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文——

神农架野人的第三个品种   焦国标

 

神农架野人的传说太久太多了，每个中国人的大脑里都形成了自己关于神农架野人的观念。在我大脑里形成的关于神农架野人的印象里，神农架野人有两种：一种属于某种迄今未明的生物，另一种属于一种超自然的神秘鬼怪。拜读了本期彭小明先生的大作《神农架日记节选》，我的关于神农架野人的分类知识一下子增加了三分之一，即神农架野人还有第三种——因社会政治原因逃进神农架从此与人世隔绝的与我们一模一样的普通人。

彭小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78级的学生，现居德国。三年级（1981年）暑假期间，他曾去神农架进行民歌采风。此行固然采集到许多“淳朴的、醉人的、痴迷的、狂放的歌”，更听到了一些流传于当地而不为外人所不知的关于神农架野人的故事。他们告诉他，外间传说的神农架野人，其实并非野人，而是从人间逃入深山的地主富农。日记中冯静美（化名）的故事，就是林区一个妇女干部讲给小明听的。“冯静美的家庭故事梗概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是给我的震撼是难以磨灭的。”小明兄在日前发给我的Email中写道。当时那里的干部们特别叮嘱小明，这种消息“过去一直不让泄”，因而告诫小明不要对外讲。

汉语里无主（语）句很多——过去谁不让外泄？这里省略了主语，当然是当地政府。小明向他们承诺，保证守口如瓶。“但是我心里十分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人们，决不会永远沉默到底。沉默下去，我的心里总不能平静。”

小明在另一篇写给我的Email中说：“我一直觉得要把这个真相告诉世人。共产党的样板戏《白毛女》是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但是并不排除它的历史真实性。我听到的这一传闻，也很可能是一个真实客观的存在。”白毛仙姑的故事，事实已经证明确有其原型。我坚信，让彭小明先生30年来一直内心不安的冯家故事，也一定是神农架地区确曾发生的真实的历史。

神农架野人的传说比地主富农的历史长久得多。换言之，在共产党制造地主富农之前，神农架早已有野人。不用说，那时的第三种野人不是被土改、镇反等政治运动逼进神农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而是因其他社会政治原因不得不逃进深山、远离尘世的弃民。我在给小明兄的回信中写道：“如此说来，当今传说的神农架野人有一个另外的来源，即政治贱民；那么历史上神农架的野人也完全可能有一部分是因社会政治原因变成的野人。公开冯家的故事，意义非同寻常。谢谢你！” 

                             2011-2-28 北京

 

 

                      目    录

父亲未享的临终关怀……………………………………陈士濂（04）

范中奎的锹把……………………………………………俞加深（08）

上海大抄家………………………………………………刘文忠（10）

整人专家衣竹林…………………………………………聂步腾（14）

杨毓东牧师………………………………………………刘凤钢（19）

母亲的人民证……………………………………………士 濂（29）

我经历的政治迫害………………………………………李大立（33）   

钦州剖腹食肝风…………………………………………佚 名（36）    
一句话右派………………………………………………华 中（38）

吴天石的儿子……………………………………………李大立（40）

我跟苏东坡不一伙………………………………………汉 男（42）

父母拴手一起跳河………………………………………劳布藏（45）

武宣吃人肉事件…………………………………………剑 客（48）

送瘟神……………………………………………………武 昌（50）

小阁楼男女混居记………………………………………何 为（51）

智对红卫兵………………………………………………汉 阳（54）

阿爸、叔叔和我…………………………………………秋什江（55）

恶捧刘户籍………………………………………………晴 川（57）
无档案右派马叔叔………………………………………乔海燕（58）

把交代写到极致…………………………………………马 南（62）

蒙古牧民阿拉坦………………………………………巴雅古特（64）

从杭州到青海……………………………………………陈士濂（65）

父子株连，兄弟反目……………………………………文 忠（76）

嚣张的右派………………………………………………马 赫（83）

学习班往事………………………………………………江 城（85）

林云涛复仇记……………………………………………南 周（91）

神农架日记节选…………………………………………彭小明（94）

父亲的一九四九…………………………………………曾慧燕（98）

 

 

 

父亲未享的临终关怀    陈士濂

 

我的老家在浙江浦江县。小叔陈肇英，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结拜兄弟，1926年中山舰事件时任虎门要塞司令，受蒋之命，带领亲信抓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因此被中共定格为反共的国民党右翼人物。

1949年，小叔携婶娘去了台湾，一直在老家管理家务的大叔只身仓皇出逃。我的父亲1947年致仕，归里后始终固守家园。他虽然供职国民政府多年，曾担任市县税务局局长等职，但自信并无血债，在乡民中口碑尚好，故抱有侥幸念头，希望能获得新政权的宽大，想在与家人的团聚中了此残生。

1950年秋末，父亲被拘捕入狱。51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村里传出消息，第二天乡上要召开公审大会，有一批人犯要从县上押送过来。那时正是镇反高潮，公审大会常在较大的村镇举行，随后就地枪决被公审者。村里有关系较近的人偷偷来我家，说明日犯人中很可能有我父亲，让我们做些准备。

大人们除了商议后事，觉得家中最好有个人去参加大会，以见我父亲最后一面。谁能进得这森严的会场呢？村里的农会、妇女会、民兵、自卫队等有组织的队伍，我家的大人没一个挨得上边，唯一可能进会场的只有我。那时我12岁，正在村旁的中山中学上初中，于是法场探父的重任就落在我肩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等候在学校去乡政府的路旁。每逢乡里有大型集会，学校的军乐队都要参加。果然，这天也不例外。当敲着铜鼓吹着军号的队伍来到跟前时，我突然从路边闯了进去，向带队的老师说明了原委，希望他们能带我进入会场。老师很通情达理，答应让我随军乐队同去，但一再嘱咐我：“你可不能在里面哭喊。”

大会在一个晒谷用的大明堂里举行，原来空旷的场地上站满了人，临时搭就的主席台上坐着几个军政干部。宣布开会后，先是奏乐，我的那些同学们急忙吹打起来。接着是一声威严的吆喝：“把犯人押上来！”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人押一个，从场外将犯人带进会场。

他们就在军乐队前经过，一个，又一个，突然，我看见了犯人队伍中的父亲。入狱不到一百天，父亲的变化太大了：本已苍老的脸，现在又瘦削又憔悴，加上满头的白发，满脸的乱须，真是惨不忍睹。他被推搡着踉踉跄跄一闪而过，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混在军乐队中的我。

受公审的犯人被押在主席台的一侧，离军乐队不远，我能清楚地看见父亲。他一直低着头，在我眼前晃动的只是他那一头白发。

主席台上有人在宣读一个个犯人的罪状和对他们的判决，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在这难得的瞬间抬起头来张望一下，这样他就可以见到我，他的目光就能和我的目光相接。我是他最小的也是最疼爱的儿子，能见到我对他将是多大的安慰啊。但他没有抬头，在我眼前晃动的始终只是那一头白发。我想走过去，轻轻地喊他一声，但我没敢举步。我想起了临来时老师的嘱咐，我知道一个佩带红领巾的少年，要在会场上喊叫那犯人父亲，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这很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我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只能寄微弱的希望于判决。

我注意到，前面的几次判决都是引用法律的某一条款，随之传来的就是无情的枪声。当宣布父亲的罪状并引用法律条款时，我希望不再是那一条。确实，条款的引用与我所希望的那样与前边有了变化，这是否意味着父亲与那些有血债的土匪有所区别，因而判决也会不一样？我正暗自这么思忖，父亲已从主席台边被拎出去了。动作是那样的快捷，我都来不及最后看他一眼，就听见了一记沉重的枪声……

作为县内知名的官僚地主，作为反动阵营中的成员，父亲的被处决，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其时尚年幼的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后来在全校大会上，我在老师的动员下，上台揭发我父亲的反革命罪行。令我遗憾至今的是，父亲临刑前我竟没能让他最后看我一眼，没能让他听我最后叫一声爸爸！儿子对父亲的这一特殊临终关怀，再也无法兑现！

父亲的尸体，是由我哥和村里的亲友抬回的。母亲哭泣着抚摸尸体时，发现他穿的水獭皮袍子领口处被枪弹打坏一小片。第二天出殡，预定抬棺材的几位亲友，受到驻村土改工作队董姓队员的告诫，不许他们为反革命效力。看来只有得到董的同意，父亲的灵柩才能抬入墓地。我母亲从他人口中得知，董非常属意我父亲那件皮袍，就连忙赶去找他，答应以一担谷子的价钱将皮袍子拱手相让。那一担谷子后来也并没有抬进我家，因为我家还欠着政府称为“余粮”的数额庞大的剥削账款，那谷子就作为欠款的一部分被扣除了。父亲的皮袍被从身上剥了下来，但遗体总算被恩准由那些亲友送进了坟茔。

我的父辈解放后或逃或死或关，我的同辈兄嫂广受株连。我的二嫂于雪兰，三岁时由我的大婶抱养来做我二哥陈述的童养媳。二哥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5年欲回家完婚，被我小叔陈肇英止住，参加了东征，在淡水战役中阵亡。蒋介石曾为此致陈肇英唁函：“若侄即吾侄，为国捐躯，深表凄楚。”作为未亡人的二嫂，从十七岁开始在我家守寡，其职责就是伺候公婆，抚育侄儿侄女，并无恶行，土改时亦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且因婆婆年老体弱，由她顶替婆婆接受批斗，挨骂被打。婆婆去世后，虽然名义上给她过继了子女，但都不在身边。2007年90岁时，二嫂孤苦伶仃地在老屋去世。后来我在1998年广州出版社出版的《黄埔军校将帅录》里查知，二哥陈述在1924年军校学习期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及火星剧社活动”。可是这位革命烈士的未亡人，竟然在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低头弯腰地当了30年的“地主婆”！

我的同父异母兄长陈士琨，毕业于福建师专，曾任教于连江县中，1947年回中山中学执教，小叔去台湾后由他接任校董事长。土改时，他被接管后的校方解聘，驱回乡村定为地主分子受管制，从30岁后就一直在家务农。1987年，浦江县法院以错定成分撤销其地主分子帽子，但其时的他已近古稀之年，这份迟到的改判书已无实际意义。

2009年，中山中学举行70周年校庆，他以学校老董事长身份受邀，却被冷落在末席。但他已有一种苦涩的满足：整整一个甲子了，还能在有生之年重回这所他服务多年的学校，是多么的难得啊！更可怜的是，因受他牵连，其子女无一人参军招干，没一个有初中以上的学历，全都务农或打工。有一次回家，在村头杂货店里我遇见正在打牌的他的儿子。只是玩的五毛、一块的小麻将，竟让我这位侄子在输钱后发出慨叹：“现在我们才是真正的穷人！”闻听此言我一阵凄然，我最多只能偶尔接济哥哥，对于他贫困的下一代，实在是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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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对待日军战犯相当宽容和人道，抚顺战犯管理所伙食丰富，所关押的日本军人都是直接负有战争罪责或亲手虐杀残害抗日志士和人民的侵略者、法西斯三光政策的罪犯和凶手，但是没有酷刑和虐待，没有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刑罚为二十年，而且都没有服满刑期，大多在十年左右获释。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不少人是抗日勇士，忽然成为内战败将和劳改犯，他们的刑期动辄十年十五年，上诉被认为是对党和政府不满，给予加刑。这样的冤屈至今没有全面系统的伸张。还有大量默默而死的囚徒，无人为他们申诉，连名义上的平反都没有得到。                  彭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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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中奎的锹把    俞加深

 

范中奎是我在青海省刚察县青海湖劳改农场时的难友，又是江苏启东同乡。老范比我早到这个农场，在农场赶上了那场大饥荒。老范是一个赶牛车的把式，大饥荒那一阵，他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早晨套车把饿死的三五个劳改犯尸体拉走，埋掉。每埋掉一个死人，老范就在他的锹把上刻一道痕。埋掉的人，没有墓地，也不立墓碑，只是在东山脚下挖个坑，扔下尸体，盖上几锹沙土，别让野狼扒走吃了，就算万事大吉。

老范常常给我讲，那时人人浮肿，很少有人出工，经常有人拉肚子，一拉稀就离呜呼哀哉不远了。活着的人，白天晒太阳，天黑后强打精神，在监房墙角架三块土胚，用破锅炒青稞，然后整夜不睡，慢慢嚼着半生不熟的青稞粒。有的人嚼起来无法停止，吃撑了就喝凉水，第二天早晨胀死了。

这些人白天不出工，夜里监房里哪来的青稞？老范说，是出工的犯人与不出工的犯人私下交易而来的。出工到打麦场上扬场的，赶马车拉粮食的，打扫麦场的，都有机会接触粮食。比如打扫麦场的，把打扫起来的马粪放在水渠里淘洗，像淘金那样，可以淘出许多青稞粒，晒干后就装进由劳改服裤脚缝制成的黑色布袋里。

劳改队禁止犯人将任何食物带进大墙内。出工的犯人天黑整队回监时，为了查禁青稞，狱方在大门口挂上马灯。每个犯人报数后，他们还要用手电逐一照其双手和裤腿，看手里是否拿有东西，裤腿是否被扎起来。

那么他们用什么高招将青稞带进大墙呢？老范告诉我，玩魔术。预先在黑布袋上栓一根线，等队长用手电照着报数时，就将手里的黑布袋扔在身后。队长照过，说“进”，犯人就拉紧黑线，将黑布袋收入腋下或怀里，列队进院。出工的犯人就拿这些挖空心思带进来的青稞，换不出工犯人平时省下来的新劳改服、鞋袜等物。

文革期间，我被卷入狱内一桩冤案，没日没夜遭到惨无人道的批斗。说是批斗，其实比酷刑还厉害，二十天下来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真是生不如死。批斗期间，范中奎从未动我一手指头。粉碎四人帮后，我提前获释，后来托人打听范中奎的下落，说两年前因病故世了。我不善罢干休，亲自去东山乱坟岗探望。但见一个个风沙吹成的小丘，没有木牌和石碑，这就是劳改犯们的最后归宿。几十年过去，至今我脑海里始终忘不掉范中奎的锹把，上面的刻痕足有数百道之多，那是经他手埋葬的尸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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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每到岁末，劳累一天之后，不仅要参加单位对我的评审会，还要参加居委会的评审会，因为谁都可以管我。1971年12月下旬某晚，居委会开我的评审会。居委会主任致开场白之后，一帮街道积极分子纷纷发言，批判我改造不积极主动，甚至抗拒改造。其强词夺理、无事生非、捕风捉影，我都作恭听状，会场气氛相当严肃。最后，居委会治保主任作总结。她先是概括众人的发言，指出刚才“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都是为我好，接着告诫我今后要积极主动改造自己，那样，前途就是很光明的。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不积极主动改造，就不会有好下场。她越说越激动，忽然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官僚！”指责我平日不把干部放在眼里。我一听这两个字，就明白了自己平日在这帮人心目中的印象。这是无意间为我提供一面镜子，让我看见了平日的自己。我参加过无数次此类评审会，几乎每次都令我愤慨，唯独这回令我欣慰，印象深刻，因为它让我看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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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抄家    刘文忠

1966年红八月，大上海变成腥风血雨的大海洋。过去整洁的南京路，如今成为一批批红卫兵横行滋事的恐怖之路。许多红卫兵，手里拿着剪刀，随时随地抢上前去剪过路小姑娘的长辫子，过路人的小裤脚管也在被剪之列，烫发的妇女更被残暴地剪成光头。十里长街，处处慌乱，处处痛哭，不法之徒、流氓阿飞趁乱调戏凌辱妇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剥光妇女的上衣。淮海路上到处砸招牌，一些著名餐馆贴出大字报：“黑九类及其子女不准入内！”有的餐馆甚至贴出所谓革命通知书，赫然写着：“二十种人不得入内：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宪（兵）、团（三青团员）、军（国民党军官）、贷（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小商、小贩）、娼、僧、巫、道、尼。”著名的上海文化广场上，隔日两头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一批又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老专家被打倒在地，再用脚踏踹。

我家也遭劫难，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连续到我家抄家。他们拿着派出所提供的“反革命人家”地址，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随地唱着《造反有理》革命歌曲，像跑步冲锋一般打上门来。一进来就翻箱倒柜，搜寻金银财宝。他们认为，我们这样的反革命人家，过去是地主资本家，一定私藏金银财宝，搜寻不到，就抽出皮带兜头揽脑抽打我父亲。

有一次，他们抄到我母亲三十多年前的陪嫁品，几只手镯、翡翠、玉片，如获至宝，你抢我夺。一块较大的碧玉被打碎在地，红卫兵在地上抢夺碎片。几个红卫兵在我母亲的箱橱里抄到几幅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国画，那是我太外公、清末江南著名大画家胡公寿的亲笔画。他们不知其贵，只是好奇地传观。一个红卫兵上来大喊：“封资修四旧，还看什么！”一把夺过，撕碎掷出窗外，跳着高叫：“大破四旧，彻底砸烂旧世界！”旁边的红卫兵们一起跟着呼喊：“砸烂旧世界，建设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的父亲刘宗汉曾经当过国民党专员，红卫兵逼他交代罪行。老人吓得哆哆嗦嗦，辩解说：“我是个临时专员，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呵斥他狡赖、顽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条，冲着用皮带抽他。一个仔细搜查的红卫兵从一本旧书中搜出几张发黄的照片，激动得大喊：“抄到了，抄到了！”其中一张照片上，我父亲戴着大礼帽，穿着笔挺西装，与联合国救济总署派来的外国军官握手，背后是巨大的万吨轮，还有一张是父亲和陈纳德将军在机场的合影。

红卫兵指着照片，点戳着我父亲的脸，大声喝问：“你这个老反革命，还不老实交代！你自己看看，当年你耀武扬威的反革命样子！老实交代，这是在哪里？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面对他们的吼叫乱骂，父亲定了定神，认真地回答：“这是我代表当时政府和人民，去苏联和美国接受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发给中国的战后慈善救济物资。”
    “老反革命还在骗人！当时的政府是蒋介石反动政府，怎么代表人民？还在放毒！”“苏联是苏修，美国是美帝，怎会发善心向中国拨救济物资？你又在耍花样，欺骗我们红卫兵小将！”

往昔的荣耀使老人勇气倍增，他伸手拣出张照片，说道：“喏，这一张，是在秦皇岛码头，我指挥工人把国际救援物资搬运去解放区，旁边站立的有伍修权同志。”又指着另一张说：“这个美国人，是抗日英雄、飞虎将军陈纳德。”

那个仔细搜查的红卫兵又从另一本书中找到一张大照片，惊叫道：“不得了，这个老反革命还拿枪！”那是一张父亲当年做京剧票友，化装演出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作战的剧照。几个红卫兵立即揪住老人，勒令他低头认罪。父亲唯唯诺诺，任凭他们摁头按背，弯腰90度，双肩后翻，疼得大叫。

三哥文辉堆放在床下纸箱里的中外名著，被他们一本本翻出来，翻一本撕一本。他们认为好看的，就扔进一只大纸箱，准备带走。三个爱书如命，抄抢他的书等于抢劫他的宝贝，撕书声犹似刀割在他心上。他急忙上前解释，阻止他们的恶行。四五个红卫兵冲上来，对三哥拳打脚踢，皮带乱舞，骂道：“妈的，这家伙多反动，家里藏了这么多封资修的书籍，不是外国的，就是孔孟之道的，没有一本是革命书籍。全部烧掉，看他今后怎么看！”

临走时，一个红卫兵头头已出门，又返回来，强行抢走了我家的一台六管红灯牌收音机。我上前拦阻：“收音机不是四旧，为什么要拿走？”那个小强盗蛮横地瞪着眼说：“有人反映刘文辉深夜收听美国之音，我们要没收，拿回去检查。如有问题，回来总算帐，当心你们的狗命！”说完抱起收音机扬长而去。

那年月人人自危，平时的积怨、妒忌，同事、邻居里的不和，随时都会变成暗箭和诬告，再由此造成被斗争、抄家。有一天，一个邻居到派出所密告，说历史反革命刘宗汉半夜在屋后花园里藏东西。一批红卫兵很快冲进来，在我家花园内乱掘猛挖，花木全被毁。

与我们同住的4个外甥，大的16岁，小的8岁，吓得哇哇大叫，围在老外婆身边痛哭发抖，有的甚至钻到床下。

我家对面住着我的一位中学老师。这位老师姓高，出身资产阶级，平时同学们背后都夸她漂亮，有气质。那天红卫兵抄她的家，我看到一个流里流气的学生用扫帚挑起一件粉红色柔软衣物，在她家门口吆喝，引来大家看热闹。那是一件胸罩连内裤的女用内衣，里弄的阿姨妈妈们看到后，神情异常，啧啧连声，仿佛那是很淫邪的东西，只有荡妇才会穿。有的学生指着被批斗的高教师骂：“不要脸，淫妇！”围观的一些革命群众也叫喊起哄：“给她剪了，剪了，剪成条条片片，看她怎么穿！”有人骂道：“骚货，看上去那么漂亮，想不到思想这么肮脏！”有人叫着出主意：“狠狠批斗！把肮东西挂她脖子上拉出去游街！”

红卫兵们听到起哄人群的恶作剧创意，立即把那件胸罩内衣剪成七八条碎片，挂在高老师头颈上，推搡着、作践着在里弄周围的街道上游斗，后面跟着一长串看热闹的人。高老师低着头，泪流满脸，泣不成声，忍受着愚昧人群的肆意凌辱。一位哲人说：人类有个共同的暴君，它的名字叫愚昧。文化大革命将万万千千人推向愚昧的深渊，又使千千万万人遭受愚昧暴君的残酷践踏。

有一天，我拿回家一迭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北京来的红卫兵战报，说北京大兴县杀害300多名四类分子，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家被杀绝。三哥读了这份简报，愤恨地指着墙上贴的毛像说：“将来总有一天，历史和人民会向这位祸国殃民的暴君清算血债，否则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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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某日下午，刚上班，忽听一声哨子急响，接着听见积极分子邱某高声喊道：“全厂紧急集合！”然后激动地宣布：“刚才，刘书记发现了一起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在铁塔牌香烟盒子上印的铁塔里边看见了蒋介石的像，还发现一个英文字母和一个俄文字母，这就是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牢（宰）世界，已经派小丁去报案了。”这帮人把“主宰”读作“主牢”。小丁是厂里为数不多的男工之一，一个流氓无产者。平时我就抽开封生产的铁塔牌香烟，便宜，一毛几分钱一盒。当晚回家，我把那烟盒拆开，抚平，仔细察看，却什么也没发现。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从今以后再不抽铁塔烟了。次日一早，我刚踏进厂门，丁某就拦住我：“把烟拿出来！”我立马掏出本地生产的廉价烟“大公鸡”，微笑着递给他一支。他接受了，看去来有点失望。此后他们没再提这次阶级斗争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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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人专家衣竹林    聂步腾

 

1966年，四清工作团团长李恩普和副团长衣竹林，带领1436名工作队员，进驻祁连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和牧区。衣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四清期间，以他为首的工作团捏造了一个惊天大冤案——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

郭振国是门源苏吉滩的藏族，当时是祁连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我是副县长。这个冤案从县长到各公社书记、主任和通信员，牵连了414人，涉及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公社、学校，好多干部被整掉。四清工作团专审我15天。审讯小组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再给我们穿上皮大衣、皮帽子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样直淌。用的酷刑有10多种，脖子上吊磨盘石，拔头发，火烤，烟熏，用烧开的酥油往头和脖子里倒，开水往裤裆里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衣竹林原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因搞假案遭撤职，调到公安部当副科长，后来不知怎么调到青海省公安厅当起副厅长来。那几年，他在尖扎县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在化隆县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去循化县又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四清时他来祁连县，又把祁连县搞成反革命集团。他是个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团假案的专家。

因为我过去对1958年叛乱和海晏搬迁说了些意见，四清运动工作团就说我是反革命，给我定了14条罪状。当时我想，我肯定有小错误，但没有大错误，更没有反革命和叛乱罪，衣竹林却说我在1958年搞了叛乱。我说：“我没有参加叛乱，没有这样的事。”我对他说：“58年你带我们公安厅工作组，你是带队的，谁去了谁没有去，你清清楚楚。循化叛乱了，我在哪儿？我在泽库，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难道忘了吗？你忘了我给你提醒。”他戴着眼镜，扶了扶眼镜说：“哦！1958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的血直往头上涌，如果他再把58年叛乱的帽子扣我头上，我就真想把他杀掉。我说：“你想起来就对了！”他又说：“那你这一次是第二次叛乱。”唉！叫我说什么好。

他又把我叫去谈话，说：“我们本来不相信你搞叛乱，你是公安厅的人哪！但是现在证明你搞叛乱的人有多少？有80多个！你就是参加叛乱了。”他又说：“你暗地里参加了海晏叛乱，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说过，海晏搬迁，一户人家3头牛，半个帐房，武装押解，黑天半夜迁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饿死了多少。你还说过，1958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年的叛乱是汉族镇压少数民族。这些都是你说的吧？还有，你为什么从马场赶了那么多的马？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要马？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乱的证据。”

噫！就这么给我定了14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审问。我说：“叛乱我没有参加，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说：“你是个不简单的人，为啥没有（参加）？你还准备请国民党。”我说：“请国民党是没有的事。”他们说：“你那时候从海晏拿来了个电台，你还拿来好多枪。”天哪！我到哪里去拿电台拿枪呢？

他们说的电台是怎么回事呢？我慢慢想起来了。我妻子有个小木箱，上面有个老虎图案，里面装些梳妆用的东西。那小木箱是我从海晏拿来的，放在多伦我妻子的姐姐家了。后来姐姐让我拿回去，我就拿到我家了。有几个人见了这个小木箱，张XX和杜加都见了。唉！就这么个小木箱嘛！还能有啥？真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个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证，他们审问我：“你的电台呢？你是怎么联系的？”哎呀！白天整，晚上整，7个人看守我。白天开批斗会，晚上睡下后，半夜整起来再审问。

托莱牧场场社分家时，我们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多伦一带，这也成了一条罪状。他们说：“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团安置到默勒、多伦，你说那个地方地形好，攻不进来，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说：“那么我对谁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是下面的人说的。胡某某说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说了。”他们指名道姓，说张某某怎么说了，邓某某怎么说了，呵呀！整得凶啊。我说：“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你们好好查查。”

衣竹林、张光汉（音）和公安厅一处的科长，都硬要让我承认参加叛乱了。很多人被打得无法忍受，就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乱说了。他们让我看了一些说我参加叛乱的材料。一个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聂步腾是我们的头是哩，郭振国是比他大的头是哩。我们叛乱过了。”这是哈尔盖贝子王爷的媳妇写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音）写的：“他（聂步腾）是海晏的县长，我们的妹夫是冈察的县长，久美是祁连的县长。”“这些是谁说的？”“聂步腾说了，是他任命的。”后来我问郭正海：“在部队上的时候，你是给我当过班长的，你怎么胡日鬼，你怎胡说哩？”他说：“唉！打得我实在忍受不住，我就编了这么个事，不说你再没有别人啊。”后来，青羊沟的大队书记罗罗对我说：“阿格玛（藏语感叹词）！审讯的时候把我打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就说你是叛乱的头子。实在对不起啊。” 我说：“你现在道歉有啥用啊？”当时审讯一个人，不仅要逼得他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叛乱，还要让他拉上别的人，必须让他承认有别的人参加。
　　我算了一下，当时衣竹林等人搞刑讯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十二三个，死掉的群众还不算。扎马什公社的书记王春龙（音），是从山东逃荒到这里的，在侧所里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长卓玛是札萨的蒙古人，也上吊死了。不少啊！整天说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叛乱，最后把一些汉族干部也整了。

这些所谓搞叛乱的材料是怎么来的？当时的工作开会全部成了叛乱的依据。我们曾在野牛沟的大泉开会，商量安置托莱搬迁过来的群众，划分草场和小队。就这么个事，硬编造出大泉北山叛乱会议，还有豹子崖会议。豹子崖会议在阿日开，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也可以编造出你去过，而且是叛乱会议。严刑拷打下，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些就害怕了，就说我参加叛乱了，他参加叛乱了，胡说在哪里开会了，在哪里叛乱了。那些会议本来都是安排生产、传达文件的会议。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会议多，安排生产的事情多。唉！最后都成了什么反革命叛乱会议。

当时托莱牧场七分场牲口不够，每家安排了（分给）1只羊，共25只，后来就给那里的老根托定了个以宰杀牲口为名搞反革命叛乱，整老根托，逼大泉的劳布桑和先巴招供，说我们吃肉搞叛乱了，我们的头头是谁谁谁。这样又牵连了一大批人。

查来查去，这些人啥事也没有，根本就没有叛乱，都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他们是怎么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头的时候，他们挖了个坑，把老根托推到坑里，然后用沙土埋他，埋得只剩下头，然后让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工作团要撤掉的时候，他们要我在材料上签名。我没有签。他们不答应。我又写了个材料，说我有重大错误，但死都没有承认他们说的叛乱。因为这个材料，又把我批斗了两天。

衣竹林亲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之后，州委书记王风（音）发火了：“你们这次搞的这些案子，这么大的反革命集团，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公社主任、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全部搞反革命，那我们海北州是干啥的？我们州委是干啥的？这个材料我们不同意、不研究。”实际上就是这样，海北州10个县的县长都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职不失职？你州委在干啥呢？

州委说话了，最终我没有去劳改。文革开始后说我不老实，又和当权派们一起挨批斗。我一直做临时工，在自来水厂、水泥厂、砖瓦厂干，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郭振国最惨，1958年被捕，后来又释放，恢复了县长的职务。67年四清，又被逮捕，整整坐了14年的牢。

那个时候，县武装部一个干事到山里去打野牲，不知怎么就上吊死了。他的马背着马鞍跑到小八宝，郭振国的媳妇在那里的奶厂当工人。海北州军分区的两个干部来祁连调查，说这人是被人杀死的，把这个人命案毫无根据地扣到郭振国头上，说他搞反革命叛乱杀了人。整来整去，最后凭空捏造一个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集团，逮捕审讯群众和基层干部。祁连县全县7个公社的28个公社书记和主任，除了一个牛春发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人们说“四七二十八，剩下个牛春发”，说的就是这事。牛春发是个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书记。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还是藏族、汉族和回族，都是郭振国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1978年，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集团案平反了，郭被释放，安排个州政协秘书长的工作，两三年后就患癌去世了。他们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啊！他的父亲抓掉了，在监狱里折磨得只剩一口气，出来就死了。他的一个堂哥抓掉了，释放后在冈察没处去，走到阿日开，连病带饿死掉了。他的兄弟们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整惨了。

过了几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组来查，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州委书记和州军分区副司令员都来了。查了以后，没有叛乱这回事。有个啥呢？都是开会喝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乱活动的事啊！那个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国没有丝毫关系。

一个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衣竹林是在西宁文化街，公安厅家属院门口。我说：“厅长好着啥！”他说：“你好着啥！”我说：“我好着哩。”他说：“你平反了没有？”我说：“没有平反。你不（给我）平反谁给我平反哩？”他说：“你没有事。我给调查组说过，你没有事。郭振国是反革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郭振国是反革命？路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就不看一看啊？你有啥人证物证？”他说：“人证有吧。”我说：“人证他见了（郭振国搞反革命叛乱）吗？是怎么个情况？是参加会了还是做了啥？”他说：“这……这……，这个说来也伤脑筋得很。啊，好好好……你忙去。啊！再见！”然后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还在坚持郭振国是反革命！这么一个人，他害了多少人啊！

 

 

 

杨毓东牧师    刘凤钢

 

北京西单缸瓦市教堂牧师杨毓东，生于1920年，辽宁辽阳人，三代蒙主恩。祖父杨凤翔，19世纪80年代领洗归主。1948年，28岁的杨毓东，东北神学院毕业后到北京实习。1949年初，共军兵临城下，长老、牧师都吓跑了，教会礼拜自动停止。共产党接管政权初，党政军都想占教会的房子，教会无人伸头。杨毓东认为教会是属于主的，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于是就主动出来应酬交涉。共产政权渐稳，聚会开始恢复，长老、牧师看这个年轻人能扛事，还能讲道，就请求区会，批准他在新街口教会主持工作。

1957年夏，反右突起。为配合运动，北京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12月26日开始举办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会议期间，45名基督徒被打成右派，杨第一个被揪出来，判劳动教养。

1962年，劳教期满，不得获释，被押往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不久又被送到吉林白城子以北的北大荒。在那里，杨受尽折磨，生活艰难，甚至连吃盐都须家里寄；住的也很简陋，每人只有一个蚊帐，睡在帐蓬里的草地上，与蛤蟆、昆虫同眠。环境恶劣，超强劳动，严重营养不良，杨毓东终于病倒。杨师母向政府请求丈夫回家养病，不被批准。后来，杨师母因病住院做手术，需要照顾，官方经过核实，才允许杨毓东回家看顾病妻和3个月的幼子，回到北京那天正好是1962年圣诞节的早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杨毓东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一员，信耶稣、传过道、读过神学更是罪上加罪。那时凡与教会有过关系的人都被打成帝国主义走狗、特务，批倒批臭。杨毓东被赶至乡下，直到1978年才重返北京。

回北京后，三自会不想让他讲道，把他分到佛教的广化寺干手工活，一个月20几块钱，实际上还是被看管。杨毓东没有去，后来按退休处理，每月领退休金40几块。这一年杨毓东58岁。为了养家，他什么活都干，给建工部刻蜡板。这事并不轻松，每次来活，都是急的，有时连续几天黑天白日刻。也到过建筑工地，开混凝土搅拌机。

1980年胡耀邦当政，政治环境宽松了，北京市宗教处为让杨毓东参加教会工作，重新给他发放平反书面决定，去掉了思想不好等内容。杨牧师回教会工作似乎指日可待，可是北京三自会比他的主子还左，坚决反对杨毓东重返教会。他们说，杨毓东不顺服，难以驾驭。

1986年，政府决定请杨毓东出任牧师，原因是，教堂开放了而教牧人才奇缺，杨毓东则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且工作能力强，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海外关系。杨毓东提出条件：我只做宗教工作，不搞政治。我讲道不按人的意思讲，只按圣经神的意思讲。你们要是接受，我就这么讲；要不同意，现在就罢，免得日后麻烦。他们同意了。

主内一些弟兄姊妹反对他去三自工作，认为不能与三自同流。杨认为，去三自教会不等于为三自工作，耶稣和使徒都曾利用犹太会堂传道。于是他开始了三自教堂事奉。首先建立堂务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从而改变了以往政府通过控制主任牧师实现控制整个教会的局面。杨毓东宣布，堂委会是本堂最高权力组织，代表广大信徒对教会实施民主管理。第二，恢复缸瓦市教会青年团契，由年轻信徒自己管理。这是北京各教堂最早恢复的青年团契。年轻人是教会的未来，要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爱护、培养和建造。第三，组织家庭聚会，把那些离教会远、年老体弱的信徒组织起来，形成聚会点，定期派义工到那里领会，培养他们的信仰和灵性。这是其他教会所没有的。政府多次找杨牧师谈话，表示不许这样做，并要求交出家庭聚会的地点和信徒名单。杨牧师断然拒绝：“给了你们，不等于出卖信徒吗？你们若要，找派出所交涉去，我无可奉告。”

杨牧师还大张旗鼓办圣诞节，认为这是传福音的好机会。他说：“人们看见这里有个礼拜堂，正过圣诞节，就会对基督教产生一个初步印象。”1986年圣诞节，堂内、院内、大门外都张灯结彩，同时播放圣诞歌曲，一片喜气洋洋，来参加庆祝圣诞节活动的人达到12000人次。此后，年年都不少于1万人次。这在其他各堂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杨牧师还增加主日礼拜的次数，政府对此也很不满意。

1988年12月13日，中国基督教两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有代表提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引导中国教徒爱国爱教，自传自养自治，功劳和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教会被洗净后，水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教会不是运动，到一定时间，三自运动就应该结束。这个会议精神传到北京，杨毓东很受鼓舞，以为三自不会存在多久了，于是采取措施，查三自的账目，清查教会房地产。李克牧师担任查账小组组长，杨毓东牧师负责查房地产。查了若干年，查不下去，桩桩件件都与政府有关。通过查帐和清理教产，那些老牧师和信徒终于明白，三自会拿教会房产送礼讨好政府，实际上就是出卖教会与世界联合。

查账查房之举引起政府极大不满，加上1989年六四事件中缸瓦市教会的年轻人是宗教界第一个打着横幅，走上街头，到天安门广场声缓绝食学生的，于是三自和宗教局多次找杨牧师，催逼他辞职。他不得不同意。

1991年9月5日青年聚会，杨牧师讲道，突然接到三自负责人的通知，说有外国记者到堂里采访，不让杨牧师辞职了。当时，有几个国家的9名记者在教堂门前等待杨牧师，宗教局的郭处长在街上拦住杨牧师，要他不要见记者，并派人“护送”他到教会，会后又用小车送他回家，外国记者始终没有机会访问杨牧师。

10月15日至17日，市宗教处在西城区政府召开学习会，播放东欧政变等内容的录像。讨论时，政府干部和三自骨干认为，东欧剧变就是由牧师引起的，中国牧师也可能引发中国剧变。鉴于缸瓦市教会青年团契六四事件中的表现，政府认定，缸瓦市教会是不安定因素，杨毓东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牧师。

他们多次寻找理由逼杨牧师退休，理由之一是主任牧师70岁必须退下来。杨牧师对政府代表阚学卿说：“你们这样决定，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还不合法。所谓不合情，是一般工作调动之前，要跟本人谈，我们还有堂管会，应找信徒代表谈一谈，但你们没有任何表示，突然命令撤职，这在任何世俗组织中都是少见的，是为不合情。做重要工作的人，是否年满70岁都要撤下来？比我大的是不是要撤？我们的主席殷继增，比我大10岁，是不是要撤？全国两会那些干部，大多比我年纪大，是不是要撤？北京宗教界，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佛教界，是否也推行这个70岁线？是为不合理。中国教会的任何章程，均无满70岁不能做主任牧师、领导教会的规定，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法律，是为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因此我不能执行。”

杨牧师回绝了三自会的决定。与此同时，缸瓦市教堂堂管会也于1993年8月29日向有关部门正式递交《致基督教北京市两会书》，内容如下：近来北京两会针对缸瓦市堂制造了一个决议，近日又急于强制执行此决议，我们缸瓦市堂堂务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受圣灵感动，本着对基督教北京缸瓦市堂全体信徒负责的原则，经过郑重讨论，将我们的意见提交北京市两会。根据《圣经》和基督教原则，根据基督教全国两会最新制定的组织章程，根据我们缸瓦市堂的具体情况，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有关宗教管理政策，我们认为：1、基督教会的主权属于教会全体信徒，北京缸瓦市教会全体信徒的代表是本堂堂务管理委员会。2、北京市两会背着本堂信徒和本堂堂务管理委员会，擅自决定本堂事务和人事安排等重大堂务管理问题，是违背基督教会组织原则的，甚至是非法的。3、本堂信徒承认杨毓东牧师的灵性修养和他对主的忠诚，承认他的组织才干和他几年来对本堂的贡献。事实证明，上帝祝福杨牧师，他完全能够继续承担本堂主任牧师的工作。4、北京两会越过本堂堂务委员会和本堂信徒所做的针对本堂的决定和决议是无效的。如果北京两会强行对本堂采取侵犯本堂权利的行动，北京两会将对其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在广大信徒的支持下，杨牧师顶住了三自会、宗教处撤换牧师的决定。

1994年1月31日政府颁布145号国务院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4月13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发布《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力图将宗教事务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北京市宗教处和两会认为，撤换杨毓东牧师的最好时机到来了。他们首先认定缸瓦市堂堂务委员会是没有登记的非法组织，应予取缔。随后，9月4日（礼拜日）上午，北京两会工作人员刘学军，携妻子儿女，以两会郊区工作办公室的名义，抢占缸瓦市教会准备扩充为小礼拜堂用的一间空房，引起很多信徒的强烈抗议。堂委会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堂委会委员李德全弟兄，带刘凤钢弟兄、高峰弟兄、于立为弟兄等，制止刘学军的强占行为，并立即着手完成该小礼拜堂的扩建工作。下午，刘凤钢、高锋、于立为等弟兄搬出了两会工作人员刘学军的家具，封闭房门，并打通了原小礼拜堂与该房之间的隔墙。整个过程都被刘学军用相机拍了照，并及时报告给政府。次日，市宗教处和两会，以北京基督教两会的名义，炮制一个要求公安机关严惩教会李德全、刘凤钢、高峰等有关人员的呼吁书。

9月9日夜，市宗教处、市公安局和市两会，联合出动百余人和数辆警车，携带施工人员，连夜强行破坏了刚刚扩建好的小礼拜堂，重新隔出那间房屋并予以强占。11日至13日，市公安局又以传唤为名，连续三天拘禁李德全弟兄。该弟兄有严重的哮喘病，身体因此受到极大损害，一度因体力不支而昏倒，获释后被送进中日友好医院。

10月13日，北京基督教两会召开常委会，决定解除杨牧师的职务，任命于新粒接任。当天，于新粒正式向缸瓦市教会下达最后通谍，声称：为了落实缸瓦市教会的法人代表人选问题，他将于近期全面接管缸瓦市教会，并要求杨毓东牧师必须自动向其移交主任牧师职权。“否则，注意后果！”24日，于新粒自己来堂上任。27日，于新粒、邵文、吴巍三人工作小组来教会，向杨牧师发出最后通谍，限3日交权。28日，市宗教处处长季文渊，区宗教、民委办公室主任杨广宏，找杨牧师谈话，逼其按期交权。

30日（礼拜日）上午，杨毓东在他侍奉8年的缸瓦市教堂做最后一场布道。他根据路加福音第七章，告诫信徒，教会必须把根基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如此虽经风吹雨打，房子却不会倒塌；反之，若建立在沙土上，就会被水冲塌。如今我们的教会，正遭受风吹雨打和水冲。风吹雨打就是上面来的压力，水冲就是下面的颠覆。这场讲道刺痛了政府和三自会，礼拜一结束，两会工作人员即向会众大量散发两会五届会议专集，以此表示他们的权威。不少信徒将其当场撕碎，弄得满院子都是。

9点30分，杨毓东牧师做完第一堂礼拜，与宗教干部司永成说话，华慧奇弟兄拿照像机给杨牧师拍照留念。这时，司永成突然扑向华弟兄，声称华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随即又上来十几个便衣围打华弟兄，并抢走照机。在场的信徒纷纷抗议，华弟兄得以脱险。

次日，即31日，两会在缸瓦市堂布告栏里张贴三张布告，一是北京基督教教务委员会撤换主任牧师的决定，二是于新粒的委任书，三是废除公章，接管权力。

11月4日，根据宗教处的通知，杨牧师上午10点到两会办公室。除了宗教处和区政府的干部外，还有三自的部分人员，如于新粒、邵文、冯应生等人在场，宗教处的华副处长代表政府向杨毓东宣布：1、宗教必须接受政府领导；2、主任牧师不是选举产生，教会内部两会有权处理；3、教堂不是教会，要在当地教会领导下开展活动；4、盖有公章的传单外地散发，要追究责任；7、宗教局与有关部门要对外国记者不属实的报道予以警告，中国教会不受外国干涉。

堂委会就此事向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和全国基督教两会提出申诉，未得任何答复。之后，刘凤钢、许永海、高峰、华慧奇等弟兄向国际媒体发出呼吁，请求全世界主内弟兄姊妹为他们代祷。

6日，于新粒以两会的名义，在缸瓦市堂院贴出布告，说现在缸瓦市教堂信徒已陷入政治泥潭，予以警告。当天上午，有外国记者架着摄像机在院内采访，教堂外边的厅道上有警车和警察，教堂院内有市、区干部、便衣警察，还有两会的追随者，人数众多，形势紧张，宗教局和三自两会还动用警方对缸瓦市堂义工进行跟踪。

19日晚9点半左右，刘凤钢、徐永海、华慧奇、高峰、汤伟等弟兄，从燕京神学院讲师勾庆慧家聚完会，分头回家时发现被跟踪。刘、徐同路，身后有十几个身穿皮夹克的骑车人尾随。起初他们以为是下中班的工人，后来发现那些人身上的步话机在响，并且他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刘、徐用电话寻呼高峰、华慧奇弟兄，得知他们也正被跟踪。

第二天是礼拜日，刘凤钢弟兄准备骑车到教会，发现自行车胎被扎。他把自行车放到修车铺，改坐公共汽车到教会。这期间，便衣一直跟踪。中午，刘凤钢弟兄礼拜完回到修车铺，把修好的自行车放到他家楼门口，下午骑车时发现自行车又被扎了。到修车铺查看，前后车胎共扎8刀，气门嘴也不见了。

23日下午，在白塔寺十字路口西北，七八个跟踪便衣中的一个故意用肩膀撞正在步行的刘凤钢弟兄一下，并说：“你为什么撞我？”刘弟兄说：“不是我撞你，而是你撞我。”话音未落，身后的便衣们一拥而上，把刘打倒在路旁一排自行车上。刘爬起来，他们又把他从便道上打躺在马路上。刘再一次爬起，他们又将他打躺在路旁的电线杆底下。刘又一次站起，一名便衣揪住他的衣领喝道：“回家去！不许出来！告诉你们那帮傻B，老实点儿！！！”

刘弟兄质问对方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打人？他们再次一拥而上，把他打倒在便道旁一个副食店的柜台前。其中一位跟踪刘凤钢多日的便衣跑过来，飞起一脚，重重踢在刘的眼眶上。随后，他们手握步话机，驱散围观的人群。过了10分钟左右，刘弟兄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自己到医院治疗。

与此同时，跟踪华慧奇弟兄的便衣，在其从公共厕所回家的路上用手卡他的脖子。华母上前质问便衣：“华慧奇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跟踪打骂他？”便衣说：“我们不是警察，我们是流氓，华慧奇拿了我们大哥的东西。”华母问：“拿了你们大哥什么东西？”便衣们回答不上来。第二天，华慧奇弟兄陪同路透社记者到刘凤钢弟兄家探望，警方将这位女记者带走。

12月3日，市宗教局通知杨毓东到市宗教局，民委主任沙之源与杨牧师谈话，态度傲慢，说：“你虽然被撤，但还是两会的常委，还是缸瓦市二线的牧师，你的工资待遇还是照常的。”又说：“反对三自，不听政府的话，在别的地方都行，南方沿海都可以，但北京是首都，这里不行。天主教他们在河北省反对三自行，在北京不行。我知道你的身体很好，再干10年没问题。我也知道你有学问，我还知道你受广大信徒的尊敬和拥护……”杨牧师问道：“你找我就是谈这些吗？”沙继续说道：“当然不是，你明天正式退下来。尽管如此，你孩子、房子的问题，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府，找我我会给你解决。即使我退休了，我也告诉接班的人，继续帮助你。”杨牧师回绝说：“我告诉你沙主任，我不会找你的。”沙接着说：“对，从你的个性来看，你不会来找我的。”

4日（礼拜日），是缸瓦市教堂信徒永远难忘的日子。当局动用了近200名便衣警察，身带步话机，混在信徒当中，分工明确，谁负责哪里，管哪个入口，布置周密。附近一个工厂中还安排500名防暴警察，以防信徒反抗，上街游行。他们还预备很多警车，只要有上街游行的，出来一个抓一个。他们甚至命令急救中心，若缸瓦市教堂呼叫急救车，一概不许来。

这一天，杨牧师凌晨4点起床，向师母告别说：“今天很可能被捕入狱。”师母含泪说：“穿上羽绒服，监狱里冷。”然后他带上讲稿《耶稣的路》离开家，骑上车，直奔缸瓦市教堂。到了教堂，杨牧师藏进锅炉房。

礼拜还没有开始，杨牧师提前6分钟穿上礼服，与王美真姊妹从北门提前上了讲台。不一会儿，三自的殷继增、石泽生、邵文也穿着礼服登上讲台，坐在临时摆的坐椅上。堂内气氛十分紧张，一位老姊妹突然从会众中起来，大声哭着做起祷告。这下气氛更紧张了。三自的人叫来杜凤英，要她上台与堂里安排的王美真姊妹争夺麦克风。信徒几乎全都从坐椅上站起来，大声喊着让三自的人下台。于新粒上了两级台阶，不敢再往上走，政府的人对他说：“我们为你夺权，你怎么后退？”于新粒最终上了讲台。

三自两会主席殷继增以主席身份来到讲台前，拿起麦克风向信徒喊话，让大家安静，可是台下喊他下台的声音此起彼伏。杨牧师来到讲台前，堂内马上安静下来。他刚要讲道，市宗教局副局长季文渊从侧门进来，在台下对杨毓东牧师说：“快下来，形势非常紧张，你应该考虑信徒的安全。作为政府官员，我的乌纱帽可以不要，可以干别的，但是你作为牧师，应该保护信徒的安全。”杨毓东牧师迟疑一下，走下讲台。紧接着，台下上来几个三自的人，把王美真姊妹也拉下讲台。

杨牧师从台上下来，季文渊副局长在办公室和杨毓东谈话，众多信徒围在外面。他们怕杨牧师被抓走，举手祷告。季拿着自己的名片，对众人说：“我叫季文渊，是宗教局的副局长，我保证杨毓东牧师的安全，你们不信可以到我家找我。”可是信徒还是在办公室外面举手祷告。这时殷继增终于可以发言了，他没有讲道，拿着麦克风冲着信徒喊：“这礼拜堂是三自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爱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可以上袁相忱那里去嘛！”这话引起信徒更大的反感。殷继增从台上下来后，受到信徒当面谴责，说他破坏教会，抵挡基督，离弃信徒。之后，很多信徒打电话或写信给殷，对他的讲话表示不满。

就这样，杨毓东牧师离开了他侍奉8年零8个月的缸瓦市教堂。

此后，杨牧师3个月没出家门，每天有几十位信徒来看望他。通过此次夺权事件，广大信徒彻底认清了三自的本来面目，纷纷退出教堂，自己成立家庭教会。以前一些信徒对三自认识不清，连杨毓东牧师都认为，教堂只是传播主道的载体，利用政府批准的合法场所为主做工，既安全又能挡避风雨，何乐而不为。事实告诉他们，三自不是教会，而是跟共青团、妇联、工会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个外围组织。

从1958年到1980年，杨牧师整整被压制22年。他不像袁相忱牧师那样与三自不相往来，而是尽量与三自合作。1986年复出，服侍缸瓦市教堂8年余，最终被政府和三自的人驱逐下台。临归主前，杨牧师对我说：“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理解我（与三自合作），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不可能向众人逐一解释。我想告诉所有关心我的人，22的压制并没有使我放弃信仰，在缸瓦市教堂8年多的服侍也没有将我变成披着羊皮的狼。现在我仍然是个爱主的信徒，我愿服侍我的主，直到他接我走的那一刻。”如今他被主接走了，正如经上所说：“一粒麦子死掉了，会结出子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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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成为反革命，当时人的态度，就象我得了萨斯病；文革后，对我这个反革命，人们的态度，像我只是得了感冒。对反革命，从谈虎变色到熟视无睹，是因为文革中反革命的大普及，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成为反革命，走马灯似的，你上我下轮流当反革命，反革命贬值了。过去因为人人都可能变成反革命，所以反革命的帽子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当人人真的都已经当了反革命或反革命亲属后，反革命的威慑力反而消失了。我的朋友于基，做了十几年反革命，他的妻子顶着单位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没有与他划清界线，做了十几年反革命家属。四人帮倒台后，于妻总算出了一口气。我不会忘记当年她的幽默：“毛泽东也成了反革命家属了。”                 

张鹤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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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人民证    士 濂

 

还在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唯有不断要求进步，才能削弱家庭出身对我前程的负面影响。1953年，我考入杭州师范摘下红领巾后，就一遍一遍递交入团申请，一次一次参加团支部组织的活动，竭尽所能为自己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当时虽然还没有“学雷锋”，可是做好事是提倡的。平平常常的生活，哪有那么多好事等你去做呢？我挖空心思找到了一个切入口：每天清晨，我都要比别人早起一会，同室同学起床时，我已替他们每人的脸盆里打好了洗脸水。如此持之以恒，终于感动上帝，团支部将我列为发展对象。经过庄严的支部大会极为认真的讨论，我和其他几位写了申请的同学都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

那一阵，我很注意学校的布告栏。终于有一天，校团委的新团员名单公布了，我满怀兴奋地挤入人群。目光急切地扫过一个个名字，没有，没有我的名字。与我同时被支部大会批准的另几位同学都榜上有名，只单单将我一人排除在外。我好像觉得周围的人都或怜悯或鄙夷地在看我，我狼狈万分，钻出人圈。

那时师范生普遍都有一个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愿望，希望被保送上师范学院，以改变毕业后充当小学教师的必然命运。要获得保送，身为青年团员是首要条件。保送的概率很低，但终究是个渺茫的希望，成了不少学生的前进动力，我也一样。 

我闷闷不乐之，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来了。他素来就像个兄长，爱护我，帮助我，这次也不例外，还是一番热情鼓励：“别灰心，继续努力嘛！对家庭要加强认识，用行动来划清界限。”我内心又充满了热力，决心按他的话做。

加强认识还好办，多从理论书籍中摘抄有关章句就可以了；用行动来表现，就大不容易。我能做些什么呢？保尔与资产阶级娇小姐女友冬尼娅绝交，牛虻书写揭露他生身之父大主教的传单，女红军战士向白匪情人射出“第四十一颗”致命的子弹，等等，这些都是在革命斗争极为激烈时的行为，今天的我，实在无法照搬。

带着无计实施“好表现”的怅惘，1954年暑期我回到家乡。母亲那两年常去上海帮佣，以挣取微薄的佣金养家糊口，后因身体不好，数次血崩，才中止了保姆生涯，回到家乡。母亲见我放假回来，很高兴，病情也减轻许多。谈话中，她忽然压低声音，显出很神秘的模样：“我也有那个证啦！”“什么证？”“人，人民证。”“人民证？”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种证。母亲看我对这事有怀疑，就拿来板凳，颤颤巍巍地踩上去，从碗柜的最高一格里摸索了一阵，取了张小纸片，庄重地递给我。我打开那纸片，原来是一张选民证，盖着红色的政府印章，还写有妈的名字。

“妈，你从哪儿弄来的？”

“上海，我做保姆那里。他们说，保姆是劳动人民，就给了我这个。”妈妈欣喜地说。她将那张选民证拿回去，仍然颤颤巍巍地踩上板凳，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碗柜的最高层，又遗憾地补充道：“本来还要我去参加选举，听说很热闹的，就是我的病太重，等不及，只能回来了。”

这张选民证其实并没有履行其选举权利，妈妈为什么把它看得这么重呢？

“这几回去上海，老生病，钱没挣多少，不过拿了这张证也值得。人民证，人民证，我也当上了人民啊！”我明白了妈妈为何这么宝贵这张薄薄的纸片。多年来，作为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她在村里只有低头认罪挨批受训的份，何曾被人视为同类？虽然妈妈是被村农会特别恩准去上海帮佣，并因此偶然得到了这张选民证，虽然这张选民证从未使用，以后也绝没有机会再使用，虽然这张选民证并没有带给妈妈政治生命任何实质性变化，但妈妈已感到非常满足了。一字不识的妈妈把选民证误说为人民证，其实是她内心愿望的一种特殊表述方式，她多想成为一个和其他人同样的人民啊。

妈妈内心小小的满足却成了我思想重重的负担。我知道，这张选民证不应该属于妈妈，她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管制分子，她是由于对方不明情况稀里糊涂得到的。这是对人民选举的亵渎，是事关原则问题的失误。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想起了团支部书记语重心长的嘱咐，要划清界限，要有实际行动表现。现在，不正是考验的时候、表现的时机吗？但事情如何做才好？面对慈爱的母亲，我能像那些大义凛然的英雄一样，指着她的脸如此斥责吗？——“你隐瞒了罪恶的身份，你窃取了人民的权利！”

不，我做不到，我实在做不到。思虑再三，我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我决定偷偷把这张选民证拿走，反正它对妈已经没什么用了，她会误以为是自己不慎丢失，而我将这不应得的选民证交给团支部，由他们退还发放单位。这样，妈妈不会因此而难过，原则性的失误又因我的检举而得到了纠正，我岂不有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实际行动吗！

做出此决定后，我就暗暗等待下手的时机。妈妈是很愿意和在外地求学的儿子多呆在一起的，加上身体不好，就更少外出。我因心里怀着鬼胎，竟顾不上妈妈这份挚爱之情，反而内心怨怼她怎么总不出门。好容易有一回她离开了家，我急急搬来板凳趴到碗柜的最高处在里边翻个不停。那里乱糟糟的，情急中我一时没找到那纸片。正在此时，房门被推开，妈妈回了家。她见我又着急又慌乱的模样，不禁发问：“你要找什么？”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能支支吾吾地说：“不找什么，随便翻翻。”妈妈的眼里闪过一丝疑问，但随即以一句凄凉的话语岔开：“那里就是一些破烂，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仿佛觉得妈妈已识破了我的用心，再不敢正视妈妈的眼睛。我于心有愧，因为我并非真正在捍卫什么原则，而是受一种卑屑的利益愿望所驱使。

那次行动的受挫，使我“努力表现”的热度大为降低，妈妈疑问的眼神，凄凉的语句，总萦绕着我。直到暑期终了，我再没去动那碗柜的最高层，甚至连看都没勇气往那里看。自然，在家庭出身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也依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并无突出的划清界线的表现。因此，我的又一次入团申请，在支部大会又一次通过后，仍然被团委──据说，这回是报到了市团委──否决了。

母亲是在那件事过去后十多年去世的。其时，我刚步出牛棚，没回去参加葬礼，故不清楚那张选民证有没有让她带走，但留在我心中的一份歉疚是：为了所谓的划清界限，我曾精心策划过一场极可能伤害母亲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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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睹的政治迫害    李大立

 

1952年我7岁。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家门口站着民兵，身穿蓝制服，斜挎帆布子弹带，肩背步枪。他们来干什么？原来是乡下老家来人抓“地主婆”外婆回去批斗。舅父和母亲通过华侨事务委员会，多方交涉，营救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来。外婆在香港住40年，一直委托乡下亲戚打理那里的田产，并未亲身参与“剥削”。

我的父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国民党时期做过广州火车站、佛山火车站站长。1949年后，父亲被视作阶级异己分子，无端被撤职降薪。文革期间，我的父母双双被隔离审查批斗，父亲被罚跪和殴打。每当想起无辜父母所受到的屈辱，至今仍然心有余痛。在每个民主、正义的国家，个人的生命和尊严都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什么我们中国就要例外？

我的伯父也是留用的旧职员，1949年至1952年曾任广州机务段副主任，后改任广州铁路第一职工学校副校长和广东交通学院总务主任。1956年肃反时，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分，以致影响到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1961年至1963年，伯父被送到三水农场劳动改造。文革期，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的儿子不慎溺水身亡，伯父赶去办理后事，哭昏在儿子的坟前。因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大伯不但没有拿到分毫抚恤金，还备受军队干部野蛮无礼的对待。

我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家大机构做事，因误信马列，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1938年曾发起组织香港华员会，并首任会长。在中共指挥下，舅父领导了九龙海关起义，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接管广州海关。只因他是地方地下党，又是知识分子，不获北方信任，备受岐视。

三年大饥荒时期，我们学校食堂让学生吃甘蔗渣做的“蔗渣包子”，吃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吃用米糠做的“糠饼”，甚至吃用尿培养出来的小球藻。我的年近六旬的姑母，每次从香港回广州，都要带一大铝锅红烧肉。  

1967年夏天，我的中学母校，著名的广州广雅中学，发生一起血案。那天，参加学校造反派组织“四一〇”的学生丘成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的弟弟），在广雅河边被主要由高干、军干子弟组成的另一派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人从背后开枪射杀，尸体跌落河里，年仅17岁。作家秦牧先生有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其中写道：“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等字眼。”秦文所写的，大约就是广雅中学的丘成昆。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是上海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四年级学生。清队期间，同济大学40多人自杀，我亲见的就有五六个，如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梯云、数学教授孙国楹等。同济大学学生宿舍西北一楼后面的小路上，我亲眼看见一个二年级高个子学生跳楼而死，脑浆流入水泥地砖缝。我班班长周文德，是1962年江西省高考状元，阶级斗争的毒中得太深，把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整天以整人为乐。1968年清队时，周文德因说了几句对毛不敬的话，最后被逼得跳楼自杀，半途身体翻个身，落地没有摔死，摔个终生残废。我们28个人的小班，揪出4个反动学生。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张洁华，23岁，也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未遂，遭到极其残忍的折磨。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南大山区。当地人告诉我，不久前，广西“联指”派得到军队支持，将邕江水灌入下水道和防空洞，超过千名“四二二”派的人被活活淹死。尸体腐烂发臭，整个城市的自来水都带腐尸味。有一次，我随车路经宾阳县，司机告诉我，不久前这里是一个杀人屠场。当时宾阳县被杀的五类分子达 5000多人，很多地主富农家庭被灭门，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吃奶的婴儿都不得幸免，许多人被石头活活砸死，尸体沿西江一直流到珠江口的广州和香港。

文革期间，香港不但接纳了数以万计的大陆偷渡来港躲避政治迫害的人，还安葬了数以万计沿珠江漂流下来的浮尸。当年在宾阳县指挥大屠杀的一个解放军副师长，后来升任广州警备区副司令，虽经宾阳县政府代表全县人民数次向中央要求追究其责任，却仍然在广州逍遥法外。据说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大莘庄公社中心大队贫协主席一个人独铡十六条命，直至刀刃卷口，最后自己瘫倒在地上。活埋奶奶和孙子两人时，凶手扬起第一锹土，黄发稚孙不知死之将至，哭着说：“奶奶，瞇眼睛。”白发老人凄怆无力地哄他：“好乖乖，一会儿就不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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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3 月23 日晚九时，广西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指挥该区高峰乡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委支书隆秀佳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爱玉、韦倍家俩人绑架到龙厚山剖腹取肝煮食，为了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 多人到南宁市围剿“四.二二”。武斗中，上林“联指”4 人阵亡。此后上林“联指”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打死“四.二二”四类分子103人。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联指”阵亡民兵潘连标的墓地枪毙陪祭。乔贤大队的豪光忠被打死后，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4人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还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 斤，黄豆5 斤，火油5 斤，并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的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烧了两天多，他边烧边哭，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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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剖腹食肝风    佚 名    

    文革期间广西滥杀无辜，数字惊人，手段残忍。钦州地区最先流行剖腹食肝风，灵山县坛墟、新墟两公社发生22起，合浦县石康公社18起，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19起，钦州县小董茶场3起。武宣县、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100多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吃个精光。贵县有个凶手藏两个人肝，直到1983 年处

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被迫交出来。

1968 年1 月26 日，钦州县发生大规模武斗，县“联指”调民兵1000 多人进城武斗，双方共打死8 人，“四二二”被俘300 多人，其中87 人被杀。县委书记王剑东，总工会主席马怀忠，举白旗当了俘虏，也被打死在食品公司门市部。副县长周中权，被打死在总工会西侧。县委副书记、农业局长等，被押出打死。

4 月25 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博学大队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打死刘振坚后，又对其未满14 岁的女儿实施轮奸然后打死，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定更大队分4批杀了 24人，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剩下的寡妇、女儿被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东兴县那勒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陈德基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然后引爆，炸得血肉横飞。

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12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包括县、社领导干部。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4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此来“共同专政”。

杀人者辱尸毁尸。上思县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黄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杀后，凶手又用棍棒插入阴道，将尸体裸陈路旁。钦州县城“联指”围剿“四二二”，“四二二”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凶手把她的裤子扯掉，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

当局对杀人凶手进行种种嘉奖，因而不少人以杀人邀功。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安排工作，为立新功，杀了3人，然后得意洋洋前往县武装部请功。合浦县某大队文革组长，怕别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策划杀人时把自己的亲外甥也列入名单杀掉。全钦州地区杀人后入党的有 1153人，杀人后提干的有 458人，杀人后被招工的有 637人（不含北海市），还有不少杀人凶手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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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北战争历时四年，南军失败。双方签署和平协议，南军将士获得了北军司令官格兰特将军颁令印制并亲手签署的证明书，然后平静地重归田园，从事和平劳动。北军和政府信守诺言，对南军官兵没有任何后续惩治，人民安居乐业，迅速弥合了战争创伤，繁荣了国家经济。中共建政后则违背诺言，滥杀滥捕前军政人员，政治运动不断，人民长期不得安宁，戕害大量经营人才，贻误了整个民族经济文化重新繁荣发展的时间。执政党和领导人是否诚信，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和幸福。言而无信，食言自肥，崇尚厚黑，爱耍阳谋，文过饰非，到头来，不仅贻害民族整体，而且自身的命运也不配有比苏共领导集团垮台、齐奥塞斯库毙命更好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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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右派    华 中

 

我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51年入团，56年以在职干部身份参加高考，被某师范学院录取。直到反右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很过硬的。斯大林去世时，心情非常沉重，两天茶饭不思。当时我在XX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对班上一些照旧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同学横眉以对。

考上大学前，我是一名公安干部。一年之后，因在班上调侃一句，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次课间休息，聊到人的生死，我顺口插一句嘴：“你以为死比活着更可怕吗？”当时我自鸣得意，以为这句话很俏皮。反右时，这句话被揭露，指控我对现实不满，说“现在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就因为这句话，我被打成右派。

起初我竭力辩白，哪知越辩越糟，说我狡辩，嚣张，态度不好，要先打掉我的气焰，于是我成为全校第一个被抛出来遭公开批判的学生。开我的批判大会那天，事前没有通知我，直到“上灯戌时”，我班团支书突然叫我到某地开会。到那里一看，我暗暗吃惊，因为此前全校还没弄出过这么大的动静。只见广场上临时牵线装了三四盏电灯，摆了许多靠背椅和条凳，会标是“XX反动言行辩论会”。“XX”是我的名字。

那时的批判会还比较文明，让我坐在会场最前面的长条凳上，不低头不弯腰，只在别人都发完言之后，指令我上台“做深刻检查”。不是辩论会吗？怎么未辩论就先给我的言行定性为反动呢？但是我无比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既然党和毛主席说我错了，那肯定是我错了。因此，尽管对这个大会有意见，我还是挥泪泣血检查自己，找家庭根源，找社会根源，找思想根源。

我校的反右开始得早，1957年6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发表不几天，我就不能参加团员大会了。暑假回家，居委会的干部也很“关照”我，时不时找些鸡毛蒜皮的事到我家来监看我。最后，给我的定性是“右派活动骨干分子”，处分是“留校考察”。

被打成右派时，我未满22周岁，1979年拿到母校华师那张不足百字的《改正通知书》时，已经44岁了，两鬓斑白，22年最宝贵的黄金年华尽付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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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章新，1923年加入国民党，27年任国民党县党改组委员会常委，28年任嵊县教育局长，53年任浙江嵊县中学副校长。喻元周是刘章新的老同学、好朋友、老同事，反右时，揭批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喻原本希望作为校领导的刘能伸出援手，不料刘也上台揭发批判，宣布与他划清界线。喻元周最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街道监督劳动。那时我也是嵊中的一名右派教师，时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刘章新，视我如瘟神，避之犹恐不及，安排我双倍的工作量（每周24节课），不发参考书，不发备课笔记本，故意刁难我，也不许我到外校听课交流。我与刘共事整整22年，他没有喊过我一声“顾老师”，即使狭路相逢也视而不见。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右派分子，不是一个有名有姓、有人格尊严的人。四十多年后，嵊中退休教师郑祖杰于《嵊州日报》发文怀念刘章新，称 刘从1957年到1961年，前后4年，每月从自己105元工资中匀出15元，无偿资助一位新来的右派大学生。后来刘章新的女儿刘紫薇也以此为据，撰文纪念其父。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嵊中见证者，必须指出，郑祖杰提到的事实纯属子虚乌有，刘章新绝不可能帮助嵊中的任何右派。                                  顾海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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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石的儿子    李大立

 

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和夫人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李敬仪，是文革中全国最早被暴力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师院学生冲进吴李家，把他们拉到学校批斗。有人动手打他们，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扣在李敬仪的头上，拉到大街游街示众。开始时李和吴被人架着走，不久李昏迷过去，被人拖了一里路，气绝身亡。吴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批斗，双臂被扭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于八月五日死亡。两人的年龄分别是五十三和五十六岁。

吴天石夫妇被打死时，其子吴晴正在郊区农村劳动，偶然听到两个同学谈论师范学院打死人，不料死者竟是自己的父母。十五岁的吴晴立刻进城回家。他的姐姐也是中学生，教他这样回应此事：就说母亲死于高血压，父亲死于慢性肝炎，姐弟两人都不要哭。

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后，一些老干部复职，一些被打死的人（包括吴天石）得到平反，吴晴得以参军离开农村。后来，吴晴在军中入党，一九七八年考入南京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书。父母就是在这所学校被人打死，吴晴常常与当年殴打父母的凶手擦肩而过。

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几次托人与吴晴联络，希望了解其父母之死的更多情况，请他至少把王已写好放在《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中关于他父母的文章校读一遍。可是几年过去了，王的请求没有得到吴的任何回应。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就此感慨道：“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权杀害了，我会投入我的生命来复仇，来从事政治活动。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秘藏的证据都挖掘公布出来。为什么吴晴不这样做？他的正义感在哪里？为什么在中国这种事情的结局总是坏人，准确地说是谋杀者，得以脱身？”

自古以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多少英雄豪杰为报父仇，卧薪尝胆矢志不忘，最后得以伸张正义。我真为吴晴感到难过。我不是鼓励吴去报私仇，而是希望他尽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把父母惨死的经过公之于众，让大家知道那段惨无人道的历史，汲取历史教训，避免灾难重临。在父母之死上如此沉默、回避，连批判一声都不敢，实在枉为人子！     
    正是由于像吴晴这样的中国人怯懦地选择沉默和回避，任凭当局篡改历史、教育洗脑，才导致他们的子女晚辈认贼作父，将迫害自己父辈、祖辈的人当作历史伟人来崇拜，甚至肆意谩骂敢于披露历史真相的勇敢者。中国现实的荒谬真是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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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国的38年间，湖南常宁县先后有65人担任县长。他们中间，除了解放前去世的和去了台湾、香港的10人之外，几乎全部被中共杀掉或关管后死去。这65位县长，早期的有科举功名，后来的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还有8位留学生。从1949年中共建国到1998年的49年间，该县共有县长19人，只有建国初的一位县长是高中生，此后就一直是农民和当兵的当县长，直到1984年中共建政35年，才开始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当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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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论土改文学，是典型的各打五十大板。张炜的小说，说穿了仅是为了脱出俗套而已。既能吸引市场，又不至于完全得罪官方口径。还乡团的报复行为正是暴力土改的血腥反应。如果没有斗地主的残虐，还乡团怎么可能施用酷刑！还乡团的行为是局部的，暴力土改却是遍布全国的。如此评说，不分前因后果，不看比例多少，如何对得起天下屈死的冤魂！     彭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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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苏东坡不一伙    汉 男

 

大学毕业时，作为右派学生，我选择了自谋职业，并很快在我家所属居委会办的一间小工厂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小厂由本居委会辖区内的一些家庭妇女及社会闲杂人员组成，居委会书记兼主任就是厂里的书记兼厂长，管段户籍（片警）则是厂里的最高权威。

我被分配在铸造车间，月薪18元。几个月后，有人知道我是大学生，日用五金车间就把我要去做保管员。由于我做事谨慎，人也勤快，受到工人师傅的普遍好评。一年后，厂里和辖区派出所打算给我摘掉右派帽子，要我填写一份摘帽申请表。表中最主要的一栏是汇报思想。在填这一栏时，我不改说话调侃的积习，写道：“每有人问我每月拿多少工资，我都不说两个9块（那时每半月发一次工资），而说6个3块，因为六比两多嘛！”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生产小组长通知我到食堂开大会。我以为是摘帽会，便把散放的工具归置一下，立即赶往食堂。到食堂一看，群众都到齐了，几个积极分子还在往墙上贴标语。我瞥一眼标语，傻眼了。“XX，你的阴谋我们全都掌握了！”“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食堂大门外面摆一张方桌，屋檐下贴的会标是“斗争右派分子XX大会”。 “XX”是我的名字。

不过我一点也没惊慌，因为我心里没有鬼。一会儿，管段户籍来了，厂里的书记也走上前，站到方桌后面，环视一下围坐在食堂门口的工人师傅，习惯性地问一句：“人都到齐了吧？”然后面容严峻地宣布：“现在开会！”紧接着一声断喝：“把右派分子XX带上来！”两个积极分子立即闪出来，把我架到方桌前，命我低头弯腰。事先通了气的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怒目金刚似的，带着那么一股狠劲儿上台发言，痛批我抗拒改造，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每人发言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今天，我是很气愤的！”

第一轮批斗高潮呈现疲态之际，一个重量级女积极分子邱某跳了出来，大声质问我：“XX，你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我说：“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向组织交代过了。”她说：“那好，我问你：有一个姓苏的，你交代没有？”我肯定地说：“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姓苏的。”她这时面向群众大声喊道：“XX老实不老实？”众人齐声应答：“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斗！”立马上来两人，将我本已低着的头狠狠往下按。接着邱某说：“好，既然你不老实，我给你点一下：苏东坡是不是你们一伙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要求她重复一遍，确认之后，我说“苏东坡是古人”。这时，一位会计手拿一张纸讥讽地问我：“XX，你说他是古人，那你们混在一起写反动歪诗，说现在不是在人间，污蔑新社会，你从哪里谋得的这样一个古人？只怕你也是个古人吧？啊？”我再次说苏东坡确实与我毫不相干，他是宋朝的大文学家。

这时我已完全明白了这场误会的由来，我也同样明白此时不是解释的时候。邱某又站起来，正准备喊口号，说时迟，那时快，这时不知从哪里突然冲来两个小青年儿，一下子坐到方桌上，其中一个的两腿还吊在方桌前面晃悠了两下。然后，俩小伙子大叫一声：“回家吃饭啰！”说着飞奔而去，一拐弯，很快消失在小巷中。　

此时，会场变得闹哄哄的，众人都散了神，会开不下去了。书记到底是书记，处变不惊，站到方桌后面，拍两下巴掌：“安静点，都安静点！今天的会暂时告一段落。XX今天的态度很不老实，回去以后要把你与苏坡东……啊苏东坡的关系写成书面材料，明天早上上班之前交给我。听见没有？”我诺诺应了。接着他宣布散会，众人一哄而散。

次日上班前，我遵命向书记交出了连夜写的深刻检查，无非是自我痛骂一顿。对于勒令我老实交代的与苏东坡的关系，我交给书记一本《唐宋名家词选》，并告诉他苏东坡就在书中折叠的那一页。此后，组织未再追查此事。

半年后，年底了，一天傍晚，我到辖区派出所办事，遇到管段户籍。他对我说：“你来得蛮好，你等我一下。”说着走进后面一间办公室。我听见一大串钥匙开了几次柜子锁的声音。户籍拿着一张纸出来，我立马认出是我默写苏词的那张纸，也就是斗争大会上我厂会计手里拿的那张纸。户籍的态度很平和，让我给他讲了苏轼这首词的基本内容，然后又收回了那张纸。　

这张纸的来历是这样的。那天在公事房等客户的电话，办公桌上有一张皱巴巴的白纸，我便拉过来，将我喜爱的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默写一遍。接完客户电话后，我忘了带走或撕掉那张纸。公事房的什么人捡到了，报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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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后期，解放区地方政府以极端过激的做法进行土地改革。斗争波及到地主的家庭或亲戚，穷途末路的地主为了逃避打击，把女儿嫁给共产党的干部或农民。与地主结亲的共产党干部中，也有在土改中庇护地主的，甚至以武力反对土改。为了扫除这些土改中的障碍，太岳区共产党委员会在1947年8月11日发表了《为堵塞地主阶级防空洞的四项决定》，其中有一条规定：严禁党员干部与地主的女人、女儿结婚，已结婚者应严格审查其有无政治问题，如有，可强制离婚。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也发布决定，干部一律不准与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等的女儿或离婚媳妇及伪属女人结婚。在土改政策下，婚姻成了政治问题，而非私人的事情。土地革命的浪潮波及革命组织内部，地主出身的人或被清除出党，或被迫写自我反省材料。   林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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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拴手一起跳河　　劳布藏

 

1953青海省北山蒙古族区成立，我父亲当了区长。我带20多户人家，全都是一些牲口少的穷人，在海宴县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一年后，我们又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团结社，我当社长。

1958年秋，斗争开始了，部落头人、区乡干部被召去开会，扣留下来。部落里男的全部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劳改，剩下的全是女人、娃娃。我那当社长的父亲也被逮捕了。上级也不让我们说蒙古话或藏话，说那是黑人黑话，不能说。我是那天晚上接到上面通知的，要我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天一亮就要走。上级宣传说，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户只准赶三头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女人们背着娃娃走不动，男人们先赶上牲口走，到宿营地后，晚上再回头去找女人娃娃们。我们赶着牛马和羊走，有马也不许骑，抱着娃娃的女人、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干部们很凶，很牛B，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一句话，人不如牲口，我们不在人的数字里。   

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赶着牲口走，骆驼回头望着家乡“嗷尔嗷尔”叫，眼里淌着泪。走不动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来，我们蒙古人也罢，藏民也罢，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是朋友，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牛、马、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悄悄地哭，没人敢大声哭啊。

到了托莱，除了一顶空荡荡的帐篷外啥也没有，没有吃饭的锅碗，要买我们没有钱。最难的是每家男人大都被抓走了，没有干活的人，没有劳动力。我们在苏勒、托莱、天峻一带放牧，苦得很啊。冬天到了，天那么冷，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风刮走了，七天还要再垒一个羊圈。人死掉不要紧，公家的羊死掉咋办？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了，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后来我们也有了经验，饿极了走不动时，背着手还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动。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绝对不让我们吃。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个别人饿得实在没办法，就宰了牲口，被抓住在群众大会上批斗，然后去劳改。

开会的时候，会跳秧歌的汉族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1958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快快来。”会上批斗活佛、阿訇，还要让回族养猪。

祁连县有汉、回、藏、蒙古、土好几个民族，干部们天天宣传：“揭掉盖头辫子化，不戴顶帽分头化，脱掉皮褂棉布化，不烧牛粪卫生化，回藏汉蒙通婚大众化，牧区帐子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赶过来赶过去折腾的都是那些男人都被抓走的孤儿寡女。

1960年，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成群的野马被打死，然后用车拉走。

后来，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每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我家有三个娃娃，我的两个，我妹妹的一个，娃娃们吃不饱。大米熬成汤，每人舀上一碗，几粒米沉到碗底，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吃的粮食不够，穿的衣服也没有。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们没有鞋。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把皮剥下来泡在水里，给娃娃们缝鞋。

1958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啊!冈察、祁连、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总算没有死绝，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没有自己的部落了，我们还是流浪的人。

1962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但是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四清运动来了，接着文革又来了，1966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党籍也被开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让措，1980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圈好羊，拴好牛，来不及吃喝就要摸黑去会场上汇报，然后挨批斗、挨打。每天都要批斗，用绳子捆住打。他们在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石头，然后又吊在帐篷里，用烟熏，用棍子打，嘴里灌辣椒、姜粉，我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

1968年11月份，我在红土沟、哈萨坟一带放羊。有一天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回家，我问别人，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看见父亲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却不见人。我们找了好多天，怎么找也找不到。当时河面已经结冰了，天越来越冷，冰越结越厚。到第二年开春，冰层化掉，我才在河水边找到父母的尸体，他俩是用绳子把手拴在一起跳河的。我给乡上汇报，公安上的人来了，说这是畏罪自杀。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死了。我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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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台乡斗争伪乡长张麻子和便衣队长谢八。斗争大会结束，民兵把张麻子绑在街心的大柳树上示众。张麻子浑身上下被冷水浇透，一宿冻成个冰坨子，后来用铁镐才把尸体从柳树上刨下来。谢八是被石头砸死的。民兵把他推下土坑，他还在破口大骂：“奶奶的！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一会儿，他就被石头砸成一堆肉泥。                   碧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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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学校木匠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原因是他在往木板墙上钉钉子的时候，不小心钉穿到了背面，而背面恰好是一幅领袖像。           

张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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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宣吃人肉事件    剑 客

 

柳州地区武宣县，距柳州市 90公里。1968 年5 月13 日，武宣县“联指”攻打“四二二”，原因是5月4日“四二二”抓获桐岭公社的“联指”成员梁达坚，并搜走120 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四二二”释放了梁达坚，未退钱物。“联指”总部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600 人，并请贵县“联指”300 多人支援，共900 多人，武装包围北楼、北街武宣小学的“四二二”据点，打死97人，毁掉房屋67 间，37 户被抄家。

“联指”派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四二二”派当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

1968 年6 月15 日，武宣县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四二二”的刘业龙、陈天掌等4 人拉到三里圩游斗，于车缝社门口将刘、陈等4人打死。李坤寿等拔出尖刀挖肝割肉，拿回大队部会餐品尝。自是日起，至8 月底止，该县“四二二”一派共有75 人的心肝和肌肉被吃掉。吃人的人，男女老少工人农民国家干部中共党员全有。

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早年参加革命，中共建政后担任苍梧县副县长，文革初被打成叛徒。因同情“四二二”，黄于7月1日晚被校革委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次日晨，黄佩农、张继锋等将他的肝挖去，肉割去，在学校宿舍区用瓦片点火烘烤。    

7月 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四二二”的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 4 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4 人杀死，将尸体拉到平昭码头，由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拳喝酒会餐，陈达财等23 人参加了这次人肉会餐。

当时在武宣县被管制劳改的南下干部王祖贤，亲眼目睹了“联指”当街打死人就地割肉取肝的暴行，于是几经周折写信给周恩来，报告武宣吃人事件。周恩来电令广西军区司令员区致富，派部队进驻武宣，吃人肉事件得以制止。但是区致富本人就支持“联指”派，对揭露武宣吃人事件真相的王祖贤进行打击报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积极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自治区党委却继续坚持派性，拒不处理武宣等县吃人肉事件。中央几次追查过问，自治区党委韦国清、刘重桂等回应说，武宣历来有吃人的习惯，公然袒护。这样，灵山县、贵县、武鸣华侨农场“联指”吃人肉的野蛮事件的盖子一直被捂着。1983 年，广西自治区党委被改组，武宣等县吃人肉的事件才得到一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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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时期，地主被扫地出门后，各村镇又掀起斗争地主的浪潮。大会控诉地主的罪行，小会追逼地主埋藏的金银财宝，牵着地主游街示众更成了各个村镇的一道景观。地主们戴着纸糊的高高的尖顶帽子，穿着包括寿衣在内的花花绿绿的奇装异服，男人被涂画了鬼怪或马戏小丑的脸谱，女人则被弄得披头散发。他们或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排成一串，或被绑着让人牵着走，或被人赶着走。一群贫农团员监押着他们，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也让地主们喊口号：“我是地主某某某！”“我是地主婆！”“我剥削穷人我有罪！”谁不喊或喊得不响亮，就要挨上几拳几脚或几个大耳光。男女老少像正月看秧歌一样围追着看。看到这些昔日威风体面的人物变得如此狼狈丑陋，他们有的叹息，有的觉得解恨，有的开心，有的落泪，有的幸灾乐祸，有的合掌念佛。半大孩子嬉笑着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有的钻过人群，对狗地主打上两拳或踢上几脚，然后又嘻嘻哈哈地从人群里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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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瘟神    武 昌

 

    1963年夏，我被街道的一间小喷漆厂临时借调去拉板车。该厂有一辆人力三轮车和一辆板车，三轮车由一名历史反革命余某专蹬，我只拉板车。某日晨一上班，车间主任就给我下达任务，要我把一个毛泽东半身像送还区法院。那像的体积比毛的真身小许多，但比瘦削的我的上半身还要大。我一人小心翼翼地把“老人家”抱到板车上，却发现它太富态，板车中间盛不下，只能放在接近板车把手处。可是我一提起把手，“老人家”就往前栽。一旦栽了，轻则撞破脑袋，重则粉身碎骨。一筹莫展之际，一位老工人走过来，我问她这像是怎么运来的。她告诉我，昨晚厂里开新党员入党宣誓和表彰劳模大会，由余某用三轮车从法院拖来的。我说板车太小，装不下，怎么办？她说，用绳子把它捆起来不就行了？她是个老党员，说话底气十足。“党给我智慧给我胆”，我用板车配备的比大拇指还粗的绳子往毛像脖子上绕两圈，又在前胸后背交叉缠绕，再在中间走一道，最后将两个绳头固定在板车两边的挂钩上。一番料理之后，老像近似五花大绑，被稳稳捆在板车上。

一切停当，我推车上路，为了安全，我不敢背对它拉车前进。路面坑坑洼洼，加上推着走，平常不需半小时的路程，这回却走了一个多小时。太阳很毒，行至半途，我在路边树荫下歇了歇。再上路时，我担心把“老人家”晒坏了，就把自己戴的一顶破草帽扣在它头上。它脑袋大，我的草帽小，戴上去摇摇晃晃的。一路不时有人朝这边看，也只是一瞥而已。那时是文革前，毛还不像后来那般神化。在脱胎换骨的21年里，我的主要活计就是拉板车。我拉过无数东西，别的都没留下什么印象，唯有这次拉毛像令我终生难忘。

 

 

 

小阁楼男女混居记    何 为

 

 1969年1月下旬某日下午，厂里造反派头头突然把我叫去，说是有外调人员来厂找我外调。到那里一看，两个陌生男人正等着我。厂里陪见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我说：“这两个同志是果品公司来的，找你了解若X的情况，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争取立功。”说完向来人望了一下，示意可以提问了。

来人中一戴眼镜者单刀直入，问我：“你和若X以及你们那一伙人平时都说了些什么？”“我们平时聊天也就是些闲话，见面也不多。”我答。眼镜紧接着问：“你们那年的抱冰堂会议也是闲话吗？”我一时竟没反应过来，不知他在说什么。一会儿，我明白了，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会议。我是去过一次抱冰堂，几十年也就那一次，是1966年春节期间，若X带着老婆，我带着老婆孩子，还有宫XX、艾XX和王XX，一道去的。那天我们去晚了，不到一小时茶馆就收场了。怎么能说成是什么会议呢？”
     眼镜质问道：“你能对你今天说的话负责吗？”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我能对我今天说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负责。”“那好，我们走。”两个外调人员悻悻起身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王XX身上。他是若X单位的一个小青年，年龄和学识上与我们这些人有代沟。不过，他在单位对若X不错，有空还到若家坐坐，于是与我们这几个右派朋友都混熟了。

王XX一度是单位保守派的头头，掌过一点权。武汉7•20事件后，造反派掌权，就寻机报复他。一天，人家把他弄到群众专政指挥部一顿好打，逼问他与若某的来往。他一通胡编乱说，把1966年春节那次抱冰堂茶馆喝茶说成“抱冰堂会议”。当天打完，王XX被放，他的交代也未被当回事。到1969年清队时，派性斗争更错综复杂，3年前的那次喝茶又被提出来调查。除王XX和妇女、孩子外，我们几个右派都被各自的单位关起来了，追问我们在一起有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某日下午临下班时，我刚卸完板车上的材料，一个小组长就对我说：“XX，你今天不要回家了。”这时，忽听又传来一声断喝：“把XX看起来！”是我厂造反派总头头、社会游民出身的刘某。当晚我就未能回家。一个街道小厂里的一个社会游民的一句无法无天的话，竟限制我人身自由长达3个月。

在此期间，无数次开我的斗争会。有一次，一个积极分子气鼓鼓地上台说：“我今天要揭发批判XX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行。他在和他们那一伙牛鬼蛇神放毒时，恶毒地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最高’，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次高’，称周总理为‘台柱’，大家说，XX是不是一只花面狐狸？”下面齐声应答：“是花面狐狸！”接下来的一个积极分子，一上来就把我的头狠狠按了几下，同时怒吼一声“低头！”接着直截了当地质问我：“XX，你是不是说过‘现在8亿人看8个戏’？”我承认道：“说过。”会场顿时群情激愤，口号声声。

被关期间，我白天照常上班，但不能回家吃饭，晚上不能回家睡觉，而且有两三个人看守。厂外有一间堆放铁板和杂物的板房，上面有个小阁楼，他们就把我安顿在那里。小阁楼约有10平米，人在中间可以直立，两边坡顶处就不能直立了。在一边的坡顶下安放一张单人床，是我睡的；另一边的坡顶下搭了一个双人床（可3人横卧），是看守我的人睡的。两床中间放一张方桌，既供我晚上写交代材料，也是我与看守之间的汉界楚河，因为看守我的是清一色的“嫂子”（我厂男人很少）。

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男女混居一室，很是尴尬。也没有卫生间，上下阁楼靠一个活动的木单梯，半夜方便很不方便。我如起身方便，总是先干咳两声，并拉亮电灯，以免被栽赃或误认为我想逃跑或行刺，然后从方桌下面拉出一只小木桶，面向我的床小解。至于水声哗哗，我就实在没有法子了。“嫂子”们要起夜，总是轻手轻脚，一般不开灯，至于“泉水叮咚”，也只好横心由它“叮咚”了。每天夜里，她们几人次“叮咚”，我就几次梦回。

中共九大后，天气渐渐热起来，不便之处更多。夜间既不用盖被子，长裤也不能穿了，即便关了灯，也能模糊显示肉光腿影。然而，我中封建之毒太深，始终恪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之道，不把她们放在眼里。可是“嫂子”们终于忍不住了，一天晚饭后，我亲耳听见一个“嫂子”小声对头头讲：“你与若X单位联系一下，问他们单位几时放人。你就说，你们不放人，我们单位可要放了，我们小厂条件有限，不能与你们国营大单位比。”两天后，厂里放我回家了，没有给我任何说法。若X单位大，条件好，比我多关了大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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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初，广东省委书记叶剑英，调来陈泊、陈坤主持广东公安工作。陈泊在延安时期从事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有“延安的福尔摩斯”之称。陈坤负责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当时广州治安形势异常混乱，为恢复社会秩序，二陈报请省委批准，录用一批国民党特工和数百名旧警察参加治安工作。由于领导得法，加之国民党人员熟悉情况，广州治安迅速得到改善。不久镇反，公安部长罗瑞卿认定二陈是混进党内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亲自到广州逮捕他们，二陈案成为公安部门的反革命大案。广州市公安局被逮捕了300多人，广东省公安部门被逮捕700多人。1952年，陈坤被迫害致死。1953年，陈泊被判刑10年，1961年刑满释放，未来得及与妻子见面，又被莫名其妙地抓走。1972年，陈泊死于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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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对红卫兵    汉 阳

 

1966年5•16通知和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后，武汉各单位纷纷召开批判大会，声讨武汉大学以校长李达为首的“三家村”，我所在的街道小厂也召开几次声讨大会。

在政治运动中历练了10多年的我，预感到将有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来临。早上出门上班，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因此我将几件替换衣服和一小袋人丹，放在枕头下面，准备随时被带走。9月3日，预料中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了。下午一上班，厂里的几个红卫兵就逼问我：“XX，我们红卫兵昨天贴出的‘勒令’，你看见没有？为什么你今天还不佩戴‘牛鬼蛇神’的黑符号？”我回答说：“5•16通知中没有这一条。”

我话音刚落，骨干邱某立即掏出哨子吹起来，大喊：“全厂紧急集合！”大家都放下手里的工具，来到现场。邱某发号施令道：“把高帽子给他戴上！”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箍的男女立马拥上来，从两边抓住我的胳臂，另有二三人将一顶硬纸糊的两尺多高的高帽，强行扣在我头上。他们一松手，我就飞快将高帽摘下撕毁。这大大刺激了他们，立刻又拿来一顶给我扣上，我又撕毁。邱某面红耳赤，带头高呼口号，同时众人又将第三顶高帽扣在我头上。3个男工紧紧抓住我，示众批斗，一直折腾到晚上6点。

当晚，这批“毛主席的红卫兵”明火执仗地抄了我的家，粮票也被抄走。抄家中，他们又发现了我新的罪行：我家板房的板壁上没挂毛像，而挂西斯廷圣母。他们愤怒地质问我，不挂毛主席像是什么狼子野心。我回答说，怕板房失火把毛主席像烧了。他们抓不住把柄了。

 

    

 

阿爸、叔叔和我    秋什江

　　1958年，海晏县（青海省）全县被打成反革命县，我的阿爸被抓走，三叔叔也被抓走。那年10月，上级命令将海晏县一带的蒙、藏牧民火速搬迁到祁连县、刚察县、湟源县等地。我抱着哥哥的腰，骑在他的马后到了苏勒。到苏勒后我就跟阿妈去放马放羊，两年后我八九岁了，就一个人放牧一群母羊。我整天想我的阿爸，不知他在哪里。

过了几年，听人说一部分劳改的人要释放了，我就去找会算卦的仁青爷爷，算我阿爸活着没有？回来没有？仁青爷爷算了以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正在路上，很快就会到。”我一直站在羊群边上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我的阿爸。我又跑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说：“咦？来了，来了。”我急忙回到帐篷等着阿爸，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第二天天亮，还是没有看见阿爸。我去放羊的时候，又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来了，今天肯定要来。”我站在羊群边，看着远处的大路。很久很久了，看到运输队的人马赶着牛从那里走过。我跑上去问他们看见我的阿爸没有，他们说没有看见。天又黑了，我的哥哥来了，他和我一起站在破帐篷边等阿爸。我们俩一起去赶羊，看见运输队的人赶着牛走过来。仁青爷爷和一个奶奶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名字：“秋什江，秋什江。”我跑到他们旁边时，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和哥哥说：“你的阿爸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终于看到阿爸活着回来了。那时候，几个娃娃能看到自己的阿爸能活着回来啊！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还算是个幸运的娃娃吧。可是我的三叔叔就没有回来，他死在赛什克劳改农场了。三叔叔只是个一辈子放羊的老实巴交的牧民。

我阿爸回来时间不长，就又开始挨批斗了。我看到一些人把他的鞋脱了让他站在雪地里，然后又拾来牛粪和鞭麻（一种灌木）烧着后熏他，又把一个石磨挂在他的脖子上，脚上还上了马绊。有一天我阿爸放羊回来，把羊赶到帐篷旁边后不见了。我哥哥骑着马正好过来，看见阿爸在一个土崖上钉了一个大木橛子，把自己的布腰带拴在上面正在上吊，哥哥急忙跑上去把阿爸救下了。

我的小叔叔被关在野牛沟公社几天了，天天批斗挨打。有一天，小叔叔恳求说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娃娃，干部们开恩让他快去快回。小叔叔到家里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抱着自己的小娃娃哭。我哥哥对我说：“叔叔的样子怪怪的，我们去看看他吧。”我就和哥哥去叔叔家帐篷了。婶婶把刀子和绳子都藏起来了。我们俩就在叔叔的帐篷里住下了。到了后半夜，婶婶说：“天快亮了，你们回去睡觉吧。”我和哥哥就回来了。月亮很亮，微微飘着点雪。我们回来刚躺下时间不长，就听见婶婶在叫我哥哥的名子“亚凡，亚凡”，哥哥爬起来就跑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了。婶婶说叔叔不见了。我们几个人去找，找到一个水边上，看见叔叔在水里，我们跳进水里把他拉出来。他腿上全是血。原来他跳进水里没有淹死，又拿石块砸断了自己的腿，又爬到水里。我们救下了叔叔，可是他成了残废。

1967年，上面组织基干民兵去修路，我们生产队里有那么多小伙子都去了，我也想去，我才十七八岁嘛！那时我们那里有一条政策：表现好的牧主子女可以考虑吸收到民兵队伍里。我跑去报名，第二天就批准了，第三天就去修路，第四天炸药炸伤了我的胳膊。我抱着胳膊回来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说：“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前线牺牲了咋办？你的胳膊残废了算个啥？”队长不给假，让我去放羊。就这样，我的胳膊一直没有得到治疗，后来成了残废。

 

 

 

 

恶捧刘户籍    晴 川

1971年12月某日，居委会开我的年终评审会。恰好那天我病了，发高烧，实在走不动，就让我妻代我去居委会请假。过了两三天，12月30日，我在上班路上遇见管我的片警刘某。刘某叫住我，问我为什么不参加年终评审会（其实他知道我病了），我如实作了简要说明。接着，他说：“你没有参加这次年终评审会，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是很大的损失。”同时对我宣布，从现在起，每周要向他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

我原本每周向单位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现在片警也要，又不能照抄交给厂里的那份材料，怎么办？再写一份最好，可问题是，哪有那么多思想好回报的？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我不禁大喜，决定就写刘片警对我的“教导”。我紧紧抓住12月30日他在街上对我的那番“教导”——“没有参加这次评审会……是很大的损失”，反复敷衍成文，为刘片警“立言”，并把他的“教导”上升到“刘片警的哲学”的高度。每周呈送的那份思想汇报，主标题不同，副标题则有定式——“学习刘片警‘12•30’重要讲话心得”之一、之二、之三……。每周汇报的起句和尾句都是“刘户籍的哲学很重要”，文字也使用得相当考究，尽量选用我手头留存的人民日报出版社文革前出版的一本《难字表》上的字。

此后，我与刘户籍相安无事近两个月。一天，我又在路上与刘户籍相遇，他叫住我，未等我开口问他有何指示，他就先开口了：“你的思想汇报材料不要写了，算了！”

 

 

 

 

无档案右派马叔叔    乔海燕

 

马叔叔家与我家是同住一院的邻居。马叔叔北大中文系毕业，在报社当记者，不爱说话，见人只点头，有时略笑笑。马叔叔的爱人马阿姨，是我的小学老师，比马叔叔略胖，但行走快捷，左手总是端着，像周恩来，她说是拿作业本养成的习惯。他们有三个儿子，是我儿时的玩伴。

五七年反右，马叔叔既不是运动对象，也不是骨干分子，属于牵着走的那种人。报社头头看中了，认为可树为典型，百般动员他发言。可他总是不吭，逼急了，就说，我再想想。这一想，又过去了好几天。  

马叔叔在报社肩负宣传大政方针的重任。单位的头头属于抓业务不行、抓运动在行的那种，一有运动，积极而又创意迭出，总是设法超额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划右派这事，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如果再增加一个名额，就可以超标了。完成任务叫“工作”，超标才叫“成绩”。可是这个超标的名额从哪里搞来？实在没有可选之人，头头带领几个下属，坐在办公室抽闷烟。正在这时，马叔叔进来送稿件，指点两句稿子上的事。也是他好事儿，看见领导都在，随口就说，那边正有讨论，发言人不多。他的本意是想如实告诉领导，希望领导去指导讨论。

等马叔叔出门，头头长舒一口气，其他几个人眼中也放出异彩。老马这句话很重要，不发言就是抵触，就是对运动不满，老马一向不发言，正符合右派条件啊!

马叔叔当右派了，开始没有下乡，在报社干些粗活，喂猪、帮厨、做煤饼、烧锅炉、帮木匠拉大锯。六零年经济困难，马叔叔就从单位离开了，听说全家发配乡下。

以后又有几次听到马叔叔的消息，说他在一个公社拖拉机站工作，后又到县文化馆，马阿姨从此操持家务，三个儿子逐渐长大。

1978年下半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文件下达到当地，全省一片哭声。79年初，马叔叔携带全家从农村来到报社，满怀喜悦，笑逐颜开，逢人就夸党的政策好，赞扬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报社对马叔叔、马阿姨们关怀备至，殷勤招待，吃住免费，早上稀饭、油条随便吃，不许拿；中午一家一桌，四凉四热八个碟，主食有花卷、窝头、包子，窝头可以随便拿，包子和花卷限量；晚上面条，不限量，每人再发一个花卷。我去看马叔叔、马阿姨，恭恭敬敬叫“马叔叔”，叫马阿姨“老师”。马叔叔夸奖我，说我赶上了好时机，嘱咐我为四化贡献青春。

每到星期天，报社派大轿车，拉右派们出去游玩，参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去三门峡水电站，洛阳八大厂，燕庄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巩县地主庄园。每到一地，马叔叔都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在报社组织的座谈会上，马叔叔积极发言，每每热泪盈眶，以至泣不成声。 

报社领导找马叔叔谈话，百般道歉、解释，称他是好干部、好记者，写过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报道，人民没有忘记你，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忘记你。吃好了，玩好了，平反工作开始。所谓平反，那时不叫平反，叫改正，意思是反右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所以要改正。运动时光荣且正确，现在改正，仍要体现光荣和正确。

改正进入操作程序，每天都要填许多表格，单位的、公安的(右派属五类分子之末，列公安管制范围)、民政的、原单位的、农村单位的、现单位的，还有各种谈话。右派们提出各种条件，报社也要讨价还价，补贴多少钱（从57年到79年，凡22年，最高补贴540块，平均每年24块5毛多一点），工作安排，职务，还有子女安排，上学，就业，等等，等等。

一切办完，所有条件谈妥，单位、个人基本满意，档案材料从省委组织部提回。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了！报社将右派的档案材料与个人见面，将改正材料附上，右派签字画押，写上意见，这22年的历史，就算了结。至于后人如何评说，管他呢，反正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了，吃商品粮，单位分房了，老婆孩子住一块，有自来水，星期六洗热水澡，出门有公共汽车，每天上班下班，月底领工资，单位门口就是邮局、商店、粮店、电影院……还有什么比现实更叫人满意！

报社办公室主任亲自主持，抽出马叔叔的档案，一页、两页、三页……白纸黑字，历历在目。沧桑岁月，白马过隙。“啊——”主任倒抽一口凉气，浑身的冷汗刷的冒出来——马叔叔的档案袋里，根本没有划右派的材料！

马叔叔也紧张了，连连翻动档案，嘴里喃喃：“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呢，我是右派啊，我确实是右派啊……”可是，没有就是没有。办公室主任急得几乎哭出声，用剪刀把档案袋剪成条条，也没有发现马叔叔是右派的任何官方证据，甚至连一张简单的纸片都没有。

按照政策，不是右派的问题，不在此次改正范围。办公室主任急忙抓电话，向上级“改办”请示。电话里一阵哄堂大笑，回答是无情的：“没有办法。”办公室主任只好找领导汇报。报社倒是很认真，马上组织人员寻找当年的相关人员，办事的人都说马叔叔是右派，人人都看见他参加到右派队伍里劳动改造，喂猪，烧锅炉。最后找到当年划右派时报社的头头。头头因儿子车祸身故，自己又是晚期癌症，躺在床上只有倒气儿的工夫，一句话都说不成了。办公室主任把情况告诉他，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头头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淌下几滴泪，死活不说一句话。情急之中，办公室主任又问马叔叔：“你记得办理过右派手续吗？”马叔叔想了半天，嚅嚅说：“不知道，就谈过一次话，说我是右派。”

情况基本清楚了，当年，根本就没有给马叔叔定性为右派，既没有报社头头签字、运动办评语、单位盖章，也没有个人签字。可是，为什么就有人给马叔叔办了开除公职、迁移户口的手续呢？真是一盆糊涂浆了。

在报社大门外等候喜讯的马阿姨和三个儿子，依然在低声商量今后的生活，憧憬着那无限美好的明天。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泪流满面、步履踉跄的马叔叔。马阿姨急切迎上去询问，马叔叔只喃喃说：“我是右派啊，我确实是右派啊……”

马阿姨忙问跟随的办公室主任。当她听说马叔叔没有右派档案，又听说马叔叔不在这次改正范围之内，呆住了！马叔叔的大儿子张张嘴，眼泪就涌出来，悲愤地喊叫着：“你们不能这样啊！”

马阿姨和三个儿子紧紧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街上的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围拢来看，不住地打听。马阿姨和三个儿子哭得声嘶力竭，浑身抽搐。他们此时想的什么？哭的什么？没有经历的人，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很难理解──低矮的茅舍，昏暗的油灯，苦熬的岁月，青春年华，漏断人稀的长夜苦苦等待天明，对父亲的经历心存的最后一丝丝希望，如今，全破灭了。

马叔叔站在一旁，要不是几个老相识搀扶，几乎不能自立。好半天，他流着眼泪，颤颤地伸出两个手指，说：“22年啊，22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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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我们劳改人员去工地，都要经过凤阳县城门口，再取道向北，直至临淮关。为了适应长途跋踄，不再採取箩筐摞叠、锹杠捆扎由专人扛抬的方法，改为每人自带箩、锹、杠各一件行军。一次走到凤阳城外一处人跡罕至的山间曲径处，我看到一只一尺上下发出阵阵微臭的死小猪。一连三天，死小猪都在，无人处理。第四天，我实在忍耐不住，奔前拎起猪脚，将猪尸丢入背上背的箩筐中。不料后面押送的军人竟大声吆喝起来。不得已，在恶骂声之下，我只好把猪尸扔掉。那时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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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交代写到极致    马 南

 

     一天，单位里来两个外调人员，颇有点来者不善。其中那个戴眼镜的，先泛泛地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比如你想不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群众怀抱里来呀，你觉得自己的态度老不老实呀，等等，接着追问：“你认为自己的问题交代完了吗？还隐瞒了哪些问题？”不等我回答完，他猛一拍桌子，怒吼道：“你太不老实了，交代问题避重就轻！我问你，我单位有人举报你说过打算到银行抢两千块钱的事，究竟有没有？”我一听，觉得好笑。世上哪有抢银行之前先预定好抢劫数额的？倘若银行里只有一千九呢？或者倘若银行

有两千一，是不是还要留下一百元？

我明确答复他们，我从来没有说过这话。当天的外调不欢而散。来人走后，我仔细考虑这个空穴来风究竟是怎么刮起来的，一点头绪也想不起来。他们逼我写交代材料，我不知从何写起，僵持了几天。后来，我终于想起一件可能沾边的事。当时是文革初期，报纸报道云南边境某县发生一起抢劫案，劫匪抢走两千块钱。我和几位朋友似乎谈论过这个热点新闻，可能如今被演绎成我打算抢银行了。我说明原委，他们不信，说我狡辩，逼我写交代材料。无奈之下，我决定编一个包含有“说抢银行”和“两千块钱”两个元素的故事。

他们看了我的第一篇交代材料（亦即第一篇小故事）后，对我说：“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说明你还是不想与人民顽抗到底的，我们欢迎。不过，这两千块钱，还不是那两千块钱，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深挖，争取主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临走时特别强调：“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材料写出来，我们明天下午来拿。”当晚，我又以“说抢银行”和“两千块钱”为元素，发挥想象力，编一份交代材料。次日，来人看了材料，不满地说：“这还不是那两千块钱，重新交代。”

接下来几天，我又一连编了几份材料，但都“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我渐渐琢磨透了，他们是想逼我编出与他们炮制的材料对口的材料。这怎么可能呢？我交出第六份材料时，他们仍说“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斗胆索性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说：“本来，您只要两千块钱，现在我都开出一万二了，您还要。如果您继续要，我还可以开。”听我这番话，他们若有所悟，那天临走时只说“你再考虑考虑”，没有说“重新交待”。当晚我就自作主张没再写材料，他们也“心有灵犀”，居然没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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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训班学习。刚到两天，公安局就来抓人。一起抓61人，县长、书记、公安局长全部被抓。公安局的人说我们是叛乱分子，用麻绳把我和蔡巴阿拉格连在一起。我们被交到西宁劳改局，我被判15年，押到德令哈农场劳改。那时我26岁。农场里犯人打犯人很厉害，公安局的人让刑事犯打我们。那些犯人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搞叛乱杀了多少人，老实交待。公安说你杀了人了。”公安的人站在旁边看刑事犯打我们。再后来就开始饿肚子了，柴达木劳改农场有13万人，死得只剩七八万人。我们吃了三年茴条、苦苦菜和锁阳。我算是活着回来了。回来刚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又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批斗的时候你一拳我一脚，到现在我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屡教不改，死路一条。屡教不改，死路一条。”1980年我被平反，祁连县的县长、海北州法院的人、祁连县法院的人都来了。我对他们说：“过去人的数字里没有我，现在我好歹算是个人了。”公安局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几个钱，就算平反了。              蓝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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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牧民阿拉坦    巴雅古特

    阿拉坦•呼亚戈，1909年生，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人。20世纪30年代满洲国建立，阿拉坦被招为警察，在当地服役，主要负责侦查和查禁鸦片的吸嗜贩卖活动。1945年8月，苏蒙联军向日本宣战，满洲国随之灭亡。阿拉坦等500名蒙古青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军的劝导下，决定去蒙古国。
    一入蒙古境，这批蒙古青年就受到非人道待遇，黑布带蒙眼，押到乌兰巴托。阿拉坦因曾在满洲国当警察，被指控为日本特务，重判有期徒刑25年。1954年，阿拉坦被引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呼和浩特监狱继续服刑，接受劳动改造。1956年，先后在蒙、中两国被关押近10年之久的阿拉坦，被“宽大释放”，但必须回原籍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最后，他被安排到阿鲁科尔沁旗的巴彦花公社希巴尔泰生产队，作为五类分子接受改造。

1967年7月，阿拉坦的家乡来了两名造反派人员，在希巴尔泰生产队的队务室斗争阿拉坦一天一夜。次日早晨，阿拉坦当场死去。当天中午，同为五类分子的难友阿尔比吉呼、达瓦林琴等人，把阿拉坦的尸体裹在生产队的炕席内，用牛车拉到离生产队队部稍远的哈布塔盖小岗下，挖坑下葬。阿拉坦死后，他的女儿拉姆，以及拉姆的儿子莫尔根，在文革前后都受到牵连。

1975年，阿鲁科尔沁旗民政部门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和被斗致残人员进行一次统计，阿拉坦被统计为“伪满警察、特务”，在“死亡经过”一栏中填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巴彦塔拉公社前来两人斗五类分子阿拉坦•呼亚戈，他在当晚自毙”等语，在“公社意见”一栏中写着“畏罪服毒自杀”。
    

 

 

从杭州到青海    陈士濂

 

也许是我的运气还不错，1956年我从杭师毕业时，正遇上全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特许在职的中小学教师和应届师范毕业生报考高等师范院校。就这样，我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这说明那时的高考政审相对还算宽松，除军事院校以及保密性较强的专业外，普通高校还能接纳地富子女。记得当时与我同一个小班的，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资本家沈世礼同学。

因入团要求屡屡被否，当时我在政治上已不思进取，只想低眉顺眼做个不生事的顺民。即使在似乎最自由的1957年春天，不少同学热衷于集会演讲贴大字报，我仍然埋头在心爱的文学书籍中，与那些轰轰烈烈的活动隔着一条鸿沟。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像鸵鸟般将头深深地埋进故纸堆里，从书籍的阅读中取得愉悦的同时，也期望“书中自有黄金屋”，能以“学问”为自己筑个安身立命的小巢。也正因如此，后来反右时，我这样不左不右的边缘人物得以侥幸躲过那顶帽子。

然而到1958年，形势不同了。随着大跃进口号的提出，校园的革命也在往纵深发展，连大人物康生都到我们学校来视察过。整风、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红专辩论、教学革命……一环扣一环，一浪接一浪。课程基本停止，无论师生员工不管你愿意与否，在上边统一布置下，全都得投入运动。在这种革命形势感召下，我再次萌发了要求进步之心。我想给自己以彻底的清算，摆脱地主家庭在思想、感情上加于我的羁绊，否定旧我，生出个新我。恰逢此时整风运动进入向党交心阶段，我向团支部提出了引火烧身自我检查的要求。

起初支部没有答复，大概是怜我年幼，并非他们认为的问题学生。禁不住我再三请求，由团支部主持，1958年早春的一天，我向全班同学作了思想检查《暮气之根在哪里》，将我的官僚地主家庭情况，我对反动亲属的依恋之情，我在反右中对右派言论在思想上的附和与同情，以及自己的个人主义等等和盘托出。听完我的检查，同学们几乎愣住了：这小家伙，怎么那么复杂啊？但他们还是纷纷表了态，以最大的热情欢迎我的进步。那一阵，我确实觉得轻松了许多。我想，我这么赤诚地交了心，组织上肯定会信任我，我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期望的那样。我并未获得新生，反而从原来的边缘人坠落为异类。我明显地感觉到了接踵而来的排斥歧视。在当时要求的全民健身二级劳卫制测试时，我被剥夺了打靶的权利——尽管只是一般的小口径步枪，我也得到了不许持枪的通知。

政治上的歧视，我可以俯身承受，但随之而来的经济打击，却是我无法解决的。从1958年开始，我就读的浙江师院改为杭州大学。作为普通高校，收费在所难免，如果想继续享受原来的免交学杂费、膳宿费优待，就得另外申请。这种申请并不困难，一般学生都会被批准。但家境特别困难的我却成了例外，学校拒绝给我发放困难补助。我只能硬着头皮不交膳费，每日里腆颜捧着饭碗进餐厅，吃着“嗟来之食”。

这么熬了几个月，我终于产生了离校的念头。除经济的窘迫外，潜藏在深层次的是内心的恐惧。我比以前更害怕了。因为在此期间，我又目睹了几个同学的被迫遣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邻班的“青年作家”叶宗轼，据说老家有农民来信，揭发他解放前曾参与家里的收租，应是地主分子。于是作为阶级异己分子，他被开除回家。走的那天，我见他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身旁堆着行李书籍，没有任何人相送，踽踽而去。他的遭遇，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不禁猜想，下一个被赶回农村的可能就是我。明知头顶悬着达克摩利剑，却不知这利剑何时掉下来，这种战战兢兢等待宰割的滋味实在难受。

我决心摆脱它，就向校方打了休学一年的报告，表示要自己出去挣学费。这个报告很快被批准，也许它正符合校方清退异类的需要。与我谈话的是学生科一位姓赵的科长，以前从未接触过。他神色严峻，沉着脸告诫我：“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原籍去接受农民监督改造。”在办理例行休学手续时，他在我填就的表格上挥笔写下了一行类似判决的文字：“该生出身反动家庭，本人表现不好。”说实话，对于这样的判词我是很难接受的。出身反动是事实，这“表现不好”实属莫须有。大学期间，我并未犯过任何错误，还不时在报刊上发表些诗歌散文，属于成绩优秀的学生。但在赵科长的权力话语钳制下，我只有默默忍受。

拿着这张镌有罪孽“红字”的表格，去校内各部门办理离校手续时，我多次遭到白眼。在医务室，一位年轻护士以奚落的口气念出了那行字，我听后哼了一声，她立即责问道：“怎么？还不服气！”我没敢再出声，只盼望她快快把章子给我盖了。其时我恐惧已极，生怕他们真的把我押解回乡，我只求速速离开这所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我害怕再次见到那位赵科长，又担心给我的正式文本上会附有我的“罪状”，于是连休学证明都没有领取，只带着一枚校徽匆匆登上西去青海的列车。这时，1959年新年的钟声正敲响，我刚满20岁。我的大学生涯，从此戛然而止。

在青海，先我一年退学的姜君夫妇，已为我联系好去省卫生学校教课。学校人事科长听取了我的情况介绍后，竟立即将我拒之门外，只撂给我几句冷冷的训诫：“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不能自己出来工作，应该回农村接受监督改造。”两位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政工干部，话语竟是如此相似，我不禁为自己的命运打了个冷战。失望之余，倒也生出另一种逆反心理：既然你们都认为我只能发配回原籍改造，我却偏要拼一拼，宁死也不回去！

有了这般破釜沉舟的勇气，我就穿街走巷，遍叩西宁地区各学校大门，到处推销自己，想凭借那枚单薄的校徽去另闯个天地。在最无望之时，我曾混迹农场招工处，准备出卖体力，当个农工，也遐想过像有些盲流那样，弄个镐头背篼，到山上挖石膏谋生。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惶惶然四处奔走觅食时，经同学请求，省卫生厅的领导居然直接干预了我的工作之事，逼得卫生学校做出承诺，留下我充当语文代课老师，只是月薪仅给36元，相当于当地一个刚毕业大学生半个月的工资。三个月后，我就离开了那所勉强收留我的学校，到一所小学找了个同样是代课老师的职位。从中专下降至小学任职，月薪反而提高到42元。

青海地处偏远，古来就是囚犯发配之地，1957年后各单位接收了全国各地为数不少的右派和所谓有历史污点的人员。相比之下，像我这样仅仅是家庭问题的大学生，竟可算是清白之身。于是在1959年夏，凭着自己在杭州师范求学时向名师顾西林先生习得的二胡薄艺，被青海广播文工团录用为二胡演奏员，后又并入省民族歌舞剧团，成为该团的乐手。这期间，因为自己常有文学作品见诸报刊，遂被剧团领导赏识，调入创研室担任编剧。位置的渐行稳固，使我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不仅脱籍盲流，还已摆脱家庭出身的羁绊，俨然真成了与他人同样的“革命文艺战士”。

让我重新意识到自己原罪在身，是在1964年四清时。我作为主要执笔人撰写的剧本《达尔龙山下》，在省内现代剧会演一度走红，然而很快随着全国性的批判文艺黑线被定为毒草。在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随之而来的处理就是遣返回家。剧团领导在与我谈话时，一再强调这与剧本之事无关，因为我属于盲流，按政策不得不如此办理。其实，这时困难时期已过，对待盲流已比较宽松。以盲流撵我回去，无非是在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时清除成分不好者的一种借口。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双重不光彩来历带给我的沉重负担。但我依然劣性不改，不愿俯首帖耳地接受这样的组织安排，就使出了一个盲流可用的种种求生手段，四处奔走，腆颜求人。那时我心理上已做了准备，大不了再次去寻个代课教师职位，在偌大的青海总不至于冻馁而死。

这番奋斗，果然有了效果。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带领我夜闯省委宣传部部长午人的住所。该部长在剧团排演《达尔龙山下》时，曾经来团视察并捎带问起过剧本作者，对我有所了解。他认同了我的声诉，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得以化解这次大难，留在剧团。由此我想到，即使在共产党内，由于个人的素质涵养之不同，在执行同样的阶级政策时也宽严有别，有时也不乏颇浓的人性化处理。午人后来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离休，我曾去西安探望过他。如今斯人已逝，但援手之恩从不敢忘。

虽然逃过了“遣返盲流”之劫，名义上仍留在剧团担任编剧，但我自己心知肚明，已再次沦落为三等公民。外地来演出内部话剧《叶尔绍夫兄弟》，没给我发观摩票，原来联系密切的几个报刊，停发我的作品，后来干脆将我编入团内临时组成的劳动队，去农村与社员“四同”。这时团内已有一些干部作为四清工作团成员下乡。同为下乡，两者性质却是迥异。他们是去领导、整顿基层组织，也就是改造客观世界的，而我们则是纯粹的干活和向贫下中农学习，亦即改造主观世界。

劳动队的组成人员，或历史有污点，或出身反动阶级，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生活作风算是其中较轻的。有位党员副领队，就是犯了生活作风错误的舞蹈演员。也许是在劳动中“惺惺相惜”吧，待这期劳动结束，我竟与已离婚的她悄悄建立了恋爱关系。但这段感情还不到一年就被她单方面地停止了，告吹的缘起竟是我殷勤地请她看了一场电影。

那是老片子《白毛女》。她是跳舞的，我认为请她看舞剧是最合适的表达情意方式。去影院的时候，我用自行车载她。车轮疾转，她紧紧地搂着我的腰，还真有点鸳鸯双飞的感觉。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到影片结束时，她的情绪突然不对了，坚决不肯与我同车而归，两人默默无语地返回团内。

我知道事情有变，但不明白这么短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忐忑不安地等待几天后，她终于道出了拒绝我的理由。原来是她在看《白毛女》时受了刺激，想起自己将有一个像黄世仁母亲一样的婆婆，实在无法忍受。听完她的表白，我黯然无语。革命文艺的力量实在强大，我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苦涩的自豪。

1966年五一前夕发生的一件事，也是令我终身难忘的。那时候每逢五一、十一，全国各大城市都要组织游行。节日前夕，剧团创研室的负责人向我打了个看似很不在意的招呼：“明天的游行，你不用去了！”我听后，心里一阵冰冷。当我回到房内时，发现与我同室的孟犁野也在发呆。他是在《中国电影》编辑任上被打成右派的，下放到青海人民出版社摘帽后调来我团，与我均为编剧。我见他的神情异样，猜到他也与我接到了同样的指令。我们没有多说什么，也不敢多说什么。

第二天，他早早地躲出去了，不知道上哪儿独自发呆，而我则蜷缩在屋内，聆听着外面热闹的人声锣鼓声，没有踏出房门。我害怕遇见别人，游行都不去，这算是怎么回事？难怪我的母亲将那份偶然得到的“人民证”珍藏起来。我这个“国家干部”，不是也同样享受不到劳动者的节日权利吗？这一年的国际劳动节，是我过的最黯淡的一个节日。本世纪初，在犁野君已调回北京并担任了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后，我俩相聚时还曾提及那次“非我族类”之辱。就是事到今日，我们也没搞明白，像那样一个无丝毫保密意义的群众集会游行，有什么必要禁止我们参加？除了人为地制造冷漠歧视仇恨分裂，它于社会又有什么好处？

进入文革后，我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西宁人民剧院召开批斗大会，我混迹其内想一看究竟，只听主席台上一声大喝：“黑五类子女滚出去！”尽管并无人指名道姓地指证我，我自己却仿佛已被公示于众，连忙装作上厕所匆匆逃离会场。从此我对于那些革命造反派总是敬而远之，从不敢觊觎光彩夺目的红色袖章。就这样小心翼翼，还是未能免除派仗之累。在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发起“二.二三”事件，枪杀“八.一八”战士三百余人，开创了全国以武装镇压反对派的首例后，我受命参与了妖魔化对立面的派性戏《二月风暴》的创作，在半个月时间内就完成了该戏的排演稿。虽然这是违心之举，我绝非赵副司令支持的“捍卫队”一派的信徒，但主观上确有谄媚手持武器的掌权者以避祸自保的成分。

正当这个派戏紧锣密鼓地排练当中，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党中央、中央文革等最高权威部门于3月22日发布了为“八.一八”平反的公告。 “二.二三”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赵副司令固然成了阶下囚，底下的“捍卫队”大小头目也难逃程度不同的惩罚。按理说，我并非“捍卫队”成员，《二月风暴》这个派戏的始作俑者，其实是从北影调来青海的演员张亮夫妇。张亮曾出演过电影《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社会上有些影响。他们夫妇虽在“八.一八”平反初期受了不少皮肉之苦，但到了文革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由于出身没问题，已转化为“革命群众”；我则因为原罪在身，就成为主要的清算对象。1968年4月30日，《红宣兵战报》发出配有我漫画头像的战斗檄文《揪出<二月风暴>的黑笔杆陈士濂》，署名《红宣兵》编辑部。

 

在彻底击溃“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斗争中，省话剧团革命委员会率领八.一八红宣兵和广大革命群众，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揪出了反革命黑戏《二月风暴》的黑主笔、周扬黑线、黑网上的小爬虫——陈士濂。

揪得准！揪得好！

陈士濂何许人也？乃一贯利用小说及文艺作品进行反党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陈士濂出身于反动的官僚地主家庭，狗父是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罪恶累累的伪官僚，解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1951年被我镇压；其母地主分子，被管制；一个狗叔是反革命分子，已被我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另一个狗叔陈肇英是伪国民党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潜逃台湾；一个狗表兄是国民党伪县长，解放后被捕入狱（已死）；另一个也是地主分子，被管制。陈士濂就是被杀、关、管、斗的反革命家庭之犬。

 

接着列举了“陈贼用手中的黑笔，为中国的赫鲁晓夫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大书特书其反革命父兄的遗嘱，大干反革命罪恶勾当”的种种罪行。

那一阵，我不仅要参加团内的批斗会，还得像如今的大明星赶场子一样，“出席”外单位组织的批判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省市文艺系统批斗会，“八.一八”造反派的司令、担任过省革委会副主任要职的马集文亲临指导，作了长篇讲话。那天发言的人很多，其中京剧团的红宣兵头头张学文，开得口来就是一连串的谩骂，什么“狗崽子、狼崽子、蛇崽子、王八崽子”，一口气骂了十几个“X崽子”。这说明，在他们的眼中，我罪恶中最“昭彰”者，还是出身异类，乃某种最可恶动物的崽子！

批斗会后，我被编入剧团的牛鬼蛇神组，组长就是后来蜚声影视两坛的李丁。我们将近二十人被集中到一个大房间里，门上大书“牛棚”两字，让过往行人更有力地监督并可从敞开的窗户像参观动物园般观赏这些丑陋的“人体动物”。在群众雪亮眼睛的注视下，我在靠床头供自己面壁思过的那一小方墙壁上，端端正正地贴了一幅自撰自书对联：“一定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 其时犹如罪人归位，我已定下心来，等待最后的处理。我知道，两位政工干部早先的预言这回要实现了，我肯定得乖乖地滚出文艺队伍，回去接受农民的监督改造。于是，我未雨绸缪，先将我唯一的一块手表托人卖了，准备没薪水领时可以顶两个月的生活费。我还趁跟随团里木工汪师傅做道具的机会，努力学习手艺，以便将来被赶回农村后能挣得一碗饭吃。

想不到百日之后，1968年的8月31日，我意外地等来了青海话剧团专政小组、专案小组联合颁发的《公告》。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关键时刻，在亿万革命人民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的革命大批判高潮中，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对革命群众揪出的陈士濂反复的交代了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指明出路，进行教育。现陈士濂对其自己的反动家庭、本人罪行、大毒草“二月风暴”等问题，都有较好的认识，交待的较为彻底，与我专政小组、专案小组反复调查研究核实的材料基本相符合。

根据这一情况，我专政小组、专案小组认为，陈士濂确有彻底低头认罪、悔改自新的诚意，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及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我们将此情况上报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群众专政小组，要求将陈士濂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解除群众专政。现上级有关部门已经批复，同意我们的意见。

现出公告，正式宣布解除对陈的群众专政。我们热烈地欢迎陈士濂同志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迈进了一大步。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党的政策的伟大胜利！

 

在院墙上发布此公告的同时，已从歌舞剧团分离出来的话剧团革委会还在大会上，宣读了对我解除专政决定的有关材料。这份材料写得非常详细，还很有点辩证意味：既指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很复杂，又说明我并无隐瞒；虽没有与家庭划清界限，但还不是坚持反动立场；既指出我在大学时思想落后右倾，又说明材料来源于“向党交心”，不能作为罪证；既指出我在《达尔龙山下》、《二月风暴》等剧中的问题，又说明其炮制的责任主要不在我，而我自己的文章只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范畴。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份材料及其结论是心服口服的。我甚至觉得，在我所在的这个小单位里，那些从无执政经验的演职员，其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水平较之于我前边遇见的两位政工科科长要高过一筹。而且，我对为解决我的问题千里迢迢外出的调查者和那些被调查的同学、乡亲都心怀感激。只要他们其中任何一人加我以某项似是而非之罪状，以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我的遭遇就会很惨。当然，我当时更为感激的还是领袖，是政策。我在当天的日记里极其真诚地写道：我要千遍万遍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革中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家属的打击，此时达到了高峰。从我切身体验看，自“清理阶级队伍”以后，由于执政者的矛盾指向所谓的走资派，对黑五类的压力反而有所减弱。待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普遍地给地富分子摘帽后，我才真正地感受到一个人不被歧视、不再受压是何等的舒畅。也就在那时候，素来令我心生畏惧的政工干部居然主动来找我，动员我写入党申请并主动做我的介绍人。其时我对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的举措心悦诚服，觉得党大有希望，故而写了申请并很快地得到批准。1983年，正值重用知识分子、提拔年轻干部之际，省委一纸调令，将我从话剧团的普通编剧，一下子提升为青海省文联副主席，任职至1998年提前退休。                 

作为一个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狗崽子”，能在阶级政策如此严酷的情境下，从夹缝里求生，从盲流转入体制内还获得了一定的地位，这是什么原因呢？步入晚年后，我也曾反躬自问。我觉得除了机缘巧遇，以及自己有些微弱的抗争意识，在那个听任组织安排的年代敢于自谋职业越级上诉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我总体上服从了阶级政策的需要，已经从“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演变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里有一个从被迫到主动、从认罪自保到自觉配合的过程。

从上初中开始，我就不断地被灌输要与家庭划清界限，其后又是与此相关的一连串运动。经过多次打压不断地自辱、自贬后，我已磨尽了曾经有过的不平，认可了原罪，接受了不公正待遇，将其视为合法合理的差别对待。记得文革初期血统论甚嚣尘上之时，像遇罗克那样的热血青年正奋起反击，而作为受害者的我，却将登载在小报上宣扬血统谬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路线万岁”抄录在日记本上，承认该文的立论“老子反动儿混蛋”适合于自己。既然自我矮化到极致，对于组织上偶尔恩赐的“赏识”、“重用”与后来“牛棚中的解放”自然会感恩戴德山呼万岁。

我的这种渗透于血液中的“脱胎换骨”改造，更明显地表现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其实，我的处女作、发表在1957年6月号《东海》杂志上的散文《孩提之爱》，顾名思义还是写童真童趣属于人性范畴。但后来的作品，特别是那些需要更多人参与的剧作，则完全是为具体的政治目的服务，杜撰出一些所谓的阶级斗争。像《达尔龙山下》，就编造了一个妄图复辟的牧主头人和贫苦牧民斗争的故事，它与现实的牧区，除生活细节有所相似，其他都是克里空的产物。《二月风暴》更是从“八.一八”是反革命这概念出发，按“捍卫队”一方所提供的点滴材料，加以无限的生发虚构，编造出一场血淋淋的阶级报复夺权斗争。

这说明，经过多年自觉或不自觉的磨练，我已做到自觉听命于当权者的政治指挥，完成了从一名纯真的文学爱好者到为权势者秉笔的蜕变。这种内伤是致命的，有时甚至不可逆转。即使在“四人帮”粉碎后我重新握笔时，也始终摆脱不了“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像我重续儿童文学前缘编写的童话《白唇鹿青青》，明明写的动物，也要硬塞进个千户和管家，有意妖魔化我并不了解的藏族上层人士，生硬地将阶级斗争搬进天真无邪的孩子生活中去。

上个世纪末，思想解放之大潮汹涌澎湃。在屡获启蒙，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渐次浸淫于脑际之后，我对自己已凝固于脑中的“阶级观点”产生了怀疑。首先是我到底有什么罪？出身不好，能成为受歧视、遭打压的缘由吗？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更是最重要的普世价值之一。那种将黑五类的子女长期置于被压制地位，让他们始终诚惶诚恐地生活，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所不能允许的。既然我本无罪，那么就不应该被作为非类、打入所谓的“牛鬼蛇神”，不应该接受超乎法律之外的“群众专政”，更没必要为这样的“解放”而感激涕零。

 

 

 

 

父子株连，兄弟反目    文 忠

 

我的父亲刘宗汉是历史反革命，第一个被株连的是我大哥刘文德。大哥非父母亲生，但与其他八位兄弟姐妹手足情深，父母视同己出。解放前夕国民党溃败之际，善后救济总署搬迁台湾，同事劝我父同往，父亲断然拒绝。有好心人劝父亲，自己不去台湾，可把大儿子送去，父亲还是谢绝了。父子俩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失望，绝了去台湾的念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决定派军赴朝参战。位于鸭绿江边，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安东市，急需大批有经验的人员为军队提供给养。安东市市长亲到上海招聘，在父亲支持下，大哥毅然去了安东，就职于安东市百货公司。在安东鸭绿江桥头，大哥亲切送别二弟文兵赴朝参战，后又在那里迎来负伤的弟弟回国。

1956年，父亲在上海被内定为历史反革命。57年反右开始，远在安东的大哥随即被揪出来审查。安东市百货公司党总支书记王宣传和保卫科长潘长符，从内查外调中增长了历史知识，了解到当年浙江实业银行支持蒋介石发动4•12政变，而刘文德的父亲、历史反革命刘宗汉曾在该行当过高级职员；还有大右派章乃器，当年也是浙江实业银行的高级职员，后升经理，并与刘汉宗关系密切； 更要害的是，当年章乃器离商从政脱离浙江实业银行后，接替他位子的杨彭年恰好是刘文德的岳父，于是认定大哥刘文德毋庸置疑就是这条藤上的黑瓜。父亲是反革命，岳父是反动资本家，章乃器是我家的世交，刘文德本人又在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做过事——历史反革命，绝不冤枉。

王书记与潘科长如此顺藤摸瓜，挖出一个隐藏极深的历史反革命，兴奋无比，于是立即组织一批打手，把大哥押上台，连续作战斗了六个下午。大哥坚定站立，横眉冷对，一再申辩自己从未参与过任何反革命活动，也绝无任何反动言行，自己是爱国爱党的。硬的不行，就用软的，潘科长出面与大哥个别谈话，诱骗他：“刘文德，只要你交代了同章乃器的关系，就可以提拔你，给你加工资。”大哥回答说：“提拔我、加工资当然好，可惜我与章乃器实在不认识，他与家父、岳父同在实业银行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怎么可能与他有什么关系？”

王、潘又风尘仆仆从东北赶来上海，径直找到此时已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我父亲，逼令他交代是怎样把大儿子送进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老父知道抗拒无用处，于是违心胡乱写了几句显而易见破绽百出的东西应付他们。安东市百货公司党组织借着这份牛头不对马嘴的材料，对大哥狠批恶斗，逼令他交代与国民党军统特务管丕诚的黑关系。大哥坚持无可奉告，结果不了了之。但是大哥的工作岗位变了，每天打扫卫生，档案里注上“内控改造”。
    1961年发生大饥荒，城市工矿企业动员广大职工“为国家分忧解难”，下乡务农。名义上是自觉自愿写申请回乡支持农业生产，实际内部早已定了名单，上名单的人不写申请就个别动员。凡“内控对象”、“历史问题待查对象”和平时向领导提意见的人，统统列入下乡名单，大哥自然也在首批名单上。大哥拿着发给他的400元安家费，从东北安东市回到江苏无锡老家乡下。当时老家房无一间不漏雨的，地无一分可以自己耕种的，拿到的所谓安家费，不够大哥一家6口几个月的口粮。
    二哥刘文兵，1949年秘密离家出走，参军入党，赴朝作战，负伤立功，回国时已是少尉军官。凭他的功绩与才华，原本可以升级重用，由于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二哥成了无前途的军校教官，最后退役复员，到苏州地方基层工厂当领导干部，文革中惨遭造反派批斗，差一点被扔进太湖淹死。三哥刘文辉，先被戴上右派帽子，继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很快被杀害。
    我这个父母最小的儿子，父亲出事戴帽时仅仅12岁，亲见父亲日夜被监督管制，含泪扫垃圾、掏阴沟，兄长接连出事遭难。在学校里和社会上，我屡遭侮辱、欺凌。我当时怨恨父亲，何不当初一走了之，如今害得家破人亡。随着年龄渐长，特别是亲历文革之后，对父亲，我由怨恨转为同情，既深为父亲的遭遇感到不平，更为自己曾怨恨父亲而深感内疚。 

 

我家是阶级斗争的重灾区。三哥文辉是右派分子，二哥文兵是共产党员，饱经朝鲜战争烽火的锤炼，是毛的好战士，目光敏锐觉悟高，能于自己家中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二哥、三哥之间的思想交锋就不可避免了。平日二哥在苏州，三哥在舟山嵊泗岛，很少见面，但每逢春节合家团圆，二哥、三哥便唇枪舌战，搅得家中不得安宁。

1963年寒假，三哥叫我到无锡老家乡下大哥家体验生活。大哥家住房破旧简陋。晚上，大嫂与三个侄女睡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破屋里，我与侄子睡在柴房草堆上，大哥一个人去一个荒无人烟的半岛看夜。白天，14岁的大侄女带着三个幼小弟妹，去铁路边捡煤渣，去荒地挖野菜。大哥不断上诉无锡县委，申请困难补助，但是大哥档案里塞着“特嫌”的结论，是内控改造的对象，不属于政策补助对象。

自大哥家回到上海，我将所见所闻写了一份《无锡农村南刘巷农民穷困生活考察报告》，如实反映了当地农民贫困、饥饿、潦倒的生活境况，不少人诅骂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怨骂共产党。二哥得悉此事后，把我叫到苏州，严肃批评一顿，说我小小年纪，中三哥的毒太深，并警告我，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毁了自己。

三哥知道了大哥的境况，趁返沪探亲期间带我回老家看望大哥，与大哥共榻彻夜倾谈，鼓励大哥设法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不要对上面的政策存什么幻想。看着像猪圈一样的农舍，看着侄子侄女们吃的山芋、南瓜、野菜粥，我们兄弟都掉了泪。三哥把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棉大衣脱下来留给大哥，寒冬里穿着单薄的夹衫赶回上海。在拥挤的车厢里，他主动将座位让给一个孕妇，自己站着全神贯注地读英语书，四个多小时站到上海。

春节期间，二哥也返沪探亲，同三哥一见面就提起我写报告的事。那天午饭后，二哥、三哥与我相聚在内室，各泡一杯茶，关上房门，郑重其事地讨论起来。

二哥说：“三弟，你叫小弟去无锡老家体验农村生活，做点调查研究，我不反对。可是调查研究首先要遵循毛泽东思想，要吃透党的政策精神，不该单凭个别事例偏听偏信，把新中国的农村，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了的现代农村抹得一团黑，把农民生活说得这样贫穷潦倒。这是否定国家大好形势，是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我们兄弟在家看看还可以，一旦传出去，必定会闯大祸！”

三哥听了，平心静气地回答说：“调查研究，确实要观点正确，而最正确的观点不是别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小弟到老家，亲眼目睹那里的实际情况，如实记录下来，这怎么是人为的给农村、农民抹黑呢？家乡群众生活那么苦，那么穷，怎能昧着良心喊‘形势一片大好’呢？从实际出发写调查报告，让组织知道实情，怎可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呢？”

“你这是在强辩！”二哥不让三哥说完，迫不及待地打断话头，神气严肃地教训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召开不久，毛主席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借着自然灾害发生的困难，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猖狂地向党反攻倒算。你指使小弟去暴露农村的阴暗面，不正是迎合了这股反动思潮向党进攻吗？岂不是犯了政治立场错误？”

三哥不以为然，讥笑道：“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做惯了党的驯服工具，毫不懂得人有自己的脑袋，应该独立思考。请问二哥，你了解老家乡下吗？你去看过大哥家的情况吗？没有。你根本不了解当今农村与农民的实际苦境，只听信党的教导，不准老百姓说真话。客观事实是无锡乡下农村贫苦万分，如果说是阴暗面，也是客观存在，为什么不能暴露出来，向当局者进谏呢？这不是向党进攻，而是爱护党，爱护新社会的积极行动。”

“爱护党、爱护新社会，就应该事事跟共产党走，句句听毛主席的话！”二哥提高了声调，指着三哥和我的脸，严肃正经地说：“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也是每个革命青年应具有的品质！”

三哥急起打断他，大声驳道：“跟党走，听毛泽东的话，父亲不正是这样吗？他不当汉奸，不去台湾，送你去参军，支持你去抗美援朝，结果呢？他不还是被党、被毛泽东极左路线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大哥不去台湾，响应党的号召，支持边区建设，做好抗美援朝后方给养工作，去安东鸭绿江边工作，结果呢？还不是受迫害，打成了内控分子？！再说二哥你本人，是党的基层干部，明知毛泽东要陷害广大知识分子，号召给党整风实际上完全是引蛇出洞，你为什么不提醒自己的兄弟我一声，眼看着我成为出洞之蛇？！难道你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站稳了阶级立场，连兄弟手足之情、父子养育之恩都忘了吗？你是盲目地跟党走，盲目地听毛泽东的话，是全然的愚昧、盲从、奴隶相！”

二哥摆出一副兄长的威势，断然刹住三哥激昂慷慨的申诉：“大弟，家中发生这些事情，我作哥哥的不同你辩论。我只说你一点，你这个人，自小调皮捣蛋，当年江阴街弄堂里邻居都说你是捣蛋鬼、小强盗，向来强词夺理，自作主张，从小挨父亲打最多，父亲怕教育不好你，强迫把你送进宝山教会学校住读，不准回家，你忘了吗？小时候你爬上屋顶，奔上奔下，故意唬人，一贯不听大人的教导，从小叛逆反抗，长大后老脾气不改，处处别出心裁，样样自由主义，你戴上右派帽子怪谁，怪你自己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反抗上级，怀疑党的政策。你就吃亏在性格倔强好胜，自以为是，你这种叛逆精神早晚害死自己。我对你早已失望了，问题是你在影响、毒害四弟、五弟和小弟他们。这样下去，我们一家人都会坏在你手里！”

二哥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担忧，不由自主地把手捧的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哐啷一声，吓得我目瞪口呆，连忙打圆场：“二哥、三哥，你们不要吵了，都是我那份调查报告惹的祸。其实我那只是一篇习作，练练笔，实在没有二哥说的那样严重。”二哥转向我，教训道：“小弟，你还年轻，十六七岁中学生，千万别学你三哥的样子，毁了自己的前途！”

二哥铁板着脸孔，三哥激愤得双眼通红，我吞吞吐吐辩白道：“我至今不觉得三哥有什么错。”“什么？你还不清楚？你三哥的阶级立场十分危险，照这样发展下去，势必走向自取毁灭的道路！”
    三哥嘭嘭连拍两下桌子，愤怒地跳立起来：“不错，我小时候是调皮捣蛋，但我不会做驯服工具。我是个堂堂正正的青年人，我相信事实，相信真话，相信独立思考！我不相信任何人的谎话，也不考虑个人的前途，更不贪生怕死！四弟、五弟都已长大成人，小弟也已是中学生了，他们都有自己的头脑，不需要你去教训。究竟是你驯服工具好，还是我独立思考对，他们会在事实面前辨别清楚！”说完，三哥独自狠狠拉开房门冲了出去。二哥气得连连摇头。

二哥与三哥，见面就争，一谈时事就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家人都称他俩是冤家对头。二哥一再表明，这是两个阶级、两条不同路线观念的争论，属于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问题，他做哥哥的，有责任向弟弟妹妹们交代清楚，免得其他弟妹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毒害。三哥则公开鄙视二哥的愚昧、盲从、奴才相，认为他早给共产党、毛泽东的愚民政策俘虏过去了，是他自己中毒太深，失去了自由独立的做人的品性。二哥开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三哥就把建国以来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搞四清一场又一场运动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人为灾难滔滔不绝信手拈来，反问二哥：“这叫马列的什么主义？这是毛泽东的什么思想？”

对于二哥与三哥的长年争论，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老父亲连声叹息，明智倔强的老母亲则默默不语。老人家只担心骨肉反目，兄弟分裂。我与四哥、五哥嘴上不说，心里却佩服三哥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实事求是的正义态度，一次又一次被他独立思考、大义凛然、刚正不阿的精神所感染，自觉不自觉地照他说的那样去做。表面上看，二哥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功臣，给我家带来荣誉的党员干部，代表着党的路线，千方百计教化我们，而在内心深处，我们兄弟姐妹多数是同情父亲、大哥与三哥的不幸遭遇的，在思想上站在三哥一边。
    二哥是共产党、解放军部队多年培养出来的干部，长期对毛的极左路线执迷不悟，不理解经历苦难的弟弟文辉的切身感受，不认同民主自由思想，不允许有激烈的反抗精神，赤胆愚忠甘愿做一个驯服工具。十年浩劫之后，二哥的认识也起了变化。文革期间，我们敬爱的三哥惨遭杀害，平反昭雪后，全家人到三哥坟上烧香磕头，沉痛悼念这位刚正不屈、忠烈献身的义士，二哥也终于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愚忠错误，误解了这位为国为民而“桀骜不训”的大弟弟。年近花甲的二哥，颤抖地拿起毛笔，饱蘸红色颜料，修复了三哥墓碑上的遗诗：“一生坎坷修真身，抗暴敢作普鲁米。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他一笔一划地描着，神情肃然，内心沉痛，他被自己的这位光明磊落、坦荡一生的同胞兄弟折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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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叫热桑，刚解放时，我阿爸打土匪中了弹，自己用刀子把腿上的子弹取出来。那时候我的阿爸有功劳，也很有名，后来到北京开会还给他奖，还有奖金。他当了海晏县大玉藏族区的区长。1958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开会。他从区上到我们的夏牧场的帐篷，然后就骑上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时我８岁，妹妹６岁。后来我的母亲也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我的阿爸哪里去了不知道，阿爸活着还是死了也不知道。1980年给了我们一张阿爸的平反证。阿爸留下的东西早就没收得一个不剩，现在就那一张平反证是给我阿爸的，再啥也没有了。                    尕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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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张的右派    马 赫

 

1964年下半年，四清工作组来了，厂里准备给我摘掉右派帽子。职工评审大会上，一开始气氛不错，工作组长态度平和。一个积极分子上台发言：“XX，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去五金公司送货，五金的一个人问你是不是带队的干部，你指着板车说：‘我是车前工。’你会车钳工吗？你是车钳工吗？你这不是在外面骗人吗？今天你说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说的不是车钳工，是车前工，拽着绳子走在板车前面的工人。”这一下炸锅了，纷纷怒斥我抗拒改造，对政府不满。

另一积极分子站起来说：“我来揭发一点！前几天XX理发，说是理了一个泰山头。大家看看，分明是风凉头，他偏说泰山头。他这是想说我们工人阶级头上还压着三座大山，污蔑我们党，污蔑新社会，挑拨革命群众和党的关系。”于是，会场气氛陡变，群情激愤，高呼“打倒XX！”

我当场拒绝了这一指控。我说：“从一种发型做出这样牵强附会的分析，我不能接受。”各种指控纷纷嚷嚷，义愤填膺，聒噪了好一阵，工作组长开口了：“今天，我很受教育。看来，我们厂的工人同志们的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也是敢于斗争的。XX，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学生，我们工人文化低，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你是斗不赢我们的。听说你平时话不多，但放的毒不少，把风凉头说成泰山头，话不在多，一句话就挑拨了党和工人群众的血肉关系，很恶毒。”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不等他说完就顶了过去：“照这样分析，可以把任何人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往反革命上靠。”

四清工作组长是何等身份，连厂里的书记在他面前都俯首帖耳，今天我一个五类分子竟敢在群众大会上顶撞他，这还了得！他把桌子一拍：“嚣张！”我也豁出去了，据理力争，毫不示弱。我始终坚守一点：即泰山头推导不出挑拨群众和党的关系。我和工作组长吵起来，会议不欢而散。一连几天，我等他们出招，准备承担后果，奇怪的是，四清工作组和组长再也没有露面。此事虽没恶化，摘帽的事泡汤了。14年后，即到1978年，我的右派帽子才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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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接管东北，地主崽林枫成为东北2号人物。他衣锦还乡，乘专机去会双亲。故乡望奎县不敢怠慢，派出县大队长护送其双亲，到有机场的绥化县同林枫见面。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左右陪同，一个连的士兵前呼后拥，乡间地主风光一时。归途中，国民党残兵袭击了林枫父母一行。东北千岁爷的双亲，连同护送的一百多号武装人员，全部死于非命。林枫闻讯大怒，要求东北军司令林彪为他的地主双亲报仇。同是地主崽的林彪，派出整整一个师，却没逮着肇事的国军残余部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林彪的部队来了个大搜捕，方圆几十里鸡犬不宁，二千多人被杀，其中大多数与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小革命家、普通革命者的神气就没有这么大，他们的地主父母只有被斗杀的下场。赵紫阳的父亲，土改时被划为地主，遭到杀害。赵当时是地委书记，地位没有林枫高。毛泽东、刘少奇家也是地主，他们的父母谁敢动一根毫毛？土改中，地主崽身份的革命干部，在无情斗杀地主的同时也常常背着人流泪，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正在遭难。当时为避免心慈手软，他们的党让他们只能在外乡搞土改，叫“回避政策”。毛王朝的建立，千百万穷人“翻身做主”，组织领导这场巨变的地主崽们成就了事业，但他们的事业是用自己父母的鲜血、泪水和生命铸成的。他们的极端残忍自私，天底下罕见。地主被定为有罪阶级，乃千古奇冤，万古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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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班往事    江 城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接着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为配合运动，高头公社革委会先后办了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一期在7月，为期25天，地点是高头市场南边的天后宫。第二期自1970年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下旬，为期11个多月，地点在高北村圆土楼（绍明楼）。第三期在1971年4月，为期1个月，地点在高东村永源楼（崩蓬楼）。三期学习班我都参加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期，时间长，斗得狠。

　　那年头，人们谈学习班色变。学习班不是什么学习场所，而是非正式的拘留所或牢狱。借学习班的名义，革委会凭一纸通知，把被疑为反革命分子或牛鬼蛇神的人关押起来，集中整治。人一旦进学习班，便魂飞魄散，惶惶不可终日。

第二期学习班很具规模，参加学员70余人，由一位公安特派员主管，下设专案组，由6位干部成员组成，其中一位是省公安厅下放的，专事内查外调，整理学员的材料，另有10多位社会上雇来的壮汉担任执勤，日夜轮流严把门户，并察看班上动静，稍有异常即迅速处理。学员的来源，部分由公社革委会圈定，部分由群众密告“推荐”。他们必须按公社通知上规定的时间，携带铺盖、米菜、日常生活用品，准时到绍明楼“入学”。

绍明楼是一座大圆土楼，绝大部分楼房还是空架子，没有装修，仅住四五家人，空荡荡的。楼内没有厕所，临时在底层一角摆几口大陶缸，胡乱搭上木架，围上竹席，便成临时厕所。报到学员在四楼指定的位置席地而坐或卧，除了吃饭、大小便，绝不许走动，更不准交头接耳，否则“恶果自负”。

　　学员有这几类人。一类是“不务正业，死心塌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一位果农，向人传授嫁接技术，“接梨接柿，莫叫雨水知”，雨水（节气）前嫁接果苗成活率高，被人检举，说是与最高指示“以粮为纲”唱反调，煽动社员走歪门邪道，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有一位社员，携带烟刀，串门走户替人切烟丝赚些家庭零用钱，被说成是开地下工厂。一位70多岁的老人，经常背上一二十斤烤烟步行到漳州去做小买卖，被指为投机倒把分子。有许多社员未经生产队长许可，擅自到外地打工赚取家庭日用使费，被打成不务正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另一类是“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属于斗争和打击的重点对象。一位社员，写春联磨墨时，不慎将一点墨汁溅在旁边毛泽东石膏像的眼睛上。他恐惧万分，赶忙用小刀把那点墨汁轻轻刮掉，不料刮出一个小窟窿。因家庭成分是富农，于是有人指控其“怀着刻骨阶级仇恨挖取伟大领袖的眼睛”。一位社员，其子跟别家孩子争夺一枚毛泽东像章打架，他一怒之下夺过像章骂道：“你抢什么死尸，我砸了它！”于是被指控咒骂毛泽东。一位社员，用彩纸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贴在墙上，后来“疆”字被风吹掉，被人举报“恶毒诅咒毛主席无寿”。一位中学职员，无意间把双脚架在办公桌上，桌上刚好放着一张毛泽东画像，于是被告密胆大包天。有一位会看相的，说林彪鹰鼻，相书说，这种人居心叵测，靠不住，被诬为“诋毁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最亲密战友林副统帅”。

还有一类，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站错队”的头头和骨干分子，他们也是重点斗争和打击的对象。

我之所以被通知到学习班学习，原因有二：一是春节家门口贴了“犯上”春联，二是写了有政治问题的新诗。春联是“山花烂漫时可待；悬崖百丈冰易消”，他们认为我这号人不配集毛泽东词语作对联，还任意加减字，属于犯上。当时我三天两头遭抄家，古字画、珍贵书籍、文稿、笔记，凡有字的，悉被抄没，连一张纸片也不放过。一个小笔记本里有我写的60多首小诗，被认定全是抒发资产阶级感情，尤以《骆驼》和《柳笛》最为反动，含沙射影，不满现实。《骆驼》诗曰：“无边无际的戈壁，宽不过骆驼的四只蹄；不断移动的沙丘，移不动驼群的意志。任狂风呼啸怒卷，飞沙走石铺地遮天；骆驼，沙漠的船，自有它坚定的航线！”《柳笛》诗曰：“黄河沿插下的柳枝啊，弹指间已林荫一抹。一根根嫩绿的情思，系住了高原的春色。我往昔插柳的伙伴，可记得当日的心愿——我今折一个柳笛，谁来和一曲《江南》？”他们指控，“戈壁”是诬蔑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狂风”映射轰轰烈烈的历次运动，“驼群”即反动组织，“航线”即路线，“伙伴”即死党，“高原的春色”即失去的天堂。文革后，我给《骆驼》加一个副标题“写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在1979年11月号《福建文艺》上发表了。

“开学典礼”那天一早，全体学员被集中到土楼大厅，坐在一排排长板凳上，聆听公社首长训话。末了，一位神气十足的巡视员，板着铁青脸孔，声色俱厉地给学员们交代政策：“这一次学习班非同寻常，你们必须彻底交代罪行，对于敢于藐视政府、负隅顽抗者，一打到底，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判的判，”然后再提高嗓门：“该杀的——杀！！！”凶恶的声音在土楼震荡，恐怖气氛笼罩全楼。

巡视员训话结束时，又大声问一句：“你们在坐的有谁没有罪被叫到这里来？”“我就是。”一位姓江的学员冲着应道。巡视员一时尴尬，瞟一眼旁边的社长。社长被这突如其来的冲犯激怒了，厉声斥道：“你开地下工厂，还不认罪！”江学员也不示弱，立即反驳说：“既然我开地下工厂，请问，我的厂址在哪里？招收多少工人？投入多少资金？我只带一把烟刀，农闲时出去替人切些烟丝，赚个零花钱罢了，这叫开地下工厂？”社长一时语塞，寻思一会儿，改口说：“你种三千株烤烟，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年头种那么多烤烟实为罕见，被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似乎天经地义。江学员语塞了。

　　学习班第一阶段的“学习”是相互揭发罪行，写检举材料。检举和告密是可怕的，它使学员间失去理智，产生猜忌以至仇怨。大家都像患了神经过敏症，警惕着，只怕稍有不慎，被当作邀功求赏进而“赎罪”的材料。人们有如刺猬，彼此以刺相向，保持距离。有一个学员，是第一次进学习班，才来二三天就撑不住了，暗暗叫苦：“哟，这样子下去，会被‘卤’死，会被‘卤’死！”一位“老运动员”不屑地抢白他：“哼，早着呢，你‘卤’了什么？才下盐缸的鱼，还新鲜着呢。像我，早成咸鱼了，才真正算‘卤’着！”

　　那位江学员，与社长家同住一楼。一天，他突然举报社长犯有反革命罪行，并带领公安特派员来到社长家的窗底下。那里有一张从小学课本里撕下来的毛泽东彩色像，上面不仅满布针孔，还有擦屁股的便迹。江学员指着毛像，大声说道：“这不是反革命罪证是什么？”特派员将这一“罪证”用报纸包裹起来，带回去侦查。社长闻讯着慌了，第二天一早忙带着小儿子到特派员跟前说明情况。他是，像上的针孔是无知的妇道人家平时做针线别针时留下的，便迹是不懂事的小儿晚上摸黑应急留下的，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并没有恶意。事情发生在社长家里，自然跟一般群众有别，不必认真，最终不了了之。

半个月后，学习班进入了第二阶段——批斗。既然进了学习班，按当时的逻辑，不是罪也是过。每个学员必须反反复复、老老实实写检查材料，深刻反省并彻底批判自己。为了争取早日得到较为宽松的处理，离开这是非之地，一些学员寝食不安、绞尽脑汁编造自己的“罪行”。为了扩大“战果”，革委会还精心安排几场群众斗争大会，在高头市场等处揪斗重点对象，一方面借此教化广大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嗅觉”，永葆旺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则杀鸡给猴看，对全体学员和社会上的危险分子收杀一儆百之效。

那时习惯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旦被揪斗，往往是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台，双膝跪地，低着头但前额又必须稍仰，如此尊严丧尽地恭听辱骂式的批判，而且一跪就是二三个钟头。有个学员，是医生，入学习班以前就被斗了好几次，已摸索出一些挨斗的经验。他探索出一种比较“舒服”的跪法：双膝跪定，额头抵在地上，类似佛教徒五体投地。这种跪法的优点在于，一方面表示自己老实认罪，态度至诚，说不定能侥幸感动“上帝”，提前获得宽恕，另一方面由于加上额头支撑，可以分散身躯重心，减轻两个膝盖和脚大指的负荷，会“轻松”一些。

在学习班里，前两次挨斗，他都用此法蒙蔽过关，第三次挨斗欲故伎重演，被一位执勤的壮汉看穿。那壮汉快步向前，提起他颈背的绑绳，接着又狠狠把他手脚朝天掼翻在地，骂道：“嚄，还想舒服，用头做脚！”医生登时休克，好一会才苏醒过来。现场的群众看客个个咋舌，学员们则无不惶恐万状。

经过50多天批斗，学员们大都被狠狠“卤”了一阵，一些被认为问题较轻，所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又有悔改表现的，如小商小贩、私自外出赚钱的木工泥工等，能积极退赔“非法所得”，便陆续获得“结业”，离开绍明土楼。

学员减少大半，剩下的都是些“现行反革命”和文革前期“站错队”的学员，共约30余人，进入学习班的第三段——劳动改造。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自带一盒饭和些许咸菜，就地风餐。活是干不完的。公社要修医院、修养猪场了，我们便去清基、抬石头、砌石基、夯墙、挑砖、运木板、盖瓦。公社没柴烧了，我们便到深山砍树、劈柴、挑柴。夏收夏种大忙季节，我们轮流到劳力短缺的生产队割稻、耙田、踩稻茬、插秧。饥饿是难以忍受的，那时高头公社各生产队每人每年平均口粮少，多的120斤，少的低于60斤，还是原粮。我们多么希望有个好心的生产队长，中午能管上一顿粗茶便饭，缓解一下辘辘饥肠。无偿劳动，连饭也自带，干活时又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认真踏实，有些群众便戏称我们是一群不用喂草又好使的牛，也有群众称我们是全能义务专业队，人才齐全，什么活都能干。这样我们又熬了9个月。

年关逼近，专案组早在几个月前就撤掉了，只留下几个雇用的壮汉每天监督我们劳动。大家盼归心切，特别像我家，5口人只有一个劳动力，一年到头赚不到工分，口粮被扣，此时已处在欲生不能、欲死不成的绝境。终于，放我们回家的这一天到来了。公安特派员召开会议，对现有每个学员的罪行逐个作了简要总结，然后历时11个多月的学习班宣告暂停。这不是“结业”，以后“随传随到”。

七年之后的1979年4月，我已在金丰中学执教两个月，古竹公社（高头公社已并入古竹公社）竟给我送来50元人民币，说是对我在文革中受左倾思潮冲击、屡遭抄家和入学习班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补偿，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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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土改彻底，把斗争对象扩大到地主出身的共产党干部及其家庭。《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找对象也要看阶级》，称要不讲究点阶级，就要吃大亏，娶了成分不好的女人麻烦大。第一，要当心地主捣鬼！你要想想，在旧社会，哪个地主女人愿意随便嫁给穷人？穷人看上了地主闺女，她还要骂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难道现在她忽然相中了咱穷人吗？当心了！恐怕他是要利用你逃避斗争哩，或者是他还有些包袱，想找你当防空洞哩！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第二，要当心脱离群众！咱穷人一伙子闹斗争，现在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当上民兵，起码也是农会会员，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要是随便搞上个地主女人，大家叫你开会，老婆子叫你在家里；大家叫你斗争，老婆子叫你别得罪人；要商量点啥事，不敢在你家里谈，怕你老婆子走了风声；一肚子高兴，不敢对老婆子讲，两口子扯不在一搭！人总不要脱离了群众，大家认为他是斗争对象，你倒扯进怀里当老婆，不脱离群众吗？第三，要当心地主女人思想转变不好。本来你该知道，地主的思想就是不好转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地主的本性就是他的剥削思想，瞧不起农民的敌对思想，你要改造他这个思想，是不容易的。第四，要当心地主女人没劳动习惯，不会过时光。              申顺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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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云涛复仇记    南 周

 

1970年，林云涛出生在莆田秀屿的溪边村。母亲是不识字的乡村妇女，父亲林建阳在国企莆田罐头厂当文书。1977年秋的一天，溪边村后厝大队的坝子里聚满了人。林云涛钻进人群，看见爸爸直挺挺躺在地上，脖子上一圈紫黑的勒痕。周围的人告诉他：“你爸爸给人害死了。”父亲的样子让他浑身发抖，上下牙咯咯相撞。从前的父亲是大学生、共产党员、援越军人、国企罐头厂的文书，前途无量，如今的父亲却是一具死尸，荣光灰飞烟灭。

林建阳是硬骨头复员军人，几天前厂里有人经不住批斗自杀了，他还感慨别人太傻。罐头厂说是畏罪自杀，村里人都不接受。林家招集几十个亲戚，差点抬尸到县里闹。赤脚医生做了尸检，认定是他杀，最终却不了了之。

1981年，林云涛小学二年级没毕业，还是个傻里傻气的农村娃，就补员进罐头厂当了工人。这是家人上访四年的结果。他们每天写信伸冤，有的信还寄给中央领导，总数超过500封，得到的是：抚养费606元、安葬费90元和一个罐头厂的补员名额。罐头厂人数逾千，11岁的林云涛比所有的人都小出一大截。厂里开了后门，在户籍年龄上加了5岁。进厂后，林云涛试图拨开父亲自杀的迷雾。听说父亲是因为得罪了红派的人，被勒死后丢进井里，林云涛去看了那口黑洞洞的机井。厂里还有人偷偷告诉林云涛，杀父的仇人是红派活跃分子黄文美、傅玉炳(音)、翁元鑅。那是他第一次听说翁元鑅的名字。

1966年文革初起，罐头厂也分为红派和新派，不愿站队的叫逍遥派，林建阳是逍遥派。武斗最厉害时，街上枪战不息，罐头厂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1977年粉碎四人帮，红派上台，上头说“除恶务尽”，于是罐头厂的领导班子被红派一锅端，有的蹲了监狱，有的进了学习班，林建阳进了学习班。

学习班实际是由车间、澡堂改造成的隔离审查室，跟集中营无异。那一届学习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已无人说得清楚。只是人们至今还记得的是，班里有人用石头猛砸自己的头试图自杀，有人把棉被撕成条在宿舍自缢，连一贯的乐天派林建阳也死在井里。

林云涛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把仇家锁定在黄文美、傅玉炳和翁元鑅。许多人提起翁元鑅就恨，说他那时上蹿下跳，整人的事没少干，属于典型的投机分子。林云涛还了解到，父亲林建阳曾经揭发过翁元鑅，说他底子臭，因此得罪了翁元鑅，而那时候翁是得罪不起的。还有人告诉林云涛，翁元鑅的前妻曾威胁他说：“要把林建阳的事情抖搂出去。”翁的前妻曾寻死，不上吊，不吃药，偏往井里跳，众人说是林建阳冤魂不死。红派头子傅玉炳死于溺水，尸体被发现时，草帽绳勒在脖子上，人们传言，这是林建阳在复仇。

当初罐头厂在福建省光芒万丈，出口的枇杷罐头远销西欧。进入新世纪，大国企罐头厂越发不景气，大批工人停薪留职，翁元鑅是留下的中老年之一。多数年轻人觉得呆在厂里没奔头，陆续离开，其中包括25岁的林云涛。不久，林云涛结了婚，当了上门女婿。对福建男人而言，入赘并不光彩。身边的人陆续发了大财，林云涛还是普通工人，一月挣三四千块钱。

林云涛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每天上班、加班、带孩子，从不向妻子提父亲的事，只是钱包里永远放着父亲年轻时的三寸照片，如影随形。林云涛总爱和上年纪的人，尤其是罐头厂的师傅闲聊，泡一壶茶，聊聊罐头厂的往事，一个上午慢悠悠地就过去了。妻子不解，林云涛说，同龄人只谈挣钱和泡妞，没意思。

每碰见翁元鑅，林云涛都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他直勾勾地盯翁，他觉得翁总躲闪他的目光，眼睛往外，从不看他。30年来，他和翁没有说过一句话。

林云涛三姐弟，姐姐是农村妇女，一次意外，脊椎折断，从此瘫在生锈的轮椅上，妹妹没上过学，常年在广东打工。林云涛努力想撑起这个家，但他时常感到被看不见的权力和倾轧包围着。偶尔喝醉酒给妹妹打电话，说起爸爸和四分五裂的家，林云涛说着说着就会哭起来。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2005年，因为风水，林云涛迁葬父亲。林家人看到林建阳腐骨发黑，使劲一捏成灰。在林云涛看来，这是父亲死不瞑目。林云涛记起在罐头厂图书馆里读到的伍子胥复仇的故事。父兄被楚王杀害后，伍子胥出逃吴国，后借吴国之力回国复仇，“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这个故事激励了林云涛。

2010年11月13日凌晨，福建莆田涵江区，牌局散去，71岁的翁元鑅晃晃悠悠回家。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借着月光，看见他仰面躺着，满脸是血，已经气绝。

起初人们推测是贼娃子干的，又有人怀疑是翁的亲生儿子干的。翁是二婚，孩子跟了前妻，多年断绝往来。最终谜底揭晓，杀人者是罐头厂下岗职工林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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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反期间，云南发生一起复兴党暴动案，查出党员1300多人，包括80多名中共干部，县委书记、县公安局副局长也被牵扯进去。实际上这是普洱县磨黑镇公安局以刑讯逼供制造的一起假案。当时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明确表示：“普洱地区的复兴案我不相信，你们给我好好去查。”省公安厅调查后，发现是假案，起于一名小学教师在刑讯逼供下的供词。宋任穷为了保官，不对该案及时纠正，只同意公安部门内部保密处理，致使该案126人被枪决，37人被判死缓，669人被判坐牢，133人被管制，168人被关押和审查。此案1981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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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日记节选    彭小明

 

这是我大学三年级时的日记节选。我到神农架去的目的只是为了民歌，那些淳朴的、醉人的、痴迷的、狂放的歌，偏偏我又有了如此的巧遇。我承诺过守口如瓶，但是我心里十分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人们，决不会永远沉默到底。沉默下去，我的心里总不能平静。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　晴

午饭时间，左苏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湖北省委的老爷子喜欢打猎过瘾，就让交际处的小干部们物色一两个真会打猎的枪手，一起到深山老林里去尝尝野味。郭健是省委机关职工的孩子，当兵的时候枪法好，就被借调来省直机关工作，隔三差五陪着老爷子上神农架打猎。神农架那边的农民，老人们穿的仍是古式的衣服，男女老少依旧保持传统的风俗，隔山对话不方便，唱一首民歌，表一份情。这样的地方如今只怕不多了，或许我应该去一趟。既然我选择了民间文学专业，怎能没有一次田野作业的经验呢？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考察队，郭健是队员之一。

 

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　晴

今天到了板仓，遇到司法处的年轻人谭邦道。他回木鱼坪探亲时，听见几位老人在谈野人的事，原以为是讲古代的事，一问原来是上个月的事。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　晴

晚上，我正准备洗澡，一位女青年来敲门。她自我介绍，是林区会计科的职员。她说她的妈妈听到我中午在唱民歌，很想见见我。她的母亲是林区妇联的干部，有病在家休养。她低声说，母亲可能患的是癌，盼我能尽量满足她。我跟着这位打扮入时的姑娘走进机关宿舍。

她的母亲叫冯静美，看上去不到五十岁，一口当地方言，肤色却明显比一般妇女白净。她问我为什么收集民歌，我说了民间文学的价值。她听了，眼睛里露出兴奋的光。她说，她有一本旧时的赞本。当地人把他们的民歌手抄本叫做赞本。她告诉我，这是她父亲留下的。她打开一个布包，里面是一本毛边纸的抄本，抄的都是本地的民歌。工整的繁体毛笔字，几首民歌都是五句子，旁边还写着工尺谱。第一首是《戒指》：“远望姐儿穿身黄，十指戒箍摆成行。一不是娘家陪嫁的礼，二不是婆家攒私房，一个戒箍子一个郎。”看来老人当年也是个行家，可惜内容并不多，我已搜集到的民歌比他的更多、更详细。

冯静美起先说“我父亲不在了”，后来又说“或许还活着”。我听了一惊：“他在哪儿呢？”她迟疑了片刻说：“这话我多年都不敢说啊。当年野人的事，不许人说的。土改的时候，有的地主受不了斗争、挨打，就跑进了深山老林。我父亲他也走了，从此没有回来。我父亲当年在邻县教书，解放时我才十五岁。父亲是长子，爷爷死了，他三十岁出头，地主帽子就戴到他头上。他发现太可怕，逃出村子。过了十多天，我妈妈也上了山。民兵上山打土匪，开了枪，母亲被抬回来，已经咽了气。我当时很害怕，土改工作队的崔政委把我接去。我识字，能给工作队写文书，一年以后，我就跟他结了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老崔是林区公路局长。两派武斗双方扔石头，他去劝架，不知谁扔的石头不巧刚好打中他的脑袋，当场遍地是鲜血，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他死以后，我翻出他的一些遗物，意外地发现他收藏了一本赞本，我认得出是我父亲当年留下的。我听说你是上海的大学生，专门来收民歌，就想给你看看。”

我很快抄下了我没有收集到的几首，以及乐谱。她的女儿跟许多时髦年轻人一样，对农民的土语民歌不屑一顾，早已转身出去了。

我问她当年为什么不去找父亲，她叹息一声，说：“是啊，我哪里没有想过。可是他是地主，我嫁给了老崔，老崔不让。他说了，就是他愿意找，找回来也没有好结果啊。我好容易入了共青团，一直要靠拢组织。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没人时已经斗得死去活来，真找出个大活人来，不是找死吗？或许他在山林里住着，虽然衣食不周，倒还悠闲着点儿。文革那一阵，各生产队的地主富农被打得那么惨，我反而多少觉得他还是走了干净。”

她的眼泪不住地流，我对她说：“事情都过去了，你不要太伤心，我给你唱一首民歌吧。”我翻开她的赞本，有一首《青山》，我唱到：“每日开门见青山，山上青色不改换。我问青山何日老，青山问我几时闲？人学青山难上难。”听我轻轻地唱，她又忍不住老泪纵横，说她依稀记得当年乡亲们和父亲也唱过这首歌，仿佛今天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　晴

昨天晚上听了冯静美的故事，联想起神农架野人的信息，我心头烦乱，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既入睡，我做了一个梦。这里离谭邦道说的老人们发现野人的地方不远。梦中，我背上背囊，信步朝山里走去。离开公路，走进深山，天气很好，草地也松软。据说当年薛丁山在这里养马屯兵，果然是一片好草场。

穿过草场，又是丛林和山坡。忽然，我看见林中好象有一个人影。是的，一个身材高大的背影。红棕的毛，没有衣服。野人？我惊呆了。是的，没有错。可是太远，看不清楚。我想去接近他，可是踩着杂草，脚下发出哗哗的响声，那背影立刻向山里奔去。我想去追，可是我明白，奔跑登山，穿越荆棘林莽，我绝不是他的对手，几秒钟后他就会无影无踪，解开背囊拿照相机也根本来不及。

我该怎么办？有了。远离人间的人会眷恋人间的歌，我深深喘了一口气，放开歌喉，唱起了五句子《戒指》。我唱的是地道的本地方言，旋律也模仿得尽可能准确。那个背影忽然停住了。我一面唱歌，一面向他接近，《戒指》唱完了，接着唱《青山》，唱《花鞋花伞》：“姐儿住在花树坪，看倒（着）看倒长成人。脚穿花鞋花树下走，手拿花伞花树上行，花上加花爱煞人。”我还唱出了“穿声号子”的穿插技巧。

他似乎已经转过身来，躲在一丛灌木的背后。我跟他只相距十米左右了，他又开始退却。为了不让他害怕，我停住不动，唱完所有我能背得下歌词的十来首民歌。他静静地听，没有任何回应。我开始讲话，我说我是来收集民歌的学生，我喜爱民歌，我看过你抄写的民歌，冯静美想念你。我不知道还应该说什么，冷场了几秒钟。我听到一种苍老浓重的声音，因为是方言，我很难立刻明白。忽然，我觉得我懂了，他说的是“不足为外人道也”。那声音又重复了一遍，我相信我是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放心！”我答应他。忽然那身影向后一跃，钻入了丛林。我走上前，穿过灌木丛，眼前是一片林海。

梦醒来，梦中林间的松涛还在耳畔回响。我不禁陷入思索：冯静美的父亲今天是否可能真的还活着，以我梦中的这位野人的方式活着？或者，他就是冯静美的父亲？我希望他是。昔日的语言他已经不再使用，几十年孤独的光阴里，或许他只是在反复吟咏他少年时读过和青年时教过的古文和他挚爱过的民歌。土地、房屋都已被分去，妻子被枪杀，女儿跟人而去，人间万物他已无心眷恋，竟把山林当作了他的桃花源。 

自此以后，除了民歌，我怕谈神农架，更绝口不谈野人。我希望今后的考察队里也绝对不要再有郭健那样的神枪手。

 

 

 

 

 

 

 

父亲的一九四九    曾慧燕

 

父亲曾匡南，生于1919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教育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1948年2月，经吴川县县长欧钟岳极力推荐下，28岁的父亲成为吴川中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 1949年，父亲应邀到香港办学，因向往“新中国”，更加上广州女子师范学院向他招手，遂从香港回广州，从此开始长达40年的苦难人生。

二叔曾嘉南读中学时，班主任叫全班学生一起填表加入三青团，后来中共指三青团是国民党反共的工具。肃反运动时期，有人劝嘉南叔外出避风头，但他自恃没有任何反共行为，最后突然在他任教的学校被抓走。我的奶奶托人求情，对方回说他没事，过两天便会放人回家。那天，我爷爷正在自家诊所给人看病，突然门外马路上有人挣扎突围而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爷爷定睛一看，心胆俱裂，原来是他最心爱的儿子被人五花大绑即将押赴刑场，奶奶当场昏死过去。念高中的小姑姑正在学校上课，有同学告知看见她的二哥被处决，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泪，后来竟因此被批“立场不稳”。

嘉南叔惨死七年后，我才出世。从小我就纳闷，为何我家的日历总是少一页？到了那一天，爷爷就禁食，粒米不进，独自垂泪。我曾好奇地询问，被奶奶阻止，警告小孩子不要多言，否则大人将大祸临头。这个谜团，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我才从小姑姑口中得知真相，原来那天是嘉南叔的忌日。在那个黑暗年代，悼念“反革命”即是“阶级立场有问题”，“阴谋阶级报复”，只能偷偷纪念。嘉南叔临刑前在家门前向爷爷下跪，文革期间成了爷爷被批斗的一条罪状，“反革命孝子贤孙，死到临头还要下跪，可见你们都是一丘之貉”。

因嘉南叔是被枪决的“反革命”，家人不敢保留他的照片，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遗物，是一幅用毛笔隶书抄录的岳飞《满江红》词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落款是“弟嘉南乱涂于民国卅五年六月”。文革红卫兵抄家前夕，我在一本线装书中无意间翻看到这一幅字，好奇地问奶奶嘉南是谁？奶奶大惊失色，叫我以后千万不要提这个名字。我实在太喜欢这幅书法了，偷偷珍藏起来，使之得以逃过红卫兵抄家之厄，留存于世，后被我带到香港，再带到美国珍藏至今。父亲不止一次自责，假如当时他留在香港办学，嘉南叔一定前往香港投靠，就不至于被当成反革命遭枪决。

父亲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本来已与一李姓女同学订婚，并准备在1952年底举行婚礼。谁知祸从天降，曾与父亲共事过的一名英语教师，在肃反运动中被湛江市公安局拘留审查，要他检举揭发别人。英语教师为了“立功赎罪”，胡乱招供。他以为父亲去了香港，不会再回“新中国”，故把父亲扯出来“交差”。湛江公安局立即传讯审查我父亲。父亲的未婚妻当时已有身孕，父亲成了“特嫌”，她以为父亲性命不保，绝望之余，做了人工流产，随后投向另一位追求者。八个月后，父亲的冤案证实子虚乌有，但未婚妻已琵琶别抱。

父亲获释后，到广东台山县斗山任远中学任教。周末假日，经常到广州图书馆翻查资料，邂逅当时就读华侨补习学校的母亲。她是澳洲华侨，在1954年的回归热潮中返国，与父亲一见钟情，不顾家人反对嫁给父亲，婚后一年生下我。不久，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往人迹罕至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劳动教养。他所在学校共去了三名教师右派，另两人都未能活着回来。母亲因受不了周围的社会舆论压力，感到在人群中抬不起头，决定离开伤心地，遂要求离婚。由于当初父母家人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此时她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便不再回澳洲，而在香港居住下来。

我出生一个多月，就被送回老家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常称我是吃百家奶长大的。文革爆发，我家落入苦难深渊。历次政治运动，爷爷、父亲都是“运动员”。父亲曾先后自杀两次，一次试图在江水中溺毙自己，但由于他是游泳健将，虽然强迫自己喝了一肚子的水，仍淹不死；另一次是试图用吃饭的瓦缸敲碎自己的脑袋，尽管头破血流，最终及时获救。那时我们经常要填写履历表，每次填到“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被杀、被关、被管制”等，我就神经紧张，害怕得不得了。

晚年的父亲，先是创办明德书屋，后又兴办梅山中学。父亲在历次政治浩劫中都大难不死，没想到1996年却死于医疗事故。我尽其所能，在父亲生前奉献的梅山中学，捐款成立曾匡南奖教、奖学金和匡南图书馆，希望藉此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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