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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我所经历的饥荒岁月
作者:高晋占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高晋占,1946年出生,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工学博士。1964年毕业于河北阜平中学并考入清华大学,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校任教,1979~1982年由教育部公派到荷兰Delft大学电子系学习。曾在清华大学讲授《微弱信号检测》《智能仪表设计》《专业英语》等共计八门课程,多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工作,在多相流检测、微弱信号检测以及船舶通讯导航领域达到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著有《微弱信号检测》《电子噪声与低噪声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复习教程》等书。曾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船舶通讯导航专家组组长等职。



 

饥 荒 岁 月


作者:高晋占    


目录


 序

(1)第一次死里逃生

(2)大饥荒来了

(3)艰难求生

(4)救命汤风波

(5)撕人民币的外来人

(6)两斤粮票惹下的大祸

(7)一棵树下的抉择

(8)割草

(9)庆幸生在阜平

 后记



作者初中时




曾经在河北省阜平县平阳中学学习生活过两年,那里有巍峨的大南山、清澈的平阳河,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留存在我的脑海记忆中。


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那也是一段艰难求生的经历。不仅因为没爹没娘,更因为遇到了大饥荒。


回忆那段岁月是不轻松的,甚至是痛苦的。在整理相关素材并写成文字过程中,我曾几度失眠,几番落泪。有些细节几乎写不下去,因为那段经历太凄惨,太折磨人,回想起来难于抑制心底的震颤。


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号称“三年大饥荒”。因为人祸,因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异想天开与独断专行,因为此前全社会的集体发烧与瞎折腾,中国人民遭遇到空前绝后的粮荒。饥饿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大地上蔓延,无处躲无处藏,只能忍耐和忍受,挺不过去就只能活活饿死。据近年学者们的研究考证,那次大饥荒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或120次南京大屠杀。


那是我的人生经历中最难迈过的一道坎。爹去世已经6年,娘去世已经1年,没爹没娘的孩子,没有任何奢望,只求能够活下去。就是这种求活命的动物本能,支撑着虚弱的稚嫩躯体,想方设法在平阳挣扎。不幸遇上那次大饥荒,想活命也就不容易了。


曾经饿得两眼发黑,浑身浮肿;曾经吃过各种谷糠、树叶、野草和树皮草根,还曾吃过牲畜饲料和牲畜都不吃的东西;曾经因为两斤粮票(决非偷窃,不是得到而是失去)而承担一个小孩子难于承受的政治罪名,差点被开除;曾经前不通后不通无路可走,曾经对人生绝望,曾经死里逃生……两年中,身上心上,都留下了伴随一生的伤痕。


但是我必须坚持,必须继续待在平阳中学,不只是为了求学,更不是为了渺茫的前途,主要是为了每月6元的助学金,那是我唯一的收入和生活来源,那是我的救命钱。


有哲人说:“人生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在平阳度过的岁月,是我漫长人生中最为紧要的几步,这几步走了整整两年,七百多个日日夜夜。


对于那种无奈无助的日子,我不怨恨任何人。在那个骇人听闻的大饥荒中,别人也都活得不容易,他们的孩子也吃不饱,没有人能够伸出援手。但是对于在那样的艰难岁月中,还有人继续打着“政治挂帅”的旗号,以“上级规定”“政策界限”等等为理由,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扣上政治帽子进行打压,我却始终不能理解,不能原谅。


只是因为生命的顽强和坚韧,让我没有像见到的饿殍那样倒在路边。所幸在几个关键时刻,出于对助学金的依赖,违心做出的无奈决定让我没有辍学,没有走上终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道路。


后来,我终于艰难地长大了,还奇迹般完成了学业,娶妻生子有了家,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之后几十年,走南闯北,见识了国内外的丰富多彩,领教了社会的变迁,增加了人生的历练。其中有奋斗的艰辛,有成功的喜悦,有妻儿的关怀与牵挂,有朋友、同事的支持与理解。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成功者,甚至是个幸运儿,事业有成生活幸福。但对那两年经历的饥荒岁月,一想起来,心中依然隐隐作痛。


我终于明白,肉体上的伤痛可以治愈,甚至“好了伤疤忘了痛”;而刻在心头的伤疤,永远不可能痊愈,无论过了多少年,一旦触碰,还会流血。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我尽量回避去平阳,40年不曾光顾这块故地,为的就是尽量不触及那块伤疤。那里故乡的风、故乡的云,抚不平我心头的创伤,反而会勾出辛酸的记忆。


回避不是办法,回避不会导致遗忘,反而思念更甚。时隔四十多年后,终于想通,终于能够直面那段痛苦的经历。在回老家途中,我特意在平阳下车,以五十四岁的老迈之躯,翻山越岭步行二十多里走回家乡的小山村,为的是体验一下当年每天都要跋涉两趟的路途艰辛,看一看走过的路,想一想受过的伤,忆一忆吃过的苦。


历史可以被遗忘、被篡改、被粉饰,但印在大脑中的记忆,亲身经历过的酸甜苦辣,就像刻在石碑上的字一样,历经沧桑依然清晰,即使有意将其抹去也不可能。趁着尚未忘却,还是写一写吧。

 


(1)第一次死里逃生


我从初二年级开始就读的平阳中学,是由原来的王快中学搬迁而来。始建于1956年的王快中学,到1958年底,共有三个年级八个初中班,学生近四百人,已经初具规模。因为修建王快水库,王快镇即将被淹没,1959年,王快中学整体搬迁到平阳,变成了平阳中学。


搬迁后,平阳中学的校舍还没有建成,有校无舍。马路北面新建有平阳公社党委的两排平房,首先借给中学使用。这些房子白天是教室,晚上是宿舍,课桌就是学生睡觉的床铺,地上铺点稻草也用作床铺。


原来在距离家乡小村8里王快中学求学时,除洪水季节外,一直走读。平阳中学距离家乡小村二十多里,走读就不容易了。本来可以住校,但是惦记着家中8岁的小弟需要照看,只好继续走读。没爹没娘,做哥的虽然只有十三岁,自我感觉似乎已经长大了,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能扔下小弟不管。


走读的路途不平坦,从平阳向西过铁岭后,要翻越庙儿安岭,过永久桥,再翻过柴皮岭,下到山谷后,在庙儿岗南面渡过大沙河。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急匆匆上路,紧赶慢赶,到校后还经常迟到。下午放学后,马上出发,一路奔波,到家后往往已经是日落星稀,伸手不见五指。路上难免跌跌撞撞,磕磕碰碰。


遇到下雨天,那就是老天爷和穷人作对。没有伞,没有草帽,只能任雨水把浑身浇透。山风一吹,只感觉透心凉,冻得牙齿打颤,还会起一身鸡皮疙瘩。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一心只想着赶路。


那时在老师眼中,我肯定不是个好学生,从来不做晚自习,经常迟到早退,有时还旷课。因为没有钱买本子,也没有时间做作业,不交作业司空见惯。这样的学生,不可能得到老师的青睐。


那是终生难忘的一天。瓢泼大雨连续下了几个小时,就像天被捅破了一样。下午放学后,天已放晴,又一次急匆匆上路,又一次拼命一样的奔波。西边天上出现一片晚霞,煞是好看。


走了二十里路到达大沙河边时,天已昏黑,只见河水波浪翻滚,奔腾咆哮,暴雨形成的山洪下来了。


站在河边为难了,这样湍急的河水从来没有趟过,也不知洪水有多深,心中很害怕。回头望,走回学校就意味着饥肠辘辘地再走二十里山路,夜空下黑黝黝的柴皮岭让人望而生畏。向前看,过了河再翻过一道小山岗,不远处就到家了,就能吃到东西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天高地厚,不懂得水火无情,回家心切,心一横就下水了。


洪水激流不同于平时的河水,流速湍急,激流夹带着砂石冲打在腿上,很疼,脚底下还能感觉到有石头在滚动。那时的河面很宽,有几百米。越向前走,河水越深,逐渐没过胸部,迈步越来越费劲。突然脚下一滑,两脚踩空,蹬不到河底了,这是跌进了大沙河主流河槽。


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只会狗刨,两手乱划,两脚乱蹬,时而没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被洪水冲着顺流而下。喝水了,鼻子也进水了,被呛得很难受。求生的本能驱使我拼命向上挣扎,拼命想喘一口气,但是无情的洪水浪头总是劈头盖脸压下来,一次次把我卷入水下。水流中的漩涡,就像鬼一样拉着人的身体向下沉。


力气越来越小,挣扎越来越弱,意识逐渐模糊。我不想死,我的生命刚刚开始,我只有十多岁。但是人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也只能听天由命。大沙河啊大沙河,你为什么和我过不去?


不知道是自己拼命挣扎的结果,还是洪水流向所致,奇迹一般,忽然感觉两脚触到了河底。迷迷糊糊中感到一丝欣喜,我有救了。


天不灭我。


挣扎上岸后,躺在沙滩上歇息了好一阵,嘴巴鼻子都往外淌水。抬头看,早已不是惯常登陆的地点,我被洪水向下游冲走了好几里路。


这是我第一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感受到人的生命很脆弱。人生漫漫,还有多少艰难困苦必须经历呢?还有多少生死攸关的事情在等着我呢?草民命贱,活下去不容易,活着也是受罪,活一天算一天,活不下去也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命不好。但是念及家中小弟需要照看,再苦再难咬牙也要活下去。


经历了那次洪水中死里逃生,不敢继续走读了。年幼的小弟由瞎眼的姥姥照看,为他们劈好柴磨好面,把水缸挑满水,背起书包和一条破被子,又走入平阳中学,开始住宿求学,每个星期天再回家忙家务。


没有宿舍,没有床铺,晚上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或地上的稻草垫子上。早上把被子卷起来,扔在教室一角。


伙食很差,每顿饭都是玉米面稀糊糊,再加一点白薯(阜平叫山药),几片咸菜。玉米面糊糊很稀,清汤挂水,每人一大碗,实际是用水来撑起肚子。


 

(2)大饥荒来了


1959年~1962年被中国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批人被饿死。但据中国历史气象资料显示,这三年间,气候很正常,甚至可以用“风调雨顺”来形容。

       根据近年大量学者研究考证的结果,那次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此前大跃进中的胡折腾造成的,“自然灾害”只是掩盖真相的借口。


本来也很左的刘少奇,在1961年4月回到家乡湖南,做了四十四天的调研,了解到农村的一些实际情况。在1962年1月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关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刘少奇作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得到与会者长达五分钟的热烈掌声。 这也为他后来在文革中被打倒、被整死埋下了祸根。


在1959年春荒中,各地已经发生饿死人事件。其中,造成极大影响的是“豫东惨案”。据卫生部、粮食部和内务部有关材料统计:1959年上半年,全国粮食紧张,农村近3.6亿人口严重缺粮,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广东、湖北、甘肃、贵州等省尤为严重。据学者考证,1959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至1959年夏收,全国因饥荒死亡人数,约有270万左右。


在已经发生大面积饥荒的情况下,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主要领导人一意孤行,批判实事求是说真话的彭德怀为右倾机会主义,并定为反党集团。这次会议的后期,手握大权的要人们不顾百姓死活,继续反右,继续号召跃进,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继续超标征粮(按照浮夸风中放卫星的虚报产量征收),继续瞎折腾。


8月份,庐山会议结束后,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全面铺开,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省。在当时的体制下,政府垄断着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在灾难面前,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无处躲无处藏,毫无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据学者们近年的考证,那次大饥荒,全国共饿死大约3600万人,是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颗原子弹,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但是迄今为止,这个碑也没有立起来,更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承担任何责任。


1958年大跃进期间,受限于全国的政治形势和上级指示,阜平县也出现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放卫星、修水库、大炼钢铁、一平二调、大办食堂、深翻地等等瞎折腾的风气也曾盛行一时。到了大饥荒时期,阜平县也躲不过去。


        1959年秋,已经尝到了长期饿肚子的味道。


        1959年初冬的一天,平阳中学全体师生集合在西边两排教室之间的空地上,由政治骨干刘光波老师传达上级文件精神。刘老师神情严肃,语气刻板,一听就知道要有大事。


        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有些地方受灾,国家遇到了经济困难,粮食紧张了,定量要下调,实行“低指标”,号召大家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度过饥荒。


        刘老师还特别解释了一句:“并不是说国库空了。”从这句话,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小孩子也能猜测出:很可能国库已经空了。


        本来粮食定量就很低,每天都吃不饱,肚子饿得很难受,还要调低定量,让人怎么活?


        大家都心中明白:大饥荒来了!


        会后,全校停课,马上组织全体师生下地,把平阳一带所有的耕地都拉网式过一遍,搜寻秋收后的遗留物,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捡回来用作越冬度荒的食物。


        时已立冬,地里的庄稼、蔬菜收获完毕后,每个地块都是光秃秃的,这种搜寻很难有收获。遇到白薯地、土豆地和花生地就用铁锨挖一通,希望能够找到刨不干净藏在地下的食物,收效甚微,只能把散落在地里干枯的白薯蔓、白薯叶、花生叶搂到一起带回学校。


        最有收获的是萝卜地,萝卜长大过程中,外圈的萝卜叶子变黄后,会和叶梗一起自然枯萎脱落在地里,已经晒干变成了灰白色,村民收获萝卜时也不要这些废物,这是冬天搂柴烧火的对象。大家讨论说,萝卜叶子能吃,枯萎晒干了的萝卜叶子也应该能吃,就被我们全部收集起来运回学校。有的同学搜罗到一些杨树叶子和柳树叶子,都已枯成黑色,老师说不能吃,只好丢弃。


        那次行动,老师学生都明白,这是为了在饥荒中保命,所以都很卖力气。


        每个人收获都不多,但是人多势众,把收集到的物品集中起来还是很可观。在学校中部的南北路正中间,这些物品堆成一个圆柱形大垛,直径近三米,高度有两米多。很难想象,这个大柴禾垛将会用作我们的越冬食物。实际上,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吃过这个柴禾垛中的物品。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全校行动是在紧急情况下的一次与民争食的自救行动。平阳中学得到上级精神比村民快,知道大饥荒就要来了,抓紧时间提前一步有所行动,但争到的只是一堆不能吃的干柴。


 

(3)艰难求生


天气越来越冷,粮食定量越来越少,肚子越来越饿。


同宿舍的同学们每个星期日都回家,从家里拿来一些菜饼子,人家的爹娘省吃俭用自己挨饿,也要给自己的孩子留一口吃的。他们每人一个装菜饼子的小口袋,挂在宿舍北墙上,各种各样的小口袋排成一排,那是大饥荒时期的一道特殊风景。同学们饥饿难耐时,就从自己的小口袋中抓一口菜饼子吃下去。冬天天冷,宿舍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温度低,饼子不会放坏,这是他们维持一周的救命粮。我拿不来菜饼子,那一排小口袋中唯独缺少我的,我没有这样的救命粮。


上课之余,已经没有力气蹦蹦跳跳,没有精力玩耍淘气,有空就躺在宿舍的铺板上,仰面朝天盯着房梁发呆,任凭饥饿的肚子翻腾抗议,也没有任何办法。饿到一定地步,就只想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瞪着眼睛任生命渐渐枯萎。


忽然意识到,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办法,要找吃的,要想方设法活下去。


首先想得到是那个大柴禾垛,那是为度荒准备的,应该有能吃的东西。所幸,我用的是一个铁脸盆,虽然沉重不便,却可以当锅用。一天晚上,到那个柴垛寻找,抓到几把干枯的萝卜叶和梗,用铁脸盆端到教室的火炉上,煮了一段时间后,猜测应该熟了,虽然没有盐,也好像看到了饭菜。


吃起来才知道,干枯的萝卜叶和梗完全不同于过去吃过的鲜萝卜叶和梗,梗很硬,纤维很粗很长,嚼不碎扯不断,只能用力向下勉强吞咽;叶子已经腐烂发霉,一股怪味,也管不了那么多,大口吞了一些。


后来想到,羊很爱吃晒干的白薯蔓白薯叶,估计那些东西应该好吃。于是,另一天晚上又煮了一些干枯的白薯蔓白薯叶,吃起来感觉更难吃,完全没有鲜嫩的白薯蔓白薯叶的味道,干白薯蔓纤维很粗,嚼不碎咽不下,只能嘬到一点浓汤。白薯叶霉味很浓,还混杂了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


忽然记起,生物课上讲过,牛羊的胃和人类的胃差异很大,羊能吃的东西人不一定能吃。但是猪的胃和人的胃结构差不多,猪能吃的东西人也应该能吃。记得喂猪时,曾经把白菜的疙瘩根扔给猪吃,于是想到寻找白菜根。


那一堆柴禾垛中没有白菜根,村民收获白菜时都是连根拔起,不会遗留在地里。唯一的办法,是找村民讨要。


走下宿舍门前的大斜坡,走进一户人家的院子,看到一位大婶正在喂猪,鼓起勇气向她讨要白菜根。大婶很奇怪,问要这东西做什么?毕竟是小孩子,还不好意思说是充饥,回答说是治病的偏方。大婶指着猪圈旁边角落里的几个白菜根说:“都拿去吧,这东西猪也不爱吃。”


虽然这几个白菜根已经蔫了,还是如获至宝,拿回去马上用铁脸盆煮了吃,有一股浓浓的怪味,但是比干枯的白薯蔓、萝卜叶好吃多了。


此后,饿得受不了了,就去向村民讨要白菜根。要的次数多了,只好说实话,说明是用来充饥。大婶摇着头叹息:“可怜啊!”


但是,这些东西所含营养和热量很低,不能代替粮食,身体越来越虚弱,逐渐得了浮肿病。


忽然记起,马和驴等牲畜除吃草外,还要喂精饲料,为的是让它们长膘,干活有力气。虽然遭遇大饥荒,它们干的活没有减少,应该还会喂精饲料吧。


平阳西北部有一个马槽,喂养的是生产队的几匹马。某日下午,在马槽中的干草内搜寻,发现有糠皮和麦麸,但都粘在草上,不能收集,无功而返。此后有机会去平阳街时,就去马槽搜寻一下。有一次,忽然看到马在嚼食什么东西,嘴里嘎嘣作响。在马槽中寻找,发现有大豆榨油之后滤出的渣滓轧成的干饼,这东西应该是从榨油工厂搞来的。欺负马不会说话,大着胆子与马争食,吃到几块。那东西很硬,几乎咬不动,有一股生豆味道,虽然是渣滓,但毕竟是粮食的残余物,猜测应该有营养。


吃完想到,马还要干力气活,精饲料却让我争吃了,有些愧疚。平阳的马们,对不起了!


好不容易,熬过了1959年的冬天。


1960年春天到来后,看到地里长出的嫩草芽,心中一喜,感觉有救了。首先需要鉴别哪些草能吃,哪些草不能吃,以防吃到有毒的东西。根据过去打猪草的经验,知道猪爱吃哪些草,肯定没有毒。一种一种地尝,看哪种好吃。奇怪的是,有几种嫩草猪很爱吃,例如燕儿衣,而我吃起来却感觉味道很苦。有几种草没有怪味,是我常吃的草,例如老绿草(灰灰菜)、马齿苋、星星草等。神农尝百草,我只尝过十几种。


还有一些草,叶子不好吃,但是根可以吃。


天暖后,嫩绿的柳树叶子长出来了,捋一把塞在嘴里,也能充饥。可惜的是,村民也在捋柳树叶,很快就都捋光了。而且柳树叶子长得很快,没过多久就长老了,嚼不碎了。洋槐树的叶子煮一下再渍一段时间很好吃,但是生吃不好吃。在学校没有渍菜的条件,回到家才能吃到。


到了4月中,榆钱长出来了,那是很好吃的东西,可惜很难抢到,很快就被村民抢光了。


这种吃草吃树叶的经历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四十年后,作者在当年居住的宿舍门前留影

 

(4)救命汤风波


到1960年夏,经历过长时间的饥饿,学生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两眼无神。长期的营养缺乏,导致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有的患者面部浮肿,脸盘肿胀得像是发面的馒头,两眼肿成了一条缝。


我也得了浮肿病,腿上摁一下就是一个坑,很长时间不能复原。


阜平县的领导比较体察民情,为了防止浮肿病继续恶化,为了防止饿死人,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从哪里搞来一些羊骨架,上面的肉已经剔得很干净。不奢望吃到肉,骨架也是宝贝。这些羊骨架分发到各个单位,县领导指示:熬成大锅汤,每人分一碗汤,号称“救命汤”。


平阳中学也分到一两个羊骨架,放在伙房里熬汤。四百多个学生,几十位老师,就要从这一两个羊骨架中获取营养。


从下午开始,学生们已经闻到了羊骨汤的香味,那是久违了的气味,口水分泌空前旺盛起来。平时吃的菜总是稀得不能再稀的咸水煮萝卜干或煮菜叶,没有一点油水。羊骨毕竟是荤腥,估计那救命汤里至少会飘起一星半点的油花吧。


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望喝到那一碗救命汤。到晚饭时,还是没有喝到。大家很理解,反而希望熬的时间更长一些,把骨头熬烂了才好,这样汤里营养会更多一些。


半夜,睡得迷迷糊糊,忽然被同宿舍的同学吵醒了。睁眼一看,同学们都穿上衣服起来了,议论纷纷吵吵嚷嚷。仔细一听,原来是一位同学闹肚子,半夜起来上厕所,饥饿的人的鼻子超常地灵敏,忽然闻到一股香味,看到伙房的大师傅从伙房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筐,里面放着煮了一下午已经酥软的羊骨架,端到老师的办公室去了。再去办公室外面偷窥,里面灯火通明,老师们都等在那里,之后就开始吃那些骨头。


事情很明显,老师们把羊骨头吃了。这还了得?这不是掠夺学生们的救命物资吗?全校学生都炸了窝,一个个义愤填膺,怨情汹汹,闹成一团。饿急了的学生们,忘记了平时的老老实实唯唯诺诺,忘记了老师们的尊严和恩惠,忘记了老祖宗要尊师的教诲,一个个骂骂咧咧,摔摔打打,不知道如何出气,就这样乱哄哄地闹了一夜。


毕竟是只有十多岁的小孩子,学生们气归气,闹归闹,却说不清任何道理,想不出任何办法,不知道到哪里去讨个公道,也不知道怎样去讨公道,闹不出个名堂,更没有陈胜、吴广式的人物站出来振臂一呼。也许是因为学生们身体虚弱,也许是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让学生们心有余悸,这次事件没有酿成学潮,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一夜未睡的学生们被集中在学校南北路的南端,列队听顾明副校长训话。至今不明白,在那次事件中,为什么作为老革命的正校长贾兰福没有出面,却把业务骨干顾明副校长推到了第一线。


顾校长很严厉,平时的和蔼可亲不见了,换了一幅气势汹汹的面孔,对学生们大声训斥道:“你们闹什么闹?!你们饿里慌,老师们也照样饿里慌,吃点骨头怎么了?!老师们饿坏了,谁教你们?!老师们吃得身体好一点,对你们能有坏处吗?!……”


学生们仍然愤愤不平,但是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肯或不敢顶撞顾校长。顾校长训斥完了,高喊一声:“解散!”之后恨恨地回到办公室。


这天中午,每个学生分到一碗羊骨汤。喝着盼望已久的“救命汤”,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5)撕人民币的外来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平阳镇,只有一个新建的小饭馆,除了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好吃的,是过路人充饥的地方,买饭除了交钱外,还必须交粮票。


那时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每个人的粮食定量严格控制,各种粮食和由粮食加工出来的食品,必须钱、粮票齐备才能买到。这也许是只有当时的中国(可能还有现在的朝鲜)才有过的特殊现象。多年后我到国外求学,我的教授曾经问我:“听说你们购买物品不但需要钱,还必须有Coupon,是真的吗?”他的问话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粮票。


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流通体制进入长达40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粮票也就成为吃粮权利的象征。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全国粮票可以在全国流通使用,地方粮票只在本省有效。


在那个苦涩的年代,商品皆需“凭票购买”,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成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给那个时代留下鲜明烙印。


各种票证名目繁多,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票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从布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一些贵重物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更是一票难求。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


一直到1993年,因为改革开放,中国的粮食充足了,粮票才走下了历史舞台。粮票制度的取消,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经济体制的一次成功转身,终将各类票证送进历史的橱窗。


一天晚上,溜达到平阳镇中,希望到马槽找点吃的,路过路南的小饭馆附近,不奢望吃到饭馆的食物,能够闻一闻味道也是好的。忽然听到饭馆内有争吵声,之后一个外地人被饭馆工作人员推推搡搡推出屋外,继续争吵。听他们争辩的情况,是这个外地人要花钱买饭吃,却拿不出粮票,饭馆不卖给他。


这个外地人饥肠辘辘,拿着钱却买不到食物,一气之下,把手中的钱撕了个粉碎,嘴里叫嚷道:“什么世道?!有钱买不到吃的,还要这钱干什么?!”


他没有想到,人民币票面上都印刷有政治性很强的宣传画,甚至是领袖头像。此人居然吃了豹子胆,胆敢撕碎庄严的人民币,那还了得?他更没有想到,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之后,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上互相监视、互相制约的风气,更有一些人以打小报告、检举别人的政治错误为能事,以求自己能够在政治上占上风。


看到此人撕碎人民币,马上有人向有关部门报告,不一会就来了几个民兵,把那个外来人绑起来抓走了。


此后多年,我常常想起那个被抓走的倒霉蛋,他到平阳干什么来了?是探亲访友,还是回家路过?他后来怎样了?定了什么罪名?被判刑了吗?挨打了吗?


在那个年月,我听人说过,一旦被戴上政治帽子,就是被打入了另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还不如被判刑,在监狱里好歹还有一口饭吃。


没有粮票就吃不到饭,就要饿肚子,那个撕人民币者并不是这种情况的个案。农民自己生产粮食,交完统购粮后,剩余多少吃多少,从来不给农民发粮票。但是农民也会走亲访友或外出办事,如果带的干粮不够吃,也需要在外面买饭吃,因为没有粮票而饿肚子,就不稀罕了。


一日课后,有同学说西面不远的路边山洼里死了一个人,出于好奇,和几位同学去看。那个死人头朝西北,脚朝东南,仰面朝天,右手还拿着一根棍子。估计是过路人,饿得走不动了就躺在这里休息,再也没能站起来。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饿殍。


还听说有一个人饿得难受,就在出售食品的商店里隐藏了起来。商店关门下班后,他放开肚子大吃了一通,被活活撑死了。

 

(6)两斤粮票惹下的大祸


一个没有自习的晚上,神使鬼差又去平阳街上溜达,希望到马槽找点吃的,又路过路南的小饭馆附近,没有想到要出事,没有想到要惹祸。世上的事情很难预料,也没有卖后悔药的。


又巧遇一位没有粮票而买不到饭的过路人,这个人没有撕人民币,而是求别人卖给他几斤粮票,出价很优惠,一斤粮票一块钱。


我动心了。那时给我的助学金是每月6元,这已经是最高额度了。这6块钱是我的全部收入,一切花销都要从这6块钱中算计。每月的饭费花去了大部分,所剩无几,还需要买书买笔买本,入不敷出,只好不买本子不交作业。随身带着一把小镰刀,一有闲空,就去附近的山上割草,背到平阳街上卖给收购羊草的,或多或少可以卖得几毛几分。这把镰刀,是我唯一的谋生工具,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上大学离开阜平,才告别了这把镰刀,唯有镰刀割在手上留下的疤痕伴随了一生。


当时身上正好带有两斤粮票,心中算计,用这粮票换来两块钱,就可以一两个月不再为花钱发愁,就可以少为割草受累受苦。在大饥荒的年代,我也知道粮票的金贵,粮票就意味着吃饭的权利。少了两斤粮票,就要少吃两斤粮食,饥饿会更严重。考虑到时已入夏,总能找到可以吃的草或树叶,而钱却是哪里都找不来的。犹豫了一会,还是用两斤粮票换了他的两块钱。


没有想到,很快就有人把此事报告给了学校领导。


那时对学生的的操行评定,分为“优、良、可、劣”四等,一般都是“优”或“良”,“可”相当于留校察看,到“劣”就要开除学籍。1960年第一学期末,其他同学的操行评定都是“优”或“良”,唯有我是“可”,原因就是用粮票换钱是政治错误,是“破坏统购统销”,超出了“政策界限”,“上级规定必须惩处”。


处理决定宣布后,我想不通。我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不懂什么政治不政治,我就是想继续上学,我就是因为没有钱,才宁肯放弃自己吃那两斤粮食的权利,自己饿肚子而用粮票换钱,想上学有罪了?穷有罪了?


我遵守纪律,尊敬师长,认真听课,从来不干坏事,从来不说假话,虽然不交作业,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给我的品行定为“可”,我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那天晚上,躺在宿舍的铺板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天淅淅沥沥下起了雨,犹如我的心情。


戴着“可”的帽子,这学还怎么上?同学老师怎么看?这个“政治错误”的帽子还要戴多久?联想到尊敬的秦老师的右派下场,心中不寒而栗。


不上学就要回家务农,上工挣工分。以我十多岁的体力,“半劳力”都算不上,那时的工分值很低,每个工(一个整劳力干一天的工分)才合一毛多钱,苦干一个月,无论如何我也挣不来6块钱。为了每月6元的助学金,就是天大的委屈和冤枉,也得忍受,也应该戴着帽子在学校继续学下去。


一天晚上,心里堵得慌,闷闷不乐地坐在教室里发呆。同班有一位大姐张慧哲,比我大六七岁,年龄大懂事多,社会经验比我丰富多了。她和和气气地对我说:“你挺有材的,好好念书吧,别想那么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几年,情况就会有变化。”她的几句话,坚定了我继续待在学校的决心,没有让那个“可”把我毁了。


我不知道,那个“政治错误”是否记入了我的档案。我还不明白,到高中后,虽然我的学习成绩总是数一数二,但直至高中毕业,不知为什么却一直不能入团,是不是那个“可”在作怪?普通老百姓的政治命运,总是被别人莫名其妙地掌控着。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多少人被一纸档案压得抬不起头来,多少人被所谓的“政治错误”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后来的大学同学和老师中,有好几位因为“政治问题”而自杀,而被整死。那些当年操纵着别人政治命运的得势者们,你们的聪明才智和钻营技巧使得你们高人一头处境优越,面对那些历史冤魂,你们有过反思吗?有过愧疚吗?你们能够直面历史,直面那些被害者吗?


多年后,看到河北省正定县出了一位作家贾大山,他在初三时的操行评定也是“可”,这个“可”压得他最终辍学了。

 

(7)一棵树下的抉择


一个难忘的周日,我回到残破的家,为小弟和瞎眼的姥姥干些家务活,也想找点吃的带回学校。


他们也在挨饿,也在受罪。那时的分粮办法,工分占了大部分,口粮只占小部分。我家没有劳力,分到的粮食要比别人家少很多,饥饿也比别人家严重得多。没有粮食吃,小弟吃糠吃得大便不通,瞎眼的姥姥让他喝了一些蓖麻油通便,还让他吃了一些蓖麻榨油后滤出的渣滓,即为通便也为充饥。蓖麻籽有毒,渣滓的毒性更大,小弟中毒了,先是手脚麻,后来手脚冰凉,差点要了他的命。


家中只有一盆渍洋槐叶,那年月洋槐叶是好东西,所有的洋槐树都被人摘得光秃秃的。榆树叶子早被人捋光了,还把榆树皮也扒光了,露着白花花的树干。我看到紫穗槐的叶子很茂盛,很像洋槐叶,但是没有人采摘,于是就摘了一些紫穗槐的叶子,煮熟后用水泡起来。吃后才知道,紫穗槐的叶子有一股怪味道,很难下咽,难怪别人不采摘。后来才听说,牲畜都不吃紫穗槐的叶子。


面对小弟的艰难处境,我拿不到也不能拿任何吃食,只好两手空空地返回学校。走了二十多里后,到达铁岭东面,又饿又累,但是离学校已经不远了。


忽然意识到,我这是重返平阳中学,是要继续戴着“可”的帽子到那里挨饿。我犹豫了,心中发怵,两腿迈不动了。


路南有一个小山洼,一个很矮的埝阶上有一棵树,就在树下仰面朝天躺下来。望着天上白云,思前想后,想的最多的是向前走还是往回返。


向前走,不远处就是平阳中学,那是我向往的求学地方,但是长年累月的饥饿实在难于忍受,也看不到情况改善的希望。而且,戴着“可”的帽子,就是学得再好,前途也很难光明。


往回走,回家务农,就是凭着“半劳力”挣工分,分粮时可以多一些筹码,多一点粮食,日子就会好过一点,小弟也有了依靠。但是这样做,就是彻底告别求学之路,就是死心塌地当农民,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于心不甘啊!


前不通,后不通。天下之大,居然无路可走。人生为什么如此艰难?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罪来了吗?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刚刚十四岁的我,尝到了对人生绝望的滋味。


眼前晃过小弟对我依赖的眼神,我是做哥的,无论如何也应该挺下去啊。


想来想去,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好。思想斗争的结果,做不出任何抉择。到后来干脆什么都不想了,也不想动弹,就想这样一直躺下去。


一直躺到太阳落山,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意识逐渐有些模糊。忽然心中一惊,醒悟到如果继续这样躺下去,很可能就要像不久前看到的那个饿殍一样,再也起不来了。咬牙挣扎着站起来,头晕目眩,凄然四顾,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已经没有力气走回家了,那是二十多里山路。前面不远就是平阳中学,只好一路蹒跚,回到学校,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饥饿。


是那个山洼离学校很近,而距离家乡较远,让我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回学校。


那个埝阶,那棵树,就成了我一辈子都不能忘怀的人生纪念物。但初中毕业后的40年中,再也没有去过那个伤心之地。


四十多年后,为了重温当年走过的路,我特意在平阳下车,在平阳买了一些烧饼和纯净水,有吃有喝地向西步行25里走回老家,以老迈之躯复习一下当年的艰辛。离开平阳没有走多远,一辆切诺基停在身边,司机一再劝我坐他的车,希望挣一些搭车费。我拒绝坐他的车而是继续向前走,那个司机一定认为我不肯出车费。他哪里知道,衣着光鲜的我,还曾有过一段辛酸的经历,更不会想到我要特意去寻找那个埝阶,寻找那棵树,寻找曾经的断肠之处。


找到了那个小山洼,但是那棵树早已不见踪影,那个埝阶也坍塌了。不知什么人在那里办了一个小媒厂,只见一堆黑漆漆的煤粉。


站在媒堆旁边,恍如隔世,感叹世事无常,人生难料,心中一片茫然。

 


(8)割草


再苦再难,也要想方设法活下去。


深秋时节,为了维持生计,为了继续求学,一有闲空,就到附近的山上割草,背回平阳镇卖给收购羊草的。平阳南山,铁岭北沟,到处留下了割草的足迹。


某次割草时,像往常一样,左手抓住一把茅草,右手正要下镰刀,忽然感觉左手中有东西在动,低头一看,一个蛇头正在手中挣扎摆动,赶忙甩手扔掉跑出好远,吓得心中扑腾扑腾乱跳。


又一次割草时,不小心蹬动了一块石头,没有想到那块石头下面有一个大马蜂窝,受了惊动的马蜂扑面而来,急忙仓惶逃窜,还是被马蜂追上来蜇了几处。其中的一个蜇伤后来发炎,疼了很长时间,还在前臂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每次割草,最艰难的是背草回来。割草过程已经筋疲力尽,还要把几十斤重的草捆背在肩上走回来,腹中饥饿,两腿打晃,一步一摇,步步艰难。


山路崎岖,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路。有一次背着草捆路过一个地方,一边是山坡,另一边是几丈深的直壁,中间窄窄的落脚处布满砂石。一不留神脚下一滑,连人带草捆跌下直壁,重重地摔在直壁下面的山谷小河沟里。人被摔晕了,草捆滚出很远。等到清醒后,身上多处疼痛,头上碰出一个大包,好在没有流血,衣裤已被溪水浸湿。伸伸胳膊和腿,还能正常动作,谢天谢地,没有骨折。还要感谢自己,镰刀凿在草捆上固定得很结实,落下过程中没有飞出来伤人。


割草过程中又一个难处是没有水喝。上山和割草都要出力,难免出汗,导致口渴。在家乡小村附近割草时,附近的山上哪里有泉水,哪里有小溪,心中一清二楚,渴了就找附近的泉水。这种泉水水量很小,是从砂石缝中慢慢渗出来的,集存在一个小坑中。水坑很浅,用手捧水必带泥沙,最可行的喝水办法,是四肢俯在地上,低下头从小水坑中吮吸。这是模仿野兽和家畜的饮水办法,行之有效。人在穷困到一定地步时,没有尊严可言,某些行为模式无异于动物。


山中的水,有的能喝,有的喝了要拉肚子。久而久之,总结出一种简便易行的鉴别方法:向水中吐一点口水,如果口水迅速散开,则此水可以喝;如果口水聚成一团,则此水不可饮用。


对于平阳附近的山,没有那么熟悉,不知道哪里有泉水,割草时如果口渴,只能忍受,返回去找水等于前功尽弃。


挥镰割草过程中,镰刀割到手上是常有的事。看到血流不止,就抓土往伤口上抹,往往导致发炎,经久不愈。至今,左手上的伤疤依稀可见。


1960年冬,河北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但是,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


但是,没有任何蛋、肉、油、糖的供应,只靠那几两粮食,无论如何也难于维持生命,还必须找吃的。


天气越来越冷,地里的草已经枯萎,找到可以吃的草越来越难,树叶也已枯黄凋零,没有任何树叶可以用来充饥。农闲时节,牲畜不必再干重活,也就不再给它们喂精饲料,在马槽中已经找不到可吃的物品了。


天不绝人之路。在去割草的路上,忽然看到已经开始结冰的小溪中有绿色。走近一看,认出那是河菜,一种猪很爱吃的水草。抓来一些吃下,感觉这种草很好吃,没有怪味。河菜很耐寒,一直到天气很冷了,冰已经很厚了,在平阳河的某处,还能用镰刀凿开冰抓到河菜。


河菜,我的救命草。



大饥荒中常去割草的平阳南山

 

回忆那时的割草经历及当时心境,草成一歌。


割草歌


手拿小镰刀,腰系巴钩绳。

黎明上山去,腹中饥肠空。

大雁正南飞,落木迎寒风。

羊肠路崎岖,露水湿衣襟。

时逢饥荒年,可怜众百姓。

口粮低指标,饥寒实难忍。

釜中已断米,灶内更无薪。

树叶加谷糠,瓜菜已食尽。

昨日见饿殍,陈尸铁岭东。

又见中学内,学子皆浮肿。

周末来割草,只为谋生存。

背到镇西头,或可卖几分。

衣衫已褴褛,残鞋露脚跟。

可恨秋蒺藜,扎我钻心痛。

艰难登山脊,举目望苍穹。

凄惶问一句:苍天可有情?

神仙山无语,北岳寨无声。

叫天天不应,跪求爹娘魂:

怜儿尚幼弱,佑我冥冥中。

左手抓茅草,右手镰匆匆。

一把又一把,聚集成草捆。

偶遇嫩草根,带泥强咽吞。

又见秋蚂蚱,三两草上蹦。

捕积约半把,火烧半熟生。

食来不知味,权当是荤腥。

但见日高起,负重登归程。

挣扎下山去,腿软又头晕。

遭逢饥荒年,黎民苦难深。

艰难求活命,惨淡度光阴。

上天本无路,入地亦无门。

何日能温饱,圆我稚儿梦。

 

注:神仙山、北岳寨是家乡的两座高山。北岳寨又称平阳南山。

 

(9)庆幸生在阜平


在大跃进中,阜平县的县委书记吴合法和县长杨光明比较讲究实际,在全国大放“卫星”的鼓噪声中,有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外地吹牛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小孩坐在生长的麦穗上的做假照片。那时的阜平县领导比较实在,吹牛本事不大,放的卫星也不大,顶多吹到千斤,在保定地区的评比中总是居“下游”、扛黑旗、挨批评,被当时的保定地委机关报《东风报》比喻成“骑毛驴”“骑蜗牛”。


阜平县干部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此后的三年大饥荒中,阜平虽然也普遍饥饿、浮肿,但是饿死人较少。


后来,看到我的一位大学学长、新华社高级记者和编辑、某著名杂志社副社长写的书,我才明白,在大饥荒中,相对于其他几个饥荒严重的省份,河北省的饥荒还算轻的;在河北省,相对于那些平原县,阜平县的情况要好得多。



2012年与杨学长合影


遇到一位家在砀山县的大学同学,那里是河南、安徽交界处,这两个省饥荒都比较严重,向他核实这些情况。他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甚至更糟糕。他家6口人,大饥荒中饿死了3口。


庆幸生在阜平县,我活下来了。如果是生在那些地方,我是肯定没有活路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吴合法和县长杨光明比较讲求实际,强调阜平是山区县,土地瘠薄,产量低,尽力抵制高额征粮。在大饥荒到来后,还想方设法避免饿死人,救命汤就是一种临时应急措施,虽然仅有一次,也有效用。另一方面,山区周旋余地大,山上有树有草,有利于度荒。此外,红枣对于度荒救急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大饥荒中阜平县饿死人较少。


那时有的阜平人逃荒到山西,而河北省的平原地区却有人逃荒来到阜平。平原地区浮夸风更为严重,而且土地的面积都一清二楚记录在案,高额征粮时没有回旋余地。平原没有山,树和草较少,饥饿难耐时无计可施。有的平原家庭饿得受不了,就让自家的女人离乡背井逃一条活命,逃荒出去再找个男人,找一口饭吃。有一些这样的女人来到了阜平,再次嫁人,阜平的一些光棍汉意外地娶到了逃荒媳妇。


大饥荒结束后,多数这样的逃荒媳妇离开了阜平,又回到了原来的家。也有个别例外。城南庄附近有一个男人娶了一个逃荒媳妇,情况好转后媳妇要走,村里人都劝他不要放行,否则肯定是有去无回。这个男人很仗义,他说:“一日夫妻百年恩,人家本来有丈夫有孩子,要走要留都由她。”他为这个短期的媳妇整理了行装,带够了路费,送她上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媳妇雇了几辆马车,拉着微薄的家产又回来了。原来,她逃荒走后,平原家中的其他人都陆续饿死了,考虑到这个阜平汉子诚实可靠,就回来和他过日子了。



后记


写了一些陈年旧事,忆起什么就写什么,比较杂乱,不成章法。


把经历过的苦难晒出来,把自己的伤疤揭给别人看,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大饥荒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的年轻人不愁吃不愁穿,没有品尝过长期饥饿的滋味,他们很难想象那样的苦日子,也很难理解那时的人和事。


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使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为改善。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经济发展始终是主旋律。虽然经历风风雨雨,走过沟沟坎坎,但坚持发展不动摇,最终告别了短缺经济,步入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力大增,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


撰写本文的目的,就是想让年轻人看看那个时代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就是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吃那样的苦,不再受那样的罪;就是想说明,要想解决当前的种种社会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向前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1916年9月15 日,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先生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当今,坚持和深化改革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历史不容倒退。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正等待全体国人去奋斗实现。



—— 原载: 互联杂谈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November 7, 2018
关键词: 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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