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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恐惧赛跑
作者:周勍


恐惧是自由的昏厥。从心理学上讲,陷入罪孽始终发生在昏厥状态中……恐惧是控制个人的外部异力。人不能摆脱它的控制,因为害怕…
——(丹麦)克尔凯郭尔(S. Kierkegaard)

 
 

在我因1989年“六四大屠杀”被关押过的“劣迹”、而被中共当局用国家强权生硬地烙上永久的“危险分子”标签30年后的今天,坐在柏林的家中第一次用作家的名分来强制回顾这段难耐的过往,其内心的挣扎与纠结,确乎有种恍如隔世之感。

在这里我之所以强调“作家”的身份,并不单纯是因为这次机会是对我的身心在监狱的那两年零八个月的非人生活中失去了原本坚固正常的的六颗牙齿、双手关节也因长期戴手铐而落下腱鞘炎直到现在若犯病痛的连笔都拿不住的现状的安慰和补偿,而是由于从那个时刻开始,我的个体生命就被定义为人见人怕的“恐惧的带菌体”!尽管我自己在1980年代初、年龄还不到20岁时写的文章就获过奖、同时在那个出本书极不容易的时期,还因为出版过书而被当时权威的《中国青年报》专题称道。就是在出狱后,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写作且作品也曾入围国际上重要文学奖的提名。

但从出狱后我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不能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出现,第一次出现还是把我名字中的“勍”字拆开为“京力”两字方在媒体上面世的。而据我所知,1980年代中国著名的女作家戴晴在出版一部她自己翻译的相关“二战”的书时,不得不用了一个叫“尚蔚”的假名字。但中国的传统士大夫们一直奉行的则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就是在现在的中国,更为严重的则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至今名字还被当局像防瘟疫一样完全屏闭着,而更要命的是一些因发表不同意见的独立笔会的作家还被判重刑关在监狱里。身为一位作家,是通过其作品和读者的交流才换得身份认证和名分确定的,读者的反响又是其继续创作的动力和被认可的享受。一旦你在出版物上突然消失,从此和读者再也毫无应对的可能,这种屈辱和绝望不能不说是一种残酷的精神蹂躏和惩罚。

在意识形态垄断的专制国家里,作为一个作家,你只要对这个腐烂透顶的制度表示哪怕是应付式的顺从,这个有着“养猫养狗养作家”传统的腐败机制,就会给你一个常人难以想见的物质享乐和精神饕餮——在前苏联时期,那些御用作家既有超过100万卢布(那时卢布非常坚挺)的身价,又有花园别墅,时不时还有美貌演员相伴的豪华宴会;就是在全民奔小康的现在中国,据我所知一个党所承认可的党员女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主席铁凝,她的一篇几万字的小说,生硬的把字排大,出成一本所谓的书,其稿费就是六万多人民币,然后再卖电视版权多少万,而且平时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一份收入不菲的专业作家工资、劳保和一套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分配一套大房子,有专职司机、秘书,享受部长级别的所有有无待遇。那么他们这些所谓的作家对这个制度,除了感恩戴德还能说什么?!

更何况中国大陆的中宣部、文化部对这些“自己人”的作品,也是局一国之力大力向国外推荐也是不遗余力的——中共公开登報承認仅運作兒童作家曹文軒獲得國際著名的安徒生獎就花了400.2萬人民幣(見20160407日《北京日報的題為“曹文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无怪乎像余华、莫言等名流们一边在大陆写着小骂大帮忙的所谓“反腐”之类颂歌式的文章或电视剧本,一边被提名去竞逐诺贝尔文学奖,而其头衔前面的一个重要的前缀词“党员”或“委员”什么的往往都被西方社会忽视了,使得他们把大陆政协或人大什么的官宴和西方的各种文化西式大餐都能通吃;更可气的是那个余华,在意大利面对媒体还奢谈:中国的出版很自由,我的作品出版时就没受到什么审查(大意)!这就是西方主流社会追捧的名流,这也太令啼人笑皆非了。

我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对自己这次能否正常回国仍心存忐忑——因为众所周知,像我一样的独立作家同仁,当局不但不许可他们出国参与文学活动,就是正常的出国旅游也不被许可。而我个人在1999年底从俄罗斯回国时,在新疆海关也被扣押了10多天,其原由只有一个——就是奉劝我不要再回中国。

恐惧和谎言是一切极权专制国家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和连续性的最重要的手段,那些独裁者们,利用手中掌控的几乎是整个社会的资源优势,不计成本地强行侵占、蹂躏并威胁几乎整个社会和公民的私人空间。而那些掌权者们,恰好就是利用公众的普遍恐惧心理保障着他们既得的腐败利益和维护着其源源不断的腐败利益源头。而谎言则是其不断篡改历史和现实的最佳工具。也正是这种弥漫在中国上空的恐怖和谎言,严重地污染和毒化着整个中国社会与各个不同的阶层。故而,我将这种形态定义为“国家恐怖”。

也正是因为在“六四大屠杀”后的整整30年中,这种“国家恐怖”愈演愈烈,使得中国人的整体堕落达到了颠峰,而这种国家恐怖就像一个带菌者一样,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无限蔓延,吞噬人们的生活细节、吞噬言论自由、吞噬人们的未来和精神成长、最终吞噬一切!

而这决非危言耸听,下面请允许我用自己在狱内狱外30年感同身受且无孔不入的恐惧骚扰的个案,来作为一个解析现实中国政治生态的鲜活标本。尽管此前我一直不愿公开承认这种国家恐怖不断肢解着我的正常生活:梦魇般持续不断的威胁、毫无隐私可言的个人私密生活、灵魂和肉体同时被恐怖追逐的栖无定所的狼狈与焦虑……

在中国宣判一个罪犯时,第一句往往是“捕前系……

而我被捕以前则是一个充满无望之欲、却在一所大学的作家班里混着日子。胡耀邦去世引起风潮,平庸而慵懒的日子骤然间变得激越而饱满了:站在不被官方承认的“民主论坛”上演讲并在掌声中飘飘然,当中共当局“4.26”在其《人民日报》上发布充满暴力恐吓的社论后,我当时所在的大学保卫干部的便衣人员们,昼伏夜出地撕毁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时,我公开贴出了自己写的一张颇具黑色幽默的打狗队告示。而也正是这段文字,成了当局的那些打手们最恨我、且在后来狠狠地整我的祸根。当然“西安4.22事件赴京请愿团”的幕后黑手、指使做了个真棺材抬上大街游行、书写并广泛散发一份”恶毒“的《告工人同胞书》和起草空校宣言煽动西安让十多万大学生提前离校”等,都是我“罪行”的分类,而我的刑事判决书的第一条则是“在动乱中出版非法刊物《民主与自由》并任主编,油印1000份,起草多份”告同学书“煽动学生罢课到底,反动气焰嚣张。”,这都是因言获罪的标本。

在此期间最让我感动则是,在“六四大屠杀”开枪后我决定逃亡时,发现自己已是身无分文,一位外语系的学生对我说:“周老师,这些钱是我募捐时偷偷藏下来的,我错了,你带着赶快逃吧”。

而能让我一直对这个国家满怀信心的则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季节里。在我的逃亡路上,偶遇的一对几乎一字不识的农民夫妇的一句令我终生不忘的“看你就像学生,先躲在我家,若公安来了,我就从前门放狗咬,你从后门往山上跑!”。在漫无目的的逃亡路上,我怎么也放心不下西安交通大学那个心爱的女孩儿,最后决定:回去看上她一眼,哪怕天塌地陷。

但我还是在她所在的大学门口被一群蹲守了快三个月的便衣警察们乱拳打倒了,当我再次抬头看到的却是满眼不同制式、黑洞洞的枪口时,我才知道这不是在拍电影。

“狗日的这点倒像甫志高(中共红色宣传小说《红岩》中的反面人物,未回家看妻子而被抓)多情的不得了,竟敢动手打警察,“六四”这伙反革命中还没有过!把拇指拷给这小子砸上。”人与人渣仅一字之差。看见被打得满脸是血的我,我当时的女友无助地高喊:“抓学生了,打学生了”,警察们的拇指铐铐的我大热天冷汗如注,这些几乎都是同龄的警察都是无动于衷。

“又没犯啥罪,给!把这瓶啤酒喝了”,一个在旁边开商店的个体户倒是一点不怕,一边将已启开瓶盖的啤酒瓶递到我的嘴上,一边冷冷的盯着二十多个凶神般的警察。

我所关押的“西安市公安局五处看守所”是中国所有监狱中都有名的“监狱博士后流动站”:我刚一进号子,就看见一排光秃秃的头顶,全都带着手铐和脚镣的犯人,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全都是等待处决的杀人犯,在此我陪伴过的死刑犯就有近30人之多而。这其中一个外号“鸽子”的嫌疑犯则是个“异性癖”的假女人,他因首次犯案后被放进了女监舍而在西安的黑道中声名大振。也就是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同性混乱杂处的丑陋。

“听说写稿子发表后能减刑,你教我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我让你‘撬豆包(同性肛交)’,受活得很”,晚上熄灯后“鸽子”直往我的被窝里钻。

 

“我要让你们变成三改对象——老婆改嫁,儿子改姓,你狗日的改造”,绰号“王老虎”的看守所所长经常在监舍的广播上如此吼着。

西安一所军事大学因“六四大屠杀”被关押的男大学生,在放风时抓起一把自己刚拉下来的粪便就往自己嘴里塞。因为他想通过装疯来见一面同被关在这所监狱里的“同案”女友。自己的大便白白吃了,还要挨上一顿电警棒,女友自然不会让他一见。最后倒是他不断写在“鬼票”(监狱里特制的饭票,因用的人大都是死刑犯而得名)上的情书,奇迹般地起到了与女友联络的作用。

“赵毅,等不到三个月后枪毙你了,现在咱俩就来个了断,今天我打死你,再枪毙我;你要先打死我,就得提前枪毙你”。言罢,我手中的木板让他头上血花飞溅,这个总用他即将被枪毙来欺负被关押大学生的恶棍,被我打得头破血流。我因此被戴上了“背铐”:把两个手背在身后,再把两个手腕死死的叠在一起,然后用生铁铸造的土铐子铐死。从此,我的吃喝拉撒,都得靠同号子关押的学生帮忙,晚上只能趴着睡觉。等到六天之后,卸下铐子我的双手都从背后收不回来,老犯人帮我活血用偷偷藏下的缝衣针刺我的双臂,我的双臂毫无知觉,他帮我用滚烫的毛巾反复敷了三天才渐渐的恢复了知觉。事后他幽幽地告诉我:生铁铸的土铐子吸血哩,再多铐一天,你的双臂就废了。

下面是一些持续一年里和我在一个锅里搅勺把的“活死人”们:

张启祥:省军区司令员家里就是我抢的,在他家里我一枪要了两条命,他儿媳妇的命真硬,我捅了二十多刀还没死,你们知道不知道?活人心肝炒着吃嫩得很。

芦西言:我在公安局已当上副处长了,都是让大烟害的,竟用配枪换大烟“冒了泡”(黑话:吸毒),谁知那支枪竟到了魏振海那个杀人魔王的手里,一下子就染上了五条人命。

韩新建:打不了我的头(枪毙),轮奸时我不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听说在轮奸案中的这两个人都要枪毙,至于其他……

吴西贵:我这个死刑判得冤,偷了二十多辆摩托车,可自己长这么大连几块钱一碗的羊肉泡馍都没吃过,谁让我妈我爸生下一窝窝的弟妹,他们自己又没本事养活呢。

下面则是一个在常态社会里生活的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一些监狱内的“私刑”——

“种牛豆”:夏天将号子里的“砍头子”(较老实的犯人)身上或胳膊刺破,再将跳蚤、臭虫和虱子放进去,几天后,“砍头子”胳膊上就真正变成“艳若桃梨”了:一个西红柿般大的透明的包,里面成十上百的小生物在蠕动,其滋味真的是刮骨钻髓。

大毬比赛:不足18平米的监舍,塞着40多名人犯,除“头块板”(牢头狱霸)外全部犯人都脱得一丝不挂,然后每人都开始自己手淫,将生殖器弄大,“头块板”手拿毛笔,给生殖器最大的犯人肚子上打个勾,生殖器小的则划上叉。

皮管王:用抽水的硬塑料管打人犯屁股,此刑据说是由收审所王管教“发明”。我就亲眼目睹了同监舍的一个人犯因偷偷抽烟被发现后,王管抡圆皮管打了三十多管子,犯人的屁股肿得像两枚透明的柿子。事后在他们号子里不小心撞破了,血水四散,狱医用了两大磁缸子卫生棉球全都放进屁股后的血洞里仍填不满,后来此人因感染死亡。家属到监狱看尸体前,收审所所长在监舍的广播里公然讲道:某某是病死的,待会儿家属来了,该怎么看到的就怎么说,谁要是不老实睁眼说瞎话,他就是娃样子。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我在一百多个因“六四”事件关押的教师和学生中第一个当上了“头块板”,在我“掌权”期间,曾经历了“失败的狱中民主与物极必反的狱中暴政”——其实我也有令人吃惊恶的一面:打,往残里打,斗,往死里斗,克扣,让你们饿得学虱子叫……

至此,我才明白——野兽关的时间长了,兽性就少了,变得温顺了。而人若关的久了,人性就少了,兽性就反而变多了。

1990926日,作为陕西省因“六四”事件关押的所有人犯中最后一位,我被押送到陕西西部以盛产西凤酒而闻名的凤翔县枣子河陕西省劳教所投入劳动教养。此前,该劳教所专门成立的“六四”事件劳教中队已关押了一百多人。其中有教师、工程师、大学生、个体户、工人、无业的所谓打砸抢分子、“六四”期间以学生名义非法募捐的青年农民,甚至于真正意义上的乞丐。

199011月初,我偶尔在监狱里看“新闻联播”上讲要放方励之先生去美国。接着连续几天里,从狱中仅能见到的一份官方报纸上,我看到的几乎全都是中共当局为争取延长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我们中国的监狱中已经没有因‘六四’事件关押的大学生了”云云。其不知,仅在我们这个监狱里,当时还关押着几十个学生和教师!

由于信息隔绝,我当时判断国际社会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因而就有了一种强烈地被愚弄感。加之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极端心理反弹: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软弱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逆来顺受,我要开一个先例——越狱成功后再偷越国境,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

人一旦陷入某种情绪之中,特别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往往会在偏激的同时更加固执。于是我便开始寻找想越狱的同案犯。很快深得劳教所副所长刘某喜爱、幷且担任中队小组长的贺国安向我透露了他要越狱的理由:他自己是单位开车的工人,找了个女大学生做女朋友,虽然对方常来看他,但也怕天长日久女友变卦,想找人一块越狱,然后带着女朋友一起逃往国外。开始我并不置可否,后来见其言辞恳切,加之他担任小组长,有利于同外役号接触上,能方便搞来越狱用的钢锯条等,故答应与他合伙越狱。此间,艾东也同我接触上了,他的越狱理由简单易信:1990年他才被公安局从海南抓回来,一下子判了三年,往后的刑期太长,将来所有政治犯都刑满释放了,留下他自己一个人太难熬了。

在一次破绽百出的越狱计划失败后,我们立即又实施下一次越狱计划:用贺安国通过外役号藏在香肠里的半截钢锯条,我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将监狱库房的钢窗上的钢棍锯断两根,然后又用稀泥在断处糊上遮人耳目,接着我又把自己的被罩和床单拿到库房,趁晚上和艾东一起悄悄撕成碎片,共同拧成一条8米多长的粗绳藏好,准备过几天等到风高月黑之夜三人从锯开的窗户溜出,再搭人梯翻越监狱大墙,然后由先上墙的人放下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其它两人再顺着绳子爬上墙越狱。当时定好某天晚上12点整越狱。

可不到当晚8点,我们监舍里冲进一大群气势汹汹的狱警,不用费劲就从库房里搜出了那条绳子,搬开了窗上锯断了的钢棍,我立即被押到严管队禁闭室关押。中队里一片混乱,由其“六四”相关人犯在监狱里秘密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西北分部”的核心成员临时应急开会作出两条决定:一是马上销毁所有相关文字性的证据,二是若出事都往周勍头上推。原因是我先关禁闭可能是我告的密,另外是保存组织,牺牲局外人士!

前一条尚系果断(哪怕原因荒诞),而后一条既愚蠢,(因他们所有活动都背着我,有何密可告?)又缺乏人性与道德!继我被关禁闭之后,刘从书(六四西安工人自治联合会主席)、艾东等相关的20人被分别隔离在一栋空楼里,一时风声鹤唳,那位“文革”中“三种人”出身的刘副所长更是得意洋洋,急不可耐地向陕西省以及中央有关当局报功;据说司法部非常重视,从北京派来办案的项目大员曾说,此乃建国以来首次政治犯狱中组党,是一条大鱼。

当我单独被关进禁闭室后,方有机会冷静地从头至尾细想整个过程,一旦冷静下来立即明白这是一个圈套,是刘副所长为立功在发现刘从书他们经常偷偷聚会时为放长线钓大鱼而布下的一个陷阱。而我们三人的越狱行动,只不过是在他们认为必要逼从刘从书认罪时,给其造成心理落差的一个诱饵!等想明白这个道理后,在初冬阴冷的禁闭室里,我仍是冷汗淋漓!

平素我们忙碌、豪情万丈,也常常野心勃勃。可又有几个人能在忙碌中抽出些许时间想一想:今晩临上床时脱下的鞋子,明天一早能否还穿得上双脚?这里就用我在这次监狱里不足三平方米的禁闭室里的个例来左证:那是一个对“与世隔絶”一词有着切肤痛感的“超现实”的空间——没有声音,没有时间,甚至没有光亮,自然也就没了白天和黑夜。若不大声对着逼仄的墙壁胡乱地说话,人就会失语、甚或发疯,至今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常常还会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往往引得路人侧目。

在禁闭室的无望和孤寂之中,偶尔透过狭窄的门缝挤进来的些许亮光,照射着濡湿的地面上一群蚂蚁在声势喧天地搬动几粒我无意间散落的大米的热闹场面,便成了我自娱自乐的大戏,这些过往在我眼里可能微不足道的小生灵,却在带给我片刻消解的同时带来了另一种视角和感嘅:这一件在我们人类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儿,但在蚂蚁们的眼中,其浩大、宏伟与我们人类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任何重大工程的浩大与艰辛都是一般无二的,而更要命的是我们人只要不经意间撒的一泡尿就能令其灾难灭顶;再深想想若是一群蚂蚁在篮球上爬行,其自豪感和难易程度与我们的登天工程也应该无异,可人只要轻轻地用脚一踢,蚂蚁们顿时便会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感觉。人只要换一个视角就会明白自己的境遇,同时敬畏、谦卑和感恩之情便能生根。近而就会明了人是需要相互依偎与温暖并去珍视这诸多情愫!

 

此处只能引用我在监狱里的加刑材料第五条:“周在禁闭室里态度十分顽劣,拒不交待罪错,在禁闭室里放声高唱,大喊大叫,干扰审查(当时我若不这样做的话,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鬼地方非发疯不可!只有在这个特殊的时段,我才真正理解了茨威格在其著名的《象棋的故事》中那些经典的描述。)更为恶毒的是,周在禁闭室唆使同案刘从书等建立攻守同盟,让这三人一口咬定是劳教所领导为了立功教唆怂恿他们犯罪,其用心极为险恶”。

而给我加刑5个月的另一个“罪证”则是:周入狱后从不认罪伏法,经常利用作家的身份在不同场合散布为“六四”辩解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还偷偷收集了一份本监狱在押的“两乱”人员名单,让提前释放的学生佟某私下带出监狱转交海外的报纸,妄图借反华势力给中国政府施压。

结局与后果:中队其它没有参加组党而知识层次较低的“六四”同案人员大骂“什么知识分子,干脆改为吃屎分子,啥还没有干呢就为了个破总书记争得头破血流。可刚一关起来,一个个比谁都推得干净,简直跟贼一样,偷的时候只嫌偷得少,判刑时只怕判得多!”。

“总书记”刘从书加刑六个月,副总书记付喻加刑2个月,同时参与越狱和组党的艾东加刑3个月,而我这个“党外人士”,关禁闭室的时间最长且禁闭期间只提审过一次的人却被加了5个月刑!贺国安在此后被艾东等人用凳子砸得保外就医了。事后,我心境极糟,在监狱里就用刀片将自己的头发和眉毛全部刮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怪物。

真可谓监狱小社会,社会大监狱。

我出了监狱后,经常会听到:你这几天不能出家门一步,因为克林顿来了。忍无可忍,我一时性起,也就以硬碰硬了:“既然克林顿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我将以命相搏,你们再要跟踪我,我就要用汽油烧克林顿或者当着他的面自焚”。正当我自以为挟制住对方时,一位因经济问题被公安局开除公职的邻居道破“天机”:其实你真傻,这几天咱们大院门口停的车、无端多出来的那些修鞋的、卖菜的,和那些穿便衣晃来晃去的全是公安局政治保卫处的便衣。

而每每到了所谓的敏感时期,由多名警察“保镖”着离家出游则是家常便饭,期间的焦虑和忧愤常人难以想见。而面对“只要你今晚和我们在一起,你就是想嫖,我们都给你守着门”这些公安局专职监视我的人的此番话,你是恐惧还是无所谓?

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湖南张家界市的那一次:为了安静,我出行前没告诉过任何人,可就在我到了当地的第三天早上,就在大街上我“巧遇”了西安市一直管着我的两个警察!须知这是一个加上旅游的人口超过300多万人的城市。他们告诉我:其实很简单,让一批批的当地公安拿上你的照片开车上街转游,只要你一露面就会碰上。我们有的是人和车!

1990年代中期,我把一份《历史故事报》办的发行量大增的时候,公安局专职监视我的那个人又讲:“你办的报纸,就是整版上都印上共产党万岁,我们头也觉得你是在讽刺党呢,要么你自动退出,要么我们就把这份报关闭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中国的成语讲:窥一斑见全豹。那就让我来做供大家了解中国的那头“豹子”吧:2008年北京奥运会刚开的头一天,英国BBC驻北京的记者给我家里打电话约访问,我放下电话还不到一分钟,警察“朋友”就到了我的楼下,登门就说:我们是顺道来看你的!

我随机问道:我们这一片像我这样的人就一个,你们不会太忙吧?

答曰:不是就管你一个人,西边小区还有两个精神病,他俩是“武疯子”,也归我们管。

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不期而至的“朋友”,既能笑脸搪塞,也能随时掏出手铐把我拷走,他们只是个工具,要命的是他们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这正可怕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而在整个奥运和残奥举办的快两个月期间,我家门口三、四个胳膊上套着红袖标的老头、老太太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守候。尽管我每次出门买菜或着干其他事他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可我仍从心理怜悯他们——那么大的年纪,不管天热或者下雨就守在哪里,真不知道他们的上级是如何给他们编排我才是他们有了如此高的积极性。而几年前我租住在北京另外一个小区时,警察为了让小区的保安更认真的监视我,竟然哄骗那些小保安说我家里藏有枪支,会威胁国家安全!过去三年里在此等环境下我一年内竟搬了五、六次家。

所以当奥运期间,有一位瑞典记者问我奥运与中国人权现状时,我就问他:你看看北京满街道上胳膊上带着没有任何法律效应的红袖标的青年或老年“自愿者”们,随意搜查行人包裹的现状和文革的红卫兵有什么区别?可这种公然践踏现行法律的行为,却就是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发生在所有奥运参与者的面前!

或许当局会辩解:这是从保障奥运安全的良好愿望出发,但我们必须要切记——把人类带到地狱的原因永远是对人间天堂的许诺和憧憬!这种全民警察国家的现状,只能说明中国法治的脆弱和可悲。

难怪奥运期间北京的手机短信上流行这样一则笑话:奥委会主席罗格对胡锦涛说,鉴于中国的热情与周到,下届奥运会仍在北京举办。消息传出,全国官员昏厥,北京警察狂呼:老罗,我操你大爷,你还让不让人活?!

 

本应是一个常态的生活,而我自己却总处在没有明天的恐惧和动荡之中。这无处不在的颤栗和不安,更重要的是使我在漫长的30年中,给自己的亲人、朋友都堆积起来了由于自己无法掌控而带来的情感债务——使得他们因为与我的接触、甚或认识而受到盘问、传讯、甚或威胁。而这些罪孽从何而来?与罪孽相关联的恐惧生活又是从何处来的?我们将如何面对?

我之所以写出这些经历,并非其他,只是偶然发现了一个骇人的规律:我这么多年所经历的磨难,几乎每次都与“文字”相关联!至此,我方明白——一个国家只要把文字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当成恐怖对象,其国家基础必定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胚胎。此点从希特勒的德国到斯大林的苏联,从毛泽东的红色恐怖再到萨达姆,乃至今日的古巴、北韩和我的专制的祖国,都概莫能外。

我以为,在一个由国家机器控制着几乎是整个社会生活全部的极权国家里,软化其僵硬的社会组织细胞、恢复并修复被恐惧与谎言这两具专制的磨盘碾压蹂躏的人的基本属性,远比以暴抗暴重要的多——还是以“六四大屠杀”为例,我多年来在不同场合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对在“六四事件”中共产党的悍然开枪,我事先和事后都有一种预料、甚至这并不是我在这一过程中最仇恨的。因为稍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就会明白:开枪和噬血才是其常态——战争时期为一个山头不惜多死几千人,为了所谓的“卫星上天”,不怕饿死几千万人,那么与“六四事件”的开枪相比,只是其血腥史中的小巫而已。

最让我不能原谅的则是,通过这一过程,让我如此清晰透彻的明白了共产党几十年的统治,把人只所以是人的基本属性破坏殆尽!使人丧失了最起码的组织能力和交流能力——试回想一下,在1989415日到6月底的那“惊心动魄”的两个多月中,中国人表现出的那种高度地道德自觉——在没有警察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的公共部门有意“瘫痪”的情况下,在一个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度里,竟然没有发生一起人为的恶性治安案件!我自己就亲眼看到了一张当时贴在西安市中心的钟楼上的一张“小偷罢偷,声援学生运动”的“罢偷宣言”。这足以看出中国民众为了自由民主的实现不惜一切的付出与决绝。因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民主基础几百年的美国落杉机,仅1980年代的一次球迷骚乱,就死了上百人。

而中国的悲哀恰恰在“六四事件”之后,那么一场高度道德自律、几乎是全民争取民主的运动,在开枪后的一瞬间,立即演化为一场人人过关的审查运动!这种结果正是共产党一直想要把人驯服成为“工具和螺丝钉”的成功所在!所以说:极权制度是文明社会的毒瘤和天敌,其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都有着及其大的威胁和影响。而改变这种现状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建立公民自治组织与行业协会,使得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与能力,進而和国际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这就是一场理性与恐惧的赛跑,只有前者在这一过程中占了上风,我们就不会再恐惧了!

我深信: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所谓的公共空间,就是大家人人都有份的时空,而在这一空间中,良性与恶性的力量对比只能是此消彼长的竟争态势。而对一个作家而言,我坚信一切自由都源自表达自由。而真诚且自由的写作是对极权专制下浮媚禁锢生存境遇的解构与重构,为了自由写作与自由表达我们都应该屡败屡战!

而关于“六四事件”,我认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宽恕必须是建立在自觉的忏悔和罪责明晰的前提之下,在这点上德国统一后处理柏林墙惨案的成熟经验可资汲取。我们绝不能再用结束“文革”时那种粗暴的一勺烩式的“粉碎几人帮”来了结“六四事件”,因为当年的当事者们若认真负责地清算了“文革”,“六四”惨案就不会发生,而其后的种种恶行也就不会肆虐!我们必须给我们的后代创造一个像二战结束后的欧洲国家一样的环境,让他们也能心直气坦地发出相同的质询:爸爸当时你在哪里?你又在干什么?!这方是我们这个民族避免再陷罪恶之渊的前提,同时也是“六四事件”所有死难者和参与者为我们这个种族未来的良性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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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 德國《國際文學》(lettre)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une 17, 2019
关键词: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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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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