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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和平而谈——日本投降之后(三)
作者:和谈


中共不仅创造了一整套词汇来描述将近一个世纪的国共两党关系,比如像国共分歧、国共冲突、国共合作以及国共和谈等,夺取政权后他们在大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教育还非常有效,以致大陆人对中共这套词汇耳熟能详,信以为真,很少有人去思考它们真正的含义,比如像国共分歧。分歧是指思想、观点方面的不同,它一般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当分歧严重到一定程度双方使用肢体语言时,分歧就成了冲突。而冲突一旦达到暴力程度,开始使用武器时就上升到了战争。注1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国共两党不存在仅仅停留在思想认识上的不同,所以国共之间不是分歧。共产党不仅有军队,他们在1931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这表明他们瞄准着国家政权,所以国共之间也不是冲突,是战争,是蓄意推翻民国政府的战争。其实毛泽东对中共的定位很清楚:共产党“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他对此一点掩饰都不需要。注2 其他如国共和谈也是编造的,历史上国共从来没有为和平而谈判过。

 

国共谈判是自共产党在南方造反失败、辗转流落到陕北后才开始的,中共方面最初由周小舟,潘汉年出面,西安事变后才由周恩来挑头。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怎样才能生存下去是共产党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在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一下杭州、二上庐山面见蒋介石,以“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直接受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导”为交换,要求政府每月提供“正规军队60万元,学校5万元,地方及部队经费约15万元”的资助,蒋介石答应了周的条件,国共谈判成功。杨奎松指出:“1937年是共产党以妥协作为前提的谈判,是中共中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公开向国民党中央作出‘四项保证’后的结果。”注3 杨奎松的这个分析包含了三层意思:1,共产党那时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妥协;2,当共产党愿意妥协时,国共谈判才会有结果;3,国共那次唯一有成果的谈判与和平无关。国共那次谈判的协议就是后来中共公开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

 

宣言是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的,虽然谈判本意是为了摆脱中共的困境,但是发表时周却没有错过把和平挂在嘴上的这个机会:“亲爱的同胞们:当此国难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经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庆贺。”注4在其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周恩来常驻重庆、南京,尤其在马歇尔面前他不惜谎言和欺骗。

 

日本投降使中国战局突然发生变化,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措手不及。作为执政党,战争胜利带来的政治资本自然就落在国民党这一边,而收复失地,重建家园的责任也在他们的肩上。但无论从地域还是时间上,制胜的主动权不在他们这一边。美国总统杜鲁门(Henry Truman)后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东、华南仍在日本人占领下,长江以北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都没有。”“事实上,国民政府连接收华南都困难,要拿下华北就必须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注5

 

另一方面,日本侵华对共产党是一个独特机会。当中国东部、中部,北方、南方大部分国土遭受日本兵烧杀掳掠的时候,缺乏战略意义的黄土高原就成了中共藏身的地方。不仅如此,在那8年里,侵华日军的战术重点随国军溃退的路线而向南向西移动,这样在北方农村就留下很多空白地带,共产党籍此以延安为点,全面发展自己的武装和地盘。因为他们是反对力量,抗战胜利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政治上积极意义,自然他们对民族危难、对国人疾苦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平与否更不在他们考虑之中。不过他们也需要谈判。因为谈判既能够为他们争取时间,又可以提供场所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所不同的是,在战后国共谈判中多了一个美国因素。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动员了1611万人参军参战,同时在欧洲、亚洲两线作战,伤亡67万人,其中死亡人数40余万(战死人数近30万人),在亚太战死人数达10万人之多。” 6 除了在太平洋上和日本人直接交战之外,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提供了相当于500亿美元的物资,其中的16亿用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战后促成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抗战结束前,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就多次往返重庆和延安,希望在国共之间搭起和平的桥梁。458月他还以个人人身作为担保,陪同毛泽东到重庆参加谈判。4512月,杜鲁门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为他的特使,要他在《双十协定》的基础上,“说服中国政府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统一”。注7应该说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统一、和平费尽苦心。

 

从绝对军事实力上,日本投降时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强很多,但中国当时的民情和舆论不在实力这一边。451217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日本投降这几个月的中国内政史,是多么可痛!多么可耻!与敌人打完了,自己又打;胜利既然来了,偏不和平。所为何来?” 虽然国民政府缺乏同共产党展开最后一战的道义勇气,但在国强共弱的情况下,蒋介石自信只要采取退让的姿态,就能把在抗战中壮大的中共势力纳入政府的范围以换取和平。而且面对战后重建中国的艰巨任务,国民党迫切希望谈出一个和平结果来。可那时的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刚到陕北时那样,相反,因为他们有了幅员宽阔的根据地,生存已经不是问题。再说,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共产党一贯的战略目标完全不同。

 

按照46年政协《整军方案》,18个月后将不再有国军50个师、共军10个师的区别,国共原先所属的部队整编后混合编在一起成为一支国军,由政府统一指挥。从美国人的眼里看问题,马歇尔觉得既然和平统一了,军队当然应该这样合并整编。马歇尔实在不了解共产党一心夺取政权的心思。军队那样整编,天下还没有到手,枪杆子就没有了,中共当然反对。周恩来嘴上告诉马歇尔的理由是:“共产党的困难在于,当它在军事事务上作出让步并达成协议时,不知道政府日后对于政治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注8所以中共坚持要求整军后仍然有自己单独建制的部队,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就拒绝提交整编的名册。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中共诚心是为了和平而坐下来同国民党谈判,那么整军、加入联合政府这些能够实现和平的具体措施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而且,既然早就知道谈判的结果对他们不利,为什么还一直要谈判呢?马歇尔也有这样的困惑,几个月下来他已经看到共产党是怎样在最后一分钟把谈判结果推翻,“如果共产党不采取新的策略故意拖延谈判,这将使当前的谈判有可能取得进展。”注9还是杨奎松看得透彻,他说:“中共对于整编方案只赞同其一般原则,将计就计,以免政治上孤立,但是实际上则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逃脱,保存实力,做到统一而不被消灭。注10

 

我们知道谈判只是一种形式,谈出的结果才是内容;不求结果的谈判其实是一种政治手段;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之间可以有四种不同的搭配组合,即:有谈判有结果;有谈判无结果;有结果无谈判和既无谈判又无结果。根据战后实际情况,美国作为调解人积极参与,国共双方也都不反对谈判,这样可以排除“无谈判无结果”。根据对谈判形式和内容的期待,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属于第一种情况,他们不仅希望国共举行谈判,而且期望一定要谈出一个民主的政府的结果。而国民党希望谈出结果,他们属于第三种情况,因为“国民党强大,他们以承诺民主为前提,欲使中共放弃武装,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而中共则坚持以事实上的割据来保存自己的军队和干部”,他们对谈判的结果没有兴趣,但是却需要谈判这个形式,属于第二种”有谈判无结果“ 11事实很清楚,国共谈判中,共产党只要谈判的形式但是不要谈判的结果。既然如此,怎么还会有国共和谈呢?

 

 

1:参阅《现代汉语词典》相关词目

2:见毛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3:参阅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4、第65

4:《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见《周恩来文集》上卷

5:参阅《杜鲁门回忆录》下卷

6:见《美国之音》2015824日韩连潮博客文章《美国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7:同5

8:见《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147

9:同上,第218

10:同3 286

11:同上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August 31, 2015
关键词: 和平谈判 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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