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1960年代家喻户晓，当时媒体报道的情形是这样的：1964年2月9日早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飘着雪花，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代父出门放牧。近午，天气突变，西北风卷起大雪漫天狂舞，羊群顺着风拚命逃窜，姐妹俩拦堵不住，只好跟着羊群奔跑，越跑越远。因极度疲乏，姐妹俩在冰天雪地里睡着了。深夜，龙梅被冻醒，羊群、妹妹都不见了。她爬起来，一路走一路喊，走了两三里，才找到玉荣和羊群。姐妹俩跟着羊群继续前进，同风雪搏斗。第二天拂晓，她们已走出70多里，离白云鄂博车站不远了。这时的玉荣，走丢了一只毡靴，光着左脚。姐姐刚要脱下自己的毡靴给她穿上，玉荣却颤抖着催促：“羊又走远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快去拦羊呀。”这时龙梅也快冻僵了，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往车站方向走去。
白云鄂博火车站出来迎接客车的扳道员王福臣看见了龙梅，连忙把她带进板道房，用雪替她搓揉两只冻僵的手。龙梅渐渐暖和一些，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经没靴子了。”张仁贞立即电话通知值班员，接着铁路职工们便四处去寻找孩子。张仁贞、王振山越过两座雪坡，在离乱石坡不远处发现了俯伏在雪地里的小玉荣。两人轮换背着玉荣跑回车站，又将玉荣送到矿区医院急救。经过一场抢救，两人终于醒了。龙梅立即问矿区党委书记：“我的羊还在不在？”书记回答说：“羊没事，你放心吧!”
后来，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上了小学课本，被编成京剧、舞剧、动画片。目前龙梅是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政协主席，玉荣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
不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与事实真相有一定距离。那天姐妹俩代父放羊，实际上是父亲跑出去喝酒，把羊交给了两个小孩。发现并营救龙梅和玉荣的不是王福臣，而是被管制的牧民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被救过来的龙梅，还对哈斯朝禄父子说了一些感激的话。由于哈斯朝禄属于管制分子，媒体报导时就将目睹了这一切的铁道工人王福臣作为解救小姐妹的功臣，而哈斯朝禄则是被将功折罪，不见报不表扬。随着文人的加工，草原小姐妹的故事融入了阶级斗争的内涵，哈斯朝禄从一般管制分子升格为舞台上的偷羊者、杀人未遂的反动牧主白音（白音，蒙语地主）。
文革期间，哈斯朝禄被根据文人加工后的形象关进监狱，罪名是他要强奸龙梅和偷公社的羊，龙梅甚至还在万人批斗大会上指控她的救命恩人。玉荣觉得这样做愧对良心，选择了沉默。当时的知情人士都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敢说出实情。直到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区团委才下文将哈斯朝禄确认为抢救小姐妹的第一人，并将所有强加于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全部去掉，建议奖励、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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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富农，解放前雇过长工、短工，但雇的人都是亲戚、朋友。我爷爷当家的时候，雇的长工都是他的堂兄堂弟，就是说他和长工是一个爷爷的孙子。虽然我爷爷名义上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和长工们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从来没有尊卑之说。土改时我家被整惨了，我爷爷都快被折磨成神经病了，一直到现在都胆小怕事。生产队最苦最累的活都少不了我们家的人，队长、书记、贫下中农对我们家的人动不动就无端指责漫骂。我父亲上学时成绩不错，可惜因为成分问题，加上我爷爷已经被折磨得草木皆兵，坚决不让已经小学毕业的我父亲继续上学。唐山地震后，我们村接收到的救济物资，都是贫下中农挑剩下后没人要的东西才轮到我家。     Si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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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我和交建科砂土石管理所的几位同事一起进入沈阳市于洪区五七干校。我们这个所是一个很边缘化的股级小事业单位。觉悟高、能力强的不来，来的多是政治不可靠或被认为觉悟不高、能力不强的人。原来不打算让我们进干校，后来因为有“斗批改任务”，我们才“有幸”进干校。迹象日益明朗，那“斗批改任务”原来是针对我的。我被禁止参加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文件的全体学员大会，干校领导小组还发布了一个二号通令，要求有“里通外国”行为的人立即交待问题，交出电台等特务工具。
有一天，我吃完晚饭去刷碗，在“自助”刷碗的大锅上方出现一张大字报：“孙宝镛，你必须交待，你是不是苏修特务！”最初的恐惧过后，我反而出奇地平静。我最害怕的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整我，这张大字报给我报了信，我立刻转回卖饭口：“再加二两。”人们奇怪地看着我。高粱米小豆干饭真香！吊着的心放下来了。——他们的网撒得太大了！当然，若把我打成苏修特务，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胜利。我虽然有过两个苏联朋友，可她们都是和我一样的中学生。莫斯科那个，毕业后就不再通信了。乌克兰那个，信通到普通百姓知道中苏关系恶化。那是中苏友好的年代，通信是学校组织和提倡的，怎能和苏修特务挨上边？
这张大字报也是冲着我们的班长（干校是军事编制，干部都称为班、排、连长）王永山来的，是在给他施加压力，也是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王永山是我们所的一般干部，高个，长脸，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他家三代贫农，又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但不善言谈，也不会看领导脸色行事，所以当不上比班长大一点的官。星期一我早早回到干校，把一包苏联来信交给王永山。这时候别人还没来，我说：“永山，请你把这些信交给干校领导小组审查。”我压低声音说：“你必须揪我，斗我！我不会怪你的！你为什么要为我担这么大的压力呢！”他仍旧是憨厚地一笑：“我是班长你是班长？——我心里有数。”
各连排班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轰轰烈烈，小号（牛棚）已经人满为患，王永山好像没什么感觉，还是按兵不动，我都有点着急了，反倒替他捏把汗，连领导却等不及了。他们促不动王永山，决定把我们排和二排（卫生科）合在一起开我的批斗会。二排的主持人要求我交待问题，我就“交待”和苏联学生通信的事。那时开批斗会，很少让被斗的人讲完话，往往是挨斗的人只讲几句，“义愤”的革命群众就大呼口号，接着就开始批判，要求交待问题，触及灵魂及皮肉。我想，一顿胖揍是躲不过去了。
我们班的人坐在我周围，也不发言。这在那时候很罕见。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自保是第一要务。积极揭发和批斗阶级敌人，是自保的最好方法。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又是一条严重罪状。我们班以王永山为首，“阶级觉悟”太低了，他们对摆在自己身边的一个大号阶级敌人竟无动于衷。我知道，我们班的人虽然都看着自己眼前的炕席或地面，但他们的心都在看王永山。我确切地感觉到我的一左一右坐着两个重量级的人物。
我们班的人态度暧昧，反倒助长了我的气焰，竟敢反驳革命群众的发言。二排的史副排长在我交待完苏修特务问题后发言道：“你说话这么流利，你受过什么专门训练？”我想，这是往特务这条沟里带我。我非常平静地说：“从1947年9岁开始，我就生活在哈尔滨，那是解放区。我的历史是连续的，大家可以查。”我的意思是，我哪有时间去受特务训练。其实，二排多数是医务工作者出身，知识分子多，他们也不擅长武斗。这次会无果而终，我再次全身而退。我始终不明白，史排长的发言，是批我，还是夸我？
我身边的这两个重量级人物，一个是吴庆升。1937年，我还没出生，老吴就参加革命了，所以被称为红军干部。老吴中等个儿，红脸膛，爱说爱笑，唐山口音，总跟人说：“你看，我左腿比右腿短，枪打的。”我们看不出他瘸，但他身上疤瘌确实不少。据说，解放战争时期，他还当过几天某县的县长。革命胜利后，他因为没文化、革命意志衰退和阶级觉悟不高，只能当砂土石管理员，连股级干部都不是，但从来没听他抱怨过。
对于他的阶级觉悟不高，我深有体会。家父解除劳动教养后，在教养院就业，当电影放映员，但还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他利用回市内换片的机会，买了一些廉价材料，给我装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可是个稀罕物。我带着它到单位听新闻，大家觉得很新奇，老吴也挺喜欢。有一次，他一定要到我家来看看。因为政治上差距太大，再者我家很寒酸，我不想让他来。我的工资只有37.5元，家父的工资只够他自己吃饭，所以，我们家真的没什么好看的。一天下班回家，我下了公共汽车，老吴已经推着自行车在车站等我。我没有办法，只好带他到了我家。恰巧家父也在家。我不知道如何向老吴介绍家父，干脆不介绍了，只对家父说一句：“你回来了？这是我们单位的老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老吴竟然把不比他大多少的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家父叫大叔，并且毫无芥蒂地和家父唠起了他正在放映的一部电影。临走时，老吴说：“大叔，小孙这台半导体收音机，我太喜欢了，就卖给我吧。”家父忙说：“喜欢你就拿走！我自己装的，怎么能卖呢。”“这是70块钱。”说着他就掏出已经准备好的一卷钱，撂到床上，转身就走。为了这个10元都不值的半导体收音机，他竟然撂下70元，而他每月的工资也只有78元。我拿上钱追出去，他正片腿上车，喊一句：“在班上千万别提这事！”我没有自行车，追不上他。当时，我只是以为他同情我经济上的困窘。干校的二号通令贴出来要追查我的电台的时候，我才悟出他的政治动机。
坐在我另一边的是崔俊高，大高个儿，一张口说话，活脱脱一个山东大汉。他1944年参加革命，属于抗日干部，原是部队的营长，后来交个女朋友，是一家地方医院的大夫，很漂亮。领导以组织的名义找他谈话，告诉他，这个人家庭出身有问题，他不能找这样的女人结婚。老崔不肯听，领导说“你要听组织的”，老崔说：“我一辈子都听组织的了，这一把组织就听我的吧。”这样的阶级觉悟，当然也只配来当砂土石管理员。老崔看我有点萎靡，就对我说：“小孙，把腰挺直了。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天塌了，还有大个儿顶着，你年轻轻的，怕什么。”
这两个人虽说不被重用，但他们资历太老了。他们既不是走资派，又不是黑五类，成份和出身，没法再干净了，所以干校和连排干部，谁也不敢得罪他们。有这两个人和差不多全班人罩着，难怪有人说我态度有点嚣张。
我们排另一个班是手工业科。于洪区是农业区，那时手工业份量不重，所以这个科在政府机关里没什么地位。但我觉得他们人都很好，都很年轻。郭书堂例外，他差不多是二班年纪最大的一个，见谁都点头哈腰，我有点看不惯，甚至觉得他的名字都有点陈旧。
1969年9月，家父母被遣送下乡，到法库县。作为他们的独子，我不能不送。便向连长请了假，送他们到了目的地。第三天早晨回到干校，和往常一样，全排在一起学习，大部分人都坐在板铺上，背靠着行李卷。郭书堂也爬上板铺，坐在我的旁边。过了一会儿，他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问我：“小孙，你看这个字念啥？”我的心情很不好。父母被安排住在一个老地主婆的北炕上，那老地主婆七十多岁了，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儿子还在监狱里，生活不能自理也得自理。普通下乡户有建房补助，我们是被遣送下乡的反革命家庭，什么也没有，这一冬怎么过，明年怎么过。我满心满腹都是这些问题，哪有心思告诉老郭那个字念什么，所以看也没看，便把他的笔记本一推：“我不认识。”“你看看嘛！”他强把笔记本推到我的眼前。我一看，头发都炸起来了。那不是一个生字，而是一段讲话记录：“周副连长：孙宝镛不请假就离开干校，还拐跑了一个军官家属。”前半句不可怕，连长亲自准假，他不会不承认，这后半句可要命了。
周副连长说被我拐走的军官家属，是手工业科的任福华，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年级肄业，圆脸，大眼睛，体态轻盈，待人热情友好，丈夫是空军的一位团职干部。我感觉到她对我确实有一定的同情，但是说我能拐跑她，那也太恭维我了。我是一个找对象都困难的黑五类狗崽子，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目标！巧的是那天她也离开了干校，但和我毫无关系。不久，透过干校办公室的窗子，我看见任福华向军代表大发雷霆。听说周副连长乖乖地给任福华道了歉，而对我，则不了了之。谁能给我道歉？我压根儿“不知道”。谢谢老郭，冒着极大的危险给我通风报信，使我得以准备应付各种可能，避免和这件事挂上边，更避免了因冲动而犯错。
一天，劳动收工后，我到工具房送完工具往宿舍走，身后听见有人厉声喊道：“孙宝镛，站住！”我听出是任福华。“一会儿，我们宿舍的三个女同志，要开一个批斗会，批斗你。你必须在半小时后，准时到场！”
她们这是卖的什么药？要报复？也报复不到我的头上，我是无辜的呀！要对我武斗？不至于吧。我找到房号，敲门。“请进。”天哪，还用了“请”字！真是深不可测。三个人都在。除了任福华，另一个是统计科的小史。今天看，三人绝对都是美女，但那时思想不敢有一点跑偏。冷静一下，我注意到，屋里飘着一股已经久违了的清香。我的鼻炎很严重，平常闻不到什么味道，这次却闻到了，可见香味有多重！屋里，火炕边有个地炉子，炉边有一个家用大号奶锅，香气从那里直奔我的鼻孔。我强制自己把视线挪到地中间，毕恭毕敬地站在门边，三个女人几乎同时低声笑起来。
任福华把唯一的一把椅子挪到炕边：“还不坐下！”从三个人脸上看不出一点恶意，我便迟迟疑疑地坐在椅子上。任福华把小锅从地炉子上端到我面前的炕沿上，揭下锅盖，命令道：“把这锅粥吃光，这是你今天的任务。我知道你是个大肚汉！”我环视三人，她们的脸上全是微笑。我认定这不是梦，也不是恶作剧，便也回应了一个微笑，把炕当饭桌，大口吃起来。我不爱出汗，今天却真的汗流满面，一是屋子热人心热粥热，一是在三个女人的注视下饕餮，脸也不可能不热。粥香的诱惑太强烈，那时每人每月只供应二、三斤大米，我上有老下有小，偶尔喝上一小碗稀溜溜的大米粥，也只能作窝窝头的佐料。我敢保证，在我的感觉中，这一次的粥香是空前绝后的。我出色地完成任务，一个饭粒也没剩。
我们每天除了开会斗批改、学习，就是沉重的劳动。春天，我们的任务是为附近的公社修整排水沟。那是一片高地，为了能让稻田里的水排出去，沟很深。在外面看不到沟里干活的人，只能看见一坨坨的土飞出来。我们在沟里的人也看不见岸上的人，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一锨土甩到岸上，劳动强度非常大。很多人开始的时候还好一点，甩几锹之后，就再也甩不上去了，或者仅仅甩到岸边的坡上。我原来是个文弱书生，考上高中那年，体育老师进行四项体力测验，我竟然三个2分，一个3分。如今我已有七年农场劳动经历，多重的活没干过？当年大跃进，深翻地，打深井，人拉马车，夜战，我的体魄已经锻炼得相当强健。眼下这点活，对于青春年少的我，已经不算什么。
我最大的烦恼是特能吃，每月32斤怎么够？吃粗粮好办，开饭的时候，我只要坐在显眼的地方，肯定有人过来：“小孙，我吃不了，帮帮忙。”那时，干校里吃不下饭的人很多。糟糕的是星期六这次改善生活，虽然要用细粮票，每人也只限六两，我根本吃不饱。那些吃不了的人，也留着下顿享用，不肯送人的。我对食堂管理员说：“老张，这也不够吃啊？”他很惊讶：“什么？这么大的包子，六个还不够？”“真不够。”“供不起你了！那我可没办法。细粮卡得很紧。”我想出一个办法：“老张，你看这样行不：你先卖我两个窝头，然后我再买六个包子，咱们当场解决战斗。”“窝头可是凉的。”“没事。”我先用四两粗粮票买两个窝头，吃完后，又用六两细粮票买六个包子，当场大嚼起来。这包子半个拳头大，真叫香！就像嗓子里伸出个小巴掌，不等我细嚼，就把包子拽到肚子里了，旁观的人就就像看猪八戒吃人参果，都看傻了。老张对炊事员们说：“今天我说了算。以后星期六改善，小孙主食不限量。但是可得交细粮票啊！”
有一次，收工回到干校，我因帮助整理工具，到食堂晚了，卖饭口的炊事员已经撤了。“还能卖给我饭吗？”我问。谁知周副连长也在场，他冲炊事员说：“卖给他，生活上一视同仁嘛！”我说：“周连长把话说全嘛！”他怔怔地看着我。我说：“你这是一副对联。但你只说出了下半联。”他还是怔怔地看着我。我说：“这句话完整地说出来，应该是：政治上两样待遇，生活上一视同仁。”大家都笑了，纷纷过来给我拨饭，Z副连长狠狠地瞪我一眼，在一片哄笑声中转身走了。其实周副连长并不是根红苗正的那一类，文革一开始就有大字报揭发他，在农大毕业前被划为极右。因为他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站队又站对了，所以在他身上体现了政策，被委以重任。
第二天收工，我又是最后一个爬出深沟。我去拿外衣，这么重？打开衣服，一个白纸包险些掉到地上。打开纸包一看，天啊，高级点心！我扫一眼四周，见无人注意，赶紧转过身，穿上外衣，把纸包揣到衣袋里。那包点心，每块大约有巴掌长，两头宽，当间窄，背面是平的，烤成金色，正面是乳白色，粘了一层晶莹反光的砂糖。这种点心，在商店见过，但每次从糕点柜台过，我总是绕开，因为又馋又没钱买，那滋味真不好受。给孩子买过点心，但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我的嘴里很快变成了万斛泉源。 是谁给我的点心？我首先想到了任福华。“拐跑”事件后，她越来越公开地对我表示同情。也可能是昨天晚上看见我奚落周副连长的人，我确实让他们很开心。也许是那些从来不对我表示关心但从来不伤害我的人。在那特殊的年代，善良和关怀也不得不掩藏起来。
我所以敢斗胆奚落周副连长，是因为干校的斗批改已近尾声，我已基本安全上岸。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被打成苏修特务，并不是因为找不到证据，在那“群众运动”的年代，定罪是不需要证据的，再说制造任何证据都很容易，而且证据可以无限上纲。那是一个“有罪推定”的年代，你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等于有罪。即使你能够证明自己无罪，也可以认定你有罪。1982年家父获得平反时才知道，定他为军统特务的证据，竟然是一份明明白白证明他没有参加特务活动的证词。我得以逃脱劫难，完全是因为我们班，我们排，甚至我们连的同志们的庇护。
弹指间，已经过去四十年，我从当年的壮小伙变成了古稀老翁。干校里那些狰狞，早已淡忘，可是点点温馨记忆，特别是和吃有关的这几件事，却越来越清晰。它告诉我：大爱长在，人性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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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地主，因为我家勤劳节俭，也不抽大烟，慢慢积累了一些财富。有些邻居好赌，被债主追上门来，愿意把土地卖给出价还可以的我们家。到解放时，家里有几百亩土地和几片山林。爷爷临死前说过，他年轻时，比一般农民都能吃苦，去四川做买卖，他挑的担子比谁都重，赚点钱从不乱花。农忙时，全家都上土地干活，舍不得花钱请长工。农闲了，女人们在家纺线织布，男人出门做小生意。土改一来，那些赌鬼、好吃懒作的，摇身一变成了贫农，我们这种老实从事生产的人家成了地主，子孙后代遭连累。我那可怜的爷爷，解放前为置家业累死累活，解放后为贫农们犁了半辈子水田。但也怪，被斗争了几十年的老人家，越活身体越好，活了90多岁。他去世前两三年，我告诉他，总有一天，土地还会私有化，还会允许买卖，他让我别乱说，不要让别人听到。我外公也是地主。外公有侠义之气，抗日期间带领几百人去陕鄂边境修公路，一个民工得病死了，外公带几个人，把尸体几百里抬回家。十多年后，外公成了剥削农民的反面典型，差点被整死。我爸爸小学连跳几级，上到初二，被大队干部命令回家劳动，挥泪了告别学堂。地主的子女们大都胆小怕事，被整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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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春天，中共九大，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永远开除党籍，同时林彪在新党章中被确立为毛的接班人。九大结束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县糖烟酒公司召开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大会，上级规定，一个都不准缺席，生病也得参加，否则就是对现实不满，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忠。
一个李姓的南下干部，由于生病，稍迟到，当场受到造反派头头严厉训斥，几乎替代刘少奇成批斗对像。大会开得热火朝天，“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口号声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满脸怒气的革命群众按照既定的顺序一个紧接一个轮番上台表演，每一个都手舞足蹈、口沫横飞，歇斯底里地表忠心，声嘶力竭地呼口号。破旧的会议室屋顶，尘土带着蜘蛛网不断震落下来，弄得大家灰头土脸，好不狼狈。
批斗会本来没有老李什么事，他只要跟着大家举举手、喊喊口号就行了，谁知他因为迟到，心底不踏实，生怕造反派找他麻烦，为表忠心，未经请示擅自冲上主席台带领大家呼喊口号。本来这也没什么，当年这种情况很普遍，为了表忠心，大家甚至六亲都可以不认，可是老李这次偏偏运交华盖，台上口号还没喊完，就直接被送进监狱。
李某上台后，按惯例向毛像鞠躬致意，然后振臂高呼革命口号。起初一切都很正常，但不久老李因表忠心切，连连发生口吃，在大喊一声“打倒刘少奇”之后，停顿了一会，紧接着便喊出一句惊世骇闻的“打倒林彪！”这还了得，顿时会场像炸了锅。几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的群众立即冲上主席台，将老李结结实实捆起来，像踢皮球似的拳打脚踢。台下的革命群众个个怒目圆睁、气愤填膺，雷鸣般的“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李XX！”、“千刀万剐李XX!”的口号声响彻夜空。在场的人都知道，老李这明显是口误，可当时的环境不允许这样推断。当晚，李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几个月后公检法以妄图打倒林副主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1971年913事件之后，照理说李应无罪释放，可是官方却说，林在台上时，喊打倒他是完全错误的。老李仍然被继续关押，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得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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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邻居姓方，是地主成分。文革期间兴起挖地主家银子的运动，方家院墙外，也是我家院墙外，就像今天的一个形象工程，天天挖，夜夜干，挑灯夜战，换人不换班，前后干了一两个月，总算有了收获，挖出一个老罐子，里面有几锭银子，也就是现在电视里常见的那种银元宝。罐子当时就被敲碎了。真是可惜了那老罐子，不然到现在也许比那几锭银子还值钱。地主们当时埋银子时，也是费了苦心的，把银子装在罐里，再封起来，埋入地下五六米深的地方，地面上什么标志也没有，只记个大致位置。这给挖银子的人造成很大困难。为了一罐银子，往往要挖四五处地方，甚至挖更多的地方才能找见；挖的范围又很大,往往是8-10米见方、深5-6米的深坑。社员们也热衷于干这些新鲜热闹的事，反正有生产队记工分，干他几个月不在话下。挖的大坑也不回填，夏天大雨，水流满坑，形成一个个小型涝池，我们就在里面戏水玩闹。当时大队李书记从黑色的人造革包里拿出银锭，站在土堆的高处向围观的人群展示。后银子上交到公社，就再无下落。九十年代后期，一次回家探亲，方姓地主还咨询我这事，问当初挖他家银子是不是对的，现在能要回来吗？虽然我是搞法律工作的，我却无法回答这一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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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芙蓉江边一个小场镇上。祖父吴克勋与祖母生五子，在弟兄五个即将成人时，祖父病故。按照祖父临终前请阴阳先生看的地进行安葬，结果不到一年，二叔、三叔、四叔接连去世。又过一年，两位大母（丁氏和江氏）先后赶往阎王殿。短短两年多，家里死了六口人。父亲吴振伦是五兄弟的老大，初长成人，祖母是妇道人家，生活一时难以为继，只好靠卖田土和房屋还账过活。到最后，房产地土全卖光了，就租别人的烂房子住，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父亲与母亲牟世英结婚后，先后生下哥哥吴家国和我。经父亲多年努力，家道重新振兴，父亲又被推举当了两年保长。一九五一年土改，我家被划为地主，父亲被劳改两年，五叔吴振虞被划为贫农，祖母随五叔，也是贫农。
一九五一年解放时我未满八岁。我家被迁往原地主家的破房子住，妈妈安排我天天放牛，割猪草。邻街大大小小的小孩都陆续到洛龙小学读书了，只有我还整天在山坡与猪草打交道。我是多么羡慕那些读书子弟啊，曾多次请求母亲送我上学。后来街上办夜校，母亲看我读书心切，就去我和哥哥报了名。外祖母东拼西凑找了一点儿桐油和灯草，我和哥哥晚上就可以高高兴兴端着桐油灯上夜校学习了。后来不知何因，夜校停办了，我感到有些失望。
  一九五三年父亲刑满回家，家庭生活渐渐好转，我向父母提出上学读书，他们满口答应。八月下旬，洛龙小学的招生广告贴出来了，凡年满七至十二周岁的儿童，不论家庭成分，均可报名入学。我向父母要了钱，与本街的同伴一道，满怀信心去洛龙小学报了名。几天后，招生榜贴出来了，我们一路去的伙伴们名字都上了榜，唯独没有我的名字。我跑回家，抱住母亲哭了一场。母亲毫无办法，只好安慰我：“今年不行，明年再去吧。”
  一九五四年八月下旬，学校的招生广告又贴出来了，招生条件没有改变。我还差几个月才满十一岁，不超龄。我又向父母要了钱，和邻居几个伙伴一道去洛龙小学报了名。几天后，招生榜贴出来了，我去看，看来看去，榜上仍然找不到吴家树这个名字。又过几天，我亲眼看到乡下和本街的地主富农的孩子也都经我家门口去学校读书去了。为何单单我不能上学读书呢？
一九五五年八月，学校的招生广告又贴出来了，父母拿钱叫我去报名读书。由于前两次的遭遇，我有些恢心丧气，只因我读书太心切，还以为有一线希望，才依父母，接过钱，第三次去洛龙小学报了名。又过几天，招生榜又贴上街。我急忙跑去看，榜上依旧没有我的名字。我跑回家，丧心地大哭一场。我想，入学真比上天还难啊！谁知道三进学堂门而不许的滋味？后来，有人来劝我，说是因我超龄，其实，那时我还差几个月才满十二周岁，超什么龄！
  由于三进学堂门都未成功，我心灵深处遭受沉重打击，便基本上安下心来在农村放牛，或劳动。进初级社的时候，生产队看我人小，安排我每天放一头牛，一天可得四分。后来到了人民公社，叫我放两头牛，每天还是四分。大人一天可以评一个劳动日（十分）。我上学读书的心仍然未死，常常在梦中大喊“我要读书”。母亲看到这种情况，才想方设法找亲邻朋友帮忙。一九五七年正月初，趁拜年的机会，母亲领我到在南县沟关口民校教书的三位亲朋家，最后商定：先送我到关口民校读书，一学期后再转到洛小。
一九五七年正月十九，我读书的美梦终于实现。我家离学校十多里路，山村小道，上上下下很难走，雨天山陡路滑就更不用说了。可是由于我求学心切，感到无所谓，只是在路上遇见很多人，听到不少风言风语，一些人用歧视的眼光看我，议论我：“这个地主儿门口就是学校不去读书，那么远来我们民办学校读书。”一九五七年八月底，我终于转学到洛龙区中心小学（洛龙小学）。 
 

1940年，日本鬼子把我们村从老村赶到现在的居住地建立新村，我家分得长28.5米、宽26.5米的宅基地，建有坐北朝南正屋五间，朝西横屋三间。共产党搞土改时，祖父孙家梁被划为地主分子，没收房屋五间半，留下两间半居住。1958年大跃进，我八岁，村干部把我们一家人赶出我们的院子，把我家五间正屋打通，成为一间大厅，用作公共食堂，后又作托儿所、幼儿园，1959年大饥荒又改作水肿病房，此后还作商店、大队办公室用。1961年，村干部让我们搬回原来的横屋居住。
1963年我考取莺歌海初中，平时住校。当时开展四清运动，有一次星期六回家，家里看不到一个亲人，我就到处打听家人的下落，可是向谁打听都没人敢回应，连我的堂兄弟和我外婆家的人都不敢搭话，只好自己满村找，最后找到父母，远远就扔下书包，投进父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哭着哭着，贫协会来人呵斥：“是你们不服吗？今晚就点起汽灯打篮球。” 打篮球是批斗黑五类的一种方式，点上大汽油喷灯，很多人围成一圈，被斗的人在中间，批斗的人你推来我踢去，最后把被批斗者弄得昏头转向，瘫软在地不能动弹。经常有人被踢断肋骨，甚至被当场弄死。我们吓得马上停住哭泣，伤心之极地抽搐。
父亲孙树业在四清期间又被划为地主分子，全家12口人又被赶出家园，强迫住在贫农陈明清20平方米的破屋里，陈明清换住到我家房子里。
想到被欺侮虐待的家庭，我在学校很争气，每次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并被学校吸收入团。申请表送达大队审批时，大队说我是三代地主黑五类，不同意入团审批。
1966年我初中毕业，文化革命席卷全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踏进学校校门，只能回家务农。当时，由于全国各地都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因我从小学到中学毕业积极参加跳舞，在跳舞中长大，因此被推荐为我村宣传队的辅导员，多次代表公社文艺宣传队，参加乐东县、保显、保国农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慰问团演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带领宣传队大力协助大队搞农业水利建设、植树造林等工作，博得大队干部的信任，村民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区别于其他黑五类子弟。我家房屋居住困难在大队里有目共睹，因此，1969年大队同意十五生产队让出一块非生产地供我家建房居住使用。
1974年社会改革，乡镇企事业不断发展扩大，我被推荐到公社采石场当工人兼会计，孙树熊被提上来当村支部书记。孙树熊和我是近房侄叔关系，任书记前靠做木匠活谋生，我经常帮助他，关系甚为密切。当时开展“有错必纠，有反必肃”运动，公安局到我村了解我的情况，我把我父亲的情况（早年读书，1953年回家，30岁上被评为地方分子）向公安局反映。1975年，公安局把我从公社采石队用麻绳五花大捆回我村进行批斗，说我为父亲翻案，是邓小平的孝子贤孙。1976年，孙树熊被县、公社推荐到大寨参观学习，吃住车费由政府买单，零用钱自备。我认为他是家族乡亲的光荣，当时普遍家庭经济都相当困难的情况，我在采石场当会计比普通家庭经济稍好一些，就把省吃俭用攒下的150元积蓄送给他作为大寨参观学习期间的零用钱。接过我捏得出汗还有体温的钱，他非常感激。
1979年拨乱反正开始。1980年的一天，孙树熊书记叫我和他一起到他姑丈家，催促孙德圣一家收拾行李，把他姑丈家（地主成分）的房子腾出来，物归原主，以落实政策。此房是当年被公家占用分给贫农孙德圣住的。孙德圣家搬走后，我对孙树熊说：“叔叔，你把房屋退还给姑丈家，是否应办个手续，如果不办手续，有运动来说是反攻倒算，要被批斗的。”孙树熊说：“现在是落实冤枉案，如果办手续给私人，就认为党的政策有错和乱的事实存在，只算物归原主的话才没留痕迹，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运动了。”党的支部书记为党想得真周到，不让党的不光彩历史留有证据。我就对他说：“既然这样，我父亲也同样是四清运动时错定的地主，是否也应该给予平反，把宅基地和房子归还我呢？”孙树熊回答说：“应该按政策落实平反。71年拆除你家房屋后，在你家宅基地上建商店，你家东边的公路也开在你家宅基地上，这些都要落实政策。这样吧，你给我送一万块生砖，但这事只能你我知道，我就把宅基地归还给你，并划给你一百棵松树，作为拆除房屋的赔偿费。另外，向公社写一份申诉书，公社一派人下来就解决了。”
我当即向生产队买下一块泥料地，又花三百元雇工人，造了一万块生砖送给孙树熊，并在他指导下，于1980年向黄流公社写了申诉书。申诉书送达后，公社书记符绳富派落实办的公安员陈运江到我们村调查处理，孙树熊也积极张罗组织召开会议讨论处理。1982年，怀卷乡政府派副书记李彬，划给我一百棵松树，作为拆除我家房屋的损失赔偿。然而谁知把树划给我后的当天夜里，部分干部和村民一夜间就把百亩松树连同我的三百棵树偷抢个净光。
不知是否因此事办得不妥而受到县政府责备或另有隐情，不久孙树熊辞去村支部书记职务，由陈运庆接任。孙树熊任书记时，他的妻妹关连次向陈好央借地办小食店，孙辞职后，陈好央就不再借给关连次地了。在孙树熊主持下，关连次在其原小食店对面我的宅基地上建起了小食店。建店施工时，我进行制止，无果。书记陈运庆、公安员陈运江、副区长陈人干等也出面阻止，关连次不为所动，硬是把小食店建起来。孙忠也趁机起哄，在店旁我的宅地上建起两间厨房，并说，连次拆时我就拆。
公社看到这种情况，1983年5月15日，中共乐东县黄流公社党委会和管理委员会给我家按中央决策做出了《关于落实错定地主成份孙正光房产和宅基地政策的通知》，将土改和四清运动中没收我家的房屋和宅基地归还我家使用。其中写道：“因此我社怀卷大队社员孙正光被错定地主成份问题，据调查了解，该员在土改时分得的房子和自力更生新建的房子已被拆毁没收归集体，这批材料用于建设该大队供销门市部，同时这个门市部也占用了本人宅基地的三分之一左右。现孙本人多次要求我社两委会给他按政策落实这一问题，经过我们派员调查，上述情况属实，经公社两委会讨论，做出如下处理决定：一、关于孙正光要求房屋和宅基地按政策落实的问题，现按中共中央中办发（1979）7号文件精神规定：孙正光的房产已拆毁没收归集体，材料用于建设供销门市部，因大队经济困难，不作处理补贴等事宜。二、孙正光原受法律保护的宅基地东至供销门市部后墙，南至陈人义家后墙，西至孙庆武东墙，北至横公路边缘。除了供销社的活动用地外，其余剩下的空白地按政策落实归还孙正光本人使用。如果供销社有变动、拆毁搬走的话，所占的宅基地应归孙正光使用，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准干涉和侵占。三、凡是在孙正光落实范围地里的一切障碍物都要搬走，如果有任何团体或个人侵犯干涉的话，后果自负。”
通知下达后，我在自家宅地上建了三间住屋。关连次、孙忠、孙树熊等人却不顾两委会的决定，继续霸占我的宅地。公社指示我，可以此通知决定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关、孙等人拆除建筑物。1984年11月15日，我向法院起诉，孙树熊为了达到让其妻妹关连次长期侵占我宅基地的私心，利用当书记时的人脉关系，使尽手段，重新出任村支部书记。1984年11月25日，孙树熊以已超过诉讼期限为由，起草《怀卷村党支部、怀卷乡人民政府、怀卷村人民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关于孙正光非法强占集体场地盖私人房屋》控告书，向法院反诉说我非法强占集体场地盖房屋，黄流区公所把这块地落实给孙正光是错误的。改革开放后，作为地主子弟，我政治上解放了，平等了，可是当年政治迫害的后遗症何时能清除？看来我这一辈也走不出他们给我制造的灾难了。

1961年4月18日，韩盘庆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其父曾经在国民党军队担任过小军官，1949年以后，韩盘庆成为黑五类子弟。由于父母均喜好音乐，耳濡目染，韩盘庆从小就爱上了音乐。村民下地种田，韩盘庆经常跟去听歌，一听就是几个小时，就这样学会了不少的陕北民歌。他对音乐的爱好打动了父母，父母通过关系，请到国家著名手风琴演奏家薛强国做指导老师，韩盘庆正式踏入音乐殿堂。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父母建议盘庆专心学艺术。那时韩家被歧视，艺术也是很多人看不起的学科，可是韩盘庆却不这样想。为了学习拉手风琴，他想出各种办法，田地里、厕所里、山头上都留下他拉琴的脚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逐渐成为学校里拉手风琴的名人。尽管他的家庭成分不好，还是被特许经常参加学校的各种演出。韩盘庆10岁的时候，陕西省广播电台就已开始播放他的手风琴独奏曲了。
文革，父亲经常被拉出去游街，他们一家都被划为反动派，韩盘庆不得不辍学离校。但他没有堕落，仍然坚持拉琴。一晃到了1977年10月，一天，陕西省军区文工团上门来招他入伍。陕西省广播电台经常播送他拉的手风琴独奏曲，陕西省军区文工团注意上他了。可是由于他是黑五类子弟，当地人武部门拒绝给他办入伍手续。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被陕西省军区文工团的首长当特殊人才接走了。
1978年4月16日，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兼甘肃省委书记肖华等人到陕西省军区文工团视察，韩盘庆的手风琴独奏《我为祖国守大桥》吸引了各位首长的注意。当时韩盘庆还未正式入伍，按照规矩是不能穿军装的。演出结束后大家一起吃饭，肖华发现只有韩盘庆一个人没穿军装，便问：“这个小鬼怎么不穿军装？”军区文工团团长翁广济便把周至县相关部门不给韩盘庆办理入伍手续的情况向肖华进行了汇报，肖华听后非常生气，大声说：“四人帮都打倒了，你们思想还是老一套。”饭没有吃完，他就扭身走了。临走之前，肖华给陕西省军区有关负责人下了一道特殊命令：“限你明天把小鬼的入伍手续办过来。”随后，陕西省军区又给周至县人武部打电话，也以命令的口气要求当地把韩盘庆的入伍手续立即办好。第二天，周至县人武部按要求把韩盘庆的入伍手续办好了。1978年4月18日，韩盘庆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一天正好是他17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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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济南市科技最高奖得主赵新坤，出身于地主家庭，文革期间时常遭到红卫兵的侮辱和谩骂。老赵处之泰然，每天到图书馆专心看书。一天，红卫兵追到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是一位老太太，为人和善，红卫兵质问老太太：“为啥要借书给地主羔子？”老太太反问：“不让他看书，他怎么能改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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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土改那阵子，村里响应上面号召开批斗大会，要苦难的民众上场揭发地主富农的可恶行径。大会进行到一半，村里大丫头她老爷跑上台扯着嗓子大喊:“我给地主扛活那阵儿，天天吃的是秫米粥煲咸鱼，现在，糠菜都吃不上！”老爷子还想再啰嗦几句，马上被村干部拽了下来。小学时经常搞忆苦思甜，有一次请来一位据说在万恶的旧社会里替地主扛长工的贫农，目前是五保户，给我们做报告。这位贫民说着说着就说到现在，衣破没人补，回家没热饭吃，还是扛长工时好，只要每天出工干活，就衣食无忧，自由自在，把我们说得哄堂大笑。                      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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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到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85%。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16岁至20岁的年轻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的热心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还写诗、写剧本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1965年新年刚过，江永的四名长沙知青不幸三死一伤，在知青中掀起不小的波澜。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某，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做挖山锄头，回场路上突遇风雪，迷路冻死。大远公社两名刚满17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一个丧生，另一个跳窗得以保住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瓦屋下的男知青陈某，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块田后咳血不止，因得不到及时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凸显了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不断发生。1966年以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这时，有人在知青中挑起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成了日后知青大逃亡的前奏。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打斗杀戮，周边地区竞相仿效。8月29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打斗杀戮风才彻底平息。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一个夜晚，全县的地富反坏右之家都未能幸免，知青中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也上了黑名单。8月17日，长沙知青王百明和一个知青朋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我就是。”“地主崽子王百明！”轰！轰！轰！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百明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百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皆不被录取，1964年下乡。江永县成立知青文艺队时，因才华出众，成为文艺队的一员。王百明的父亲，解放前夕为岳父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火车，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被判刑坐牢几年，以后每逢运动都是斗争的靶子，最终瘫痪在家失去工作。下乡后的王百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极大热情，他的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在知青中影响很大。1966年秋，以零陵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察。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王百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1967年春节，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将王百明逮捕入狱。 
王百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序幕。
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连接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江永大桥炸毁以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4名男生险些丢掉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6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民兵殴打。命悬一线时出现了奇迹，当地人认出了他们，找来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4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获救后，他们写信给留在白水的知青：“我们被抓，生死未知，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白水知青接信后马上找到6950部队的政委，请求派人去道县营救遇难者。一位刚新婚的连长和几名军人到达道县，在制止两派的斗争中，那位新婚的连长不幸罹难。军人之死坚定了部队官兵制止暴乱的决心，加强了对知青的保护。
王百明死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大逃亡是知青情绪的大爆发，压抑几年的原罪意识彻底清醒了：黑五类子弟何罪之有？知识青年何罪之有？他们愤然而起，冲向列车，用石头、扁担砸车窗玻璃，不顾死活地往里爬。火车时开时停，他们被当成暴徒遭驱赶，被机枪团团围住。
知青大逃亡大致分为三路：一路经道县翻双牌山去广西全州；一路走麦岭；一路翻过都厐五岭去广西灌阳。翻越都厐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过五座山岭就到了灌阳。井边知青先是十几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叉路多，走到悬崖绝壁时幸遇灌阳方向来的山民指引，虽几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
走了一天一夜后，队伍中一个女生虚脱了，说：“我再也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快走吧。”说着身体直往地上倒。“这哪行？既是一起出来就得一起回去!”领头的周哥牵起她的手，另一名男生黄哥在她身后护着，俩人一前一后，不管山路多险，都未将她抛下。有一对恋人，女知青体弱，爬上一千多米高的都厐岭已经拼尽了气力，再也无力连翻几座山岭；男生挑着两人的行李，还要关照体力不支的女朋友，累得咳血。队伍中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在母亲怀里不时发出饥饿的啼哭。走其他路线翻山越岭的知青并未如此好运，遭遇民兵的突然袭击挨打之事时有发生。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专抄荒草荆棘小道走，弄得遍体粼伤，衣不遮体。
8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六千知青终于从各路回到长沙。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见就落泪。
回城知青为王百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上万人的游行队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给动乱中的长沙增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政府为了安抚知青，每人每月发了9元钱、30斤粮票。10月8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知青家长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做返乡的准备。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乡，部分人躲藏下来，隐藏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有的投亲靠友远走他乡，如新疆、云南、贵州。重回江永的知青，不少人被捆绑殴打。1968年底，江永知青纷纷转点到沅江、浏阳等地，汇入1968年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之中。
20世纪80年代初，王百明的母亲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一纸通知：“经重新审查（王百明的父亲），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错案，现予以撤销。”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任何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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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青岛一所中学的师生高呼破四旧的口号，将位于青岛李村的“保皇派头子”康有为的墓刨开，说是要“拉出来示众”。康有为的骸骨被装入一辆翻斗车，游街示众，一边游街一边鞭挞。康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着“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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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刘作忠出生在荆州西北30公里、沮漳河畔的小城万城。小城只有一条四五百米长、1米左右宽的青石板小街，小城四周湖塘沟渠密布，芦苇丛生，交通极为不便。童年时的刘作忠，见到一辆汽车有如见到天上掉下一颗星星。许多时候，刘作忠独自坐在河边发呆：小河呀你流向何方？你的尽头是什么模样？刘作忠自幼聪明，他三年级写的作文被六年级的同学作为范文。可是因其父解放前轮流当过3个月的保长，评三好学生没份，少先队也将他拒之门外。有一年冬天，冰天雪地，学校喂养的几只羊没有草吃，饿得直叫。刘作忠和另外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从尺把厚的冰雪地里拔回青草，救活了小羊，学校领导为之感动，“破格”吸收刘作忠为少先队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12岁的刘作忠小学没毕业就失了学。他把一腔仇恨全都倾泻于自己的“反动家庭”。在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的支持下，刘作忠用“万炮齐轰万恶的爷爷XXX ! 革命烈火烧死反动的父亲XXX !”的大幅标语把自家门封得严严实实。本家几位爷爷、伯伯、叔叔气愤不过，撕掉标语要揍他，他提着破裤子，拖着露脚后跟的棉鞋，边跑边呼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1970年开始大规模“三线建设”，16岁的刘作忠庆侥幸以“基干民兵”的身份前往焦枝铁路工地做工。为了洗刷家庭“历史污点”，他没命地干活。一次，营部组织大家到深山扛木料，风雨交加，山路崎岖，刘作忠扛着一棵两三米长、20公分粗的梨树本来就够艰难的，可他看见一位身体瘦弱（实际年龄比刘大）的同事扛一棵树十分吃力，就接过来扛上。又一次，刘作忠撬一块大石头，不幸折断了左臂，同事们将他送到医务室治疗。几天后，伤痛稍减，他就吊着胳膊咬着牙又去挑砂石。虽然刘作忠勤恳工作，但评优总轮不到他，原因很简单：黑五类子弟能到三线建设工地已是相当的恩典。
很长一段时期，刘作忠与一位其父曾是黄埔学校13期学员的知青同住一所废窑。每年招工、招生、征兵之际，别人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两个黑五类子弟只能躲在一边偷偷流泪。不过，两人也有共同乐趣：从废品收购站偷回一本本残破不全的书刊，共同阅读、共同讨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高尔基等人的许多作品，就是这样读到的。刘作忠在废窑门口写了一副对联：“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
1975年，刘作忠命运发生转机，被招工到本县正在筹建的一家工厂。刘作忠一根竹根一头挑着装满书籍的木肥皂箱，一头是被子衣物，沿着泥泞小路奔向县城。正是“突出政治”的年代，刘作忠决心书写得好，朗诵诗歌有感情，于是他的8小时以外全部有了用场，后来又从车间调到厂党办专门写写画画。这个厂当权者并不真正重视人才，刘作忠的入团申请直到27岁才批准。刘作忠后来说：“11个月团龄是我半生中唯一的荣誉呀！”这位当权者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手下的人文化水平不能超过他。他本人仅读4年小学就去当了店员，刘作忠利用夜晚和节假日到离厂区10多公里的工人文化宫补习文化，这位当权者很反感，说：“工人嘛，应该老老实实做工，学习文化是学生的事，如果继续下去按旷工处理！”为了保住饭碗，刘作忠屈服了。在此期间，刘作忠精心编纂了厂史，是本县第一部，也是全省小氮肥战线第一部厂史，受到行家们的好评，县里决定抽调他编县志。
进入80年代，中国特有的楹联文化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重视。1983年，在青海省地质矿产局助理工程师常江（后为中国楹联学会秘书长、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的积极倡导下，通过上海《八小时以外》杂志，全国一批楹联爱好者自发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楹联学会。刘作忠是发起人之一，他首先发出“抢救国宝（楹联），振兴联艺”的呐喊。中国楹联学会以“抢救、发掘、继承、普及、提高”为宗旨，决心编辑一套《中国楹联大全》，后称《中国楹联集成》，以填补中国文学史一项空白，刘作忠自告奋勇承担了湖北部分的搜集、整理工作。他骑着自行车，先在本地跑，再到邻县市，后来越跑越远，连准备买棉衣过冬的钱都用完了，直到最后留职停薪。
知子莫如父。尚未脱贫的老父亲送来了养鸡卖蛋积攒的100元钱、90斤粮票，说因为我的历史问题你未能读初中，这点钱，就算给你补交学费吧！做临时工的妹妹也从嫁妆费中挤出200元钱塞到他的口袋里，说：“人活着，除了吃饭，应该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刘作忠带着亲人们的深情厚意继续上路。这是一次前无古人、个人自发、自费抢救、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万里长征，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一位仅有小学学历、月薪仅30多元人民币的普通工人。
前后四年，刘作忠三进三峡，十度汉水，东进大别山，西攀神农架，南登幕阜山，北陟大洪山、桐柏山，足迹遍及湖北全省的每一个角落，行程四万余里，仅鞋子就磨烂了3双。他从高山陡壁、寺观碑亭上，从3000多位各界人士的口述中，从2800多卷地方志书、笔记、抄本里，抢救、发掘出数以万计的湖北地方楹联和数千万字的湖北风情史料。刘作忠谈到这次数万里采联的艰辛，说：“我没有死于大别山的毒蛇之口，没有被荆山的山洪冲走，也没有从武陵山的悬崖上摔下来，巫山的塌方、大巴山的撞车都能幸免。我承受了自然界的风霜雨雪和人世间的白眼、嘲讽、鄙夷。钱花光了，脚走烂了，我一度彷徨过、犹豫过、后悔过，但终究一一战胜了。”刘作忠满载而归，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妻子不堪贫困和寂寞，带着爱女离他而去。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新闻界和广大楹联爱好者却一直关注着刘作忠。刘作忠在湖北各地艰难跋涉期间，全省几乎每个市县的媒体都报道了他的行踪。《湖北日报》在一年内6次报道他，并且专门为他发了《内参》。《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数十家新闻单位也先后报道了刘作忠的事迹。人们誉之为“一代奇男”、“访对觅联第一人”、“楹联痴士”。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同道向刘作忠伸出友谊之手，使他终能从困境中逐步解脱。1986年，经一批政协委员的举荐，刘作忠从企业调入沙市市（荆州市）政协担任专业文史编辑。12年来，刘作忠主持编辑、出版了16本地方史志书刊，个人独力出版4部专著，中国楹联学会评他为全国“联坛十秀”，《人民日报》、《台湾日报》和美国《星岛日报》等数十家报刊、电台、电视台先后报道过他的事迹，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主编的《国际传记辞典》和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辞典》均有“刘作忠”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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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们一班小孩子吹牛，都说自己家里有什么什么，一个大概四五岁的男孩子说：“我家里有个手榴弹!”有小孩回家告诉了家人，第二天他那做铁匠的爸爸就开始被拉出来批斗，家里也被挖地三尺，批斗整整持续一年多，人也被折磨得几乎残废了，当然也没在他家里搜出什么手榴弹。当年批斗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给我的心里带来极大的阴影，直到今天也无法磨灭。怎么人性可以扭曲到这种程度：针扎手指，木棍捅肛门，灌辣椒水，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拳打脚踢，更不在话下。这绝对是华夏有史以来最史无前例的荒唐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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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是六十年代马桥中学的优秀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当年成绩远不如我的同学，有的当了县官，有的去了美国，而我却因社会关复杂、身背三座大山（大舅是大刀会堂长被枪毙，二哥是国民党青年军，三哥是“叛国投敌”劳动教养）而被学校清除。本人原本是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的文字、画最美的画，可是因政审这道坎，当兵、招工、升学、当民师、做生产队会计都与我无缘。我沉没在庞杂的农民队伍里，并被农民踩在脚下，过着孤独、惆怅、被岐视，连遇到贫下中农的猪狗都要让道的生活。中学时老师上政治课，说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统帅，听起来如同吃木瓜不知其味，现在终于领教了。 
毛时代的农村有个顺口溜：“宁跟八十岁手提包，不嫁十八岁扶犁梢。”贫下中农子女的婚姻价值观尚且如此，黑五类之家配偶就更难了。当时称黑五类子女嫁娶是“破床垫稻草、歪瓜配裂枣”，许多人家不得不换婚。我们这里有一个长相很漂亮的地主女儿，被大夏村治保主任夏世良霸占。地方共产党组织以“阶级路线不清”将夏开除出党，并撤销其职务。夏世良竟拿地主女儿出气，用剪刀戳穿她的手掌，逼得她寻死上吊。
我本人有幸从毛时代的十八层地狱里活了下来，并与一个同病相连的地主女儿结成夫妻，于是灾难又危及下一代。如今已是美国公民的女儿，幼时因吃不饱、穿不暖，常常闹病。有一次发高烧，危在旦夕，夜黑风高，我怕病孩经不起风寒，就去三里外的医院请医生上门出诊。医生刚背上出诊箱，就遭到院长当头呵斥：“是谁让你出诊？不就是一个黑五类家的子女吗？有这么高贵？要死就让她死去，不准出诊！”孩子命大没死，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心灵又遭受重创。她的童年如同卖火柴的小女孩，孤单、迷茫、凄凉，常常回家暗自流泪，又耐不住向父母发问：“为什么我就戴不上红领巾？”“为什么老师不骂别的小朋友，总是拿我出气？”每逢孩子这样问，我这个父亲就心如刀绞，恨不得写遗书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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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身贴着英姿飒爽的女红卫兵宋彬彬轻轻耳语了一句“我看你的名字还是要武的好”，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神州大地迅速刮起一股改名换姓的红色旋风。短短几天，凡与所谓封资修搭得上线、挂得上钩的名字，都得忍痛割爱顺应革命潮流改了。那个把月，派出所户籍人员忙得连撒泡尿的功夫都没有。短短一个月时间，新改的名字如同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清一色的全都蒙上厚厚一层革命含义，叫起来格外响亮，听起来格外清脆，像什么卫东、护红、兴无、灭资、炼钢等等，人们仿佛置身于熊熊燃烧的革命大熔炉中。广西有一位化学老师，姓涂，父母起的名字本来不错，念起来文绉绉的，给人一种高雅舒心的感受，可对照当时的革命标准，这种名字毫无疑问属于封资修的残渣余孽。为了顺应革命潮流，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一辈子安分守己，从不赶时髦的涂老师，此时也不得不赶时髦，把自己好端端的名字违心地改成“革命”。姓名连读，“涂革命”成了“图革命”。红卫兵小将不答应了，声称要彻底造涂老师的反。他们说，你这改的名字分明就是投机取巧，企图图革命之机，投革命之巧，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再不赶紧改过只有死路一条。涂老师听了，吓得屁滚尿流，语无伦次，连水的分子式怎么写都忘了。当晚七点，涂老师半正式发表声明，郑重宣布恢复原名。涂老师出身绝对赤贫，苦大仇深，“解放前”家徒四壁，是“新中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依靠的中坚力量。改名之错，在全体学生面前检查交待几次就过关了。涂老师接受此次改名的教训后，不久即成为广西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一名成员。

我出生于大饥谨之后的1964年，懂事时文革已呈癫狂之势，记忆里最早、最可怕的事是听村头高音喇叭的声响。喇叭一响，母亲便会吓得脸色苍白、双手发抖，菜刀切住自己的手指，指使我“去看看，是不是又要开批斗会啦”。我常常跑出门去，不用到门口，立即就会惊惶失措的跑回来，后面跟着一帮被当时的老百姓称为“文攻武卫梆子队”的人，他们是来揪斗我爷爷的。
我的家乡在青岛远郊，大沽河的东岸，胶济铁路的北侧，内战时期一直是国共两党精锐军队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1947年秋，我爷爷开酒馆外出要账，因为喝醉了酒躲避不及被国军抓了壮丁，三天后在老乡帮助下逃回家来。这本来算不得罪过，因为常年战乱，家乡兵匪如毛，有的人甚至共军、国军、皇协军还有叫不上名堂的游击队统统干过，村里没有当过兵、没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玉米地里的高粱一样，分外现眼，爷爷他们反而“泯然众人矣”。
可偏偏我父亲是村里最大的走资派──大队书记，虽然此时已经拱手交权，造反派为了巩固胜利果实，不能不拿我爷爷的“历史问题”开刀，意在批臭老子，株连儿子，将我们李家永远赶出沙梁村的“政治舞台”。知识界人士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一直是憨厚、朴实、最多再加一些顽固和愚昧，其实，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即便是农民，一旦与权力和政治有染，也立即会变得阴狠狡诈、歹毒凶残。父亲为人清廉，年轻能干，群众威信很高，他们没办法搞倒我父亲，只好在我爷爷的问题上做文章。
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爷爷的问题突然升级，由历史反革命变成历史、现行双料反革命。原来有人告发我爷爷咒骂毛主席，这在当时是杀头大罪，而且将株连全家。爷爷是个瘦弱的老头，个子不高，满脸皱纹，咳嗽起来惊天动地，母亲总担心他一口气上不来憋死。每次开批斗会，爷爷都会被揪到学校操场上的高台子上，弯着腰，撅着屁股，脖子上挂着木牌子挨批斗。即使是炎热的夏天，爷爷开批斗会也要穿着黑棉袄，母亲说，穿棉袄，挨木棍时痛得轻一些。指控爷爷咒骂毛泽东是比他当历史反革命更冤的冤案。不管是抓壮丁还是自愿参加，爷爷毕竟当过三天国军，说他历史反革命还有点因由（其实爷爷何尝知道什么革命反革命），但说他咒骂毛主席用我们家乡的话说纯属“没有盐做出酱来”。
我伯父五十年代参加了共军，驻扎北京，常常几年不能回家探亲，爷爷想念儿子，酒后骂街：“当了八路连爹都忘了，什么东西!”这本是抱怨儿子的话，十年文革，到了别有用心地人嘴里成了骂八路，后来又成骂共产党，最后变成骂毛泽东。爷爷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我们家好像一下子陷入了灭顶之灾。在学校宣传队的姐姐被老师通知不准再演节目了，哭着回家告诉母亲，我看见母亲一声不吭，脸色煞白，嘴唇咬出了血印子。后半夜，我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被一阵哭泣声惊醒，听到母亲跟父亲商量什么。性格刚烈、倔强的母亲说：“当了反革命家属，孩子们连地主的子弟都不如，不如一把耗子药包到饺子里，全家死了干净。”父亲沉默不语，埋头抽烟，在明灭的烟斗火光中我看见了他铁青的、被痛苦扭曲的脸色。我吓得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紧紧咬住被角，只有5岁的幼小心灵一下子被巨大的恐惧吞噬了。第二天开始，我拒绝吃任何东西，也拒绝跟母亲在一起，我总是紧紧扯着姐姐的衣角，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姐姐觉得奇怪，反复问我，我闭口不言，这个差点吞噬了我的生命的关于恐惧的秘密，我一直保守了35年。
后来，虽经造反派反复折磨、拷问，爷爷到死也没承认自己骂过毛泽东，这顶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也最终没有给我家戴上。母亲多次说，你爷爷做了一辈子糊涂事，临死的时候做了一件明白事，不然咱全家都完了。

我出生于1958年。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在外地工作的姥爷突然请假回家了。他嘱咐这个要听话，那个要注意身体，临走时，姥爷抱着我看了很久，突然说：“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说完他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妈妈接到电报，说姥爷喝卤水自杀了，死时才五十多岁。妈妈和姥姥哭成了泪人，别人说姥爷是“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原来40年代初，姥爷为养家糊口曾开过铁匠铺和器械修理厂，驻扎长春的国民党部队曾来他的工厂修过枪。50年代后，共产党实行公私合营，姥爷把自己的工厂归公了，但他的工厂曾替国民党修过枪支的历史却被人揭发出来了，于是姥爷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姥爷是个耿直内向的人，别人逼他不停的交待检讨是“如何帮助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的”，姥爷说不出来。共产党整人的时候，就是想用暴力让人产生恐惧，最后屈从。可怜的姥爷被毒打得受不了了，但他又不愿屈从，最后被逼上了绝路。
我三四岁时赶上大饥荒。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忙着大炼钢铁，没时间照顾我，就送我上吉林医大全托寄宿幼儿园。这是一个闻名全省甚至全国的先进单位，经常上报纸、广播。先进幼儿园的孩子们既要过“丰衣足食”的生活，又要压缩粮食消费，怎么办呢？幼儿园就天天让孩子们吃面条和面汤。我和很多全托班的孩子吃到后来，就这样吃伤了，一见面条就开始反胃和大吐。最严重的时候，一提面条二字，我就有呕吐反射，害得自己经常饿肚子，实在没办法，幼儿园只好让我回家。我就此落下不敢吃面条的毛病，直到上大学，这个呕吐机制才减弱消失，逐渐恢复正常。
文革开始不久，平静的家中起了巨澜。我们一直敬重的父亲，一夜间成了历史反革命，挂上大牌子，接受隔离批判。只有八九岁的我，一下子被父亲的遭难弄晕了。父亲在工作单位和邻里乡亲中一直被大家公认是个大好人，为人认真耿直，工作上奉公守法，从不搞歪门邪道，在财务科工作多年，主管报销。由于他在原则上不退让，按章办事，不讲情面，因此得罪不少人，朋友同事送给他个绰号“王认真”。
父亲刚被隔离时，大人瞒着我们姐弟二人，我就跑到奶奶跟前问究竟。爷爷家以前很有钱，是个掌柜，爸爸小时候还请老师到家里来上私塾。后来爷爷不幸去世，家里的钱很快花光了，奶奶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27岁守寡的奶奶，本想把孩子拉扯长大，自己守节从一而终，没想到50年代后，共产党强制把奶奶分给一个贫农光棍作了媳妇。那时叫“共产共妻”，娶不到媳妇的，共产党给你分一个。直到1956年，奶奶才被爸爸用钱“赎”了出来。在我记忆里，知书达理的奶奶一向是沉默寡言，拿着一本《雷锋的日记》读，更多的时候沉思不语，以泪洗面。
奶奶告诉我，父亲小时候上了一段时间私塾，由于爷爷意外死去，家里生意破产，父亲也断了学业。为了实现继续上学的愿望，他只身跑到北京西单打短工赚学费。这中间，国民党宪兵军官学校到北京招生，父亲听说报考军校不用交学费，就二话没说跨进宪兵学校的校门。按照共产党的逻辑，进过国民党军队的军校，这就是历史反革命。
被隔离天天做思想检查的父亲，不久被造反派叫去，说是给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为造反派双方抄写大字报。那个年代每张大字报的开头，都必须写上“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抄写时间长了人有疲劳反应，一天，父亲抄写错一个关键的字，将“万寿无疆”写成“无寿无疆”，大字报被贴出14天后被发现，一时间亲朋好友都有一种黑云压顶，末日来临的感觉。果然，对父亲的迫害陡然升级，动不动就被拉去痛打一顿，很快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母亲时常被拉去陪斗。最后父亲被判到农场劳改，每天除做农活外，还接受群众的公开批判。
我和年幼的弟弟也经历许多生活磨难。父亲刚被隔离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到群众专政委员会(简称群专)给父亲送报纸，路上或其他公共场合，经常被一些半大的孩子围追着喊“反革命狗崽子”。起初我常常不知如何应对，背地里去抹眼泪。过去常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都明显冷淡了。一次，不到六岁的弟弟被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子们围殴，谩骂，为躲避挨打，吓的竟爬到树上躲避。我闻讯赶到想去解围，换来的只是讥笑，辱骂。情急中，我捡起半块砖头，向领头的砸去。孩子们一轰而散，惊恐万分的小弟下来后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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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连长李某人一声长喝，两个年轻人把五花大绑的地主崔善和他老婆从后台带了上来，架起飞机。民兵连长穿着一双军绿色胶鞋，踏住崔善的脖子，让他低头。崔善的老婆会意，主动低下头，她不想有一只脚再踏上自己的脖子。伴着一阵阵口号，崔善被吊上房梁。崔善开始哼哼叽叽，下面有人开始笑：“还没打就哼哼了！”人们往他身上扔东西，忽然有人喊：“还有地主婆呢！”民兵立即吊地主婆。她很胖，很白，吊上去的时候，脸上没一点血色了。崔善这时明显有些激动，对民兵连长说：“女的，你就放过她吧！”显然没有用。那时人们仿佛更恨地主婆，大约是雷锋的故事闹的。六十岁的老太婆杀猪似的叫起来，还骂那个吊她的年轻人小毛。崔善哭着说：“小毛小毛，你回去问问你娘，你出生时家里没米没柴，是谁给你家里送的柴米啊，没有婆婆去救你，你还能活到今天哪！你放下她来，你这个杂种儿（这是句亲切的骂语）！”崔善自己挨打时从来不吱声，看见老婆这样受罪，竟说出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话。小毛有点惊慌，不知所措地握着绳子。现场气氛有点不对，民兵连长怒了，从小毛手里抢过绳子，猛地扔向天空，大喊一声：“叫你鬼叫！”地主婆应声落地，昏死过去。人群立即静止下来，崔善在空中昏了过去。几个小孩嘀咕着：“死人了，死人了，快跑！”人们慢慢散了。崔善的两个儿子来把父母背了回去。崔婆婆因为比较胖，摔伤了，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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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政协副主席，退休后随儿女定居澳洲。这位副主席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兄长是国民党军官。父母双亡后，兄长随国军撤到台湾，阴差阳错地把他一人留在大陆。由于兄长这个海外关系，他只能小心翼翼过日子，多年来一直是普通职工和基层干部。改革开放，他们那个偏远小城突然要引进外资，市委书记说，要充分利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回国投资的热情来加快四化建设，于是他因这个海外关系被调到市统战部，最后当上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
在政协当官没有什么权力，但养尊处优，比起改革前诚惶诚恐的日子好多了。那时，每当政治运动来时，他就恐惧到极点，好几次被列为批斗对象，但每一次都有惊无险地渡过，最终都幸运地从黑名单里被剔除而免遭批斗。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有一门特殊的手艺，刻写钢板腊纸。他当年刻写的钢板腊纸像印刷体一样，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不但能刻写还能画毛像和写大标语。那时街头广场的大型毛像不是印刷的，而是人工画出来的。画毛像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事，不但要画得像，还要注意墙壁的质量，灰沙的含量，甚至底色油漆也讲究。天长日久，难免油漆剥落，千万不要先从脸部剥落，出现缺鼻子少眼睛就麻烦大了，弄不好会人头落地。他努力练就这些手艺，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因为他清楚，一旦在这方面有人比他强，或略比他差一点，但对方根正苗红，他就可能被取代，成为无用的人。一旦无用，命运不言而喻。
二战时生活在纳粹集中营为德军制造军需品的犹太人，每天都看到有同胞被拖出去枪毙，只有那些努力工作的犹太人，尽量显出自己的技能，才不会被拖出去。每当听说德军打胜仗时，他们就高兴，因为又要加大生产，他们更被需要了，而每当听说德军战事不利，他们反倒恐慌，虽然这才是他们真正的解放之路。这位副主席当年也与这些犹太人类似。所不同的是，犹太人是被拖出去枪毙，而他们则是被拖出去批斗。这位副主席至今仍记得，有一次他因蹲厕所蹲歪了一点而侥幸滑过一场批斗。那次单位要批斗七、八个人，加上一直需要他刻蜡版的那位领导出差在外，无人“保”他，他被列为其中之一。负责抓他去批斗的人来到宿舍找他，不见人，同宿舍的人说他上厕所了。来人到厕所找，没找到，为了不耽误，只好先批斗其他人，下次找到再批。
其实当时他确是在厕所，正蹲在最里面。当时单身宿舍的厕所和外面的公厕一样，蹲位是没有门的，侧面的一半有一矮墙，全部蹲位成直行排列，一眼就可以看完。即使蹲在最里面，探身也能看到。但那天他偏偏蹲得歪一点，大概是小腿疼或什么原因，这一歪蹲厕所竟躲过了来人的视线。下一次批斗会，他没有列入被批斗名单。大概那位领导出差回来了，抑或革命形势变了，要批另一类人。
事后得知，因海外关系，他被扫进黑五类中的反革命行列，不是现行反革命，也不是历史反革命，而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那次我被批斗，我绝不会有今天的地位。”这位副主席说：“那年头，一旦你被批斗过一次，之后所有的批斗都会有你的份。”黑五类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不会有人冒险为你个人平反，于是你就永远回不到革命队伍里来，更别想提工资或升迁什么的。即使你有手艺，是革命需要的人，但性质变成“被监督劳动”了。就算熬到“改革开放”，最多也是给你来个摘帽，而不会让你连越几级成为革命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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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时广东省潮阳县棉城镇的一个池塘，天天有浮尸，地主全家老幼绑着绳子自杀，弄得那个池塘的鱼好久无人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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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涛出身在四川省崇庆县一个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明末清初，刘雨涛的祖辈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迁来四川。高祖（爷爷的爷爷）是打长工出身，在一个姓高的地主家干活。地主看上了他，把女儿嫁给他，由此起家，那是家里瓷碗上还有“高”字。到曾祖父和祖父时，家里就有点钱了。1940年春，刘雨涛考上成都中学高中部。他很喜欢文史哲方面的书籍，以北宋理学大师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943年秋，刘雨涛考上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指导教授是赫赫有名的方东美先生、宗白华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还有著名的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蒙先生文革时是四川大学的教授，红卫兵把他胡子剪了，斗争、殴打他，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红一块，很快被折磨死。
土改时刘雨涛在崇庆县中学教书，家庭划为地主。父母被抓起来关到大队部，说他们家做了很多违背农民利益的事，要赔偿20担米。一担米是320斤，值200元，20担米就是6400斤，4000元钱，父母赔不起。刘雨涛被从学校叫去，刚说一句“农民弟兄们”，马上被打断：“不准喊‘农民弟兄’！要喊‘农民老辈子’。过去你喝农民的血汗，农民供养你上了大学，农民是你的老辈子！”刘雨涛只得喊“老辈子”，并答应赔钱。当时教师工资是200斤米一个月，刘雨涛根本赔不起。刘雨涛的妻子很好，把她的100多个银元，还有金戒指、金项链等等全拿出来折成价，再加上亲友们寄来的钱，才把这4000元钱交清。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还要压榨钱。他们把刘雨涛的父亲吊起来打，双手吊残；母亲也被吊打，右手吊脱臼。土改工作队挑动农民斗地主，鼓励农民动手打。工作队的那些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农民就是他们的帮凶。
刘雨涛有个妹妹高中毕业后在崇庆县一个小学教书。那天，农民武装队背着步枪，押着刘雨涛的母亲到小学找刘雨涛的妹妹拿钱。她的手被吊断了，一路走一路呻唤。刚到那儿，农民就喊：“打地主！打地主！”刘母怕得不得了，受了很大的刺激。妹妹没得钱给她，刘母又被押回来。回来后，她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绝望，已经没得钱了，交不出还要吊，还要打，怎么办？
刘雨涛的父亲关在大队部，刘雨涛的妻子每天提个篮子给公爹送饭。那时婆婆喊媳妇喊“女”，那天刘母说：“二女，今天你不要给爸爸送饭，我去送。”天快黑的时候，刘母提着篮子出去了。她穿过几块胡豆田，到了小河边放牛吃水的地方，用事先准备好的一根绳子把自己的手腕绑住，另一头系在树枝上，然后身子翻过来，将头埋在水里，强迫自己呛水而死。她用绳绑住手腕，是怕水把尸体冲走。后来他们放了刘雨涛的父亲，刘雨涛全家被赶出来，迁到河边一个农民家里。刘雨涛的伯父刘祖宣也是地主，土改时被枪杀。
刘雨涛说，四川省土改冤死几十万人，这个账应当算在邓小平名下。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整个土改时期，邓小平主政西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他的政策很左，四川土改搞得很血腥，有几十万冤魂，债主就是邓小平。1997年他去世后，美国之音说邓小平一生有八大罪恶，1949年前的四个刘雨涛已记不清了，1949年后的四个中第一就是土改，第二是积极搞反右斗争，第三是提出四项基本原则，镇压要求民主自由的人（如关押魏京生），第四是1989年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下令用坦克机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1957年反右运动时，学校开会叫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刘雨涛根本没敢提母亲自杀、伯父被枪毙的事，半点都没提，只对共产党要反宗派主义表示了赞同。刘雨涛在崇庆县中学教书时，学校对教师在政治上分好几个等级，等级低的，不管他们业务水平如何，都受排挤。学校有民主同盟的教师，这些人都非常有能力，只因是民盟成员，就把他们统统调走了。刘雨涛提出不该这样做，把这些有本领的人挤走是教育的损失，也是崇庆县的损失。刘雨涛因此被划为右派，说他要分裂共产党。刘雨涛说：“我一个书生，关心教育，我咋个分裂得了共产党？”幸好他没提土改的事，如果提了，就会被划成极右，以后几十年的日子就更悲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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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上小学和中学，也正是文化大革命折腾最厉害的时候，我们的邻居是个地主，经常被批斗。我至今不知道那个地主的大名，只记得大家都叫他汪爪，大概因为他手掌大、指头长吧。每次批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汪爪一喊即到，老实配合，低头哈腰，想怎么折腾就任凭你折腾。可是革命群众一让汪爪交代如何剥削贫下中农的罪行，汪爪就吞吞吐吐说不出来了。我外婆是汪爪的老街坊，悄悄告诉我，汪爪这个地主是刚花钱买来，还没顾得上剥削就土改了，所以说不上来剥削的事。解放前汪爪做小买卖，一家人省吃俭用，是附近有名的老抠。抠到什么地步？外婆举了几个例子，说汪家晚上从不点灯，一天三顿喝粗粮稀饭，也蒸黑窝窝头，喝了稀饭，每人发一小块窝窝头，把碗里粘的稀饭擦干净吃了，衣服更是补丁盖补丁，过春节也舍不得吃顿饺子。就这样年复一年，汪爪积下一些银圆。1948年初，有些地主的子女在外上学，往家捎信说北边解放区已经土改分地，劝说家里赶快卖地，不管贵贱，越快越好，否则到时候一个钱见不到，还要划成地主挨斗，于是地主纷纷低价抛售土地，而汪爪一个做小买卖的，信息不灵通，一看地价这么便宜，就一下子买了80多亩地，想和家人到乡下种地。谁知道刚买了不久，这里就解放了。前几年我们那条街道拆迁，汪爪配合得最好，第一个主动签协议。也许他还心有余悸，也许早把财产看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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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些英文书，封面有耶稣裸体或半裸体的像，被红卫兵拿出来批斗他，因为裸体照片就是腐朽、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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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夏天，开始“鸣放”了，动员鸣放的政策是：“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者改之，无者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相信了这一切，就开始“鸣放”。到了1958年元月，反右开始了，原来动员鸣放时说的话都不算数了，鸣放行为成了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降三级处分，由21级降到24级，下放农场劳动。1966年5月6日，我调到咸宁县茶叶公司搞统计。此时四清工作队已进驻茶叶公司，因我刚到，还没有触及我。5.16一过，地委书记，也就是四清工作队的头头来了，形势紧张起来，到6月就开始向我开炮了。
6月26日早上起来，就看到全公司的会议室、走廊里所有的地方都贴满了对我的大字报。我很奇怪，他们怎么不通知我呢？我又犯什么罪了呢？原来1962年我给毛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退了回来，被装进了我的档案，他们根据这封信贴我的大字报。他们把我当作大老虎来打，说我反对“三面红旗”，矛头直指毛主席，说我这封信也是万言书，指责毛不了解情况。到8月份，我的妊娠反应很厉害，不能吃饭喝水，进去就吐。八月初，我到武汉去，住进中医院。住到8月末回来，他们抄了我的家，拿走了我所有的照片、纪念册、日记，还有一部精装《红楼梦》。
到了9月份，离生孩子还有一个月，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尿片没一块，小衣服没一件，我就想提前休息。头一天交待完工作，吐了一痰盂。第二天早上5点就发作了，我一直忍着，想等到天亮别人起床后再说。那时大儿子只有11岁半，他爸出差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去请会计（女的）扶我上医院。那时公司的人已经都不理我了。到医院，下午三点一刻才生。生孩子后就要吃，但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时医院是不开伙食的，都是由家属送饭。最简单就是红糖水泡麻花，可没有红糖，那时红糖是月女子凭出生证新上的户口才有，于是我叫儿子去给新生的女儿上户口。刚生下来，还没有名字，她哥哥就给她起个名字叫小红，上了户口，买回了红糖。
产假期满，不给我安排工作，叫我当勤杂工，打扫卫生，清理厕所，倒尿桶，提热水，打扫厕所。这样干了大约11个月，我被派到东门茶叶仓库去制茶，不久又把我弄到柏敦公社茶叶收购站，也是勤杂工，后来当炊事员。1967年9月，我到马桥茶叶收购站搞出纳。1968年全国掀起三反浪潮，抓现行反革命，到县茶叶公司开会，他们叫我交待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过程。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叫我怎么交待？不交待就打，在批斗我的胸前挂一块松木的黑板，大约有20斤重，上面写上“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老右派”弯腰90度，本来弯腰90度已经受不了了，还要挂上黑牌，这真是比挨打还难受。每次批斗完，有半个小时直不起腰来，很疼，就落下了腰疼病。
因为受不了他们的折磨，6月20日，我跑了，凌晨三点钟的样子。原来他们是把我反锁在房间里的，这天刚好没有锁，我就想跑回马桥。我觉得马桥的基础比较好，可以保护我，但我不敢走大路，而走小路。到马桥，天已大亮，我就到卫生所。卫生所的人很害怕，就打电话问县茶叶公司，结果茶叶公司来人把我押回到公社，交给造反派处理。一些人上来就把我五花大绑，拳打脚踢，把凉鞋也打掉了。他们捡起凉鞋打我的脸，把眼珠子都快打出来了。脸肿得很大，那个眼睛整个就看不见了。
端午节过后，大约是6月28号，把我搞到马桥，要六中的学生押我游街，约了各单位的人批斗我。每个上去发言的人都先打我，至少要打几个嘴巴子。李启富斗我的时候，拼命打，地上流了一大滩血。批斗完了，排起队伍上街。给我做了一个两尺高的高帽子，挂上牌子，上写“cc特务，老右派”。要我手拿一面锣，边走边喊，我是“cc特务，老右派”，不喊就打，拳打脚踢。没走多远，就把我踢倒在地。由于挂了牌，手不能着地，我起不来，那些学生就上来踢我，踢得我疼得透出不气，后来一个人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提起来。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打，到街上，围一圈人批斗我，喊口号。我浑身疼得没办法，连出气都困难，后来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去的，鞋掉了也不知道。到茶叶站，一下扑在茶叶仓库垫茶包的枕木上，再也动不了了。他们不让我回自己的房间，而是租了两条棉被，在茶叶仓库里用枕木搭起一张一尺高的“床”。晚上蚊子多得吓人，没有蚊帐，就这样喂蚊子。
当晚，茶叶站的陈满香给我洗澡时，看到我的样子说：“啧啧，打得象花蛇，看不得。”站在旁边的站长孙书跃的女儿大声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听毛主席的。”她爸立即把她吼了回去。
过了个把星期，我的伤好了些，他们到马桥来抓现行反革命，要我交待现形反革命活动。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要的是什么。要我瞎编也编不来，他们就把我反绑着手吊在茶叶仓库的梁上，用竹竿打。放下来，再吊上去打。我实在受不了，就说：“我说。你们叫我怎么写呀？”他们说，某某已经交待了你们有组织，你还不交待？有了头绪，我就可以瞎编。这次他们把我的两个膀子全吊坏了，完全抬不起来，连梳头都够不着。
1968年4月份在北京的妹妹出差路过，下车到我家，看到小女儿没人带，就把她带到北京，由我妈妈带。1969年春节刚过，就把我搞到县里批斗。2月2号下大雪，那一天批斗我时，何安生用一根凳子腿把我的头打开了，流了好多血，到医院缝了七针，住了一周医院。到3月份，我母亲身体不好，就把女儿送回来了，这时我爱人已下放五七干校，女儿只有我来带。我每天到东门仓库制茶，女儿就放在小时候带他们的保姆那儿，晚上接回来。11月份，把我弄到马桥茶叶站烧火。有一天早晨，徐心秋指着我对我女儿说：她是老黑，你打她，你骂她！我对女儿说：别听他瞎说，不听他的。
正月十六过后一两天，我母亲病重。她不愿火化，就让我妹妹送到我这儿来。母亲来这里两个多月就去世了，是5月30日。那天下午两点，我妹妹打电话来说，母亲去世了，茶叶站的人不告诉我，后来又来电话，才告诉我。班车已经没有，我走回家已经晚上七点多钟了。我爱人已经把母亲入殓了。我哭了，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
到9月份，我把女儿送到地区幼儿园全托，这时只剩儿子一个人在家。当时儿子只有十五岁，每周接妹妹回家，星期一早上送去，那真是兄妹俩相依为命。住在我们后面的小孩，一见到我儿子就骂，说他爸妈是坏人，他是黑五类。有一天，我儿子实在气不过，打了那小孩。这是我儿子第一次打人，也是最后一次，后来这小孩再也不骂了。
到了1971年，他们内查外调已经搞完了，刚过完年就叫我到县公司去结案。本来划定一个老特务的框框，调查期间，找到我所有的同学都说我是好的，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而且是进步的，于是他们就在我的成分上下功夫。我说过自己的家庭出身是职员，他们不承认，首先到我老家辽宁省辽阳县大门子调查，查不出来，就把七、八十岁的老人都集中到公社来谈我家的情况，他们都不认识我父亲，后来提起我的祖父，这才知道他有一个小儿子，一直在外，没有回过家。问他有土地吗？分家时是分了土地，但不多，都是他的兄弟种了，也没有回来收过租。我的几个伯父都是贫下中农。结果他们就搞了一张“放弃地主”的证明，拿到县专案组。有人说，放弃地主就不是地主。不行，他们再调查，就又到北京市邮政局去翻我父亲的档案。我父亲填表时填的家庭出身是富农，那是解放前三十年的情况。定出身是以解放前三年为准的，此时祖父早死了，家也分了几十年了，早不存在富农问题了。他们仍然给我定为“一贯隐瞒富农家庭出身”。我当时就反对，说那是解放前三十年的事，他们说这富农成分是北京邮政局开的，是有钢印的，还有假？你能赖得了吗？
他们还定我一直隐瞒父亲当过军阀讲武堂教官。我莫名其妙，我父亲25岁在沈阳考进邮局，一直到死都是在邮局，怎么会有这个事？我说我不知道。后来到1982年，我见到大哥，问他知不知道，他说父亲在进邮局前，在张学良的岳母办的小学里当过一年的音乐、体育教员，吃的是讲武堂的空额。定我的第三条罪是我二哥在台湾是少将高参。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他们知道。1979年与二哥联系上后，才知道他只是一名中学教员。第四条罪是说我不要共产党，要走自己的路。我说我没说过这句话，他们就把我的日记打开，在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红杠。我说还有前面的话呢，我说的是解放前我的思想是既不要国民党也不要共产党，我要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现在。他们说那些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就要这一句，这一句是不是你写的？我说这是我写的，就签了字。5月2号，宣布我划为右派，从新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每月16元生活费，交贺胜茶场劳动。
在贺胜茶场，脏活累活都由我干，没有节假日，每年只有换季的时候才给我三天假（四月和十一月初）。任何人都可以骂我，就连三岁的小孩都可以骂我，经常是一大群小孩在我身后叫“王淑谦，屁股尖”。
1974年，我儿子高中毕业后下放，我爱人因为有外遇，受处分下放到五七干校，家里只有七岁半的女儿。怎么办？于是决定把女儿送给在黑龙江的大妹妹带。 1975年11月底，大妹说身体不好，就把女儿托人带到北京小妹家。小妹留她在京玩几天，打算元旦后再送给我。元旦那天，她跟表哥表姐去公园玩，爬杆掉下来，摔断了大腿。直到3月底出院了，小妹才敢写信告诉我，要我去接她回来。这时女儿拄着双拐，真是祸不单行。1976年下半年，我把女儿带到贺胜，入农场子弟学校。老师同学都欺负她，一吵架就说你妈是右派。我女儿就跟我吵，你为什么当右派，你要不是右派谁也不会欺负我。
1977年落实政策，县里的人对我说：“你不是没有错误，那些材料都是有疤痕的，是改不了的，不是你没错，是现在政策好了，你要感谢党。”我没有感谢，我还要求把这些不实之词都销毁，并要求把我所有的日记、纪念册等都归还我。他们不给我，直到现在他们还不归还给我。落实政策后填表，家庭出身他们还给我填富农。直到现在，咸宁市委的人还在说：“王淑谦一贯反党，她有前科。”请看看我的这大半辈子，究竟是我一贯反党，还是党一贯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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