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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写作组、余秋雨、姚文元及其他
作者:朱永嘉

在那时余秋雨表现还是好的,很有才气,文章写得很漂亮,所以他在写作组的时候,我很喜欢也很重用他,其实他参加石一歌小组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事。石一歌小组的缘起是总理陪外宾来上海时,对张春桥讲起鲁迅最后的十年在上海,这十年也是鲁迅最光彩的十年,你们上海应该有人研究鲁迅。这个任务张春桥交给了我,我就在上海物色了大学中文系教师,工农兵学员,十一个人,其中包括余秋雨。我提出的任务是写一部鲁迅传,从写鲁迅的故事开始,可以作为单篇的小故事在报刊上发表,这样做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石一歌是十一个人的谐音,是集体的笔名,石一歌的作品是集体创作,余秋雨因为他文字表达的能力强一些,所以让他统改润饰一下文字,仅此而已。这没有什么不光彩,即使放到现在来看也是一件好事嘛,用不到忌讳呀!至于余参加鲁迅展代表团是我提名的,这个计划在当年七、八月间早就确定了,我报了国务院的文物局。为什么提名他去日本呢?一方面他在石一歌小组做了不少工作,另一方面鲁迅公园的鲁迅生平展是我与他一起去那儿审定的。日本仙台那个鲁迅展是以这个展览为基础的,所以由我担任这个团的团长,人选都是我与文物局商量着定的。事情的过程就是如此,那时候他各方面的表现确实不错,后来他突发肝炎,住院休养,去故乡疗养,都是我同意和安排的。他刚得病时,我还去他家探望过。我待他不薄,写作组的许多同事待他也都不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作品中不说真话呢?我还是抱着体谅的心情去理解,也许他有他的难处吧?我那时确实感觉他的表现很好,他写的文章,除了个别篇章有点偏颇外,总体上即便今天看来亦还可以,所以我才重用他。写作组的文章很少用真名的,只有他,我想培养他,所以他用真名的文章最多。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名利好讲吧。 

  沙叶新还讲到他曾与姚文元叫板的事。也就是那篇批评姚的《审美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时,我就读了,我心目中认为这是一篇学术讨论的好文章,完全可以各说各的,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委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哨兵,他的嗅觉过敏一些,写批评文章的时候,喜欢使棍子,缺少平等商量的口气。记得有过一场关于形式逻辑的辩论,复旦有一个政治课青年教师沈秉元来找我,他反对周谷城关于形式逻辑的主张,他战战兢兢地拿文章给我看,我知道他的论点站不住,但还是鼓励他拿去发表。后来文章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这就引起形式逻辑的讨论。在理论上周谷城是对的,但还得支持青年敢于起来向权威挑战。辩论中胜败不是主要的,但只要努力坚持正确,改正错误便能前进。记得还有一件事,周谷城在报刊上提出了无差别境界的说法,立即引起姚文元的批判,当时我就觉得周先生主张有理,因为从艺术欣赏上讲,可以有物我二忘的境界。这是从美学角度讲的,姚文元则是从哲学上讲,差别和矛盾是绝对的,双方争论的概念不在同一个范畴。姚文元显得强词夺理。对姚文元我还是抱着理解同情的态度,他没有在专业上受过严格的训练,一个高中生,组织上要他担当思想文艺战线的尖兵,这实在难为他了,所以他会乱放枪,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但是从为人讲,我与他十年相处,他待人还是律己严,待人宽,还是一个厚道的人。至于他拿文章当棍子,那是他那个角色决定了的,不能怪个人。我说一个关于姚文元的笑话,他字写得不好,与我差不多,文革期间他签的文件送到毛泽东那儿,就露馅了,毛泽东要他临帖学字,这就要我去国画院找好的字帖给他,乘机我就动员那时市委的头头一起去国画院,推动画院的工作,给画家们落实政策。因为有毛泽东的令箭在手,便能号令诸侯了。 

  在一九六三年批评姚文元的文章,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即便在文革前夜讨论《海瑞罢官》的问题时,有的青年写文章批评姚文元的文章。本来不应该算什么账,许多问题是我们基层的干部政策水平不高,过激的做法造成的。我在写作组吸纳青年进来时,从未因此划线。有一位青年作者写文章在报刊上批评姚文元,我仍然吸收他进写作组,我完全知道这件事,但从未向他提起过,免得别人提心吊胆的。写作组解散以后,他在《解放日报》一样被重用,负责过《支部生活》、《报刊文摘》的工作。类似的情况决不是个案,写作组内有炮打张春桥的红革会骨干,有高义龙炮打过于会泳,还有说过江青坏话的人,我一律量才录用。不仅对那时的青年人如朱维诤、姜义华是如此,对老人也是如此,如蒋学模、雍文远、冯岗、姚鼐、吴云甫等,对我的老师辈如谭其骧、刘大杰、陈守实、王运熙,我更是始终尊敬有加,没有说过他们一句不是的话。包括那时对巴金的工作安排,甚至沈尹默的遗孀,我都同样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尽量照顾她们的生活,我这样说,并不是各个单位都能如此,我那儿情况有些特殊。记得有一次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王洪文指着我说,你那儿可是牛鬼蛇神的老窝了。我置之一笑,既不答也不辩。为什么他会如此说呢?因为我进人都是临时性的,没有编制,不用向人事组织部门备案,所以那时市委的组织组、文教组无法查写作组的人事关系。而且我上面有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大红伞,而张、姚又从未过问我用人的问题,徐景贤对此也不闻不问,我这个系统,那时的工总司根本无法置喙。王洪文尽管不高兴,也无可奈何!那时我善待的人,我服刑以后,他们也善待于我。不仅没有另眼相看,而且往往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我有一本口述的《已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这两段史实就是关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前后后的经过;关于一月革命的来龙去脉。这两件事的全过程我是亲历者,我二〇〇五再回忆这两段历史时,与当时的认识是有很大变化的。特别是对一月革命,我已没有那时的兴奋状态了,我是在思考它是失败在哪里,徐景贤先前曾读过我这本口述史,他不同意我说一月革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他希望我即使不说胜利也不要说它是一次失败这个定论。我思考了很久,夺权是文革所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它从批判资反路线转向权力的再分配了,从此以后在全国范围派仗不断,从地方到中央,私心大爆发,所以才有“斗私批修”的问题,事实上每一次权力再分配时,总会有人伸手,并作出各种各样的表现,讲一点这方面的教训还是有益的。 

—— 原载: 共识网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December 9, 2009
关键词: 写作组 余秋雨 姚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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