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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逃兵
作者:逃兵

(图片说明: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这个被称作「王维林」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身体阻挡一队在天安门附近长安街上的坦克。这张照片是美联社记者Jeff Widener在1989年6月5日,离事发地半英里外的北京饭店6楼,用一支400mm镜头拍摄的。)


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从年初开始,就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然后又是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枪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楼, 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一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机器,一边,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愤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自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声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的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离开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志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我离开机场的时候,也许是疑心疑鬼,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对自己唯一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一无所知。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1989年的6月5日上午10点刚过,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国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横然挺立在隆隆的坦克车队前面,视死如归。包括我们和其它为数不多的几家境外新闻公司,在他挡坦克的长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楼上,拍摄下了他的形象。

数分钟以后,我在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老板指定,要我必须亲自去北京饭店,取回一盘录像带。取回来之后,又万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机场“放信鸽”……

从时间,地点,和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能拿。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罗伯特和我这一对逃兵中,有一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有意无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 读者推荐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June 6, 2009
关键词: 2009 北京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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