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秋的中共18大，将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交接的一次大会。大会将产生中国第五代最高国家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常委9位常委，有7人将退休，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家总理温家宝。有评论指出，“如果权力交替顺利进行，这将标志着中共第一次在没有中共革命元老指挥下的权力交替。这也将标志着共产党最高职位的日益体制化，标志着中共成功地实现了权力交接的程序化。”这种评论，太过乐观。从目前中国政坛所发生的事件看，“完全没有元老指挥”的论断，言之过早。实际上，这次权力交接，没有超出从延安就开始的历次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模式；也再一次表现出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

 

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来自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这本书。上世纪40年代，去延安采访的记者回到南京，对宋美龄盛赞共产党的正直、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宋美玲无法相信。她在窗边凝视江岸，说道：“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的权力的味道。” 事实上，延安的最高权力的“非制度化”争夺的激烈程度，是到延安参观，走马观花的国民党人根本无法体会的。

 

到了1949年后，尝到了真正的权力的味道的共产党人，将这种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和继续占有，演变成“指定”和“政变”交替的模式。 20年后的60年代，毛泽东不惜以一切代价——甚至以制造全社会动乱的“文革”作为代价——保住自己实际上的终生制的最高权力的举措，不光终于印证了宋美玲在窗边凝视江岸说的那句话，也给我们一个观照文革的新的视角。

 

对于什么是“文革”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对“文革”，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评判。被打倒的走资派眼中的文革，跟红卫兵和造反派眼中的文革，显然不是一个文革。这是两种绝然对立的“文革”。而毛泽东眼中的文革，跟刘少奇眼中的文革，看上去你死我活，但显然是属于统治者进行最高权力角逐的政治游戏。这场没有规则的政治游戏演到最后，虽然刘少奇最后愿意放弃，但毛泽东却不放过这个可能威胁他的最高国家权力地位的人。

 

什么是文革的真正的悲剧？所谓文革历史悲剧，不是群众与领导人对立的“悲剧”，而是统治者内部权力交接没有规则的“悲剧”—— 是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交接无序的“悲剧”。这样的悲剧，伴随着毛泽东晚年各种政治力量对中国最高权力的占有和夺取的欲望的交战而反复交织。文革的悲剧，说到底，是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制度性悲剧。

 

经济学家茅于轼3月15日在其专栏上发表文章上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茅于轼的这个观点，说的是更广泛的中国社会状态。我认为，中国目前不是文革是否可能重演的问题，而是文革以及文革产生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国家领导制度，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且不说文革后的三十年的经济改革随着国进民退又回到了改革开放的原点，产生文革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的变化。

 

最高国家权力核心，从邓小平之后开始逐渐过渡到集体领导。国家最高领导，由“一人终生制”变为“九人任期制”。终生制的终止，固然是个历史的进步；但由此产生的“指定制”和“任期制”的结合的“集体领导”，却是世界政治制度的一个异数。“九人任期制”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派系力量平衡的“大戏台”。

 

由不是直接民选而是被任命的“人大代表”的举手表决打上“合法”的烙印——不是从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而是从“循环任命”获得合法性，实际上它的社会基础是极少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精英。因而“九人任期制”是一个代表少数人的政治设计。没有制度化的广大选民的直接权力赋予，便没有最广泛的权力基础。由各派力量平衡产生的“集体领导”的领导人，缺乏法律和选民赋予的“绝对权威”，很可能因为各派力量的掣肘，变成群龙无首的“没有领导”。

 

我们知道，终身制加上世袭制（比如朝鲜和古巴）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上、可以是以最高领导人的生理生命为周期的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结构。当然，这种政治结构没有人民性的政治基础，它的致命性已被历史反复证明，此不赘言。相比较而言，指定制加任期制，既没有选举法赋予的绝对权威和缺少选民赋予的稳定的权力基础，又没有终身制加上世袭制具有的个人迷信所赋予的权威。就稳定性而言，指定制加任期制比终身制加世袭制的最高领导制度，可能更不稳定。任期制加指定制的权力的基础，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带有两种自我破坏甚至自我摧毁的政治基因。

 

第一，任期制加指定制的权力的获得，是一种滞后的权力授受，它的合法性的基础，来自于上一代的最高权力的指定，而不是来自当时的选民的授权。它不是产生于选举，没有来自当时的民选的合法性的程序认可，因而没有代表多数选民授权的合法的基础。其权力的社会基础，与被权力统治的大多数没有机会参加选举的选民割裂，造成国家最高权力丧失来自当代的广泛的人民性。这种脱节与割裂的危险性在即时性的互联网时代，表现得尤为鲜活。

 

第二，任期制伴随着指定制甚至是隔代指定制，权力的授受，发生在极少数的精英圈子内，是一种实力平衡的权力瓜分，精英圈子内部的权力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在权力交接的时候，会遇到来自精英圈内各种对最高权力有企图的政治力量和派系的挑战，造成最高国家权力过渡的不稳定和社会动荡。这种不稳定，反过来加强了最高国家权力的授权人不肯对被指定人放权；同时，由于没有来自选民的立法的制度约束，造成了最高国家权力的授权人表面上交权，实质上继续掌控国家核心权力的结果，形成一个国家同时有两个最高权力核心的奇怪的现象。

 

中国第一、第二乃至第三代国家领导人，在任上对于建立一种稳定的不会对社会造成冲击的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毫无建树。邓小平废除了形式上的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但是却没有建立如何交替的制度。任期的缩短，因为没有平稳交替的保证，从而造成争权夺利对社会的冲击更加频繁，乃至于出现像薄熙来这样的政客，为了上位，以非正常的手段，比如被人们形容成“小文革”的“唱红打黑”，来积累登上最高权力的社会舆论和政治资源。

 

这次国家最高权力交接，跟中国建国后历次权力交接一样，充满了“杯弓蛇影”，甚至是“刀光剑影”。从王立军进入美国成都领事馆开始，揭开的最高国家权力内头的序幕，至今，我们已经在一步步见证又一次“非制度”、“非程序”的最高国家权力交接的过程。如果说这次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还不到“政变”的级别，也算得上是一次“类政变”。虽然，结果将可能以被指定的“王储”习近平登基收场，但是，权力交接的过程，已经证明了它不是一种“制度性”的交接，而是各派力量不断角逐的暂时的平衡的结果。

 

在各派力量角逐中，一直被认为是毛派、左派的薄熙来，导演了一出“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他起劲地把自己推倒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前台，表演了一阵子，结果被赶下了台。在中国这种下权上授的政治生态中，薄熙来竟敢“勃起来”，挑战最高权力。他胆敢问鼎中原，甚至铤而走险，自然是看透国家最高领导权力交接的非制度化给他提供的一生中唯一的机会。

 

对于薄熙来下台的核心指控，是说他在恢复文革那套做法。薄熙来被认定是左派和文革复辟的代表人物。温家宝甚至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矛头所指，表面是文革，实际是制度。温家宝说，“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温家宝此话，剑虽及，履未及，然箭指国家领导制度缺失，可谓惨淡经营，其用心良苦，昭然若揭。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文革这样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以及文革后造成社会震荡的权力的无序交替的悲剧？根本的原因，是没有稳定的国家领导制度——尤其是最高权力更替交接制度。我们不妨从对文革后近40年中国最高权力交接过程的分析，观照中国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现象和产生这一政治现象的社会以及制度的根源。

 

文革的悲剧，源于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什么是文革的深层结构原因呢？我认为，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没有在任上制定出——当然他主观上也不愿意制定——一套政权交替的制度。于是，当刘少奇等人企图纠正他的政策错误时，触犯了他决心做一辈子国家领导人的权威，必欲打倒刘少奇，才能保住自己的权位。

 

同样的剧本，到了林彪这里，又重演了一篇。不过更加慷慨悲壮而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然而，多数人从个人恩怨的角度去解释毛、林的恶斗，而没有把它上升到国家领导制度的层面，从而没有认识到，林彪事件正是国家缺乏最高权力交接制度造成的又一次周期性的危机。

 

华国锋的上台，也是一种非制度的权力交接过程的结果。因为没有制度化的权力交接程序，“四人帮”和华国锋的权力斗争，不得不以一种你死我活的方式谢幕。质言之，华国锋以一种非制度化的“政变”形式，取得了国家最高领导权。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朝廷里换了几张面孔。在订立国家领导制度，尤其是最高权力交接上，华国锋不光没有丝毫进步，还立下了一个恶例。华国锋上台后，并没有解决非制度化的权力交接的结构性的问题。文革虽然以这样的方式谢幕了，不过，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剧本丝毫没有改变。华国锋的上台，不过是是宣告另一场新的权力无序角逐大戏的开幕。

 

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正是这场大戏的延续。有趣的是，邓小平在任上做了几件他之前的领导人不曾做过、对他以后的领导人却有极大影响的事，第一，建立顾问委员会；第二，逐步退出权力核心；第三，隔代制定接班人。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的这些所谓“政治操作”无论是否被他的接班人视为“政治遗产”，都不是出于长远的考量而建立的制度，不过是他的实用主义政治理念决定的权宜之计的操作罢了。

 

邓小平既没有打算为中国建立一套稳定的可以超越时间的国家领导制度，也不可能在实际上建立起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遗产。邓小平的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没有在任上制定出一套国家最高领导人权力交替的制度。在中国国家领导制度上，邓小平的结局，跟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手中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在他掌握权力的最后时刻，遇到了毛泽东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他依然没有办法超越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的处理方式，也是毛泽东“文革”式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因“文革”的开始被打倒，因“文革”结束而东山再起，最后，他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文革”式的尾巴。虽然他取消了国家最高领导的名义上的终身制，但却以“逐步退出权力核心”和“隔代制定接班人”，用“集体领导”的幌子，建立了没有终身制之名却有终身制之实的“垂帘听政制”。邓小平结束了毛式终身制，但却建立了另一种形式的邓式终身制——“垂帘听政制”。他对国家最高领导交接制度，不光没有积极的建树，还留下巨大的制度隐患。邓小平开始的顾问委员会，虽然最后取消了，但是，最高领导人“垂帘听政制”，“逐步退出制”和“隔代指定接班人制”的政治操作，却被继续了下来。甚至通过隔代指定接班人制，死后继续影响继承人的权力运作。

 

邓小平开启的所谓“集体领导”，实质是恋栈，不肯放权。造成国家出现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大权旁落、没有实权。“逐步退出制”和“垂帘听政制”造成国家在某个特定时间出现平行的“双头” 的最高国家权力结构。“有名无实”的形式权力核心和“有实无名”的实质权力核心的“双头”的协调不畅，导致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出现最高权力的“权力真空”。在这种国家领导制度中，随着“权力真空”的周期性反复出现，社会动荡会反复发生。

 

邓小平时代出现了两个“跛脚鸭”式的最高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也是1989年发生64民运的深层的政治制度结构性的原因。邓小平垂帘听政，直接干预最高国家权力的运作，作为藏在帘子后面的看不见的手，以“权、责分离”的方式操纵国家权力。他制定并推动1988年价格闯关的经济政策，而又不必对政策的失误担负任何责任——“垂帘听政”的领导制度直接造成了中国社会1989的贪腐和通胀，又因为“双头”不能协调，间接推动了1989年的以“反贪腐、反通胀”为主要诉求的民运。

 

赵紫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是“指定制”的结果，一直处在退而不休的邓小平的权力阴影中。赵紫阳的名义上的最高国家权力，由于一直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具有绝对权威的法律程序作为保障，结果等于没有保障。更有甚者，最后，邓小平竟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动政变，罢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赵紫阳的职务。赵紫阳跟胡耀邦一样，成了混乱无序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替罪羊。

 

古人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群龙无首，国家必乱。既然权力的来源于“非制度”的指定或政变，就会有人企图通过非制度的方式获得这种权力。国家最高权力没有制度的保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就会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就会受到任何人“彼可取而代之”的挑战。换言之，山头力量的变化、政治势力的平衡的打破，便意味着最高权力受到挑战，出现权力危机。这种危机，在最高权力交接时，表现的最为激烈。没有一个来自于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选举制度，国家最高权力的稳定交接，以及合法性，将会出现周期性的危机。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实际上反应出国家领导制度的这种周期性危机。

 

今天的国家领导制度的危机，有历史的远因与近因。中国1949年后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毛泽东文革前指定刘少奇又打倒刘少奇；文革中指定林彪又打倒林彪；文革后邓小平指定胡耀邦又推翻胡耀邦，指定赵紫阳又罢黜赵紫阳，可以看到指定制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常常以制定者对被制定者的不断更替作为收场。

 

由政治力量的平衡而决定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只有相对的自上而下的“合理性”，没有绝对的、不容任何人——包括前任领导人和任何团体挑战的制度保证的自下而上的权力的合法性，也必然没有权威性。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是通过选举的程序产生，而是由各种政治势力或山头的平衡中通过指定产生。国家最高领导人权力的合法性，便会随时受到各种政治势力或山头力量变化的挑战。自上而下的“指定制”权力，如果有某种“稳定性”的话，也是来自于各派政治力量角逐后统治精英暂时平衡的结果，而不是来自于任何人都不能挑战的选举制度，不是来自于由这种选举制度赋予权力合法性所保证的稳定性。

 

三月二十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了一场对中国总理温家宝“政治改革”谈话的座谈会。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Amb. Stapleton Roy) 说，“新的领导人很可能会以不同方式来实验如何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其他国家大多经由某种程度的选举过程，确立政权的合法性。 这会带来真正的问题，因为中国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因此，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不管是经济上、或者社会不稳，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前驻华大使谈中国政改和政权合法性》摘自《美国之音》2012年3月20日）

 

有观点认为，极权制度最高权力的移交，或者是指定性的，或者是政变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交接。其实这个问题，从建党时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的最高权力，来于苏共的指定。而从苏区开始的AB团事件、到延安整风清除王明势力、再到1949年后的高饶事件；从毛泽东指定刘少奇、林彪又最后颠覆之，到华国锋、邓小平通过政变取得最高权力；从邓小平指定胡耀邦、赵紫阳，最后又已一介平民身份夺回最高权力，复又指定江泽民和隔代指定胡锦涛为接班人，都是一再重复“指定性”和“政变性”的非制度性的最高权力交接的喜剧和闹剧。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家最高权力的更替，从没有脱离“指定性”和“政变性”这两种模式。一直在两种模式中变换而已。

 

指定性或政变性的最高权力交接，是国家危机的根源。文革之前，最高权力受到挑战，导致毛泽东发动政变，打倒刘少奇，造成了10年文革的国家涂炭。从华国锋到邓小平的权力交接，虽没有造成社会震动，但埋下了下一波的社会震荡的种子。文革之后的邓小平登上最高权力，退位后对最高权力“交而未接”，不光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最高权力交接的好制度，还立下“垂帘听政”和“隔代指定”的恶例。退出军委主席后，身为平民，却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罢免。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64运动和国家的政治震荡。

 

这种政治传统，又被江泽民发扬光大。江泽民从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退位后，胡锦涛“隔代指定”上任。然而，江泽民先是以军委主席“垂帘听政”，后来又以一介平民身份，通过政法委“法外授权”，建立了一个与最高国家权力核心近乎平行的“第二权力中央”，不断干预现任国家最高领导，形成了实际上的“第二中央”的权力核心。他实施了持续近10年之久的“垂帘听政”，自邓小平之后，再一次造成国家最高权力的“双头”现象，使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成为“跛脚鸭”。这个“第二权力中央”，目前正在引发另一场最高权力交接的恶斗。

 

《卫报》2012年3月18日的一篇文章说，这是多年来最剧烈的一次政治震荡，但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这场恶斗可能成为胡锦涛延续“垂帘听政制”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有消息说，胡锦涛至今没有解散“胡办”的计划和步骤，在他退出国家主席和党主席后，可能沿袭等邓小平开始的、江泽民继承的“垂帘听政制”，继续担任国家最高权力的核心——军委主席。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中国第五代国家领导人，将再次陷入从邓小平开始的“被垂帘听政”的命运。为下一次国家领导制度交接危机的恶性循环，埋下伏笔。

 

非制度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从来不能为国家提供绝对的安全保障。三十年来，中国从来都没有逃出国家最高领导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的诅咒。“文革”这个由最高权力的非制度性交替的典型案例，不是不可能再次发生。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都可以从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政治制度危机中找到根源。

 

目前，是这种危机可能爆发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解救之道之一，是国家领导制度的彻底变革，建立起一套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法律制度。第四代和第五代领导人，能不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吸取第二、三代领导人“退而不休”、“垂帘听政”，干预新一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甚至另起炉灶，建立“第二权力中央”，造成“政出双头”的教训，是中国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能不能走出周期性危机的关键。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完整的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制度和程序，保证国家最高领导人，或直接由全民选举产生，或间接由全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关键是，国家领导人的最高权力，必须有来自代表大多数选民授权，必须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和法律程序的权威性。通过这样的制度与程序获得的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国家最高领导人，具有宪法保障和保证的最高权力，不容任何派系力量的挑战。一任的任期结束前，新的最高国家领导人，通过重复制度规定的步骤和程序产生。权力的转移和交接，才有可以持续复制的制度和程序的保障。这是解决中国国家领导制度中最高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的唯一正确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