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发生，源于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的价值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而领袖则是价值的代表和象征。邓小平和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为我们理解“六四”悲剧的内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点。

     我们看到，在“六四”之前，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初期，邓赵之间在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的政见上，还依然保持着某种基本的共识，邓小平一直是党内元老中对赵紫阳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是，随着群众抗议运动的升级，在要不要用武力对此加以平息的问题上，二人产生了深刻的分歧。这一分歧最终导致了“六四” 镇压，和对党内自由化因素的大清洗，导致了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终生软禁。

     在《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中，许允仁不是简单地站在某种现实政治的立场上，对对立面进行高调的道德谴责，而是力图以一种疗救的心态去揭示“六四”发生的悲剧性的原因。当悲剧被看作是悲剧的时候，就是指冲突双方的价值都被看作是珍贵的，对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又都是有局限的，最关键的是，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二种价值之间变得不能共存。

     通过Y与X之间的争辩，许允仁首先冷峻地揭示出邓小平的判断，和他所代表的价值中所包含的真理性。借助“4.10”大示威后，马英九主导的强制性清场作为例证，指出在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发生之后，仅仅依凭对话，而不动用政府的强制力将无法有效地恢复秩序。

     凭借Y之口，许允仁揭示出邓小平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下，发现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关系的非凡洞察力。他比赵紫阳更清醒地认识到，不动用政府的强制力将无法恢复秩序；意识到这场风波会动摇党国的根基；认识到威权政治归根结蒂不可能通过自由的对话，而只可能通过基于恐惧的服从建立起来；认识到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以稳定的政治秩序作为前提；同时，洞察到已形成了巨大的“广场效应”的“人民”，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关于最后一点，许允仁写道：“面对一会儿朝他高喊“打倒”，一会儿又欢呼“万岁”的人民，即便他没有研读过群体心理学对乌合之众的描述，依凭他自己几十年和群众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他无疑比常人都更深地洞察到群体的变化无常、短视、非理性和狂热等特征。所以，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一个全国性的广场效应形成之后，当无数的人受到这一磁场的吸引，想要通过表态来融合其中时，在许多人看来代表着神圣的人民意志的“广场”，在邓看来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聚集罢了。”

“依凭自己的政治洞察力，他依稀辨别出在这一场景中，多少人有着坚定和明确的政治诉求，多少人只是简单地渲泄情绪和从众起哄，以及究竟需要怎样的外部诱导和多大的强制性压力才足以遏制广场效应的进一步扩展和改变群众激情的指向。他没有被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的表象唬住，而是，洞察到1980年代末的民众的真实而又矛盾的心灵：一方面，从情感上看，革命的文化基因依然残留在人民的心中，人们渴望在打倒权威的呐喊和挣脱束缚的欢呼中，将自我融合和陶醉在汪洋大海般的群体之中；而另一方面，人们在理智上，又希望摆脱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带来的动荡和伤害，希望尽快地过上一种富裕和安宁的生活。”

关于邓小平，许允仁还评论道：“事实上，在主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所获得的民众的敬爱和威望要更高于胡赵。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人的爱戴，每个人都会因获得这种爱戴而快乐，因失去这种爱戴而痛苦，邓小平也不会例外。但是，他的政治本能告诉他：绝不能将整个政权的基础，建立在这种变幻不定的民众的尊敬和喜爱的感情之上。相反，为了整个党国的根基不被动摇，他愿意孤独地去承受失去人民爱戴的痛苦。”

在通过H揭示了邓小平所代表的可以称之为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伦理”的价值之后。许又通过X阐发了赵紫阳所代表的“心志伦理”的价值。

     X指出了邓小平作为一个威权领袖对中国人精神上造成的创伤：“……这是这个极权主义政党征服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多少年就会来一次的一系列阉割手术中的最近的一次。从反右的“敌前总指挥”，到“六四”镇压和清洗的主导者，可以说，在邓小平丰富复杂的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引人注目的角色之一，就是从事这样的阉割手术的，胆大心细，技艺高超的外科医生。”

     以此相对应，X阐发了赵紫阳在“六四”中的爱与牺牲的姿态，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拯救性作用。对于赵紫阳的精神遗产，许允仁这样概括道：

“他相信，即便是在最尖锐的政治冲突中，人与人之间通过沟通形成非强制的共识依然是可能的；他相信，政府垮台了，政党解体了，可以按照更好的理念再次重建，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被强行剥夺之后将无法再生；他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爱，对一种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来说，是如此珍贵和重要，即便是为了最大的利益，也不应该去破坏和毁灭；他相信，一种失去了民众认同的权力，一种必须通过杀害生命，毁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爱和信任才能保有的最高权力，仿佛一种原本非常美味可口的食物，却已腐败变质，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因而不再值得追求和保有……”

    “ 作为一个个人，在常人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之下，他依然坚信，有一道捍卫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所必须的防线绝不能丢弃，一旦丢弃了它，哪怕得到整个世界，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的领袖，在他握有的权力因他人抗议而动摇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暴力镇压去强制他人服从，而是反省着如何通过改革，通过和民众的真诚的沟通来增加他们对这种权力的认同，因为，他坚信这就是政治的本义之所在，是增加一种政治权力的尊荣和价值的唯一方法。”

    “正是基于这些关于人性和政治的基本信念，在旁人看来，他仿佛儿戏般地就放弃了自己已经到手的“皇位”。”

     “20年前，促使赵紫阳做出自己政治选择的那些基本信念，他所尽力保守和捍卫的那些价值，正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共和国可能得以构成的奠基性价值。对于我来说，不是在邓小平顶住全世界的唾骂，通过开枪镇压威慑亿万人民的超人魄力中，而是在赵紫阳顶住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的淫威和高压，坚守住自己纯正的政治理想的非凡的道德勇气中，看到了能够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奠基的精神资源。……”

      邓小平和赵紫阳所各自代表的价值，在“六四”这一特定的情形下突然变得水火不容。在邓小平看来，容忍了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党国将会崩溃；而在赵紫阳看来，一旦在暴力镇压民众的问题上向邓小平屈服，那么，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信念就会崩溃，这时整个生命也将全部失去意义和价值。

     “六四”的悲剧不仅仅是赵紫阳的悲剧，同时也是邓小平的悲剧，他一手提拔和栽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无疑是由于认同和赞赏他们所代表的价值。但是，当对旧体制的突破已经完成，而必须确立新的威权体制时候，邓痛苦地发现，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足以使整个党国解体。

      就如许允仁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在“六四”的风暴中，看到赵紫阳的个性和德行将整个党国置于危险的境地中时，邓小平才放弃了幻想，痛苦地认识到威权体制的最高领袖的第一位重要的品格究竟是什么？当他放弃胡赵，动手对整个民族中精神最活跃的部份进行阉割时，同时，也是对自己灵魂中的对爱戴的渴望、同情心、理想主义等等长期以来所看重的价值的自我割除。

      他对下台后的赵紫阳的某种眷恋，事实上就是对自己灵魂中被割除的那些价值的眷恋，他知道，一旦割除这些之后，不管是他的个人生活，还是他竭力所要捍卫的那个政治制度的意义都会变味。因此，他几次让人找赵紫阳，希望他做个检查之后，再重新出来工作。邓小平试图以这种方式，将他在危急的情形下，出于恐惧而割除的那些价值，以某种安全的方式，从后门里悄悄地再重新找回来。

      但是，对赵紫阳来说，他深知，自己假如屈服，那么，留下来的只会是一具躯壳，他所代表的价值就泯灭了。他只能以做党国的终生囚徒的方式，才可能坚守住自己宁愿放弃“皇位”，也无法背弃的那些价值。最终，邓小平决定对赵紫实施终生的软禁。没有什么能比这一事件，更具象征性地体现出，在“六四” 事件上决裂之后，邓小平所代表的价值和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在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处境了。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1年了，然而，正如许允仁在文中分析的那样，作为“中国模式”奠基礼的“六四”镇压，由于是对自由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伦理的双重违背，使执政党至今都对此讳莫如深。执政党在其构建的粗鄙和自欺的意识形态中，无法真实地面对这一事件。在这种讳莫如深中，不仅仅赵紫阳代表的价值被遮蔽了，连邓小平所代表的价值中的某些真实的部分也被遮蔽了。党甚至无法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坦率和真诚的辩解。

     “六四”的分歧和斗争，是围绕着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的定性展开的。就如许文中所言的，事实上，不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还是“爱国民主运动”，它们的争论都是在某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语境中展开的。一旦被定性为“动乱”， 那么，事件的参与者就名正言顺地被贬为“专政的对象”，反之，一旦被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那么，它就获得了政府的强制力碰不得的“神圣性”，同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自己政治上的敌人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当时，关于事件定性的争论和斗争，归根结蒂是争夺“专政主体”位置的斗争，这也就是“六四”悲剧发生的最核心的精神根源。在专政政治的语境中，每个个体都自负地认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价值是神圣的，想要压倒和排除一切异己的价值。

      而只有在宪政民主主义所开启的意义境域中，才可能真正找到政府理性地使用强制力的分寸和界限，才可能在剥除各种价值上面所蒙着的虚荣自负的同时，以一种多元的心态包容它们，让各种本真的价值得以无蔽地言说和争论，寻求它们在中国现实中的共处之道。这才是让中华民族从精神上走出“六四”阴影的关键之所在。

201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