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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是个问题:神秘女性赵清阁
作者:商昌宝

客观地说,无论是作为作家、戏剧家、画家,还是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赵清阁,都不算是一个文化热点人物,因此常常被人们忽视也在常理之中。不过,她与老舍的一段未了情间或会被提及,也曾在一定范围内热闹过一阵,虽然这其中还不排除道德家们的八卦猎奇和偷窥心理在作怪。其实,认真审视赵清阁,倒是一些严肃问题至今未被提上议事日程。例如,关于她的政治身份的问题,就鲜有人触及。

谈及赵清阁的政治身份问题,不能不先说她与老舍的关系。

通常的历史叙事是,1937年济南濒临战事后,老舍借机逃家到了武汉后,赵清阁在那里与其相识,并在文协一起合作,撰写文章,确立友情。之后两人相知,互有好感,汇合重庆后,公开相恋、共居一处。这一过程,作家林斤澜是这样描述的:“1938年在武汉,要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当年是中间派,国共都能接受,所以他当了常务理事,兼总务组组长,也就是协会的总负责。周恩来便想法让24岁的女作家赵清阁做了老舍的秘书……到了重庆。他们一段时间是同居关系。……梁实秋、郑君里是知道的。”诗人牛汉在2009年1月15日《文学报》上撰文说:赵清阁在重庆时期和老舍在北碚期间,二人均是公开同居,一起从事创作,共同署名。

对于林斤澜和牛汉两人所言的赵清阁与老舍同居一事,作为赵清阁的好友洪深的女儿洪钤在《梧桐细雨清风去——怀念女作家赵清阁》一文反对说:“研究者愿意的话,应该是可以从赵清阁阿姨那段时间的生活情况——她住在什么地方,是和别人合租住,还是自己单独租住,什么时间是合租住,什么时间是单独租住,她居住处有哪些作家邻居或朋友,那段时间有哪些朋友到过她的住处,他们交往情况是怎样的,……,——得到接近真相的结果。如果搞清楚了这些问题,一些事情便容易清楚。”赵清阁的近亲兼好友韩秀后来也在致傅光明的信中,严厉斥责了这种“同居流言”。

赵清阁与老舍同居与否,亲人和朋友因为名誉问题可以尽力维护、澄清事实,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道德家们的吐沫可以杀死人。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无法也不必去断定双方的是非,因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赵清阁和老舍是否恋爱过?(恋爱是公认的事实,这里不再举证。)如果承认赵清阁和老舍确实发生过一段恋情,至于是否同居过,其实没那么重要,也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赵清阁愿意与有妇之夫的老舍保持一段爱恋关系,是出自真情,还是如林斤澜所说的那样,是功利性的政治任务?

如何来解答这个问题?在档案不能充分解密和当事人守口如瓶的情况下,怕是难以得出确切结论。不过,这并不妨碍学者对此进行一些学理性的推断。

首先来看老舍回国一事。

面对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很多学者、文学史家和传记作家们,多将滞留美国的老舍说成忧心国事,恨不得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热切期盼延安军队的胜利消息。戏剧家曹禺还不无夸大地说,老舍收到自己的邀请信后迅速整装返回祖国。直到2009年,学者解志熙仍撰文《“风雨八年晦,贞邪一念明”――老舍抗战及40年代佚文校读札记》认为:“老舍自己后来在政治上由无党无派到逐渐倾向延安、直至听到新中国的消息毅然回国”,“满怀热情地参与了一个百废待兴的新国家的建设”。

事实并非如人们想像和期待的那样,因为,面对1949年鼎革的事实,老舍一开始并未热切想回国,即便是在第一届文代会前后收到郭沫若、周扬、茅盾等三十余人联名邀请信后,老舍仍然不为所动。甚至在收到周恩来亲笔写给司徒惠敏的信后,已获得政治担保的老舍还是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

老舍不愿回国,除了对新政权不信任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想与情人赵清阁再续前缘。为此,1949年前后,老舍曾多次写信给朋友赵家壁探讨接赵清阁赴美或“私奔”南洋的事,也曾直接给赵清阁写信说:“我在马尼拉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定居吧。”

遗憾的是老舍未能如愿,赵清阁不但拒绝与他再续前缘,而且受阳翰生转达周恩来的盛情写信要老舍回国,并最终促成老舍做出回国的决定。当然,就是决定回国,老舍也没有表现出强烈、急迫的回国愿望。据在美亲自陪同老舍的《中国杂志》编辑乔志高1977年撰文讲,在返国前逗留旧金山期间,也就是1949年10月里,老舍常常表现得“闷闷不乐,不声不响”,“心绪不宁,内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

老舍如此不情愿回国,作为情人的赵清阁,为何还一定要劝老舍回国?正如陈思和教授给傅光明《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所作的“序”中提出的疑问:老舍主动提出了移居海外的方案,“为什么赵清阁不能接受,反要督促老舍回国呢”?韩秀在给傅光明的通信中也说道:“我早就知道,清阁姨是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陆的,否则,就她与林语堂等人的友谊,就她与国民政府的良好关系,她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留下。”

不错,赵清阁完全可以走,不管是追随国民政府去台湾,还是与老舍相聚马尼拉,她绝对有选择的空间和自由。但是她没有选择离开——并非如韩秀所说是为老舍而留下,而且还力邀不愿归国的统战对象老舍回来为新政权的门面做贡献。这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证一下赵清阁的身份了。

首先,回顾赵清阁的成长经历可知,早在1930年代上海美专半工半读期间,她就深受洪深、田汉等左翼戏剧家影响,还曾因共产党嫌疑人身份的问题有过在河南开封被捕入狱半年的经历。在武汉和重庆期间,她与阳翰笙、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人士过从甚密,尤其是与曾被老舍誉为“文艺界的周总理”的统战领导阳翰笙曾密切合作过。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也就很好理解赵清阁在重庆时期同时与国民政府文化界、政界要人何以过从甚密,也就可以理解她一边与老舍保持着恋爱关系,一边又如传闻所说的那样近似疯狂地给国民党要人陈立夫写了大量求爱信了。这种行径,完全有悖于一个常人的基本常情。

其次,要考察赵清阁与周恩来非同一般的关系。

赵清阁本人后来在《暖风篇》《如沐春风》文章,以及张昌华在《赵清阁流芳》中都谈到1949年后她与周恩来的密切交往。这其中有几件特别重要的事例值得说。比如1957年4月末,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电影工作者座谈会上忽然向组织者发问:“赵清阁怎么没有来?”主事者忙解释:“今天是星期日来不及通知。”当时,赵清阁不过是上影厂的一个普通编剧,一个大国的总理如此惦念,恐怕仅仅从武汉和重庆时建立的所谓工作友谊角度来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且,周恩来1958年再次莅临上海召开文艺界座谈会,一见到赵清阁就热情握手问:“近来身体好吗?”赵清阁答:“还是不好。”周恩来关切地叮嘱:“要多多注意健康,努力创作,有什么问题,写信给我。”不仅如此,1979年邓颖超曾盛情邀约赴京参会的赵清阁到住所长谈,还告诉她周恩来在病中非常挂念着她。“文革”后,邓颖超亲自指示上海市委关心三位老人:贺子珍、沈粹缜和赵清阁。前两位享受特殊待遇很好理解,一位是领袖的前妻,一位是邹韬奋的夫人,而本已退休又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什么明显功绩的赵清阁,何以享受政府的特权照顾呢?而且,赵清阁晚年生日时常收到邓颖超赠送的花篮。1989年赵清阁癌症手术后,邓颖超寄去录音带慰问说:“你手术经过的每个关键我都知道,当时恨不能在手术室外等着你。”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享有的政治待遇,这其中必有不为人知的缘故。

第三就是赵清阁1984年12月入党一事。

关于赵清阁加入共产党,她本人曾对洪钤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过去(他们)一直不信任我,现在我成了他们中一员,也算是给自己‘正’了名。”这番话中的“一直不信任”、“也”和“正了名”等字句,很值得玩味和揣摩。何谓“信任”,何谓“正名”?作为一个心思和文笔均细腻的女作家,应该不是随意而说的。

对于赵清阁入党一事,韩秀在致傅光明的信中就曾表达过这样的困惑:赵清阁1949年后遭受了那么多委屈,怎么会入党呢?

是的,赵清阁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获得什么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也没有顺风顺水过太平日子,甚至厄运连连,于常情于常理,都解释不通她何以在“文革”结束不久走出入党这一步意外之棋。

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呢,即赵清阁1930、1940年代在武汉和重庆时已被发展成秘密党员或特别党员。因为这一特殊身份不能公开,所以赵清阁在1949年后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作家误解为“偏右”。例如,1950年上海市召开第一届文代会前,文化系统领导还指定要赵清阁作为“白专典型”在“洗澡”大会上公开进行“自我批判”。在被拒绝后,有关领导派了戏剧家熊佛西等人一起去到她家进行说服工作。洪钤在文章说:两位受命而来的朋友向赵清阁表示,不完成任务就不离开她家。熊佛西甚至说:“我要‘求’你了!你不肯,我不好交帐。”赵清阁无奈接受了,第二天,满腔委屈地上了台,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做着“检查”——台下听的不少人,还以为她是因为检查“深刻”而哭。不仅如此,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挟她写作歌颂三面红旗的剧本,不写就要停工资。“文革”中她被抄家,70多岁的姑姑被红卫兵吊起来打。

尽管赵清阁在1949年后不得不委屈地生活三十多年,屡遭劫难,甚至苦闷到酗酒的程度,但是矢志不渝的她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后,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光明正大地正式加入党内,所谓“正名”是也。不如此,除了不好解释赵清阁此前的一系列行为外,也不好解释邓颖超在1985年7月26日写给已入党赵清阁的信中何以说:“我应该用一个老共产党的喜悦、快慰的心情欢迎你一个久经考验的女作家成为我们党的队伍中的一员。”

其实,关于特别党员、秘密党员的事例在那个革命年代的案例很多,如邵飘萍、杨度、郭沫若、张学良、郭汝瑰、冀朝鼎、熊向晖、韩练成、高清、赵英、阎宝航、胡愈之、关露、陈链等,都是后来随着档案、材料和当事人披露,其政治身份才广为社会所知,并引起轰动。尽管现有的证据尚不足以表明赵清阁也有类似经历,但是这样的推测也并非毫无道理可言,毕竟在革命战争时期,仅周恩来就曾凭借个人魅力发展了很多秘密党员、特别党员,而这些名单因为一些原因未能公开,所以迄今还是一个个待解的谜团。

如是,也就可以解释,何以赵清阁1949年后不但自己不走,还力邀老舍回国,并且心甘情愿地加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颂歌一族,哪怕不时地遭受党内不明真相的同志们所施予的训诫和折磨;如是,也就可以理解,赵清阁初始与老舍恋爱,后又写情书追求陈立夫,不完全是发乎情,同时也是统战和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需要,尽管这期间不排除她与老舍都动了真情,并几乎结下秦晋之好。或者如韩秀所发现和总结的:1949年后赵清阁的“歌功颂德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

如果上述推断能够成立,就可以这样解读:赵清阁无论1949年前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青春,还是1949年后以党外人士的公开身份默默为新政权奉献热血,都是在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的主导下展开的,她是一位真正为理想和信仰而牺牲个人幸福——终身未嫁——的殉道者。

当然,以上仅是推断和分析,尚不足以明确赵清阁的政治身份问题,此文意在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共同推动并解决这一文坛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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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February 17, 2019
关键词: 赵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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