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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二·上)
作者:贺星寒


说话的地方

说话还需要什么地方呢?只要人还活着,嘴唇未被绑架者贴上胶布,气管也未割破,任何地方可以说话。当然,潜水时是一个例外,说话还得要点环境,起码需要空气。

再细分一下,如果说的话不是天气冷暖,或者麻将输赢,而是涉及单位、人事之类,就更得选择场合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有一条重要的自卫本领,就是不在本单位同事面前议论是非。真是经验之谈,一有利害关系,很可能出卖你。有人为此而上了断头台。

1990年的下半年,中国人当然还能说话,甚至可以批评时局,发牢骚,讽刺挖苦,但绝对只能在自己家里,朋友饭桌上,街头巷尾。历史毕竟进步了,有人感慨。这话说得对,但另一方面却是,当局不进步能行吗?它愿意重蹈毛泽东、“四人帮”的后尘吗?

我们不能满足于此。相比于1988年,历史却倒退了。报刊、电台、会议等公开场合,舆论一律重新笼罩着大陆,一切都好,今天比昨天好的调子唱得震天响。工工厂停产,柑桔积压,财政亏空都不敢提。甚至翻车、起火、空难都不准报导,害怕人心动乱。多元化、自由、人权更使得某些人心惊肉跳。我们说的言论自由,难道就是在家里,在密室中,在厕所里可以随便说话吗?这种自由全世界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我们应该有说话的自由,也就是说,在公开的场合,在报刊、电台、集会上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我们当然可以等待,也许,历史再进一步就会出现。但是,历史中任何东西的出现都是靠人们去争取的。所谓恩赐,实际上也是一种得已的让步,明智的先发制人的让步。如果人们争取的决心更强,力量更大,当局被迫作出妥协,那我们争得的权利也就更巩固,也不易被收回去了。

我想的就是言论自由。报刊、电台是当局搞舆论导向的堡垒,当局的命根子,我们不要去作不切实际的幻想。集会,却是当局所不能完全控制的。春天在金牛区文化馆,试了一下锋芒,搞了也就搞了,谁也没有再来追查,但是,也就不让你再搞了。看你怎么办?

我们自己搞。

想到这一点,我就很兴奋。我们要搞一个自己的论坛,我们只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有什么不可以?林文询很支持我的想法。段德天认为这样做完全有必要,而且目前全国正出现一股读书热,我们正好搞一个读书周谈。得到朋友的赞同,我更加有信心了。不过,我们的读书周谈不能限于本会内部,要向社会开放,说话才能算是言论。这也是与全国所有的读书会和读书小线所不同的地方。

此项活动一经决定,大家便分头跑。林文询认为作协既然是为作家办事的,理应支持我们的活动。我知道像作协那种只看上边眼色的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衙门。他们决不愿意沾上我们的边。不过,也应当向他们提出来,支持不支持,总得表个态,不能让他们推卸责任。

关键还是要自力更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官僚和准官僚身上。也许某人是个作家,但当他首先考虑自己的党籍和官位之时,就失去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段德天此时提出和成都工人报社合办周谈。他与老江谈得很融洽。接着找到成都文化宫图书馆二楼作场地。文化宫俱乐部科加入一股。我们三家准备合办读书周谈。促进会出作家,工人报社出茶水费,俱乐部科出场地。

作协那边依然没有音讯。我和林文询找上门去。有一年多未登这座大楼了,人们见我,相对一笑,心照不宣。办公室主任说不知道借场地之事。原来林文询是通知的创联部老王,老王出差去了。一个月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林发了脾气。这种结果,老王这个迷糊人就为作协负责人承担了全部责任。态度问题也降为作风问题了。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大的遗憾。大家都激动地等待着周谈开张。11月2日,发出通知,首次活动定于1990年11月16日(星期五)下午2点半举行。

三项基本准则

听说有很多名作家也不善于讲话,比如巴金、艾芜、周克芹。巴金我不知道,但艾老参加过我们的座谈会,讲得虽慢,但也头头是道。至于克芹,演讲不精采,据说后来锻炼出来了,长篇大论可以娓娓谈来。对此我也亲有感受。

而我呢,好像自来就不会讲话。大会演讲常常是准备了又准备,

还写上提纲,想像中要一鸣惊人,却每次都败下阵来。淡忘了走麦城的历史后,又常常再次冒险上台,重蹈复辙。后来我就有个想法,如果是个平等的座谈会,不要长篇大论,大家针锋相对,或许我还有潜力可挖。我平常与朋友谈天时,不是满机智满能说的吗?

周谈就要这样搞。是一个真正的圆桌会议,人人平等,不设上下座。还要吸引听众参加。听众当然也有发言权,但不鼓励,不强求,完全由他们自由选择,随时可以插话、提问。而作家学者们面前可以放上有姓名的三角牌,让人家指名道姓地对话。

根据办作家沙龙的经验,周谈必须固定时间,固定地点,风雨无阻。周谈在社会上办,人员极其松散,就得要一个很固定的方式。大家既未在一个单位拿工资,又没有筵席招待,发一次通知都是很麻烦的事。这一切,都得像建立市场那样来搞。市场最忌讳的就是今天暂停,或者下次改地点之类。让与会者跑空趟,会使人失去参加的兴趣。演戏的、做生意的也要讲究把窝子踩热,目的亦在于此。窝子踩热了,今天这批人来,下次另一批人来,一件事情便能坚持下去。

进而的深层目的,是要启示一种自由选择的意识。周谈设在那里,不劝谁来,也不阻止任何人来。有人主张发座谈卡、登记来宾,等等。我不同意这样办。我主张让任何人来,即使他是告密者也无所谓。为保证这一点,我们一再宣布不问来者姓名单位。这也才能保证我们的言论是公开言论。另一方面,对与会的作家,我们不作任何邀请。不邀请人家怎么会知道呢?通知。通知了,他也同意来了,我们怎样宣布呢?为了这个措词,我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了“承诺”二字。不邀请,是不希望对方承担支持的义务;不拒绝,是让对方知道这是个开放的言论场所。

“文学与读书周谈”是经商量后的名字。长是长了一点,但是不得已而为之。内部通知透露,当局仍然在关注各种动向,号称要把不安定因素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消灭是当局的必然,我们不怕,但最好让它在我们萌芽壮大之后消灭,牺牲也有了价值。这样一个长名,既照顾了我们小说促进会的学术范围,又扩大到所有社科文化领域。名不正则言不顺,名正了,又可与当局周旋一番。

我起草了一个通知。三家合办,另外两家也要参加意见。段在中间搞协调,最后成了中美公报,是个妥协的产物。文化宫有个工人业余书评小组,要参加周谈;成都工人报社有一批文学爱好者,《请您参加》的通知中便写着“推动读书活动和书评工作,提高职工写作队伍素质为目的。”在他们两家的要求下,又写上了“坚持社会主义文学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等等。对我个人来说,上列各种提法,或持怀疑态度,或有所保留。以在公共生活中说真话的原则来看,是决不表示无条件赞同的。但是川西小说创作促进会,作为社会团体,却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的三项基本准则不能删改。那就是“作家、评论家与爱好者在讨论中一律平等:讨论不求统一;鼓励独到见解;尊重个人选择。”

不过,常常是:说则容易做则难。

开市大吉

文化宫处于成都市中心位置。共和国成立之前叫中山公园,此地一带曾是美钞银元金条的股票的黑市上交易处。共和国四十年间,一直是工会搞活动的地方,只是近十年来,舞厅歌厅录像厅体育馆(实则为大型演出馆)占据了主要位置,气派华丽,五彩缤纷。图书馆挤在最角的旧楼里,色泽灰暗,犹如在时装表演大厅角落,悄然呆立着胡须稀疏的孔乙己。

图书馆二楼左侧这间房屋,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三面临窗,玻璃很久未擦,污渍斑斑。木地板一踏一颤,发出空响。木桌与木椅扑满灰尘,估计是五十年代的产品。对我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条豪华客轮了。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讲坛,舵由我们掌,不需要谁来指方向。

11月16日,我提前40分钟前往,哪知20分钟便走到了。杨光禾等积极分子早已等在那里。先以为不会来很多人,谁知陆续到了很多,甚至一间屋都挤满,茶盅也不够使用了。

承诺参加周谈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有:流沙河、高缨、孙静轩、谭力、雁宁、傅天琳、张新泉、李保均、张昌余、吴野、廖全京;川西小说促进会会员有:贺星寒、林文询、栈桥、周永严、吴红、谭楷、何洁、戴善奎、嘉嘉、畅游、江沙、段德天、雨樵、彭又文、王成功、朱中平、田闻一、黄剑华、徐林森、杨渠淼、黄同、王金泉、曾普存等。

这些承诺者,绝大多数都到过周谈会。记忆中,只有谭力、雁宁、李保均与何洁没有参加过。当然,更多的是只来过一两次,发现不对胃口,没有再来。我们也一再表示,不要勉强。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成为周谈的常驻者兼谈话健将的,是流沙河先生。另一位是上列名单中没有的一位:李书崇。

开张那天,孙静轩提前到达,高缨准时到达,吴野亦从西郊社科院赶来。前《人世间》主编邹仲平也来了,挤在人堆之中。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来晚了,廖全京,只得靠墙与别人共用一张长椅,茶水也无法招待。积习难改,见到本省知名人士驾到,总有人要招呼让坐寒喧,我不断地暗示,不要特别应酬,一那样搞,平等的气氛就被破坏了。

同样难改的积习是:等人。总有人迟到。我的想法是,迟到早退是别人的自由,不应干涉,以不妨碍讨论为准则。不要等人,正点开始进行。当然,理想是一回事,现实是一回事,2点半过后又拖了十来分钟,才开始讨论。

再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名人如何讲话。林文询主持会议,宣布周谈开始。接着,就有些冷场。要想直接切入讨论,大概很难。老办法重新显灵,请名人先谈。高缨先生发言,吴野先生发言,都谈读周谈的意义,表扬我们难能可贵,等等。都是些大实话,难以产生争论。我有些着急了。因为这种调子一定,就很可能大家都一套一套地谈下去,完全改了我们的初衷。

也许是急于要使会场气氛活跃,我插了句话,大概是针对吴野的。意思是,作家面临历史的这个时期,当然要调整心态,但问题是怎样调整。我当然是没有表达好,突然听到林文询响亮的声音:

我和老贺就不同,我认为没有什么心态要调整。我就不调整……

我有些吃惊,一时发怔。我还没有在会议上遭遇这样直截了当的反驳。很久,当别人又对林提出反驳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潜意识中的叶公好龙习惯。我不是提倡自由讨论吗?不是鼓励不同见解吗?一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朋友的顶牛,却又感到惊奇,认为脱了常规。自由讨论的常态就是互相找出不同点,思想统一的常态才是找出共同点。我应该为新方式的出现而感到高兴呵!

接下来,气氛果然活跃,提问的,责难的,甚至指名道姓要求回答的,都出现了。孙静轩和高缨又参加第二次发言,还引起争论。一直到了5点半,谈话或对话或称为讨论的周谈,还在热烈地进行。我们不得不宣布散会,下周请早。

活跃倒是活跃,但也有很大的问题。同样适合十年改革开放中的一句流行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游戏还得要有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一)

我们痛恨集权与专制,在我们想像中,一定是能享受自由的了。殊不知试验一下才知道,奴性与霸道已经浸入骨髓,而对自由我们常常走向期待的反面。

我赞成波普的话,没有与传统相结合的实际的制度,最终是不成功的。(《猜想与反驳》)

周谈开张大吉,人口兴旺。后来当然不会像首次活动那么热闹,但亦人头济济,讨论激烈,且后来流沙河先生成为常客。先生谈话风趣幽默,深入浅出,为对话增添一种色彩。

每次对话之后,我都有一种持续的兴奋,久久回味当时的内容,咀嚼那些犀利或机智的语言,又捉摸出一些回答,遗憾在会场上没有及时想起。我以为这是我个人的感觉,结果大出我的预料,林文询、段德天、江沙都有这种感觉。段住得近,常常当天吃过晚饭就来我这里交换感受。江和林,则是第二天吃过午饭后便到,一谈就是一下午。

除了兴奋之外,我们还谈到一些规则。这都是三项基本准则面临的具体问题。没有这些规则,游戏就无法进行。

首次周谈会上,出现过这样一件事。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有一位青年人指名要吴野先生回答下列问题:目前,在当局残酷地镇压民主运动之后,文学到底应该朝哪里去?

这种情况我们是估计到的,但没有想到第一天便出现,而且说得那样火爆。原来敢说敢作的大有人在。但是,我们不希望周谈成为政治论坛,其原因有三:首先,政治讨论会导致情绪激动,妨碍言论选择;其次,这种讨论很容易被当局抓住把柄,使周谈夭折;最后,政治讨论常常是浅层次的,不如在文化上去追根寻源。

青年的问话一出,全场哑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问的是文学所所长吴野,且看他如何回答。吴先生不愧久经风浪者,笑答道,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过,所以无法回答你的提问。他巧妙地回避了问题中的价值判断,赞成,但不敢;反对,他也不敢。

对于这种勇敢者,我们后来也屡屡遇到。大多是初次来周谈的人。我在周谈上一再表示,我们是学术探讨,而不是某些人的出气洞。日本的企业里,不是常常设立经理偶人吗?职工受了气,可以去对着偶人打骂一遍,解气消恨。民众有气,尽管去找当局的偶人发牢骚,如政协之类,就是供出气的。我们这里,不为当局的行为承担消灾任务。这条规则逐渐为周谈的常客掌握,大家后来都回避在政治领域的愤慨之言,即使要说,也是分析与评判,纯理性的讨论。

在首次周谈上,还岔出另一支人马,那就是批评周谈本身的。其中三位发言都极激烈。他们是:谭楷、朱中平和彭又文。可以说这三种看法代表了一大批人的思想。谭认为应该去干些实际的事,至于干什么实际的事,又语焉不祥;朱认为坐在这里空谈,是一种可笑的行为;彭认为说话浪费时间,不如跳舞,潇洒,或者搞点挣稿费的纪实作品。他们的看法无疑是我们不愿听的,但听听也不妨。问题在于,你们既然认为周谈没有价值,又来干什么?答曰,会长叫来我们就来嘛!我说,这是误会,可能《请您参加》这个通知没有说清楚。来不来是你的选择。我们不搞集体主义。希望赞成周谈的才来。不赞成的就不必来,以免老是纠缠在该不该办这个问题上。

后来我们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在遇到新朋友时,我们提起周谈,坚持不作邀请,而是亲切告之,避免出现尴尬。

偏偏有人就无法消受这种自由。周谈数次之后,有一天姓康的编辑来了,凑在我面前说是要报到。我把自由来去的规则告诉他,他立刻便误会为是我在对他表示不满。

他说,怎么敢不来呢?会长喊了,我怎么也得抽时间来一趟呀!

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游戏规则(二)

我所希望的周谈,应该是有类似市场机制的言论之地。市场是开放的,不可能搞整齐划一的到达时间。我提出迟到早退的自由,朋友们不太理解,嘴上不说,心里大概总感到别扭吧。所以并未得到积极的响应。

在第二次周谈会上,我们依然正点开始对话。但在开始对话之后,陆续又到达一些人,地板震响声很大,又拖椅子又倒茶,再加上与熟人说两句话,很影响情绪。林文询立刻就有些烦躁了,他正言厉色地宣布:以后希望大家准时到达,如果晚了,最多十分钟,超过十分钟,就请你不要进来。你如果真心想参加对话,就该准时。我们不勉强大家。

林突如其来的宣布纪律,搞得我一时回不过神来。这样好不好?下来之后我同他商量,我们不应该搞成类似于纪律的东西。希望准时来,迟到也允许,总比不来好。我们只要坚持正点开会,对话又具吸引力,人家自然会按时入席。迟到者都是不得已,争取能参与的人,不该排斥在外。我们宣布的规则,倒应该是尊重别人的发言,不要在会场内寒喧,自顾自地说话。实在有事要谈,或者对此人发言不感兴趣,可以自由地出去,在外面活动。

林对我的建议后部分表示同意,但对迟到的惩罚却依旧坚持。问题暂时搁下来。先听其自然发展吧。谁知过了一周的周谈会,依然有人迟到,依然陆续到达,更有意思的是林文询也迟到了,而且是在30分钟以后。我与他开个玩笑,说你已经违章,怎么也来了?接着我把有关迟到早退的自由宣布了,又宣布了尊重别人发言的规则。

后来,这几条规则都越来越被与会者所认同,能按时到达的都准时就位;没有整块时间抽空来坐一会儿也好。至于在会场中开小会,商量事情的,逐渐减少,偶有犯规者,常常是作家这边的人。他们在意识中总还有些大而化之的不拘小节。对此,我抓住一个机会公开表明态度。那是有一次张昌余先生来了,大家正在对话,很投入,他在桌子一角与人寒喧,接着又拉那人站起叽哩咕噜地商量什么,

引得很多人都朝那边张望。我随即问张副教授有什么事。他笑道,只有一点小事。我说,你们到外面去谈吧,谈完了再进来。张先生与那人不吭声,出去了。那人回来后,张先生再也未进来。从此后他也未来过周谈。不来对他是件稳妥的选择,因为不久他就闻知公安局正注意着我们的周谈活动了。

上述的规则,我想是符合开放市场的设想的。迟到早退的自由,反映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供不应求听从自然选择迟到早退,适销对路别人就会准时前来。至于尊重发言则是一种等价交换,你不付出专注与氛围,也就得不到相应的对话质量。这应该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官僚作风,灌输强迫作风的薰陶下,中国人早已忘记了这些,此刻当新知识来学习。

除了上列可以建立规则来解决的难题外,尚有一些不易以规则来解决的难题,如谈话的质量问题,可能是古往今来最令主持人头痛的一件事。有人谈话学究气重,爱用新潮词,叫人不得要领;有人谈话寡淡无味,没有独立见解;有人谈话离题万里,越扯越远。这些发言者大多自我感觉良好,绵长不绝地说下去,找不到截断他话语的时机。与会者常常产生一种受折磨的感觉。多受几次罪,苦大仇深的与会者就开始盼望救星了。他们要求限制发言,或5分钟,或10分钟,各说不一,后来定为10分钟,要主持人当裁判。

此法貌似公平,一实施起来就有多种问题。首先该买一个闹钟。但用闹钟一摆上桌子,陋室就形同英国的上议院了。由主持人打断,实行起来也为难,铁面无私姑且算能做到,但遇到精彩的讲话,阻止了又有些可惜。实际上一通废话,岂但10分钟,3分钟便足以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怎么办?两手准备,一文一武。武的自然是由主持人打断。文的呢?就靠大家用费厄泼赖的机智了。或使用巧妙的问话插入,或很礼貌地将罗嗦话引开,或以幽默方式将裹脚布在笑声中扯断。你受折磨受熬煎,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推卸责任,依靠救星。否则只有自己沉默自己忍受。我们要倡导的就是自我权利意识。

 统一情结(一)

把统一说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情结,不知道算是恭维还是嘲笑?我们的老祖宗,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搞过百家争鸣。几千年我们都以此为荣。共和国的执政党也三番五次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难道中国人就那么喜欢统一?

是大一统的思想,巩固了中央集权;还是长期的中央集权,强化了大一统思想?总之,中国人对国家的统一,充满了迷信。一旦国家分裂,互相之间无法和平相处,无法“互不干涉内政”,无法建立平等有效的政治、经济联系,最终只有诉诸武力,重归一统。直到一统无法忍受,爆发下一次的分裂危机。中国为什么无法像欧洲那样若干国家并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华民族的宿命。而中国的思想界,公认政治思想统一的必要,如果有激烈的斗争,那也是选择哪种思想挂帅而已。

统一情结的思想基础是一元价值观。这类人认为自己所信仰的价值是唯一正确的价值。既然唯一正确,自然唯我独尊,接着便消灭异己。欧洲中世纪三教并立(天主教、犹太教以及巴尔干地区的伊斯兰教),后来天主教中又杀出个基督教,各各都是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最终只能如刺猬在冬天相挨着取暖,互相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又因为国际贸易的需要,首先在国与国之间获得了一种宽容。

人文主义思想宣布上帝的死亡。多元价值观逐渐为各国所接受。但是一元价值观又以新的面目出现,它承认其它价值,但它认为只要它的价值实现,其它价值也就顺势而解。只有它能使人类获得彻底的解决。这种一举成功的许诺迷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世界大战发生之后,特别让人急切地想获得这种彻底地解脱。世纪初与世纪中叶的世界革命风起云涌,源自于此。

乌托邦作为一种未来的价值,令人尊敬。但当它成为意识形态,要求人们一言一行遵守;进而至于它掌握权力,强迫人们号令人们之时,对人类就形成了灾难。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清楚地将这一切演变成活生生的教材。人们开始接受了多元并存的价值观。

积重难返,当我们习惯了号令之后,一旦失去挥手令我前进的指挥者,就如同得了沙漠恐惧症,到处寻找路标。大家对“摸着石头进河”抱以嘲笑,嘲笑的是带路人居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潜意识里还是希望他把道路选好。批判的关键倒应该是,允许你摸着石头过河,也应当允许大家摸着石头过河。统一情结带来的是一窝蜂,不论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将走入绝境。

一元价值观的当局,提倡在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这只是一种幻想。没有政治多元化,学术上的争鸣只能是一出滑稽戏。春秋战国正是有这种前提,才有学术上的争鸣局面。所以共和国成立之后,“双百”口号与比春秋时期吼得响亮,最终也只是口号而已。在学术讨论会上,号召“求大同,存小异”,提倡“统一认识”,要求“在真理面前低头”。在学术讨论会上,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且为了说服异己,及早确定对错。又因为大家都在体系内思考,得服从共产主义的教条,所以要统一也十分容易。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在最难统一的价值判断上,比如人怎样生活才有意义这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众口一词,宛如优良的鹦鹉。而在最容易统一的事实判断上,比如个体户和市场经济好不好这类问题上,我们却常常是反反复复,争论不休。

至于报纸、文件、讲话、宣传提纲上的统一口径,那已经成了人们浸透到血液里的东西了。一旦新精神,新口径没有下来,有关部门谁也不敢讲话。的确也是这样,按口径射出炮弹,哪怕谋财害命都可得谅解。自作主张即使造福兴利也要遭口侏笔伐,坐冷板凳,临了骂了你一句:“破坏伟大的战略布署”。1987年深圳某记者提出希望邓小平退休,被搞得灰头灰脑,报纸停办。而二年后邓先生自动退休,却又是什么什么伟大的措施了。

要冲破的,就是思想统一的篱笆。

统一情结(二)

我谈到,在周谈《请您参加》的通知中,写出三项基本准则。我后来又要江沙将这三条写成条幅,贴在会场壁上。简陋的会场也就只有这三张白纸大书,每幅长约两米,十分醒目。

条幅写得明白,但实行起来却不易。那天高缨先生进屋一见到此,就说很好很好。后来在对话之中,有人与他有不同看法,他便耐心反驳,翻来复去地讲解,看来已经超过表明思想的目的,而进入说服别人的状态了。

同样当林文询说,我与贺星寒就不同,我就不需要调整时,贺星寒在旁就有些吃惊。原来,我也不习惯于看法对立呀。而林文询呢,大概是不求统一的人了吧?不然。因为他立刻就摆出要争个你输我赢的架势,其深层意蕴还是要搞个水落石出,谁对谁错。

高缨先生又来过一次,又因争论一个文学问题而长篇大论。高先生说话轻言细语,态度温文,颇有娓娓细谈的风度。但若是知道其目的是要说服别人,则不是那么耐听了。可能有人打断他,抢了他话头吧,以后很久,高先生没有到周谈会来。

过了几周,流沙河先生来了。此时,文化宫俱乐部科对周谈已有戒备之心,他们以有错字为由,将三幅口号扯去。流沙河先生来了,免不了有几句开场白。照共和国历来座谈会的程序,各说各,说完就休息,哪知道他一停嘴,正欲喝茶,那边李书崇头朝前伸,扭过脸,横望沙河先生说,你刚才谈的完全是马克思的观点!

李的意思是沙河先生没跳出框框来,沙河自然也知道其中含有叽笑之意,当然不服,两人唇枪舌战,开始斗嘴。李书崇爱搬名人,玩弄新词汇,新思想。沙河先生深入浅出,鲜活的例子随手拈来,嘻笑成章。但因两人的目的都是要想争个输赢,言词间常常岔出正道,情状显得尴尬。后来终于平息,但两人情绪似乎都有些不好。我在说话时大概涉及此事,只听得沙河先生顶我一句:

你不说嘴里要生蛆呀?

此次争论之后,沙河先生有两周未来,再次周谈时,先生又笑吟吟地端坐桌前。李书崇倒是脸皮耐磨,在会上与这人挑战,与那人抗衡,是个活跃分子。我很想看看他俩再次遭遇将是一种什么情景。果然有争论,沙河先生不再那么急躁地说服对方了。表明不同的观点,阐述自己的理由,如果是属于知识性的,如朝代人物之类,明确指出对方错误;如果属于价值选择的,如朦胧诗孰好孰劣,则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对异己立场表示充分理解。沙河先生一下子就得了周谈的精髓。至此后,先生就成为常客,每有奇论,使大家受益匪浅。

号称具有彻底民主意识的李书崇先生浮躁了。他到我家来说,沙河先生把我们的高深理论搞成浅层幽默了,你要想想办法。我的回答是,沙河的幽默并非浅层,只不过他不像你那像端一筐坚果出来而已。一筐坚果可能内容丰富,但谁也啃不动,最终还得端回去;下次端出来还是那么一筐。沙河先生只取一颗,敲碎,去皮,渍糖,再加五香调料,做得人人爱吃。吃了虽然不能马上长成胖子,但的确是增加了一些营养。我们大概还得学习学习先生那种风格吧!

讨论不求统一,鼓励独到见解,尊重个人选择,三条标语虽然没有再悬挂于会场,但那种精神却浸润进了大家心里。后来,当另一位号称具有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的高小勇先生,在会场上已经与对方摆明了不同看法后,依然扭住要说服别人,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很主动地将他的话岔开,希望能共存。高小勇先生居然不知身陷真正的自由主义人群之中了。

再一次,海湾战争时,段德天在周谈会上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几乎所有的人都痛恨萨达姆,只有一位青年表示同情。青年还表明了他的理由。大家谁也没有去企图说服他。尊重个人选择嘛!

周谈话题

经过反复的交待游戏规则,大家明白了讨论的目的是弄清问题,而不是统一思想。对话越来越放松,也越来越有味,有时双方钻入牛角尖,一下子出不来,经旁人点醒,立刻付之一笑。意见并存。

但又感到了新问题。每次刚刚开场时,常常出现冷清局面。大家似乎想说,但又觉得不好先开口。有时有人倒是主动先谈,因为谈得层浅,而引不起争论。商量之后,还是决定搞中心话题。要一个中心发言人,让他先讲,以20分钟至30分钟为限。有他的发言作引子,大家便于借题发挥,至于对话要走向何方,不作限制,听其自然。这样一来,开场时不会冷清;而且由于中心发言人皆有准备,问题也较为深主。在1991年3月7日《成都工人报·读与思》上登载的“近期话题”有:

一,当代小说的危机(李书崇)

二,新时期文学回顾(杨长友)

三,周克芹现象(林文询)

四,《顽主》与“玩主”(徐X)

五,读者心理现象(王荣生)

六,新写实小说与现象学(贺星寒)

七,误读与悟读(周钰樵)

八,新新闻文学的兴起(段德天)

九,庄子与文学(流沙河)

这些话题,陆续都谈过,效果很好。只有流沙河声明不作中心发言。他说,我每次都到座,发言最积极,贡献最大,当然不作中心发言了。大家笑纳。

所有的谈话,差不多最后都扯到当前的极左思潮、文化的多元化、人民的自由权利、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上面去。流沙河先生的确贡献很大,谈笑风生。他的幽默与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谈话之中。比如在谈到人们看《焦裕禄》和《渴望》流下的泪水时,他就说,其实要使人们流泪很容易。小时候,他还住在赵镇(金堂),每天晚上就有太婆坐在坝子中央,四周围着婆婆大娘小孩等,一盏油灯闪闪摇摇。太婆边唱边讲,都是因果报应故事,名叫“讲圣喻”。讲得大家泪流满面,感动人得很。那就是从前的“焦裕禄”和《渴望》。简直是标准主旋律。在谈到当前文学一片花花草草之时,流沙河先生又讲起他最近看的一本书,拐卖妇女儿童的纪实作品。沙河先生愤慨地说,看到我们国家还有那么丑恶的现实,还有人在遭受那种苦难,我们写的那些东西,粉饰生活的东西,真该丢进垃圾桶。谈到周克芹的内心矛盾时,沙河说周克芹有一本《古拉格群岛》。他说,周克芹看这本书是很认真的,肯定有很多思考,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而已。那本书上,周划了很多线,有地方还标有问号;而且还特地介绍给沙河看。不过他却不愿与沙河交换看法。

1991年春天,多国部队发动沙漠风暴,制裁伊拉克。周谈连续两周以此为话题进行讨论。在段德天进行民意测验时,沙河先生笑道,我支持受压迫的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讥讽之意溢于言表,他又说,我们在这里高兴什么?伊拉克又没有欠我们的钱不还。我想大概有些父亲,平时看见儿子长大,在家里横行霸道,却又没法,气得很。忽然发现隔壁人家的不孝子,正在受教训挨打,所以自己也高兴得跳起来了。是不是?

中心发言也有好处,可以使自己好好整理自己的思想。对新写实小说,我以前自认为很清楚,但是临到要讲一讲时,才发现很多侧面还得重新思索。在回答大家的提问与反诘之中,又发现一些新的思路,真是讨论有益。

比如在谈到人们无法达到认识的穷尽时,我举了右派言论为例。当年说这些话时,心想为帮助党整风;反右斗争一起,又认识到自己思想反动,与党作对;平反了之后,又被共产党拉过去,发现自己依然是热爱党的。这时有人反驳我,一些右派分子,实际是左派,怎么讲?我头脑里一闪,平常很模糊的想法突然清晰了。我说,要从深层不自觉的意识来看,右派分子的确是右派分子,他们追求的理想绝对是和共产党当时的路线分岔的。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反右斗争是完全及时的和必要的。说右派不是右派,实际上就是企图给共产党抹粉,好像他们从来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样。

在新写实小说的对话中,我找到了现象学与小说的近乎亲密原因。正因为认识的不可穷尽,所以任何科学与理性都无法准确地达到生活的本质。而现象,成了最本质的东西。

被迫迁移

周谈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以后,吸引了很多青年与文学爱好者来参加。从几十公里外的龙泉驿及新都县,都有远道来旁听者。后来,旁听者中也有人自报话题,我们十分欢迎。有时,也有迷失在老习惯中的人,提出对话最好兼顾大家,让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这也是几十年培养出来的伪民主习惯,好像人人平等了,但实质上压制了独到的见解,另一方面,削弱了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权利意识。我们依然坚持个人自主对话,自由选择。

由于坚持独到见解,常常有人说出为当局所不愿听的话。此时的中国,一片治理整顿、安定团结、主旋律等等声音。周谈就要议论市场经济,提倡可操作的民主程序,要求言论自由,批判出版垄断,反对以安定团结来压制改革开放,向往多元价值观,扬弃一元价值观。对主旋律的叫嚷者、文艺界那些杀气腾腾的“左将”,更是指名道姓的进行声讨。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

也许,公安局或宣传部门还不很介意于此。据可靠人士透露,他们认为有这么一个周谈,就知道这一批文化人在说什么,在想什么了。我们也不怕,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恐慌的是谁呢?是参与这类活动而又不愿与我们认同的人:文化宫俱乐部科。

俱乐部科参加发起周谈,以为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知名度,既有流沙河、高缨、孙静轩等著名作家参加,又有数量很多的活动。他们甚至拍了若干照片,大概准备作为资料,以后好向上边表达成绩。但是,俱乐部科的办公室与周谈会场紧挨,而且都是不关门的,实际上如同在一间屋子里对话,麻烦也就出来了。

几次活动之后,俱乐部科科长与我打招呼,说你们那里面有几个人,说话很出格,要注意一下。我说人家说话人家自己负责,注意什么。话不投机,科长便去找成都工人报。报社副总编江功举于是亲临现场,最后说,没有多大问题。科长说,你来了他们当然不说。此事不了了之。科长天天听这边说出格的话,一身大概都是火吧,但找不到理由,也不好发作,只是从此见面不再招呼,以示划清界线吧。虽然可笑,但是亦可理解。

每年的五六两月,都是当局难过的日子。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实际进行戒严,成都到了6月4日那天,也有很多便衣布置。而总有人到纪念碑前献花圈,又加以扣押之类的事出现。而在校园中,传说有白花飘飞、沉默游走之类,反正很伤脑筋。周谈遇上这类日子,如果9月8日,4月6日,5月4日,5月18日,5月20日,6月4日等,总有人提出,记得吧,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一笑,意味全在不言中。

与此相适应,每当五六月来到之时,当局便要努力宣传自己的光辉形象,如治理整顿的成绩啦,物价稳定啦,人民生活提高啦,等等。电视台也放宽尺度,搞些港台娱乐片来转移民众的情绪。我甚至发觉,肉店里一贯卖味道极差的冻猪肉,一到五六月便开始卖鲜猪肉了,大概也是一种讨好的姿态吧。

但是经济的不景气,却摆在那里。据传重庆方面有工人提出要游行,其口号是,我们不要民主和自由,我们要工作和稀饭!这帮坏人简直是给共产党抹黑。当然立刻就解决了工作问题和稀饭问题,要安定团结嘛!

可能正是这样的两手准备,一软一硬,使得当局采取了办法。当然,也可能是间接的影响。反正文化宫俱乐部科在5月初便向我们提出,希望周谈迁往它处。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要拆房子。要拆修图书馆,自然不能容忍周谈。我们也无话可说,打听一下,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迁移吧!

也好,证明我们的周谈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也证明了他们没有光明的理由来制止,而只能施些小计。后来我们在大慈寺搞了一次,然后迁至西城区图书馆,证明当局要想随心所欲地控制一切,已经不行了。各单位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也如流沙河先生所言,现在那些批判别人的人,打报告的人,比从前可怜多了。现在这些棍子,舞了一阵,骨头也啃不到一根,真值得同情。历史真进步了。(待续)

—— 原载: CND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February 13, 2019
关键词: 贺星寒: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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