊被北京百萬市民堵在四郊時,五月二十七日李錄說:「我們實際上是在等待一場鎮壓,只有到廣場上血流成河的時候,百姓才會聯合起來推翻這個政府」──後來她在遺言中引述了這句話,生動地顯示柴玲缺乏自己的語言來描述「廣場處境」,不得不說李錄想讓她說的話;匪夷所思者,又在六月四日清晨學生撤出廣場的途中,李錄緊緊拽著柴玲:「太糟糕了!咱們回廣場去吧,學生領袖一個都沒死。」柴玲這本書寫了很久,寫到最後她終於不再「掩護」李錄。

我至今不懂,為甚麼別的學生領袖並無自責──封從德有沒有難說,李錄則沒有,他早就預見到大屠殺,他成熟得跟我們這一代人沒區別──而只有柴玲痛苦不堪?只因為她是一個女性?她更善良?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柴玲最終釋放痛苦,跟她打碎了那兩具「性別偶像」,必定相關。

雖然平實地說,任何一個學生領袖,無論理性的還是激進的,對死難者都沒有責任,但是外界的聲討,終於逼得他們必須清清楚楚地分擔起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實在是一個中國式的悲劇。

「吳建墮胎案」的隱喻

柴玲這本回憶錄,充滿了「性別話語」,幾乎是一個女孩在性別歧視嚴重的中國環境裡的成長史,其中也包括了她對父親權威及其歧視女兒(不是兒子)的反抗。在她筆下只有兩個女人不令她畏懼,並愛入骨髓:奶奶和媽媽。

然而,柴玲的掙扎路徑,卻顯示了政治話語「廣場責任」徹底壓倒性別話語的曖昧;而她的救贖,又經由了尋找耶穌的奇遇,所以回憶錄最終結束於近乎是福音話語。這當中有一個細節,特別具有象徵意味,值得一書。

九十年代末柴玲從中國人視野裡徹底消失,她默默修完哈佛NBA學位、協助父親妹妹弟弟移民落腳、創辦「尖子班」公司、特別是遇到了鮑勃而結婚成家,然後在六四屠殺二十週年之際,她自覺找回了自己,借方政來美國的機緣,重出江湖,但很快又在那個「血流成河」的非議中,精神瀕臨崩潰。

這時,她偶然踏進一個反對強迫墮胎的女權領域,在國會聽證會上聽到吳建的故事,一個未獲准生證的中國孕婦,被拉到醫院,先用注射未弄死胎兒,接下來乾脆將其剪成碎塊。柴玲聽後幾乎被轟毀,「她的描述將我帶回了六四晚上的無助和痛苦......我知道它觸動了我內心最深的地方」,她想起坦克開過來時的感覺;想起自己十八歲時在家鄉一個診所裡的第一次墮胎;也想起在巴黎做掉了她跟封從德的那個孩子,因為他們已經形同陌路,她甚至還挨了封一巴掌。這個孩子活著的話,該二十歲了......

吳建故事提供了一個契機,使得柴玲進入到自己「內心痛苦、悲傷、無助的隱藏地」。只有在那裡,她得以隔開距離、在更深度的含義下,重讀「屠殺」──那剪碎的嬰兒,正是天安門廣場上學子們被坦克碾碎的拳拳報國之心;同樣的,她也得以重讀自己墮胎的全部含義──女性在中國無論是被「一胎化」強制墮胎,還是制度性因素令青少年性知識闕如,一次墮胎就是毀滅女性的一部分生命。墮胎是屠殺的另一種形式。

恰好給柴玲遇到的這個機緣,具有基督教背景,她自然視為上帝的恩典。不僅中共拒絕她,中國人也對她關上大門,所以當耶穌向她開門(也包括鮑勃出現)時,她就進去了。在基督信仰裡,她找到了往昔所無的懺悔儀式,使得她可以借由懺悔墮胎,而將她對天安門死難者的負疚一道在上帝面前卸下。她終於走出「看不見的精神監獄」。

假如把話題引往更深處:屠殺與墮胎這兩件不相干的事情,為甚麼到基督面前,會產生相關的含義?我想這涉及到終極意義。屠殺自不待言,屬於滅絕人性,只能在終極層面討論它;墮胎的含義,因為涉及生命的界定,雖然更複雜,但在母親一端,「從身上掉下來的骨肉」,已經跟母體的生命、意識、精神相連,再也不可能切斷了,只不過人們不在潛意識裡便無感覺。

對此,我妻子傅莉也有她自己的經歷。九三年我全家遭遇車禍,她頭部受重創,一度失去記憶。在無時空的恍惚中,她告訴我,她難產時死去的一個兒子,還有她僅有的一次墮胎的那個孩子,竟然都來找她了。柴玲讀到我們這個故事,非常震動,極度痛徹於自己竟失去了四個生命。然而,這種境地並非人們可以隨便踏入,常常要靠超越性的力量來提舉,基督信仰便提供了這樣的平台。很可惜我並未得著信仰,也許對柴玲的這種解讀是言不及義的,但可以肯定一點:若非她是一個女性,她便不可能找到這條路徑。

或許過去的柴玲只有一點善良,否則她不會那麼痛苦。但是當她自己獲得了救贖,她馬上知道與其自艾自怨,不如為更不幸的人做點甚麼,這是她找到的「自由」含義──「女童之聲」是她新的事業。她把自己的回憶錄題為《一心一意向自由》(A Heart for Freedom),選作封面的那張照片,是一個眼神裡依然滿含憂鬱,恐懼猶存,但堅毅已然壓制不住的柴玲。這個封面令人叫絕!

《柴玲回憶:一心一意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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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開放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November 7, 2011
关键词: 柴玲 柴玲回憶:一心一意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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