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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一·下)
作者:贺星寒

我的“认识

 1989年9月20日上午10时,我在本单位的团长办公室内,各团部三位负责人及全体中层干部(约十名)谈了自己的“认识”。

下面是当天在场的政工科长所作的记录。这份记录目前尚存于我的个人档案中。

我来谈谈我的认识。在5月份参加了一次示威游行,声援爱国学生,是5月18日的事,还有给中央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加快民主进程。现在看来,这支持了动乱,给党中央施加了压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看到学生绝食好多天了,还有官倒,腐败等问题,感到应该把中国搞好,实现四化。17号下午促进会来了几个人讨论作品,但来的人没有讨论作品,感到应关心国家大事,学生绝食要死人,应该声援学生,认为该给中央写个公开信。大家说,主要是我写。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求中央尽快跟学生对话,二是4.26社论说学生是动乱是错误的,要求加快民主进程。然后签名,在座5人都签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作协(征求)签名,80%是我(征求)签的,流沙河、白航等。我当时没有想到游行,到了文联时,楼下文联扯起大旗要去,我说我跟你们一起去,作协(的人)扯窗帘做旗帜,我签完名快11点了,也作了个“川西小说创作促进会”的旗帜,也去游行。当时知道应经公安机关批准,但当时(所有游行者)都没经批准,说明没有法制观念。这个事现在看来是支持了动乱。

第二件事给中央写信,当时中国作协书记处,巴金、苏晓康都写了信,也就写了,给中央施加了压力。

这个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希望国家搞廉政建设,把不公平分配状况扭转,这很好。我通过反思,越来越明白,当然还需长期解决。

当天上午开会之前,还有个小插曲。与会人员,除了团部负责人及科室以队负责人外,还有创作室的作曲家温见龙参加。温是高级职称的创作人员,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或结束时,被打成“三种人”。他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刚宣布开会时,温便说他要先说两句,接着便质问团领导,他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当然谁也不开腔。温很愤慨地说了一通,然后宣布,不开这个会,立刻出去。他走后,冷场几分钟,谁也不置一词。

温是有意在这个场合提起往事的。他也知道提这事无用。我了解他的用意,实际上是对我表示同情,以抵制强迫我谈认识的会。但他不知道我有自己的态度。

那天上午我谈认识时,有些紧张。不是害怕过不了关。因为过关是肯定了的。而是害怕说错话。我平时就拙于言词,讲话常常词不达意,在会场上尤其如此。我害怕把事实判断句说成价值判断句。因为我走的是一条边缘之路。

现在从政工科长那里抄回的记录,说明我基本上还是照原先设计的语言说的。我当时说得很慢,尽量造准确的句子。

谈完之后,我很担心有人认为我没有认错。停了几分钟,书记率先发言,说我认识很好。接着有几人发言,调子采取语重心长的那一类。甚至有两位自己也作检查,无非是宽我心,好像说大家都要犯错误的,彼此彼此。

我很纳闷,难道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根本没有一句话是承认错误的吗?

我为了避免纠缠,至此一句不应,由他们来表示感想。团部办公室袁副主任说,他当时也很激动,也同情学生,现在才大梦初醒。老贺呀,我们都是有年纪的人了,以后做什么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我笑笑。

可能用了一个钟头多点,就结束了。艺术室徐主任还在旁边说,要与我共勉。共勉什么?就是说听党的话没有错。

我依然笑笑,不作回应。心想,谁和你共勉这个呀?

自由化与动乱

我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及支持了动乱?

如果在“六.四”之前,我是不承认自己有自由化思想的。经过这一番动荡,我发现自己就是有自由化思想。欧洲从十六世纪开始,经过二百多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才迎来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宪章革命。人类历史才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才对封建专制进行摧毁。自由化的众多原则,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已经属于人类共同的价值。中国的一党专政,权力高度集中,没有制衡机制,民主没有可操作性等等,无不是封建主义的继承。而解决这一切的,自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至于动乱的提法,我认为不应该回避。当然,4.26社论把学生上街游行一两次就说为动乱,是以这种帽子来压服民主运动。至于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影响了社会平常的秩序,我想,称为动乱也未尝不可。苏绍智在《波兰危机》中也把游行示威提为动乱。所以说,春夏之交的动荡与混乱,作为动乱,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问题是动乱的成因是什么?在必要的时候,动乱就永远不可取吗?我们听惯了安定团结、国家统一等等,总想在一元化思想体系中去寻找自己的行动依据,结果有时便只能否认事实。连动乱都不敢承认了。还是很想挤到那杆“光荣”的大旗下去躲藏。

既然我思想上已经与那杆大旗相背离,行动上已经做出他们所不愿意的事,我为什么还要与他们认同?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暴露这种思想有可能坐牢,我也许会犹疑。但在八十年代之末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势力已经不足以对思想镇压之时,我就应该敢于讲真话。我选择了后一条路。

我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承认支持了动乱,承认给党中央施加了压力。我只承认了这些事实,而没有承认这是错误。这无疑于吵架的双方对峙之时,一方说:我骂了你!并未说骂错了。潜台词是:骂了你又怎样?实际上是一种挑战。

接下来几个短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际上连句子都不是,只是一个词组。难怪一年后政工科长将此记录稿拿来让我认证时,说这句话似乎不完整。我则答以:当时就是这个认识。至于后面一句:“希望国家搞廉政建设,把不公平分配状况扭转,这很好。”则是全篇认识中唯一的一条价值判断句。这也是当时对政府举措中,感到可以认同的一点。

我自以为造句强硬但语气软和的认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希望大家能体会到我谈的是事实,而不是检查。而实际上大家都认为我已经作了检查。书记首先就说我的认识谈得很好。其他人的发言,也是把我的认识当检查看待的,否则就不会一些人劝我以后要三思而行,一些人要与我共勉,永远听党的话了。

下面的反应也大出我的预料。一些人抱着同情态度,对我说,游行算个什么事?也要逼着人家谈认识!一些人说,你不承认又把你怎么样?其出发点,也是认为我已经作了检查。

对照其它单位的清查情况,也可看出我这种作法,并没有力量。一些朋友,不承认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承认动乱,反而使得搞清查的一方,花大力气,辩论,责斥,有时双方怒气冲冲,都下不了台。而我这种承认,仿佛已经成了死老虎,勿需再打了。

这使我感到有些丧气。

形式比内容重要

由于没有得到理解,我陷于悔恨之中。想来想去,发现自己灵魂深处还没有摆脱逃避的念头。我是在耍小聪明进行逃避。

用叙述事实来代替叙述价值,明明知道当代中国人一元化思想的习惯势力,企图从这中间钻个空子,做到:既没有承认错误,又可以较为顺利地过关。这是中国文人的惯技吧。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是个例子。孔子修春秋,其笔法也是这种微言大义,暗含褒贬,而不直说。在民间也有这种故事,如大家的熟悉的: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些靠语言来逃避责任的花招,可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文化传统。

我不但用事实判断句来掩饰,而且在最后一段谈话中,用“十一届四中全会”(记录如此)来打烟幕弹。虽然没有举手拥护,但此处放它出来,显然是给自己搞了块伪装。更为恶劣的是最后一句话:“我通过反思,越来越明白,当然还需要长期解决。”这是什么意思?这只能是希望清查者误会为我是在改造思想!

我自以为思想很坚定,但行动依旧是很虚弱的。我是不敢正面表明自己的思想。

这种情况,也许在共和国前四十年的历次运动中,都不能顺利过关。批判者能很尖锐地指出我在蒙混过关。但是在1989年的今天,清查者已经降低了要求。他们需要的已经仅仅是一种形式。只要你在他们布置的会上谈了话,无伤大雅地谈了话,也就可以了。

因为你在气势上已经向权力低头。

我们一贯的认识是,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比形式重要。看来,这种观念需要加以改变:在特定的情况下,形式甚至比内容更重要,也可以这么说,形式本身便是目的。

我很颓丧。为什么会这样?我不得不承认,生存对我更为重要。我处于国家单位之中,拿工资,住公房。如果我不低头——形式上的低头,也许会开除我的公职,没有房屋可住。我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待业,一个尚在读书。我如何负担?一不会经商,二不能搞体力劳动(年纪大了)。姑且可以另谋职业,在目前经济成分多元的状况下,或许可以找个工资比目前高的工作,但是一旦生病的医药费如何解决?我连二千元的存款都没有。而且我认为最伤脑筋的是住房问题。如果没有单位的住房,简直不可想象到哪里去住。就算全家人挤进一间私人租赁的房中,每月都得交出一半工资出去。

正是因为我在国家单位中,端着铁饭碗,长期都极为得意,认为安全可靠。而在需要我坚持自己信念时,正是这单位,这铁饭碗让我折腰。我不禁想起陶潜,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想起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陶潜有私房四亩;李白可以靠行吟谋生。而在国家单位中的知识分子,以灵魂换得铁饭碗,代价不能说不高。

我仿佛已经觉察到为什么共产党的政权那么稳固,很难动摇。正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都被限定在单位中。单位既把你养起来,包你的生老病死,单位也要求你在意识形态上与上面认同。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只有死路一条!

这次谈认识,算是中了计,也算是暴露了自己的虚弱之处。唯一可以自我解嘲者,是说自己只不过是一种策略,一种为了保护自己的妥协。妥协是改革与进步中必不可少的。但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妥协,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进步,那妥协就必须是有限度的,而且,妥协之后就得争取新的前进。

我难道就此而退缩吗?当然不能,这里已经是最后一步。失去的应该夺回来。

亚运会

9月20日晚在团长办公室内,向全体中层干部谈了认识之后,我与搞清查的人之间,相安无事了约一月之久。

这其间我团负责人与大部分演出人员,都前往北京,参加亚运会活动去了。对我团来说,在经济上这是一个赔本的买卖。要自己出差旅费,自己找场地,自己找人宣传。但是在经济上赔本,也许会在政治上捞一把。因为能争取在亚运会期间,插入城区内某一商场内义务演出,对冲淡北京城的肃杀气氛,出了力。省上有面子,便会对团负责人另眼相看,以后负责人说得起话,位子稳定,或者还能升官。要经费也有了理由,当官的将来要为自己搞点什么小花样,也情有可原。

在9月初拟定的赴京人员名单中,原是有我在内的。我并不想去北京,但想能到北京去听听见闻,倒也无所谓。谁知临出发时,悄悄地更换了人员。我知道这是我们国家的惯例,一到重大庆典活动,便要将一切思想异己分子监管起来。如今北京“六.四”事件之后,人民普遍有着抗拒情绪,戒严令尚未取消,所以要防了又防。可以想象,甚至在亚运会期间 ,所有进京列车都只能停在丰台,没有某一级的介绍信是不能进城的。号称鱼水之情的关系,变为如临大敌。

亚运会是一个绷面子的大事,而且在整个形象其极糟糕的时刻,要出来绷面子。好在政府还管有很多国营企业,可以摊牌派资金人员,制造欢乐气氛。但是如今财力不比往年,而且企业也不全是从前那种乖孩子了,要叫苦叫穷。政府也只得搞捐助,电视上天天都有捐助场面。政府也在做赔本买卖。地方的捐助者与海外的捐助者自然有其深层意识,将来要从中国政府身上要求回报,现在只是投资,政治上的投资。与西方赞助总统竞选是同一形式。只不过里的结果更明确,政府是在台上的,还有,就是要在表面上举起大旗,说这是爱国之类,而在西方,大概是不允许向政府行贿赂的吧。否则就将成为丑闻。

政府做赔本买卖,与我团的目的一样,是为了自己的座位更稳定。常说的一句话,我们革命先辈打下的江山,岂能让他们拿去。如果真是为国家繁荣,为人民幸福,谁拿去不是一样呢?只要谁的政策方针好,谁就拿去!显然,这里的要害是江山谁坐的问题。

也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使执政党从以前道貌然转向更务实,从以前的“呼儿嗨哟,他为人民谋幸福”,转向公开承认一切都是为了维持政权。安定团结,经济繁荣,总结苏联与东欧剧变的经验,落脚点都在巩固或维持政权上面。扯掉了遮羞布,总比挂一块遮盖布好些。起码,监督他的人,不必更费心先去扯那块布了。当然,社会变革的代价并未减少多少。

亚运会在提心吊胆之中,总算是结束了。从北京回来的人却带来了京城的信息。北京各机关都向进京的人谈天安门的枪声、血及他们的抵触情绪。大家都冷眼旁观,没有人去帮助呐喊。我团团长曾动员某人帮忙,在报上为我们的演出写点评论文章,对方说:想挨骂吗?现在在报上写文章是些什么人!

进京者带回来一些小道消息及民间笑话。其中一则说有位军人上了公共汽车,不知该在哪一站下车。他连问四五人,一律都得到的是白眼、沉默或摇头,最后他绝望地叫道:

“你们怎么这样对人?我又不是戒严部队的人!”

民间笑话反映了一种情绪。据亲身经历者告之,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在旅馆里,同房住着一个军人,每天上街都穿便服。熟悉一点之后,他告诉同房旅客,说,穿军服到处受气,仅防挨黑枪,还是穿便服安全!

我一位朋友的亲戚,是成都武警部队一位小官。事件之后很久,第一次与我朋友家人见面,首先便声明在成都戒严期间,他出差了,没有参加镇压活动。据说,此声明之后,气氛才得以缓和。

人民付出了代价,政府也付出了代价。

拒绝书面检查

亚运会平安地结束,执政党算是缓了一口气,他们搞的清查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

支部书记很严肃地找上我家门,说,上次谈了认识还不行,贺星寒,你得写一个书面检查。我说,你上次谈了,说谈认识就算结束了,怎么会出尔反尔,又来要求写检查?

他说,照他的意思,当然是就此了结,但上面却有不同看法。我的事情要由省直工委决定。我起草的公开信,影响巨大,必须写检查。他缓和口气,又说,就照上次谈的话写下来就可以了。

我说,我不写。

接着,他就问我为什么不写?

我想起上次由于软弱,中了他们的计,去谈认识,至今后悔。这次要写检查,当然不能答应。但他坐在我家沙发上,屁股稳稳当当,一副要打持久战的样子,使我很烦。照我的想法,不隐瞒自己观点。我说,我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他立刻问,你哪些问题想不通,我们讨论讨论。

我一听他说话的口气,就是要来辩论。一辩论,三问两问,就会追到“反对党的领导”,甚至逼你承认“反对宪法”,而宪法里便写明了中国是由共产党一家领导的。这一条属于刚性;而“言论自由”则是幌子,软指标。而且和他讨论问题,毫无意义。他参加革命几十年,只学党的文件及报上文章,根本无法对话。好在他有个儿子正在美国留学,因为中国政局动荡,布什允许这批留学生在美滞留。这一点他倒是毫不反对的。

不写检查就是不写检查,我不需要任何理由。写不写是我的权利!

不行!你是国家干部,而且是我团中层干部,不写不行!

我说,我不当干部,更不当这个中层干部,当工人也可以,守大门也可以,就是不写!

他说,你不写是不行的!

我说,我不写就行!

他又问,你到底因为什么不写?

我说,我不想写!

他突然失去耐心,沉下脸来说,你做了那么多错事,我们没有对你采取过激行动,你要好好想一想。

我也抹下脸来说,好,你们就采取过激行动好了!

谈话陷入僵局,大家沉默着,互不相看,一直冷了十来分钟。他终于又冷静下来。他是听上级的话的。上面没叫采取过激行动,他认为是对我的恩赐。他就忘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在干了那件血腥的事后,上面还敢采取过激行动吗?当然,有人也敢采取,但更为明智的人知道,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忘记。

第一次谈话没有成功。后来,他隔三岔五地就来找我谈一次,当然每次都没能成功。我就只有一句话:不写。他还一次又一次定下最后期限。先是定在1989年底,后来订在春节,再后来定在五一,最后一次定在1990年8月,期限一再拖下去,总计他找我谈过七十余次,都是一个意思,写书面检查,写了对我有好处。

与此同时,政工科长、团员、副团长及一位和我有亲戚关系的党员,都找我谈过话。与政工科长谈话,我的回答是,自从1958年我受处分那次写了书面检查之后,我已经决定,这辈子再不写什么检查了。她笑着说我有些古怪,我承认我有些古怪。她说怪脾气可以改一改,我说我无法改了。她找我谈过十多次。

团长找我谈话,常常是非正式的。比如偶尔碰上我,顺便说,你还是把那个写了好一些。我笑笑。她也不追问。我估计她可能有些感到幸运,毕竟她没有代理书记,否则,要搞这些完不成任务的事就该落在她头上了。记得有一次,团长到文艺沙龙来,邀我跳舞。跳舞间又问我写检查的事怎样了。我说当然不写。她悄悄地说,方励之也放走了,二天怎么说?大家笑笑。当然,她并不是决心站在哪一边,而是考虑自己的实际利益,观风向。她又可以说找我谈了多少次话,为党做了工作的。另一方面,谁知道中国将业会有什么变化呢?别把事情做得太绝。

副团长找我谈话更纯粹是一种姿态了。

因为谈话次数很多,常常他们还绕着弯子来套我。有一些日子,谈起分配不公的事,我便说自己生活如何困难,高级知识分子不足二百元工资,还要供养两个小孩,应该请补助。书记当时便认了真,说现在没有困难补助这一说,但团里可以考虑用别种办法来解决。

隔不多久,大概他们商量过了,副团长便来找我,问我二百元够不够?他又说,不能以补助的形式,但可以用误餐补贴和加班费等名目发给。他又婉转地说,这件事跟写检查无关,无联系,但是检查必须写。意思懂没有?

我说,我懂。心里想,好便宜,二百元就想买我一个检查。

当然,我依然没写检查,他们依然没发补助。用金钱收买应声虫,已经不那么顺手了。谁能想得到,在二年之后,共产党就开始出售政策资源,以换取钱物(经济繁荣)了呢!

 铁饭碗

实际上,他们收买我的检查,还提出了另一个价码,那便是国家的铁饭碗。虽然他们没有很具体地说出口,但是,在报纸上,在文件中,在当官的与我谈话中,都透露出一个信息,要给支持动乱的人以处分。如果坚持不改的,将给予严惩,直至开除。

开除,就意味着铁饭碗被砸破。如前所述铁饭碗不仅意味着工资,更意味着福利,如医疗费及住房等等。对于这些,我不能无动于衷。我的确一次又一次地考虑,干脆写个检查算了。很多朋友,都写了检查。一些人说,他们只是把过程说一通,然后假装谈点认识;一些人说,他们照抄一段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公报,交差了事;一些人说,他们根本不承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自由化是个特定的政治含义,他们只承认不该非法(程度不够)游行而已。总之,写了检查。他们劝我照此办理。这样也丝毫不能动我一根汗毛。

另外一些朋友,劝我好好考虑,说共产党心狠手辣,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年纪大了,不能再经受几次折腾。你还能在外面去找工吗?而且中国目前的经济又极不景气。

我心里无数次地动摇,设想如果被开除之后,将困苦地挣扎。而我唯一的本事:写作,在这个只要求唱颂歌说假话的时期,根本不能变为价值。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了自己的软弱,想想东方西方历史上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想想人生一辈子总得有一些不能抛弃的价值。舒适的生活固然值得追求,但是精神的自由应该是更高的价值。

我痛恨这个铁饭碗,但这个铁饭碗是我为国家劳动了三十年挣得的,当然我不能自动放弃。我有权在他们要砸破我的铁饭碗时付出代价。我作好了准备。如果他们要借我在那场动乱中的作为而砸破铁饭碗,我将反抗。

在5月19日的《四川日报》第一版上,有我参加游行的名字。一旦处分影响我的生活,我要将此事诉诸行政庭。当然,行政庭是官方所办,肯定不会受理。受理了也是败诉。但这样就成了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是一件新闻。这件新闻虽然不大,如果捅到香港或海外去,总算是一件事。当局不是一心希望安定团结吗?当局不是一再向国外表示,不追究参加动乱的人吗?这毕竟对他们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总之,我可以被他们砸破铁饭碗,但我被开除的同时,也得让当局承担后果。

对峙了几个月,虽然我一再坚决表示不写检查,他们提出了很多威胁方案,但总不敢使出开除这一杀手锏。我知道了他们的虚弱。外国的经济制裁使当局不能不小心从事,一心要想修补捅出的漏洞。而经济的萧条成为他们更为关注的问题。纵观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当局要搞运动要整人,一般都是选择在经济看好的时候。1956年经济增长,便有了1957年的反右及后来的大跃进。1961年饿死人之后,1962年立刻搞团结,一风吹,七千人大会。1964年1965年经济增长,1966年便又搞起了文化大革命。民不聊生的1976年,连忙粉碎四人帮,替冤假错案平反,包产到户。刚刚经济好转,立刻又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也可以说,四十年来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与经济发展是正好背道而驰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思想解放,总是危及了当局的政治路线。但经济发展却能给搞政治运动,提供财力物力。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治理整顿,经济萎缩,使得当局缩手缩足,不敢放开手来整人,害怕激发更大的矛盾。我得以安全。

另外,十年的改革开放,也给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戳了一些破洞。我听说如果开除一个职工,单位就得向办事处缴纳五万元待业费。各种利益已经划分清楚,全国一盘棋已经只是一场春梦,政治已经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了。就冲着这五万元的待业金,我单位及其上面都得考虑再三,小心从事。

当然,到了1990年,方励之出国之后,我就知道当局已经大大地下了一个粑蛋,对我的处分更是有限度的了。

处分之争

越是预计到当局不敢给开除的处分,我也就越是坚定地不写检查。不写检查,使当局大扫面子,也就更坚决地要处分我,当然,是要选择一个能保住面子的处分。

对我单位来说,大概是不愿意处分我的。因为我没有直接地反对过他们,也没有给他们的工作造成影响。在曲艺团,搞文字创作的只有两人。我依然是创作室主任。我的创作不能增加场次,也不受观众欢迎。不过,大多数宣传部门吹嘘的栽培的作品,都不受观众欢迎。曲艺团是对上级负责的,经费也由上级拨给。而上级每年给演出团体的任务,有两个硬指标:一是场次,二便是新创作的剧目。如果因处分我而影响创作新剧目,团里是得不偿失的。

而实际上我也作出了相应的动作。1989年我没有写作品,1990年开年下达任务时,我便公开声明写不出来。当时上面有人提出主旋律。我说,我不懂主旋律,我不理解,我写不出作品。负责人对此当然很头痛。

此刻当局并不在乎作品了,他们下达的任务也包括政治上的,那就是处分我。这个任务也是曲艺团必须完成的。团长副团长一再要我写检查,其中透露出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不要拗着与上面作对,他们好提出减轻对我的处分。我却并不领这份情。

到了1990年春天,团里向我暗示,可能要记我的过。至于大过小过,他们说不清楚。他们在看我有什么反应,我说随你们的便,因为你们握有那个权力。他们又说,这还没有定下来。我说那是你们的事。

有些朋友眼看形势已经缓和(国内清查),便对将要处分我表示气愤,从语言上为我打抱不平。我却不这么看。我认为对共产党的这一作法表示充分理解。我给中央施加了压力,要求他这样,要求他那样,使他们要一意孤行产生很大阻力,遇到很多麻烦。你不能要求人家不还手。他们要给我处分,要给我造成不愉快,是顺理成章的事。就算是敷衍面子,给个下来的台阶,也是合人情的事情。

要想共产党不处分我,其立场如同说: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好说,何必处分,搞得大家都不和气。伤感情嘛!这同从前说娘打儿子,儿子不怪娘,同出一辙,都是以一家人内部之争为前提的。

新的思路已经不是一家人了。这是不同的理想和目标,不同的行为方式的两家人之争。不是你伤我的感情,就是我伤你的感情。要想免于处分,潜意识的深处,还是企图获得谅解。

从另一方面看,我认为必须要有处分,要有由共产党给予我的处分。这是一个标记,一个总结,一段历史的记录。

处分依旧含含糊糊,而当局开始了调工资,每个机关干部升一级,某个年限可以升两级。闹了几个月,补发工资下来了。我本是该升两级的,结果只升了一级。此事当然要追问。

回答是:我有一级工资暂不发给。为什么?因为如果行政记过处分,便不能多升一级。而我的行政处分尚未下来,也不说不升,也不说要升,只能暂缓。

有朋友劝我去告状。告谁呢?到上级那里去。这些事本身就是上级部门决定的,我单位决不敢在这些事上玩花招。告行政庭?问题是记过也好,扣工资也好,都是符合行政文件的,你告谁?

1990年8月份,突然通知我到文化厅去见机关党委书记。行前单位负责人来告诉我好好想想。我早想好了。书记姓郭,无非是最后给我一次机会,要我写检查。我只有三个字:我不写!坐了近一个钟头,郭一直告诫我。我听到他几次励声说:你不要拗起嘛!你拗起拗起的干啥嘛!

后来我回忆,我想我那天坐在那儿,又没说话,只是吸烟喝茶,怎么会表现得拗起(四川话,很高傲的意思)?至今都不明白。

此事后又过了两个月,单位上姓刘的副书记突然拿了一份处分决定给我,要我签字。我说我要看看。处分是记大过。我拒绝签字,也不还给他。因为是盖了公章的,应该是正式文件,我也有一份。他们一定要追回,最后在团长办公室闹了起来。团长无奈,又拿出一份中共省级机关工作委员会的文件给我看。并指出其中一句:同意曲艺团给予贺星寒行政记大过一次的处分。

我很不明白。

团长气虎虎地说:我们没有给你记大过,是他们指示记大过的。我们打的报告不是这个处分。我们要求改成他们决定给你记大过。

我说,这与我无关。谁来记我大过我不关心。我说,既然记了大过,我当然该保存一张这种文件!

团长说,我们还要争取改写过。

我说,改写过再交换好了。

团长说,那你不得外传!

哈哈,我正是要外传呢!我把处分决定到处给人看。现在看来,处分之争主要集中在执行者与决策者之间。

所谓“政治坚定性”已经打折了。


贺星寒手稿

处分

1990年10月,也就是“六·四”事件已经过了一年零四个月。上面大概觉得该尽快地卸掉这块包袱。至于曲艺团与上面之争,当然以曲艺团的妥协而告终。曲艺团争一阵,又妥协,是理所当然的事。它既然背了个处分我的皮,它就得做一个双向奴隶。一方面向我暗示,不是它要给我这个处分;另一方面,又向上面表示,它替上面挑了重担。至于以后该如何回报,暂时不谈,且当是投资吧。

现将处分文件全文抄录,以飨读者。

川曲(政90)第3号

关于对贺星寒同志

在动乱中所犯错误给予处分的决定

贺星寒,男,汉族,1941年1月出生,1958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四川省曲艺团创作室主任,省作协理事,“川西小说创作促进会”会长,曾参加“民盟”后退出。

贺星寒同志的主要错误是:在1989年动乱期间,于5月17日整理起草了具有严重政治原则性错误的《四川作家致中共中央及省委的公开信》,5月18日上午,贺携带“公开信”到省作协机关征集了36名作家签名,随后贺将征集签名后的“公开信”抄写复印,与他人一起分别送往《四川日报》、《成都晚报》社、四川广播电台、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四川电视台和《四川青年报》社。各报台都先后播登了“公开信”的内容,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内清工作开始后,贺星寒同志通过学习,先后于9月12日和15日两次向组织交待了其错误活动的全部经过,写了错误事实的书面材料,并于9月20日在我团中层干部分上作了检查,经调查核实,贺所交待的情况基本属实。

贺星寒同志身为党培养多年的国家干部,且在文艺界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违背中央精神,发起起草和征集《公开信》,并在报刊上电台上传播,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犯了政治原则性错误且拒绝写书面检查。鉴于事情发生在李鹏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之前,本人对错误有一定认识。为了严肃纪律,教育本人,根据中纪发(1989)9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精神,经支委会研究,团领导决定,给予贺寒星同志行政记大过处分。

四川省曲艺团(公章)

一九九O年十月十九日

前面谈过,这份文件打印好且盖好公章后,副书记拿了一张给我看,后来他又要收回,我没有给他。岂能让他全部拿走。签合同也得甲方乙方各一张嘛。副书记为此还被团长数落了几句。这样又拖了10天,副书记找上家门,对我又拿出一张处分文件,我在上面签字。我说我凭什么要签字?他说你表示个意见嘛!我说这是你们处分我,又不是我处分我,有什么意见可签?而且你们说,现在还没有处分下来,我更不管你们的事了。

第二天,也就是1990年10月29日,文化厅来了两个人,据说坐在政工科办公室。副书记又来,又要我签意见。说,如果不同意这个处分,也可写上理由。我拒绝。副书记急急忙忙又去办公室,接着又来问我,说处分中就说的事情你认为合不合乎事实?我想了想,答:基本属实。他又匆匆走了。

整个处分决定所叙述的事情,是基本属实的。当然,不包括价值判断。如文件中称我为“同志”,我和他们算哪一门“同志”?如文件中一而再而三地说我犯“错误”,我就从来没有给自己戴上“错误”帽子。再者,说我谈认识是作“检查”,这也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我从来没说自己作检查,这两个字都没有从我嘴上冒出来过。

但是,基本事实是没有出入的。

接着,副书记又转了过来,拿了一张写好的东西给我看。现全文照抄如下:

关于与贺寒星同志谈话的记录

川曲政(90)第3号文《关于对贺寒星同志在动乱中所犯错误给予处分的决定》于1990年10月27日下午五时由党支部直接通知贺寒星本人与其谈话后,贺寒星同志的回答是:“川曲政(90)第3号文件中所述事实,基本属实。组织上按行政法规认为应该给什么处分,一旦决定后,直接通知我本人就行了。”

贺星寒同志觉得该决定已经通知他本人,本人再签署意见反而不合程序。

四川省曲艺团

1990.10.29

副书记要我在这张纸上签上属实字样。我叫他等一会儿来。我回家将此文抄了一份,然后为他们签上:“以上谈话记录属实。 贺星寒  1999.10.29”

他们拿到我的硬笔书法作品,当做宝贝一般,松了口气。算是大家都结束了纠缠。

从此天下太平了?

处分余波

我很坦然地承受他们给我的处分。是承受,而不接受。我在上面的一切作为,都是以承受为指导方针的。我并没有认为他们的处分是对的,但我也对他们的处分显示承受。我有话,但是此刻不说。时机不到。

朋友们看了那份处分文件,却都默默不语。只有少数一二个人,表示这是一个记录,是一个标志。而另一些朋友,则劝我要与上面辩论,或者上行政庭去控告。

我则认为没有必要上行政庭。且不谈他们都是一鼻孔出气,根本不会受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一次处分是合乎目前中国的法律的。因为中纪委(1989)第9号文件我看过,上面对我这种情况的处理,写得很清楚。行政记大过是没有违背中纪委文件精神的。如果要推翻对我的处分,先就得推翻中央文件。这当然不是我所能力及的事。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应该在法律上使用政党的文件代替,倒是今后应该研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更不应该以政党文件代替法律,这样的民主,可能还要用很大力气,花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

还有一些朋友,看了处分我的文件,说,没关系,早晚会给你平反的。我笑了。谁要他来给我平反呀!你自己不能评价自己吗?难道你自己一切行为的价值都要某一个政党来评判吗?何况我已经不是那种体系的思想,当然更勿需要他来给我平反了。我就是这个样子,这种价值判断。如果某一天,他们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那也是他们的事,我倒可以重新评价他们呢!

因为思想已经在体系之外,所以对文件上所说的什么“政治原则性错误”之类,都能欣然接受了。我害怕的倒是他们说我“一贯忠于忠于……”鲁迅不是被段祺瑞政府骂为“堕落文人”吗?我倒是感到,自“六·四”我对专制给予冲击之后,他们终于也回应了一记,很好,他们起码近期找不到借口来纠缠了。

自从10月底他们匆匆将我签字的那张记录拿走后,一直不再有回音。我数次询问书记,到底上次那个处分算不算事?她回答是支支吾吾,说上面还没有答复。

就这样又拖了两个月,因为我的一再追问,书记(此刻已经由团长代理,原书记找我谈话有功,书记调往他处,但亦未升高)才告诉我。她说,上面考虑到我的影响,所以就这样了。我说,就怎样了?她说,就这样了,不再宣布了。

我说,这不行!必须宣布。

团里坚持不宣布。他们不宣布,我还得拿起处分文件到处贴吗?他们想把影响收缩得最小。我当然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但我再怎么强烈要求,他们就是不理。他们还要说,这是为你好!你是作家,要顾点面子嘛!

我为此又坚持了两三个月,并且说若不宣布我就写不出作品。(不能说不写作品,因为那样他们又抓住了什么)。终于有一天,他们决定照我的意思,在大会上宣布。那天,他们通知我开全团大会,书记兼团长再一次告诉我,这是“按照你的要求,我们才在大会上宣布的”。

我当然有准备,坐在那里。果然,先谈了几句没言没味的话以后,团长便宣布要介绍对“贺寒星同志的处分问题”。

全场哄了一声。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最多只有十来个人。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更多的人并不知道。

我此刻站了起来。

团长一边念文件,我绕场半圈,朝外走。大家望着我。老万笑道:老贺你不要走。我笑道,我离开会场,表示抗议!

团长依旧念文件,好像根本没看到我在朝外走。副团长、副书记、政工科长都鼓眼看我朝外走,视而不见。

我退场的行动是早就设计好了的。偏偏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这也是没有考虑普通中国人的素质。退场,在中国只能算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对厚脸皮的中国人,要抗议,就必须跳起来,恶声大骂,最好上前去扭着书记领口,拉扯,演一场闹剧。

我毕竟无法退到恶汉地位去。为了对付泼皮,改变自己,不值得。(待续)


—— 原载: CND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February 11, 2019
关键词: 后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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