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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篇抗戰英烈紀念文章
作者:孔捷生 葉曙明

抗戰的家族記憶

孔捷生

聞道“生在蘇州,住在杭州,食在廣州,死在柳州”。我的外祖父正是死於柳州,伴他長眠的上好“柳木”棺槨是國民政府置辦的。外祖父於一九四〇年在柳州殉國,是抗戰英烈。他去世後十二年我才出生,外祖父於我只是一個蒼苔斑駁的傳說。

 [國軍四戰區上校葉博融遺照]
 
適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筆者向家族中多位長輩探問往事,很多細節我是初次知曉。只緣外祖父是國軍上校,殉國時年僅四十,外祖母在顛沛流離中含辛茹苦帶大了五個遺孤,這三女二子注定要在另一個朝代活下去。在可以想像的濃重政治陰影下,我母親及其妹妹弟弟甚少提起外祖父的往事。在我少年時,長輩們偶有隻言片語,於我都難以串聯成完整記憶。印象最強烈的只記得媽媽一次說起亡父,“如果他不是抗戰犧牲,我們的日子更難捱。”母親語畢眼淚就下來了。我還記得二姨生日是農曆五月廿八,但家族中人從不給她祝壽,因為這天是我外祖父的忌日。在那個年代此為沉默的紀念。

毛時代結束,關於外祖父不再是家族中的禁忌。但直至今歲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外祖父的故事才在幾位長輩的口中完成了最後拼圖——外祖父葉博融,廣東台山人,燕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回鄉曾任台山師範校長,後赴美國遊學一年多,再返國在廣州市政府供職並在中山大學兼課。廣州淪陷後,外祖父投筆從戎,先到中山唐家灣打游擊,後轉赴四戰區司令部任政治部幹事,上校軍銜,參加過桂南會戰(崑崙關)。

一九四〇年,距司令部不遠處的柳州山洞軍火庫發生爆炸,包括外祖父在內的十二名官兵殉難。張發奎將軍下令厚葬和立碑紀念。四戰區司令部寄來了外祖父的遺物,另有一封公函告知外祖父犧牲的情況。原來軍火庫爆炸時外祖父在險區之外,卻毅然到現場指揮軍民疏散,直至連續爆炸引起山崩,外祖父被飛迸山石擊穿顱骨,腦漿溢出,昏迷數日不治身亡。

葉家五名遺孤均受到國民政府撫卹,除了年幼的小舅舅跟着外祖母留在家鄉台山,其餘四個都被張發奎安排到粵北的志銳中學及附小讀書,這間為紀念原粵軍將領許志銳而命名的中學,收容了許多烈士遺孤和失學難童。一九四三年我母親初中畢業,張發奎把一群烈士遺孤接到柳州,那是我母親初次拜祭父親,張發奎題寫的“死難官兵紀念塔”矗立山中,紀念碑旁的十二座墳塋,外祖父軍階最高,墳也最大。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七年,外祖母讓長女即我母親到柳州帶回遺骨。母親由我父親陪同到外祖父埋骨之地開棺,母親記得柳州棺木很堅固,終於打開,外祖父的肉身已朽,可以清楚看到顱骨有洞……荏苒七十年,無論紀念塔還是烈士墳塋均夷平已久,殊為可嘆,後來這個朝代並不屬於這些殉難者。

說到抗戰記憶,也不能不提到共產黨。我岳父孫慎是傳唱全國的抗戰歌曲《救亡進行曲》的作曲者,他後來參加了中共。在上海與他單線聯繫的地下黨員是歌壇影壇明星李麗蓮,她正是李怡的姑姑。而《救亡進行曲》的詞作者(詞曰: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是周鋼鳴,他正是羅海星遺孀周蜜蜜的父親。中國現代史和民族集體記憶就是如此弔詭,權力意志可以抽離某部分而強化和神化某一部分,卻改寫不了散落於民間的家族記憶。

(原載201591日《蘋果日報》)

(附:叶曙明的一篇文章。叶曙明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作家。他曾被文艺评论家、台湾大学蔡源煌教授称为当今华文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代表作有《环食·空城》1989年后转向近代史研究。代表作有《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大国的迷失:帝制崩溃后十字路口的中国》、《军阀》、《草莽中国》、《重返辛亥现场》、《国会现场:1911-1928》等。叶曙明和孔捷生的外祖父是同一人。)

毕竟是“大王”

叶曙明

夜雨敲窗,更阑人静,正是读史的好时候。在这个风雨之夜,终于读完了张发奎的口述回忆录《蒋介石与我》。从国民党奠都南京到抗战爆发这段时间,中国内战不断,遍地枭雄。张发奎是南方枭雄之一。

说起来,我家与张发奎还有一些渊源。抗战时期,四战区长官司令部驻柳州,张发奎是司令长官,我外公是司令部的上校干事。当时离司令部不远的山洞里,有一个归军政部管的军火库,贮藏了大量炮弹和炸药,库长是何应钦的侄子。19416月,柳州连续阴雨,炸药受潮发热,洞口整天往外冒烟,附近的人都很担忧,张发奎天天派人查询,库长都说:没危险。张发奎不放心,亲自跑到山洞察看,烟已很浓烈,他把库长叫来问:到底有没有危险?库长还是那句话:没危险。张发奎问:有危险,你负责?库长拍胸脯说:我负责。

但张发奎刚离开军火库不到一公里,军火库便爆炸了,12名官兵殉难,我外公是其中之一。何应钦在重庆闻讯,一面表示从优抚恤死难官兵,一面要求把库长解送重庆,交军政部军法司讯办,其实是想保他。张发奎一口拒绝:难道12条人命,还抵不上他一条狗命吗?下令把那个库长押到爆炸现场,一枪崩了。后来四战区在山上建了一座塔,上镌由张发奎题写的华民国死难官兵纪念塔一行大字。现在,这塔大概也已不存了吧。

张发奎很念旧,1947年,我母亲因政治原因蹲了国民党的大牢,张发奎知道是四战区袍泽的遗属,马上亲自出具保函,把她保了出来。我从小就听过不少张发奎的逸事。比如他绰号叫,因他签名只签一个字,看起来像大王二字。其实他的举止并不像山大王,倒有点像绅士,他喜欢看话剧,听小提琴演奏,吐痰时总是吐在手帕里,小心翼翼地包好放在衣袋中。只有当他穿上戎装,扬鞭策马时,才显得八面威风。有一回在柳州马失前蹄,把他跌了个发昏章第十,半个月动弹不得,但医生刚许他下床,又策马飞驰了。这些在此本《蒋介石与我》里面,似乎都没怎么写到。

蒋介石与张发奎的关系,离离合合,确实很有意思。其实也包括李宗仁、李济深、陈济棠、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这些地方诸侯,我很奇怪他们和蒋介石为什么总是格格不入,捏不到一块呢?他们本身虽然也矛盾重重,但为了反蒋,却可以攻守同盟,甚至与共产党合作。以前说他们受到蒋介石的压制与排斥,但这些诸侯的地盘,加起来是大半个中国,蒋介石不过控制东部一隅而已。以一隅之地排斥大半个中国,近乎天方夜谭。张发奎在书中也承认,蒋介石对我们两广军人最优容、最宽大

张发奎不是个阴谋家,不喜欢玩权谋,但他和蒋介石就是合不来,仿佛八字相冲。除了权谋之外,一定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我想,最大的原因,或与他们成长的地域文化背景有关。蒋介石来自东部的工商业城市,而他的对手们,大都来自西南、东北、西北的农村地区,身上还带着泥土的气味。张发奎家在粤北山区世世务农,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与农村的关系,都比蒋介石深得多。农民与农民,总是比较容易谈得拢。

张发奎批评蒋介石学外国都是学皮毛,诸如喜欢美式的大翻领制服之类。他说:如果由我作主,我会选择最佳的外国制度。但什么是最佳的外国制度呢?他没解释,只是铿锵有力地说:我坚信,中山装最适合我们中国人穿。可我怎么看,都觉得中山装像日本青年学生的制服啊!

(原載作者博客)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September 2, 2015
关键词: 抗戰 家族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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