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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暴政背书的基督徒学者梁燕城
作者:余杰
在海外华人基督教界,梁燕城多少算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士。他于一九五一年出生于香港,获得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加拿大维真神学院,并在加拿大创立“中国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中文学术文化季刊《文化中国》。在海外及中国国内的若干神学、哲学的学术研讨会及教会的布道会上,常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二零一二年三月,作为中国“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的梁燕城在北京出席被中国民众称为“花瓶盛会”的政协会议。当时,藏人自焚前赴后继,震惊国际社会。梁燕城在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藏人自焚是“消极恐怖主义”。这一言论被中共媒体当作“海外华人的代表性看法”而大范围地报道和转载。这种扭曲事实、罔顾公义的言论,堪称梁燕城迄今为止献给中共政权的一张最大号的“投名状”。



背叛信仰诚可悲,卖身为奴不自知


日前,梁燕城出席在温哥华召开的“习近平时代的改革展望”研讨会,时事评论员刘淇昆就有关言论当场质问说:“梁先生可能注意到了,这一两年连续有一百多位藏人自焚,其中以青年人为主。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惨剧。面对人类历史上这么严重的惨剧,有一个狼心狗肺的人,污蔑藏人自焚是‘间接的恐怖主义’。我想请梁先生评论一下这个狼心狗肺的言论。”

梁燕城回应时,再次强调了藏人自焚是恐怖主义的说法:“我看你说狼心狗肺大概是指我了。因为我提过西藏的自焚是一种消极的恐怖主义。我曾经指出,自焚是不好的事情,宗教不容许自焚。我说是消极恐怖主义,就是不是杀其他人,是杀自己,是要达到政治目的。我的意见是说这样子达不到目的。”

记者事后采访刘淇昆,刘淇昆分析认为,梁燕城的说法完全不通:“消极的恐怖主义,从词义上讲不通。恐怖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暴力行为,加上消极的形容词,变成‘消极的极端行为’,根本是不通。自焚是自杀的一种形式,是最惨烈,最痛苦的自杀,它一丝一毫都不伤害别人,怎么扯得上是恐怖主义呢。梁燕城的本意其实想说,藏人自焚是间接的恐怖主义,或者是变相的恐怖主义,这种言论不但说明他毫无心肝,而且说明他水平的低下。”

刘淇昆说,就连中共的宣传机器也不敢渲染藏人自焚是恐怖主义,它需要有人为他粉饰遮羞,对藏人倒打一耙,而这样的言论最好是来自海外。于是,“梁燕城这种狼心狗肺的言论就应运而生了,梁燕城是海外华侨,披着基督教牧师的外衣,又被捧为藏学家。他的这种丧心病狂的污蔑正是中共需要的。中国政府在国内广泛宣传梁燕城的藏人自焚是恐怖主义的谬论,借以欺骗蒙蔽广大民众。”

刘淇昆把梁燕城看简单了,学富五车的梁燕城,水平并不低下。梁燕城之所以拿出“消极恐怖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来,决非一时失言,也不是文理不通,而是精心设计、通盘算计的结果。梁燕城当然不会奢望良知尚存的人们认同他的看法,他在意的只是中南海对此一帮闲言行的评估。在揣摩掌权者的心思意念这方面,梁燕城这位曾修习佛教、自称开过“天眼”的学者,确实有一般人不具备的“第二视力”。

    不过,这并不是梁燕城第一次为北京背书。此前,梁燕城多次在香港媒体的专栏中辱骂李柱銘「羞辱中國」,嘲笑陳巧文才是「跳樑小丑」,攻击黃毓民“心灵残缺”。凡是中共不喜欢的民主派人士,都是其眼中钉、肉中刺。作为海外华人基督教界的“代表人物”,梁燕城多次为中共的宗教政策辩护,无视中国家庭教会受到严重打压的事实。圣经中说,基督徒当“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梁燕城却置圣经教导于不顾,选择了一条博取荣华富贵的终南捷径——“与刽子手同拿刀,与淫乐者同淫乐”。

对此,有一位中国的传道人愤怒地指责说:“我曾听过梁大牧师的传道,对他吹捧中共统治下大陆人民有信仰自由表示愤慨,我问他:你在传道时是不是有官方的人陪同?他说有,是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我又问:你有接触国内的自由基督教会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么,你一不能自由传道,二又没有接触占全国基督徒三分之二的信徒,你有什么根据说大陆人民有信仰自由呢?他无语了。”

梁燕城曾在文章中自诩“我一向都是單槍匹馬,笑傲江湖,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從不屬建制派中人,對中國亦是不卑不亢地對話,從沒有組織自己的支持群眾,去建立勢力”。一个早已被中共收入囊中的奴才,居然标榜“独立”和“不卑不亢”,自欺欺人,无过于此。如果说政协委员还不是“建制派”,那么何谓“建制派”?

二零零七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使者协会”差传大会上,梁燕城亦是讲员之一,我与他简单交谈过几句。听说我是四川人,他便得意洋洋地炫耀说,他被四川大学邀请去办一个宗教研究所,有数百万研究经费,还得到一套宽敞的房子。当时,我心里就想,难道你就值这么一点钱吗?

在维基百科关于梁燕城的条目之下,有如此介绍:“自一九九七年开始,他先後被聘為中國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黃山文化書院客座教授及《尋根》雜誌通訊編委;被委任為加拿大國家團結委員、復旦大學、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蘭州大學和山東大學客座教授。”头衔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再加上“海外特邀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可以享受尊荣的副部级待遇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慷慨激昂的梁燕城,会料到如今自己居然与屠夫一起欢宴吗?



当年的梁燕城如何评论“六四”?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发生,身在香港的梁燕城愤怒地撰文谴责中共之暴行,宣布移民加拿大,与中共誓不两立。我在一本由中国信徒布道会、中国福音会联合出版的文集《基督教与近代民主发展》中,查到了梁燕城撰寫的文章。

这本由邱清萍、傅邦宁合编的文集中,收入了梁燕城的两篇论文,可见当时梁燕城在海外华人基督教界是畅谈民主自由、斥责专制独裁的先锋人物。梁燕城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有一个屠杀的传统:“由于中国君主自我无限化,‘六四’屠杀事件便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中华民族自秦始皇起,这种‘六四’式屠杀,或是对民众的迫害,便层出不穷,只不过‘六四’事件是在全世界记者众目睽睽下进行而已。……回首中国古代的酷刑残杀以及白色恐怖,再看今天发生之事件便知道其实是过往历史的延展。由秦始皇到邓小平,仍然无大改变。这个屠杀的传统竟然成为我们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而我们背负着的是历史的伤痕,是民族的苦难!”

梁燕城在文章中呼吁,中国人必须正视已经扭曲的民族文化,他试图唤醒中国人沉睡的忏悔之心:“中华民族二千年来,在暴政中受了长期的灾难,却没有一个痛心的忏悔,也没有寻求彻底改革之道。……正因为中国人的悔罪意识较弱,每当犯错便千方百计搪塞狡辩,务求不影响面子,甚至为了挽回面子而不择手段,这也是‘六四’屠杀原因之一。”

    同时,梁燕城从‘六四’屠杀期间奋起反抗暴政、救死扶伤的学生和市民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北京民运学生令到中国人团结起来,他们的死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生命。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老百姓抬着公园的椅子,或用三轮车把伤者和死者送去医院。又有一些人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坦克,不顾自身的安危去救人,把人类的互助帮助,互相爱护的精神表现出来。我们看见真正有人愿意为他人牺牲,流露人类的高贵品质,在地狱的黑暗里显现出了一线天国的亮光。……中国的希望是建基于中国人愿意这样牺牲,愿意团结、互助,愿意继续这样去追求真理。北京学生的死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他们的血没有白流,因为他们唤醒了我们中国人。”

    人们能够相信以上这些正义凛然的言论,与今日无耻之尤的“消极恐怖主义”的歪理邪说,竟然出自一人之口吗?今日之梁燕城成了昔日之梁燕城针锋相对的敌人。如果说昔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学生和市民是民族良心的代表,那么今天用惨烈的自焚来争取自由的藏人同样让人肃然起敬。否定今天的藏人,也就等于是与昔日天安门的学生和市民决裂。

梁燕城堕落的轨迹清清楚楚,梁燕城的变脸几乎跟翻书一样快。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记载下了这些文字,今天的梁燕城一定会矢口否认当年他说过这些话。对于自己亲手写下的铿锵有力、义正词严的文字,梁燕城一定后悔不已——谁能想到共产党居然起死回生、大国崛起呢?

没有悔过书,政协委员的证书岂能轻松到手。那么,梁燕城是如何在北京当局面前“忏悔”的呢?共产党一向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梁燕城“浪子回头”的“最佳表现”就是,辱骂自焚的藏人为“消极恐怖主义”。这份厚礼,北京当然笑纳之。于是,聘请梁燕城担任客座教授的大学的名单,又将增加一长串。



潘霍華与穆勒:谁是梁燕城的榜樣?


对于梁燕城的“认祖归宗”,一位曾受过其影响、将其讲座的录音带放满箱子的年轻传道人Peter Koo,写了一篇题为《從「梁燕城稱藏人自焚是消極恐佈主義」思想到「潘霍華的追隨基督」》的文章,对他曾经尊重的恩师梁燕城提出了尖锐的质问:當將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時候,不知道梁博士如何「評價」潘霍華的行動?同樣面對著政權,不知道梁博士會否將潘霍華的行動為「積極恐佈主義」?潘霍華在做什麼?他在行恐佈主義(行刺一國之君還不是恐佈主義?他不是以「殺人」的手段來達到「政治」的目的嗎)?還是他在實踐信仰?

当年,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之后,潘霍華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在獄中,潘霍華寫了許多信件、詩文,死後輯成《獄中書簡》一書,如今成為極具價值的基督教經典著作。潘霍華不屑表面的信仰、無意義的宗教架構和抽象的神學語言;這些對於在戰場和集中營的殺戮和混亂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沒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擊在亂世裡,教會只在意維持其神職人員的權益、本身地位的鞏固,表現出來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個人責任。潘霍華痛陳:「對於那些在耶穌基督裡最軟弱、最無防衛能力的弟兄姐妹之死,教會有罪了。」

潘霍華在纳粹暴政下的处境,跟今日在中共暴政下的基督徒颇为相似。Peter Koo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不用多言,潘霍華的行動是對教會和神職人員的控訴,他所面對的,其實並不是一個恐佈政權,而是當時並沒有追隨基督,以致「不成教會」的教會。他所行的,並不是恐佈主義,而是要去喚醒那些靈裏已死的心靈。”最后,他反问说:“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是什麼?我們所言所行,是否又是「恐佈主義」?當靈性已死的人成為領導教會的「神職人員」時,就真是「恐佈」了!”

对于左右逢源和中西通吃的、“不是基督徒的基督徒”的梁燕城来说,他希望用灵魂从中共那里换到什么呢?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似乎还不能满足他日渐膨胀的胃口。难道他还想当中共御用教会“三自会”的主席吗?或者是垂涎于金陵神学院院长的位置?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不过是一杯越喝越渴的水,梁燕城却沉溺其中,完全不知道自己竟然是在饮鸩止渴。在梁燕城的眼中,潘霍華显然是一个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傻瓜,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是如此。梁燕城要效法的榜樣,是另外一个曾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成功的基督徒”——希特勒的御用大主教穆勒。

希特勒上台之后,计划进一步将西方社会非基督教化,并且用一种新的、更为真实的雅利安至上论取而代之。在希特勒看来,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谦虚、慈善和诚实等品质是妇人之仁,是弱者的道德,是“西方病入膏肓的信号”。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在《纳粹德国》一书中引用了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的名言,“只有十足的傻瓜才会站在讲坛上向老妇人布道”,他明目张胆地说,基督教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纳粹认为,除非基督教服务于第三帝国,否则它没有存在的价值。

于是,作为希特勒的“新教教会事务顾问”和纳粹的“思想巫师”的路德维希•穆勒,奉命将德国的教会统一成一个“积极的基督教”,一个服从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的雅利安人的教会。一九三三年九月,穆勒当选为德国的“国家主教”。刚一当选,他就发布命令,所有的神职人员必须是雅利安血統,并宣称“耶稣是雅利安人的耶稣”。他还公开支持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由于担心被盟军逮捕并公开审判,穆勒在柏林自杀,追随他的主子希特勒去了。

人固有一死,潘霍華的死如明光照耀,穆勒的死却不若一只臭虫。过于聪明的梁燕城,偏偏选择后者的道路,他的舌头是敞开的坟墓,地狱的烈火正在等候着他。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July 25, 2013
关键词: 梁燕城
专栏作家: 余杰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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