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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简报 (新版)
佚名

(附件一:研讨会照片)

2009年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参加了会议。

这天正好是母亲节,会上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致敬;并静默3分钟,向六四遇难者志哀。

研讨会涉及了丰富的议题,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

第一个发言的钱理群教授深情地说,他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两个动因。一是出于教师的良知,20年前,许多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作为教师,未能保护他们,一直心怀内疚,因为保护受难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也是北大的传统。90年前的“五四”,当学生被捕,挺身营救的就是蔡元培校长。学生牺牲而不能保护,已经欠了一笔债;学生蒙冤至今不得昭雪,如果再不说话,就是愧为人师。其次,是出于学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为六四平反,而学者却必须将六四写入历史,进行学理的讨论与研究。

周舵讲了他在1989年从4月中旬到6月4日的经历,其中包含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重要事件的细节,这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和各自的回忆,并引发了关于“拒绝遗忘还是保持集体沉默”的热烈发言。

徐晓回顾了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参与民主运动的经历,并向大家发问:“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做到拒绝遗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延续记忆;但是,面对一个看起来日益强大、甚至可以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权,面对一个以实用主义、犬儒主义为主流的社会,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坚持与坚守对抗的姿态?”

崔卫平认为,“这么长时间,我们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这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定的责任。”她还问:“在六四20周年之际,我愿意向周围所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二十年来的沉默和隐瞒,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带来怎样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损失又是什么?我们还打算继续沉默吗?”
莫之许说,20年来抵抗遗忘的斗争获得了显著成果,这既来自于市场化、全球化的进程,还来自于互联望网的恩惠。这一胜利的成果已然进入了新一代的生活,当他们遇到权力的暴虐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之与20年前的悲剧联系起来。从而,六四日渐成为当下反对垄断权力,反对专制政体的精神资源、象征符号和认同基础,通过这一纽带,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

李海谈到了六四如何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六四之后生活、工作受到了直接影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感到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降低这种影响,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轨道。

刘自立从历史纵深的维度,以“启蒙、秩序和反革命”为题,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从五四到六四的重大变化和事件:“从五四开始的国家主义和个体主义争夺话语权,转变成为人民革命;废黜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又转型为红色革命文化,继而消灭一切文化;1949年代表民主转变成为独裁极权;1966年文革代表极权主义人民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统治的结合;改革之1978年,代表极权主义取消革命。后六四政权,以建立中国价值,对抗普世价值。”

张耀杰论文的题目是“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对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的渐进改良主张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的激进革命态度,认为六四时“假如绝食学生及时撤退的话,既给当局提供了考虑其它选项的余地,也可以消解开枪镇压的理由和借口。”并建议现在“维权人士也应该提出‘刚性抗争’和‘韧性抗争’的概念”。

秦晖在发言中将六四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在运动模式、结果等方面做了比较。他认为六四民主运动发生在一个组织资源极度贫乏、政府与民众极度缺乏互信、互动关系的社会中,但中国的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组织较快,诉求和行动都十分理性、和平,干得不错。针对六四镇压产生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说法,他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从一次性事件就总结出历史规律,他指出,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只有时间的先后关系,而很难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研讨会多篇论文指出,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分水岭,六四带来的一个视野是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田晓青提出,六四之前的合法性虽然不是建立在民意的自由表达之上,但有一种借助于革命权威的合法性:自称争取自由民主,反抗反动派的压迫和不义;由宣传造成的想象——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专人民的敌人的政;以及实行改革得到拥护产生的合法性。但六四的暴力却是纯然非法的,取消了有关合法性的想象,自此,权力之依托从合法性转向有效性(去意识形态化):暴力之有效性和利益之有效性。改革之道义(政治)目标被取消,党也从意识形态集团转变为利益集团。

徐友渔宣读论文时指出,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昭示了紧迫性,并准备了思想条件。

六四之后社会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于现状的认识和分析,是与会者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殷玉生认为,六四之后,政府的意识形态基本失效,统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经济高速发展,这掩盖了几乎所有的矛盾,但从发展中权贵获益多,底层民众获益少,当民众的觉悟和要求提高时,反抗的成本会降低,而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将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引发政治转型。王俊秀说,六四以后中国的变化有两点,第一,20年来形成了一个畸形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上表现为低人权福利保障的出口发展战略,形成了一个资本与权贵结合的新垄断阶层;第二是2003年以后兴起了公民维权运动,《零八宪章》是公民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梁晓燕谈到了“八九”一代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思想、精神状态的差别,她曾经请几个年轻人看卡玛拍的《天安门》,他们对于“八九”一代年轻人露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眼神,感到十分陌生和吃惊。今天年轻人遭受现实生存压力,生活、思想空间受到极度挤压,精神状态呈现荒芜景象。不过,在这种大的冷漠气氛中也出现了某种希望,这就是近几年大量志愿者的出现,他们身上体现的承担责任和献身的精神,与“八九”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接。

维权律师滕彪指出,现在的维权运动是建立在八九民主运动的基础上的,80年代民主运动采取当时的形式,是与那时的政治环境相联系的,而现在的维权运动主要通过个案参与、网络媒体、民间联合等方式,推进人权、法治,从而推动政治体制转型。通过维权抗争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受到侵权的人越来越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极权-后极权体制与人性是敌对的。在互联网时代,维权的方式更多元化。从瓮安事件、杨佳案到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现存统治的基础正在逐步丧失,公民社会力量在渐渐成长,政治转型形一定会发生。
郭于华指出,想要结束历史悲剧,惟有真实、彻底地记住历史——真实的民主运动。惟有历史的真相是“狼奶”的解毒剂,而在这方面我们依旧任重道远。郭于华还指出,当下抗争的空间是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抗争能力是在抗争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不能指望统治集团自动地放权,或释放空间。

郝建的发言题目为“从六四民主运动看中国执政者与百姓的受迫害妄想心态”,他试图借用心理学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paranoia)来分析这种心理状态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分析走出这种负面心理状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六四前后中国执政者的种种言行来看,他们中的主要决策者存在着夸大威胁、有偏见地选择证据从而走向偏执反应的情况。受迫害妄想心态在中国百姓中也有表现,而在六四之后,过分夸大执政者的能力,过分夸大执政者的非理性状况成为中国百姓的普遍心理氛围。

张博树在其论文中指出:“六四的血腥结局,显然与当时的中共最高决策者的‘敌对思维’逻辑直接有关。在这个逻辑中,真正的爱国者变成了‘颠覆者’。20年后的今天,党专制的体制已经发生深刻的衰变,‘敌对思维’逻辑对当政者来说已经彻底转化为抗拒宪政民主、抗拒人类普世文明、维护党专制体制的手段。然而,这些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民间民主力量已经开始挣脱原来束缚自己的‘敌对思维’传统,我们一方面主张现存体制是没有出路的,它最终将被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所取代;另一方面,我们不把当政者视为‘敌人’,而是希望他们顺应历史大势,成为改革的促进者而不再是阻碍者。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基点,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

在会议自由讨论的环节中,针对“以流血换取稳定”的说法以及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家展开了认真严肃的讨论。对于这些为开枪镇压辩护的说法,与会者不予认同,认为这样的逻辑是拿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实际上目前中国社会严重贫富不均,充满各种危机。围绕“敌对思维”的提法,研讨会进一步展开了有关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

 

附件二:研讨会论文选登

1、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2、张博树:“论敌对思维--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而作”

3、徐友渔:“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

4、张耀杰:“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

5、崔卫平:“为什么要谈六四”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May 15, 2009
关键词: 2009 北京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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