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