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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解讀西藏的兩個視角
作者:夏明

編者導語:這是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的新書《高山流水論西藏》的導論。書中提出的“高山”和“流水”兩個視角不僅試圖解讀藏漢關係、西藏與中國的關係,對我們思考統獨的大辯論也提出了更為複雜和細緻的分析和解讀。特此發表,以饗讀者。《高山流水論西藏》即將於本月13日在台灣出版發行。

 
 
 

我與流亡藏人朋友的深入接觸,已有了將近10年的時間。我作為西藏流亡社區的朋友,深深熱愛西藏。對我的藏人朋友、所有熱愛西藏的人,我試圖講一些比較誠心的話、我深切的感受和我的各種觀察。在本書的開頭,我想提出兩個視角來觀看和解讀西藏。

古詩云,“峨峨兮, 若泰山; 洋洋兮,若江河。”大山、大河總歸會吸引人們的注意,在西藏尤其如此。《活佛的世界》一書是這樣開頭的:“中國西部的青藏高原,是一片凝重、神奇的土地。它高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以其涵括著地球上幾乎最高的一些山脈――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巴顏喀拉山、唐古喇山及孕育了中華大地和亞洲南部許多大江大河的博大胸懷,被世人豪邁地稱為‘世界屋脊’、‘江河源頭’。”[1]

泰山,以其雄偉、磅礡、壯美,令人敬畏。我們看西藏的時候,西藏給人的第一印象應該是高山,所以我們想到西藏,首先就是喜馬拉雅山,就是世界屋脊、世界的最高點。在對西藏高原的整個理解中,往往是由山來界定它的,山是西藏給人的第一印象,山也成為了西藏一道天然屏障。正如達賴喇嘛所說:“許多世紀的時間裡,藏人在高山築成的城牆後面非常快樂地生活著。”[2] 我在閱讀西藏的文獻的時候,有一本必讀書是由黎卡遜(Hugh Richardson)所寫的。我們知道黎卡遜曾是駐拉薩的英國使團的團長,是研究西藏非常有地位的權威,他寫的書叫《高峰淨土》(High Peaks, Pure Earth),由翁山蘇姬的前夫、已故的牛津大學著名藏學家邁克爾•艾理斯(Michael Aris)編輯的。書的副標題是“西藏歷史和文化論集”,可見從山、峰的視角觀察西藏的重要意義。[3] 在亞馬遜(Amazon.com)書單上如果檢索一下關鍵詞「西藏」,出來結果好幾本書基本上都是帶山的。有一本書叫《西藏高山》(The Mountain of Tibet,2013),另外一本書叫《致意西藏之山》(To a Mountain in Tibet,2012)。我去查考發現,雪域西藏有二十多座神山,神和山基本不可分割。拜山祭神以及各種節日活動對於一個有著宗教篤信的民族來說,大山必然成為我們界定西藏的主要元素。

但我也意識到,其實江河、湖泊也是一個寶貴而獨特的視角來界定西藏、來認識西藏。如果我們透過江河的視角來透視西藏、來看西藏,會有一個全新的瞭解。當然我這裡的山和河、高山和流水,都是有深刻的喻意的。首先我們經常說達賴喇嘛尊者,達賴喇嘛的名字其實意思就是“智慧深似海”,因為“嘉措”本身就是“海洋”。我們須注意,生活在高山的智者的名字就已經包括了海洋,所以,藏文化其實跟海洋有非常有意思的一個連繫。

另外,在藏人的歷史上有悲壯的一頁,那就是1959年,當時許多藏人為了捍衛他們的佛教、捍衛他們的精神領袖而獻身。面對中共的迫害屠殺,有的藏人跳入拉薩河、雅魯藏布江。我知道當今的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的姑姑,在文革中受盡淩辱和折磨,儘管已經懷孕在身,卻跳河自盡身亡。所以江河――拉薩河、雅魯藏布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其實也在訴說西藏的歷史、西藏的故事。在1959年中共侵佔和完全控制西藏以後,在康區,藏人舉行各種有組織的反抗,這就是“四水六崗”的反抗運動。康區通常被稱為“四水六崗”。四條江包括怒江、瀾滄江、金沙江(也就是長江的上游)和雅礱江。當國家的概念在藏人意識裡還比較弱的時候,“四水六崗”成為藏人對地域的理解和對國家的理解。因為在青藏高原湖泊也星羅棋布,其中最大的青海湖與蓮花生大師相連,所以青海湖的祭海節以及各地的祭湖活動,成為藏傳佛教和藏文化的重要內容。那麼,水也就成了理解藏人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所以我提出對西藏的兩個角度的理解,山河沉浮更能幫助我們理解西藏的滄桑變化。高山、流水也並不是我的一個首創,其實在藏人的文化中就給了我們兩個視角。那麼我為什麼會突然想用流水來解讀藏人和藏人的文化呢?

其實這和我與藏人發生接觸的過程有關。我跟西藏的最早深度接觸當然來自流亡藏人、流亡藏人社區。我生在成都、在那裡長大,幼小同年時,就喜歡坐上我爸爸駕駛的日本皮卡到雅安、天全、瀘定、康定等康巴地區,所以我也沒有少見藏人。在2017年我在印度德里與司政洛桑森格見面,當著一群流亡藏人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年輕大學生,司政說:「我是夏明見到的第一個藏人!」我馬上抗議道,“哈哈”,我說,“我在成都長大,難道我沒看過藏人?” 當然我說司政是我第一個見到的流亡政府裡為達賴喇嘛事業工作的藏人,這倒是真的。而且他也是我第一個見到的非常嚴謹的、非常標緻的藏人。不管怎麼樣,我覺得洛桑森格作為一位印度德里大學法學院和哈佛大學法學院(司政是法理學博士)培養出的高材生,具體體現了流亡藏人的成就。尤其是1959離開西藏流亡到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區,他們給了我一個啟發,其實他們就是從西藏流亡到世界各地的水,所以如果想瞭解純粹的、充滿變革活力的、具有生命力和創造性的西藏的話,從流亡藏人,從這一群流向世界各地的水,我們可以真正瞭解西藏的歷史、悲劇、挑戰,西藏文化和文明變遷、再造的動力,它的未來和它的成就。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要用這樣的題目來命名我的書。

“高山”和“流水”形成了一個鮮明而強烈的對比。在中文裡有一個說法,“近山者仁,近水者聰”。我自己是從大山來的,確切地說,是從四川(顧名思義“四條大河”)成都盆地走出來的,當然我覺得比較好的融合是既有山又有水(所以我去到上海求學,從此居住在海邊,現在在美國成了島民。而在中美以外居留最久的地方是島國新加坡)。當一個文明、一個文化、一個族群或一個個人有山的堅毅、有山的憨厚,有山的偉岸高大,再加上有水的靈氣、水的活潑和動力,還有水的不屈不撓、滴水穿石的堅毅,有急轉直下、往前奔騰的氣勢,還有從善如流、樂於學習外部文化的態度,我覺得二者相加恐怕是珠聯璧合。所以當我看到高山,我看到凝固、威嚴,看到了歷史的積累和傳承。當然,我也看到傳統、保守,也有被動,也有不變,也有僵硬的一面。達賴喇嘛曾經反思藏人的歷史,寫道:“在我看來,我們藏人錯誤地選擇孤立,躲在高山峻嶺後面,把我們的國家和世界隔離開來。”[4] 關於如何把握好“遺傳的法則”和“變異的法則”二者的辯證關係,印度著名詩人、亞洲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總結了印度的教訓:“印度早已感到了種族的多樣性必須和應該存在。無論有什麼缺陷,你都絕不能――強迫自然服從為你自己方便而設立的限定,而某一天不付出高昂的代價。就這一點,印度是對的。但她未能認識到的是,就人類來說差異不是像高山間的物理屏障,永遠固定不變,而是隨著生命的流動而流動的。它們隨時都在改變自己的行程、形狀和流量。”“變異性”是“生命的規律。”[5] 所以在我理解整個西藏的變遷,尤其是流亡藏人時,我想強調他們的流動、他們的變遷、他們的擴張和他們的吸取,尤其他們的以柔克剛的這種軟權力。在達賴喇嘛尊者的領導下,流亡藏人社區和文化在世界各地彰顯的影響力和軟權力,這是我想鄭重濃墨書寫的。

在理解西藏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它與西方學術的關係。現在西方學術界提出一個新的領域“高地研究”(Zomia studies)。“Zomia” 在主要西方文本的語言中是高地的意思,也就是“高地研究”。這個詞彙是由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大學歷史學教授魏勒姆•梵•辛德爾(Willem van Schendel)提出。後來通過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姆斯•斯哥特(James C. Scott)的著作《拒絕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高地研究”得到非常廣的傳播。如果我們看這一個高地“Zomia”,這裡集聚著世界上最主要的文明間的衝突。這個高地沿著喜馬拉雅山,包括我們知道的目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西藏高原,維吾爾族集聚的新疆、蒙古族的內外蒙古,向西北延伸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再進到伊朗,遠達高加索;往南我們還可以走到藏南、雲貴高原、緬甸、印支山地,最南抵達馬來西亞的山地。在這個地帶可以看到世界多種文明主要的衝突:漢文明、藏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和多種佛教文化。主要的衝突還是在高地和平原文明,尤其是與平原帝國之間的張力與衝突(黃河、長江文明、恆河文明和喜馬拉雅山的各種山地文明)。如果我們瞭解西藏,瞭解西藏在平原、高地衝突過程中,過去僅僅依靠高山,最後結果其實是失敗的。傳統時代橫斷山形成的天然障礙在現代化熱兵器時代失去了防範的絕對效用。但是我相信如果高山再配以流水,西藏的歷史之謎就變得易解,西藏未來的事業也會更成功的。

所以在理解西藏問題上,我想把高山和流水進行比較。我剛剛講到高山與平原帝國之間爭鬥中,高山經常是失敗的。這裡西藏就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教訓。因為我們知道長期以來,西藏統治者或西藏的民眾堅信西藏有天然的屏障,有高山峻嶺的保護,所以不會遭受外族的入侵。但是我們看到隨著現代化的、機械化的武器發展,尤其是“空中飛翔的鐵鳥”飛機出現以後,高山逐漸失去原有保護西藏文明的盾牌的能力。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共產黨和它的軍隊,軍隊和黨國展開對西藏的入侵和征服,尤其在所謂的“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對西藏文明進行徹底摧殘和部分滅絕。西藏的高山已經沒有能力保護西藏的文明和傳統,那原因在什麼地方? 如果我們想想跟西藏有相同命運的國家,可以比較的一個是瑞士,另外一個是以色列。瑞士作為歐洲高地國家歷史上被德、法、意和奧地利多個大國圍繞,能夠維持獨立,一方面有山地作為保護,另一方面有中立國的立場。但是瑞士有多一點東西是藏人沒有的:瑞士是全民皆兵,這項國策使得瑞士成為一個堅強的堡壘,任何人想要去染指瑞士的話,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而西藏就不是全民皆兵了,尤其是佛教在西藏擴展以後,放下武器捧上經書,成為西藏的主流文化,在這種情況下,西藏有點是全民皆僧(尼)了。

記得司政洛桑森格在和我的一次討論中,講得非常有意思。他說,你看我們藏人的命運,世界上沒有多少人關心我們,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既沒有石油,我們也沒什麼其他資源。我們的空氣都比全世界其他地方稀薄,我們唯一有的是僧人很多。這種情況凸顯的是西藏沒有發展出自己強大的國防,而這又反映出現代國家建設的受阻。與以色列相比較就看得更清楚:以色列立國以後把自己構建成一個堡壘國家,一個軍營國家,而西藏基本自廢武功,因為武力與整個佛教信仰體系是相衝突的。因為這一信仰衝突,西藏近、現代歷史上奉行消極的退隱政策(the Hermit Kingdom 說明瞭這點),也就沒有發展出積極、強大的外交。在2017年10月達蘭薩拉舉行的“5+50願景會議”上,我傾聽到桑東仁波切的會議主旨演講。他就講到,我們藏人在歷史上是失敗了,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戰、二戰間,當歷史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獨立機會的時候,由於我們的懶惰、我們的懈怠,或者是我們的疏忽,我們沒有發展外交的機會。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外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失去了獨立的機會。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瑞士與以色列也展開了非常好的外交運作(瑞士利用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以色列依靠美國)。另一個可比的例子是泰國。泰國為什麼在兩大帝國國家的殖民主義爭鬥中,說服英國和法國,保持了自己的獨立,就是因為泰國國王拉瑪(Rama)展開了頻繁的外交,說服了英國與法國不染指泰國,維持了國家的中立和獨立,成為亞洲唯一一個沒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國家。在西藏近代歷史的發展中,我們看到藏人在一武、一文上的兩個缺失,但是我們今天很難想像西藏還能追求富國強兵的戰略了。如果“一文一武”是前提條件,也就是說“武”無法求得,就必須求“文”,求外交了。因此,流亡藏人的外交努力就變得重要起來。

 

今天,我們非常欣喜地看到,海外的十幾萬藏人在最困難的環境下,在國際空間積極展開了拓展,而且取得了非常偉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功於外交的勝利,尤其是尊者達賴喇嘛作為藏人社區的第一張名片,成為外交勝利的保障。感謝這種外交拓展,西藏文化已經成功融入西方、並成為全球主流文化重要部分。可以說這是流亡藏人偉大的成就。我經常想一個問題,西藏可以跟瑞士、以色列相比,另外也可以與蘇格蘭相比。世界上有三個比較小的民族,讓我肅然起敬,讓世人敬佩:一個是蘇格蘭人,我們看到蘇格蘭人在工業革命、在近代化等等過程中的貢獻。亞當斯密、大衛•休謨、詹姆斯•瓦特、沃爾特•斯哥特、柯南•道爾、J. P. 摩根、J. K. 羅琳,任何一位都足以讓一個民族偉大。另外一個就是猶太人,我們都知道猶太人在歷史上的貢獻和在當今世界各個領域的影響,不用贅述。另外一個就是流亡藏人,流亡藏人給世界造成的影響,遠遠沒辦法用十幾萬人數來解釋的。這中間蘊藏的活力、創造性、影響力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這三個民族人數如此少,但他們在世界創造了燦爛文明,人類文化留下了他們隆重的一筆,他們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許多大國都沒有留下這樣的貢獻。

那麼簡單地講,藏人――尤其是流亡藏人――在過去的60年間取得了哪些巨大的成就?第一個當然就是十幾萬人要怎樣在異域他鄉生存下來。流亡藏人首先要在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地生存下來,為此他們建立了各種定居點,而後流亡藏人又被其他國家接納,包括瑞士、美國、加拿大和其他西歐國家,流亡藏人在全球散發出去。早期由於氣候、顛簸勞累、疾病、老弱病殘等多種原因,許多人死去。現在生存已不是問題。在我訪問過的流亡社區所見所聞讓我相信,藏人的平均生活水準高於印度當地的人群。

另外一個就是制度的重建。不僅流亡政府的建立,流亡人民議會的建立,在蘇嘉宏教授的兩本大作《流亡中的民主》和《民主在流亡中轉型》中已經梳理得很清楚,我就不必多說。這十幾萬人建立了流亡政府、維持了下去。如果與上百萬、上千萬的海外華人相比,我們漢人的民主運動哪能建立我們的流亡政府?哪能建立像達蘭薩拉那麼成規模的政府駐地?哪能有達賴喇嘛尊者這麼一個受全世界尊重的領導人?所以可以看到我們海外民運,30年的奮鬥,其實制度建設基本什麼也沒有。不能不說這反映出我們漢人的無能和失敗。除了政府體制以外,流亡政府的行政中央也建了新的建築,辦公用的房子,在最近新建的行政大樓也開始使用。世界上號稱流亡政府的也不少,但絕沒有在規模和影響力上可以與藏人行政中央相提並論的,流亡政府的成就非常大。不僅流亡藏人建立自己成規模的流亡政府,而且還不斷進行現代化,不斷進行民主化。如能夠把今天的流亡政府跟中共19大以後的中共政權相比的話,就看得出中共政權的封建中世紀的色彩,藏人流亡社區的制度構建則顯示出現代化、全球化的普世價值的特徵。所以當中共老是說流亡藏人或藏人的落後、野蠻,或是把藏族歷史描述為奴隸制、封建社會,我覺得是非常荒謬愚蠢的,完全就是顛倒黑白了。

第三個成就就是在西藏境外全面恢復和建立西藏原有的寺廟。我們在印度、在海外,基本上可以找到西藏境內原存的任何一個寺廟。三大寺廟甘丹寺、哲蚌寺、沙拉寺在印度都得到了恢復。甘丹寺的僧人達到5千人,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曾兩次去參觀過喜馬拉雅山南麓比爾(Bir)的宗薩佛學院和它的寺廟。宗薩佛學院培養現代學生僧人有七百多,全部培養成格西學位的獲得者,培養教育要花費十幾年的時間。除了雄偉的僧堂大殿、整齊的校舍,附近的社區建築和社區醫院,都非常壯觀。我也專程跑到蘇格蘭去參觀洛克比附近的桑耶林。桑耶寺是西藏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寺廟,它是西元八世紀時赤松德贊在西藏“第一座全按佛教規矩建立起來的寺廟”,有了真正的僧團,而不只是“某種供奉的神堂”。[6] 而桑耶林是在西歐建立的第一個西藏藏傳佛教的寺廟。該寺落成於1967年,後來在1988年就見證泛美航空受恐怖爆炸造成的洛克比空難。我被告知,那裡的僧人積極參與了空難後為死難者祈福和為家屬、社區居民的心靈安慰工作。如果我們看到西藏文化在全球的傳播,主要是通過恢復和重建寺廟系統、各種傳法中心,藏傳佛教對世界信仰的貢獻讓我們不能不肅然起敬。

第四個成就就是學校教育系統的建立。我們不斷聽到達賴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社區給我講關於西藏教育的故事。我也去參觀過達蘭薩拉的學校,參觀過兒童村,瞭解到孤兒安置的情況。我接觸到的許多優秀的西藏流亡政府的人才,例如司政洛桑森格,今天的外交部的新聞處秘書長夏琳丹增達珍,前議會議長邊巴茨仁等都是這個教育系統成就的體現。談到流亡藏人的教育成就時,有一點是值得流亡藏人非常自豪的:在流亡社區裡的年輕藏人基本上沒有文盲,而且他們還要應付英文、藏文、印度語,許多人還會講中文。流亡藏人識字率男性是89%,女性74%。但今天在西藏境內的藏人的文盲率卻是非常高的(有報導說超過40%),所以這成了一個鮮明對比,可見流亡藏人取得了非常大的教育成功。

第五個成就又回復到我前面提到的外交的成功。國際援藏的團體和藏人人權組織遍佈世界各國,而且有非常卓越、非常有知名度的西方的文藝界、科學界、教育界人士的支持。我們知道國際援藏組織主要的負責人是好萊塢明星李察吉爾,美國國會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南茜佩洛希、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南非大主教圖圖等也都是藏人事業的積極支持者。同時,我們可以看到有一群活躍分子,尤其在大學裡有西藏自由運動的活躍分子,使得國際援藏的力量不可忽視。

最後一個例子是各種漢藏協會的建立。在臺灣、香港,支持西藏或圖伯特的各種組織也在逐漸地發展。尤其在過去的十多年裡,尊者達賴喇嘛認識到跟漢人交往的重要性,所以在北美、歐洲、澳洲都建立了各種漢藏組織,而且漢人和藏人在通過各種途徑和努力來「尋找共同點」。在2009年我參加了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次漢藏對話――「尋找共同點」。藏人和漢人的對話過程在2017已是第五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漢藏交流不斷的成果、發展。

因為流亡藏人展現的流水的特徵,他們衝破了過去傳統的限制,跟世界主流文明,尤其是跟民主國家交融匯合,所以才能取得這麼多偉大成就。達賴喇嘛曾對覲見他的漢人作家們講過:“流亡藏人和其他國家難民不同的地方就在於,藏人流亡到世界各地,反而是將西藏的情況,西藏的真相,包括宗教、文化、生活特性等等,就像河流一樣帶到了全世界。這是流亡藏人的一個極大的成功。”[7] 我想強調一點,前面提到的西藏文明與世界的互動,達賴喇嘛把藏文化,尤其是藏傳佛教變成了世界主流文明的一部分。我們今天在西方生活,像我所在美國,我們對藏傳佛教、對達賴喇嘛,或對各種的西藏宗教的書籍,沒有任何牴觸的情緒。在大一點的書店,很容易找到東方宗教、甚至達賴喇嘛著述的專門分類部分。西方基本上已把佛教納入西方多元文化、使之成為主流文明有機的一個部分,尤其是把瑜珈、禪宗、打坐、修心等等吸納進日常生活中來。裡克•菲爾茨(Rick Fields)寫了一本書《天鵝如何來到了湖畔》 , 講述佛教――當然包括藏傳佛教――如何來到西方國家,然後安頓下來,生根、發芽,最後開花結果,再度繁榮。[8]有朋友跟我講,藏傳佛教的信奉者在世界各地的總數恐怕不比藏人總數要小,所以,藏傳佛教贏得了世界許多新的追隨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問一句,天鵝如何來到了湖畔? 如果我們把藏傳佛教看成是天鵝的話,天鵝之所以會來到湖畔,是因為追逐湖水,追逐湖泊而來的。所以其實冥冥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西藏文明的演進,其實也有某種衝動跟世界的主流相匯合,也就是通過流水、通過追逐湖畔,成為世界總體文明大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認識到天鵝來到湖畔給我們的一個道理,其實我覺得逐水就是藏傳佛教得以保存並發揚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強調,從流水的角度,我們才能全面認識流亡藏人和流亡藏人社區。

如果我們要深刻地去理解流亡藏人和流亡藏人社區,並把“流水、高山”比喻繼續地延伸下去,我還想從流水的角度再深入分析西藏以及西藏文明對現代世界的重要意義。我想指出下面三點:第一、流亡藏人對西藏的反哺。比喻地來說,其實流水離開高山以後並沒有完全脫離高山,西藏高山的流水從高山積雪融化而來,流水融入大海,最後融入世界以後,又不斷氣化、昇華,重新變成冰雪又回到了高山,變成冰川、融雪,然後不斷滋養著那片土地,從而實現了周而復始的循環。其實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尤其是由達賴喇嘛為藏人領袖的社區和藏人行政中央也都在不斷地回復反哺,滋養他們遠離了的青藏高原。所以,並不是說藏人在流亡過程中就遠離高山,跟高山沒有關係了。其實,對原來整個高山、也是對整個西藏地區來說,流亡社區一直在進行反哺的作用。

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一個就是對佛教的保持、傳承和發揚光大。試想如果1959年沒有達賴喇嘛和西藏各大傳統的精神領袖離開西藏,我想西藏佛教遭受的命運,恐怕會完全不一樣;西藏文明定會受到更大的摧殘與傷害。所以對佛教的保持、傳承和發揚光大,其實正好是流水作了很大的貢獻。因此可以看到流亡政府、流亡社區成為了西藏內地僧人的主要培植基地,每年有大量的僧人在印度尋求訓練,然後再回到內地。這樣的僧人我也多次遇見。流亡藏人寺廟在佛法研究和教育水準方面是中國內地佛教無法相比的,這也是中國政府認准的西藏境內的噶瑪派的法王17世決定逃亡前往印度需求心性提升的一個原因。這是流亡社區對西藏的又一貢獻。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流亡政府不斷為西藏境內的人代言,成為藏人申言人,在全球語境之下拓展自己的外交,傳播藏文化,並獲得全球的關注、援助和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在用最小的資源,對境內的和許多流亡到海外的藏人都進行最大的幫助和扶持。在2017年10月參加“5+50會議”的時候,我有機會參觀達蘭薩拉附近流亡藏人的接待站。現在的接待站基本上已經有了培訓、會務等新的功用,因為自2008年以後中共已經把邊界封得死死的,尤其尼泊爾現在基本上被中國控制住了,沒有太多的藏人能夠穿過封鎖、流亡出來。在那裡我看到成列的圖片,有老人、小孩,男人、女人穿越雪山,最後被冰凍了。他們的腳趾受到各種傷害,手腳被冰凍壞死、吞蝕。經歷千辛萬苦、死裡逃生的藏人在這裡得到藏人流亡社區提供的各種幫助和支援。這些又都是流水西藏對高山西藏相互滋養的例子。

第二個我想從流水來分析西藏對人類的重要意義會更有價值。西藏是世界的屋脊,是高原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她是亞洲的水塔,她是人類水資源的一部分,滋養著亞洲11個國家、30多億的人口。如果我們知道世界上亞洲主要的大河,例如中國境內最主要的兩條河流黃河和長江是源於青藏高原,如果我們看亞洲其他主要河流,薩爾溫河、湄公河、印度河、恆河、雅魯藏布江(流出西藏變為布拉普特河),它們滋養著世界上30多億人口,將世界總人口近三分之一以上。這麼一個滋養,確確實實是西藏的流水給人類的貢獻。

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峰就是艾勒斯峰(Everest),名字的意思就是雪的住處。我們如果仔細想想雪的住處,就會意識到,雪把高山和流水完美地連繫在一起了。理解西藏的另外一個角度,就是雪的視角,把山跟水綜合在一起。如果想到了西藏是亞洲的水塔,就必須想到,水的使用和保護把西藏問題的重要性凸顯了出來。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我們不尊重幾千年來守護青藏高原的藏人的智慧、藏人的文化,以及藏人的牧業、農業的各種特有的生活、生產方式;如果我們不能尊重這千年留下的文化,它們對脆弱生態環境的各種呵護和保存;如果我們摧毀了藏人,如果我們無法保存藏文化,其實我們也會摧毀亞洲這片土地,摧毀亞洲30億人類未來的命運,也就是會摧毀人類共同財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西藏問題的被忽略,不僅會給藏人、會給中國、會給亞洲,甚至給世界文明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所以我就想強調西藏作為水塔的重要性。當然水塔這個比喻還可以繼續往前引申一下:這個水塔不僅僅是物質層面,不僅僅是水滋養我們的身體,西藏文明其實在信仰層面上也是一座高高的神水聖塔,對成千上萬處於精神飢渴的漢人尤為如此。中國在經過中共黨國虛偽的、庸俗的唯物主義與無神論治國近70年以後,中國人其實現在很多處於一種靈性飢渴狀態。我們也可以看道,中國從本質上來說,恐怕最終會成為一個以佛教為主的佛教國家。今天官方統計,在中國信仰佛教的人大概有3億到4億的人。當然信仰有各種不同的虔誠度,也有不同的迷途和偏執,在中國內地漢傳佛教本身也受到許多的污染和傷害,例如:拜金主義、寺廟承包、俗人披上僧袍尼服白天到寺院上班、傍依政治權力,等等。我覺得西藏的藏傳佛教,尤其是經過流亡藏人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藏傳佛教的主要精神領袖對西藏佛教進行各種整理、提升和傳承以後,我相信它會成為青藏高原上的另一個精神上的水塔,會滋潤、會滋補中國人的心靈。達賴喇嘛曾說過,“慈悲心像溢流的水庫,是能量、決心與仁善的活源。”[9] 從漢人的角度來看,這是藏人貢獻的第二個例子。

第三個我想從“中間道路”來看,達賴喇嘛所倡導的,流亡人民議會所認可的,流亡政府所推行的“中間道路”。“中間道路”有人說是漢人故意在那鼓譟的,有人說其實是漢人把達賴喇嘛綁架了,好像親近尊者的漢人就是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去設陷破壞藏人訴求。作為一個漢人,我要說如果我們有這麼聰明,把達賴喇嘛尊者給綁架了的話,那深陷於疑網的批評者就太高抬我們的智慧了,而沒有認識到達賴喇嘛智慧的寬廣。“中間道路”明白無疑的其實就是尊者的智慧,它也就是要用流動的變遷和適應,用以柔克剛的思維、態度來捍衛、擴展藏人的權利和權力,一個是right,一個是power。隨遇而變、與時俱進,我認為是“中間道路”體現出的根本精神。無論我們怎樣對待50年代,以前的制度和文化遺產,如何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存的地位,以及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的多重變遷,我們會如何構想一個未來西藏的政治地位、政治形勢和政治性質呢?其實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都提出了一個答案。所以,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既是智慧深遠,又是超越常識的。我們可能必須思考一個根本問題,在多大的程度上西藏和中國、漢人和藏人的關係,到底是像高山與高山一樣不相靠近? 還是像流水一樣混合交融? 其實我這個問題不僅僅針對我們漢人和藏人,而且針對我的許多回族朋友、維族朋友、蒙古朋友、香港朋友、臺灣朋友和海外尋求諸夏獨立的朋友。我們思考的問題涉及東突(新疆)、香港、臺灣、西藏等多重問題。像我這樣的海外華人,其實也像流水一樣離開了中國這個故土。我是自願分離,或許是“乘道德而飄遊”,現在也並不想被中共治下的中國統一過去。在2018年,是我的第十個年度不能回大陸省親或作學術研究。2017年十月,當我的媽媽在成都慶祝80大壽時,我就在臺灣,我就是看得到大陸那邊也沒有辦法回去。作為一個以世界公民為最高認同的知識分子,也作為奉行“無生父母、真空家鄉”的佛教徒,我並沒有後悔與牽掛。但我們看到,不僅有台獨、藏獨、疆獨、港獨的思潮和運動在興起,而且,我還被邀請加入巴蜀獨立建國運動,我也有朋友打出了“上海民族獨立”的旗幟。我覺得我們都可以思考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如果大家以高山的態度來看待我們所有的事業和我們關切的社區、族群的命運,那麼我們會走進什麼樣的圖景?如果我們又以流水的態度,那麼我們又會進入另外一種什麼圖景呢?

我想給大家講一個例子來與讀者探討這個問題。我在2017年十月印度達蘭薩拉召開的“5+50會議”上碰到許多高僧大德,真正的高僧大德,也碰到許多政界要人、成功的學者、作家、銀行家等等。但在會議結束後,我有幸偶然巧遇2006年“西藏小姐”的參選人、2014年當選的“國際榮光小姐”。在印度的流亡西藏社區,許多人對西藏小姐競選這件事情不是很支持的,尤其是一些僧人、婦女團體覺得女性穿著泳裝還要走步來評選,好像是“非西藏的”。但是我覺得我很幸運碰到這個西藏“國際榮光小姐”,她名叫美朵拉茲。我的藏人朋友跟我解釋,「拉茲」就是美麗仙女的意思。偶然的機會在咖啡廳碰到她,她跟我交談。我覺得她非常有意思,我們的交談持續了很久,我們講了非常多的話。她講到西藏的婦女,她說西藏的婦女讓我們承受了很多,好像我們一定要保守,讓我們一定要害羞,讓我們一定不能競爭“西藏小姐”這些事情。她用英文講了這麼一句話: “Culture is not like stagnant water that remains in a pool. It is like a flowing river,it keeps on evolving,and Tibetan women should go along with this.” (「文化不是停留在池子裡邊的一灘死水,它猶如一條流動的河,始終不斷演變進化,而藏人婦女也應如此順應這股潮流。」) 跟我剛講到的高僧大德、政界要人相比,這位年輕的姑娘可能是一朵小花;她跟大海相比,可能是個浪花;但是我覺得她這句話正好反映出我心裡的想法和期望:西藏文明是個流水,它不是一潭死水,它應該不斷地隨遇而進,與時俱進。在此,引用一段梁啟超的話是非常貼切的:“德儒黑革(黑格爾)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誠哉是言!”[10]

在思考西藏的問題、地位和前途命運時,一個最根本的挑戰是在於我們面對現代化、面對全球化、面對相互依存,同時也面對另一股力量,這就是地方化、本土化、部族化、血緣化,這兩股對立的力量把我們的世界撕裂。在我的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已故教授本傑明巴伯爾(Benjamin Barber)25年前寫過一本書《吉哈德挑戰麥克的世界》,分析了吉哈德聖戰情結與世界主流全球化(由麥當勞、微軟、邁克爾•傑克遜等元素構成)的衝突。[11] 這兩個情結並不一定註定衝突,其實可以共存互補、爾後共榮。如果我們能夠把社區、族群與國家、世界形成一個和諧、共存的共同體,我們可能會創造出一個更好的世界,維護和推進個人自由、國家民主和世界公正。如果我們把二者分裂、對立,全球化也會成為一個撕裂世界的一股力量,因為它可能是反個人的、非民主的;部落化追求所謂的純正血緣的話,也會變成分裂社區、離異族群、撕裂地球的一股力量。但如果兩相配合、兩相修正、兩相合作的話,正如歐盟體現的民主國家聯盟和所謂的“新中世紀主義”(多元、多層級的政治、經濟、宗教權威相互依存),那我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好。我們人類政治治理的體系和模式並非只限於在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完全獨立和專制的“大一統”之間的非此即彼選擇。達賴喇嘛就一直暢想有一天,中國這塊土地會民主化,亞洲民主聯盟會出現,西藏的自由、自治、甚至享有部分主權的獨立都會在民主和平的環境下實現。

漢人和藏人互相應對,在民主平等的基礎上順應歷史潮流,推動歷史進步,還需要漢人欣賞藏人水的品德,同時自身培育和展現出水的品德。中國聖賢老子是非常推崇水的,並教導後人學習“水的七方面的上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有靜,居眾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予善天;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我的同事薛羅君鈺教授是這樣白話解讀上述《老子》第八章的內容的:“水定居所在,無論是小池沼,或大海洋,那處地勢必定是最低下。這正表現謙遜的美德。因此,無論在任何情況,聖人都甘於居處低下位置。當水停留在深淵底處,沒有任何風可以喚起漣漪。是以聖人心如淵底的止水;沒有任何誘惑可以挑撥它。雨水從天上降下,潤澤世間,無需酬報。故聖人報施利他而不求報答。水或在小溪淙淙緩流,或在大河咆哮湧前,它的聲音反應了當時的地理環境。同樣,聖人說話總是誠懇地反映事實真相。水利益一切眾生,無所偏愛。因此,聖人的管治也必定公正賢明。當流水遇到小物件,會承載它們一起前進。但當遇到大障礙物,則會繞道而流。這啟發了聖人高效能的辦事原則:納入可行的建議和避免完全的抗拒。潮汐準時漲落。聖人建立良好的工作習慣,並適時解決問題。水俱備七種如此高尚的美德,並虛心避免和大家紛爭。”[12] 如果我們仔細把這七個美德和達賴喇嘛所體現和踐行的美德相比較,我們可以說,漢人和藏人的聖人,漢人和藏人的理想和追求其實是融合於一條歷史長河的。這為漢藏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礎。

《紐約時報》著名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L. Friedman)寫過一本書《謝謝你遲到了》 。這本書講了一個猶太牧師(拉比)和他的學生的蘇格拉底式的對話。猶太牧師問他的學生,你們怎麼知道黑夜已經結束、 而新的一天已經開始了?一個非常聰明的學生給出了回答,「老師,如果向屋外的田野望去,我能看清、分辨我的鄰居和我的田,我就知道,黑夜已經結束,新的一天已經開始。」第二個學生說:「老師,當我從田野望出去,我可以看見房舍,我可以知道那不是我的房舍,那是鄰居的房子,那我就可以說黑夜已經結束,新的一天已經開始。」第三個學生說:「老師,當我看見遠處一個動物,而我能分辨出牠是哪一種動物,是一頭牛、馬或羊,這時候我就知道黑夜已經結束,新的一天已經開始。」第四個學生說:「老師,當我看見一朵花,而我能分辨出花的顏色是紅的、黃的或是藍的,那我就知道黑夜已經結束,白天已經開始。」

其實每個回答都讓老師不斷皺緊眉頭,直到最後他大聲說出:「都不對,沒有一個人明白我的問題,你們只是要分割開來,你把你的農田跟鄰居的農田分開,你把你的房舍跟鄰居的房舍分開,你把一種動物與另一種動物分開,你把這一顏色與另一種顏色分開,分割、區分,把世界分裂成碎片,這難道是我們所有人樂於做的事情嗎? 難道世界還不夠支離破碎嗎? 難道世界不是已經足夠碎片化了嗎? 難道這是猶太聖典《妥拉》的目的嗎? 不,我可愛的學生們,那不是辦法,那根本不是好辦法。」那學生們就問: 「老師,那告訴我們,您怎麼知道黑夜已經結束,白天已經開始?」老師突然放緩了他的聲音,以柔和的聲音、懇切地、盯著學生的臉說:「當你們看著身邊人的臉,你們能意識到這個人是你的兄弟、姊妹,終於黑夜已經終結,新的一天已經來臨。」[13] 那我希望我們以這種心態來看待西藏問題。

既然達賴喇嘛和他的藏人追隨者們把流亡印度看作一種歸家,回到佛陀和佛教的故鄉,印度詩人泰戈爾在他的詩歌裡表達的理想國度的境界,也反映出我們應該追求的境界。泰戈爾是這樣描述那個國度的:

那裡,心是無畏的,頭也是高昂的;

那裡,知識是自由的,

那裡,世界並沒有被狹小的家國的牆打成碎片;

那裡,言語從真理深處湧流出來;

那裡,不懈的努力伸出臂膀向完美擁抱;

那裡,理智的清泉還沒有消失在惡習的荒漠中,

那裡,心靈在你的指引下,走向那不斷擴展的思想與行為……

走進自由的天國,我的父啊,讓我的國家覺醒吧![14]

 



[1] 王雲峰,《活佛的世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頁。

[2]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Beyond Religion: Ethics for a Whole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1,xiii頁。

[3] Hugh Richardson,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8.

[4]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9), 3頁。

[5] Rabindranath Tagore“Nationalism in the West” in Rabindranath Tagore Omnibus III, New Dehli, India: Rupa, 2011 (2005), 71頁。

[6] 王堯,西藏佛教文化十講,見《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五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1頁。

[7] 盛雪,“用了解、理解來化解誤解”,華枝春滿編,《傾聽流亡藏人的聲音》,2010年,第25-26頁。

[8] Rick Fields, 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 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3rd Edition, Boston: Shambhala, 1992 (1981).

[9]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講述,《傾聽達賴喇嘛》,臺北: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編印,雪域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10] 轉引自第劉振嵐,“梁啟超的進化史觀和地理史觀”,見《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三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217頁。

[11] Benjamin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Terrorism’s Challenge to Democracy,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1 (1995).

[12] 薛羅君鈺,譯注,《老子與人智學》,紐約:易文出版社,2017年,第19-21頁。

[13] Thomas L. Friedman, Thank You for Being Late: An Optimist’s Guide to Thriving in the Age of Acceleration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356-357頁。

[14] 泰戈爾,《飛鳥集》,徐翰林譯,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4年,第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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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January 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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