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al China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政治中国
台海两岸
第三種中國想像
作者:吳介民

 

一九九○年,三月學運半年後,我第一次有系統認識中國,不是在與大陸僅有一海之隔的故鄉,而是大洋彼岸的哥大政治系課堂。我遇到一位講課深入淺出、談吐從容幽默的中國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他引導我進入中國研究的領域。不久之後,便確定以研究中國作為博士論文的方向。修課,泡圖書館,翻尋資料,聽演講,找概念,在哥大的前幾年,學業上大致朝著進入中國做準備。一九九一年暑假回台灣,遇到一位素所敬重的學院前輩,我告訴他論文的研究方向。他頓了一會兒,問說:「剛解嚴,民主化不久,台灣研究正要起步。為何不做台灣,要做中國?」他的問題令我一時啞然。二十年後,許多中國專家可以隨時講述一套台灣需要研究中國的理由,回想彼時,「中國即將在台灣成為炙熱的存在」的直觀,還難以分析性語言清楚表達,我的語塞正徵顯出問題所在──絕大部分人根本毫無感覺:中國對台灣的影響,正從曖昧隱晦之處鋪天蓋地席捲而來。

 

今天,研究中國不再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許多人認為中國不難理解,但台灣對於中國的認識其實仍然淺薄。(當然,或許有人會說:中國社會對於台灣的認識更加膚淺,甚且傲慢顢頇。)另外一群人則對中國不屑一顧。社會大眾沿著藍綠分歧這條斷層線各自形成他們的中國觀,如同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早就警告過的選舉民主體制經常面對的難題:「民主社會的穩定與正常運轉,竟然是依靠公民把自己整編成少數幾個(理想上是兩個)對基本政策議題各持己見、壁壘分明的團體。」此外,學院裡的中國基礎研究仍嫌嚴重不足,也尚未轉譯到公民社會,形成良性的公共討論。我們國家未來的生存,與中國社會有著什麼樣的關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健康而均衡的中國知識?我們難道只能從名嘴掛帥的「政治市場」上認識中國?

 

一九九二至九三年,我的中國田野之旅稍有延宕,原因即與中國有關。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里巷工作室」拍紀錄片。我和幾個夥伴負責「兩岸關係」,最終的產品是《台胞》(1994),一部描寫中國「改革開放」後台灣人在中國經商生活的影片。【1】回頭看,這是一部早熟的紀錄片。前述「為何要關懷中國」的提問,已經預示其遭漠視的命運。然而,這個經驗沒有減損我內心的「中國熱」。記得,《台胞》在台大小劇場的放映會上,引起不少質疑,主持人黃武雄稱之「砲聲隆隆」。我母親當時也去觀看首映,回家後對我說:「真驚駭,那就是批判嗎?」我說:「不是啊,那是學術討論啦。」記得當一些無法回答的問題,我說:「會以五年、十年的時間去尋找答案。」我信守了承諾。而這趟旅程已然走了二十年,還不確知「終點」何在。

 

藍色人海之謎

 

一九九四年初夏,我從廣州踏上一次特別的旅程。我跟隨一對返鄉探親的民工情侶小董和小琴搭火車前往河南,一天一夜後抵達駐馬店市,從那裡轉乘短途火車到遂平縣,再搭汽車到這對情侶的老家張村。

 

這是期待已久的鄉村中國之旅。這片種植小麥的無垠土地,孕育了中國「改革開放」發動資本主義工業化所需的龐大年輕勞動力。這次旅行至今印象深刻。在駐馬店下車時,與小董小琴相約月台碰頭,卻不見蹤影。我的視線被一大片藍色人群遮蔽,人潮不斷從車廂中傾而出,綿延湧上月台,十幾分鐘過去了,依舊沒有止盡。這一片藍色人海淹沒我的視野,撞擊著我焦慮的腦門。我被困住了。那令人眩暈的藍色蠕動,頓時,浮現發展經濟學者路易士(Arthur Lewis)所謂unlimited labor supply的意象:那虛構性的「無止境勞力供給」的理論概念,就在當下逼真呈現,讓人喘不過氣。人口,既是中國的沈重負擔;也是她發動急速經濟成長的本錢,並使中國成了資本家的天堂。

 

我們到張村小琴家,才剛坐定,小琴的媽就從廚房端出兩大碗湯,裡頭各煮五顆雞蛋。同行的小董告訴我,在剛剛脫貧的鄉下,這雞蛋甜湯表示主人對我們的盛情招待。我毫不猶豫立刻喝下這碗甜湯──幾乎是以狼吞虎嚥的吃相,來回報主人們的熱情,這是我進入田野的儀式。遂平全縣工業寥寥可數,農業是主力,而連年乾旱小麥歉收。農民子弟在沿海打工的匯款,成為家計的重要來源。從廣東沿海到內地河南,雖然只有一日的車程,但兩地之間的貧富懸殊與發展落差,卻是巨大而可觀。夜晚,在星空下與老人們聊天。小琴的爹,談到年輕時如何捱過大躍進的飢荒,一九八○年代解散公社「分田單幹」之後的光景,近年村子裡沒有上戶口的「黑小孩」越來越多,還有政府收購糧食賒帳「打白條」的惡劣。這是毛澤東的幽靈依然籠罩中國大地的年代,這個社會剛從天安門鎮壓的餘悸中緩緩復。沿海地區在鄧小平「南巡」的鼓舞之下如火如荼招商引資,徵收土地開發工業區;而遙遠的內地則相對寧靜。那個時代,些知識分子還在辯論「姓社姓資」的問題,而今日震天價響的「中國崛起」則聞所未聞。

 

這趟旅程,我開始琢磨「具有中國特色的原始資本積累」,究竟如何鮮活地表現在中國的工廠作息、農村的經濟活動、民工的遷徙流離、鄉村幹部對待農民的關係上。過去二十年,中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雖然這變化中沉澱著不變的元素。在台灣,藍綠紛爭延伸到兩岸關係;而「中國因素」則惡化台灣的社會團結。想像中國的方式,延續著藍綠二分的對立邏輯。第一種觀點只看到財富與機會,認為台灣唯一出路在中國,為了經濟可以犧牲責任政治與民主人權。第二種觀點則看到威脅與風險,認為與中國交往過程中,台灣一直都是受害者,「錢進中國,債留台灣」。這兩種觀點只捕捉到中國的局部剪影,相激相盪且不斷自我強化。這兩種想像中國的方式,皆是冷戰時代國民黨統治下「威權發展」(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的衍生物。第一種中國想像害怕「失去商機」;第二種中國想像,則恐懼「被併吞」、「被共產」。前者一味擁抱中國;後者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擁抱中國並不保證台灣的經濟繁榮;而逃避中國也不保證台灣的安全。兩者都嚴重缺乏對中國社會的如實了解,凸顯了菁英主義心態,也看不見中國大眾生活的實際面貌。與「他者」整體社會生活經驗隔閡而產生的陌生感,是人們內心恐懼的最深刻根源。而台灣人對中國的無知或冷漠,正反映了台灣社會虛浮的「中產心態」。這種心態貫穿藍綠兩個陣營。兩者都沒有以社會觀點看待中國,便難以產生同情的理解。事情看不清楚,就會心生恐懼,對中國社會多一分瞭解,有助於我們解除自身莫名的恐懼,而理性、從容地應對中國帶給台灣的機會威脅。從社會觀點出發,客觀分析兩岸問題,但不迴避主觀的價值選擇,就是本文所主張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基於此,我們才能進一步在國際政治層次上清楚認識我們社會的生存空間。

 

中國的鉅變與停滯

 

今日的中國,已不再是冷戰時代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更接近資本主義經濟。中國這些年來的發展,有傲人的「奇蹟」,也有許多「無法偉大的理由」。總體而言,自鴉片戰爭以來追求富國強兵的目標正逐步實現,但自由與民權卻依然被鎮壓在專制體制的巨石之下。中國是個充滿矛盾與弔詭的國家。

 

一九七○年代後期,中國社會從嚴酷的毛主義體制逐步解放。三十年來,大部分的中國人民已經脫貧,而少部分人則致富。一九八一年時,大約六億五千萬人(總人口的六五%)還生存在貧窮線底下,二○○四年減少為一億三千萬人(總人口的一○%)。【2】就養活十餘億人口而言,中國已經取得巨大成就。此外,中國政府利用亞奧運、世博等機會,大力提升重點城市基礎建設,塑造全球媒體亮點。但是,亮麗背後則是黑暗面的屏蔽與裸露。貧富階級差距不斷擴大,吉尼係數持續惡化,從一九八三年的○.二八,升高到二○○四年的○.四六九。【3】中國所得惡化的趨勢,最近幾年並無改善。沿海發達地區與內陸農業省份的所得差距很大,而農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差距也很大。以我從事田野調查的河南與廣東為例,可從表一看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所得不平等的格局。

 

表一:河南與廣東農民與市民收入比較:1994, 2008

 

河南

廣東

 

農民人均純收入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農民人均純收入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94

910

2,619

2,182

6,367

2008

4,454

13,231

6,400

19,733

注:貨幣單位為人民幣。數字為當年價,未調整物價指數。

 

一九九四年張村的人均純收入大約在人民幣八○○至九○○元之譜,還略低於河南全省的平均數。而小董小琴打工所在地的廣東東莞,在地村民的人均收入則有四五○○元,遠高於廣東省的平均數。小董在東莞工廠當生產線小領班,扣完飯錢月薪四○○元左右。(今天,同樣的職位,大概是一二○○至一五○○元。)同一年,我到河南西北部的濟源,在一家商場看到一台「木蘭」摩托車掛牌售價一二五○○元,相當於台幣三七五○○元,大約是當地工人四十個月的工資。這樣的奢侈品陳列在這座低工資內地城市的時髦商場,不禁令人疑惑:誰買得起這部摩托車?

 

中國走資後,國家不斷從福利領域撤退,原先許多補貼都變成商品。但是總體而言,大城市的中產職工仍享受較好的福利待遇。農民、下崗工人、民工(跨區域遷徙、戶籍身分為農民的打工者)則被排除在福利體制之外,頂多只是次等公民。同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被區分成各種不同的群體,享受的權利有極大的等差。這種公民身分差序被國家與地方政府制度化,色目繁多,特權充斥。【4】今天的中國早已經不是強調平均分配的「紅色中國」,而是瀰漫著原始資本積累風格的資本主義社會,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特權官商手中,而累積的秘密就是剝削勞工,尤其是沒有城市公民身分的農民工。雖然近年來「無止境勞力供給」現象不再,沿海幾度出現「民工荒」,工資略有增長,但總體而言,中國的工資水平仍然被嚴重壓抑。上半年,富士康深圳廠的員工連環自殺引起兩岸社會震撼,緊接其後,本田汽車廠罷工引發中國各地外資廠工人罷工要求加薪的風潮。許多外資以加薪來平息紛爭。但目前看來,整體加薪幅度仍然未達生活工資 (living wage) 的水平,足以讓他們在工作的城市能過安穩而體面的生活

 

高速成長與高積累率,使得國家的財政能力不斷提升,中央政府擁有的財稅收入與外匯存底,更讓北京政府在國際上展現「大國崛起」的氣勢,也使得「中國發展模式」備受注意並引來爭議。中國正在走一條不同於西方典型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嗎?中國可以成為開發中國家的新典範嗎?中國學者丁學良指出:中國模式縱使在中國行得通,也無法推廣,因為它是在犧牲廣大農民與勞工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且這種開發模式對環境生態的剝奪也太厲害。【5】另一個發展學者坦率地說:「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主要就是農民工,如果中國沒有戶籍制度,如果農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的話,那麼,中國就不會在二十年的如此長的時間裡,保持如此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也就不可能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把中國建設成這樣一個世界工廠。」【6】這種模式缺乏倫理正當性,如何向外推銷?難怪最近有所謂「中國模式」已死、或「北京共識」終結之議;而提倡者不乏北京權力圈內人。【7】早在二○○四年兩會(全國人大與政協)期間,即有吉林省人大代表要求給予農民工「國民待遇」。二○一○年三月兩會前夕,有十三家準官營報紙發表共同社論,要求改革城鄉二元體制與戶口制度,但馬上被政府封口。可見這個問題牽動利害關係的敏感性。大城市為了保護當地市民利益,一直反對開放外來人口自由落戶,說詞是避免中國城市形成貧民窟而「拉美化」。實際上,許多大城市早已拉美化,只是被光鮮外觀技巧地包裹住。都會中林立卻隱蔽的「城中村」即是中國式的貧民窟。例如,廣州市內就有上百個城中村,這些城中村聚居著數以百萬計的外來打工者與下層階級人口,空間環境相當低劣。

 

回顧中國這場工業化鉅變,當初所謂「改革開放」的口號,在概念上已經不夠精準。中國經濟體制,雖然一部分開放給外資以及競爭性私人資本,但壟斷性的國家官僚資本,仍佔據舉足輕重的位置。這種成長驅力遠非「開放」,毋寧是封閉性質極強的「壟斷」。評論者認為,中國施行的是「權貴資本主義」,甚至是「封建資本主義」。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曾主張資本主義的一大動力是壟斷,以這個見解觀察中國政治經濟動向,可謂一針見血。

 

毛後的中國,最大的矛盾是:國家越來越富強,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大城市變身美侖美奐,社會不平等現象卻越來越嚴重,官民衝突越來越激烈。中國動亂在即之說,一直存在著。近來許多人擔心,中國已經瀕臨「動盪」或「潰敗」邊緣,其中不乏知名的社會學家。【8】早在十多年前,我每次從田野回紐約跟指導教授黎安友談,他總問:你覺得中國會動亂嗎?我都說:不會。論據是:亂中有序;路過者多於圍觀者,圍觀者多於參與者。經常聽到「中國人愛亂卻又怕亂」,在大陸遊歷感覺四處鬧哄哄,人潮洶湧,叫罵吆喝,似乎處在秩序崩解的邊緣,但卻又存在著「無政府狀態」下的自發秩序。街上車上打架,旁觀者神速圍攏過來,看熱鬧者眾,勸架者寡。「亂中有序」的社會格局基本上沒有根本改變但是群體抗爭事件確實日益增加。其中最大宗來自官員腐敗、官民衝突與利益分配不均。其結構性原因與一九七○至八○年代台灣自力救濟風潮部分相似,但規模更大,力道更猛。北京不斷進行「制度微調」,嘗試把抗爭控制在地方層次,並解釋為地方官貪腐失職。社會抗爭會演變成不可收拾的政治危機嗎?例如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這個判斷涉及幾個關鍵因素。第一,政府情治系統的協調、治理與反應能力。第二,地方範圍的抗爭有沒有升高到中央,有沒有形成跨區域、跨社會部門的組織串連?第三,菁英知識分子是否會出來帶頭「造反」?

 

檢視這幾個指標,中共對社會仍然有相對高的掌控力,除了對底層社會的監控與鎮壓能力,對知識分子的收編也頗收效。十多年來,知識分子的待遇改善很快,生活越來越豐厚。以大學教師為例,一九九○年代初中期,我曾拜訪過的學界朋友住處大都狹窄簡陋,十多年後,他們的住所都已經中產化,而且頗有餘裕花費於裝修。有個老友說:「十五年前,我最大的願望是擁有一台筆電,現在買五台經費都有。」中產式個人主義消費階層確實在快速形成。他們可能要求更多的自由權,但在這個階段,要這個階層站出來爭取民主參政權可能性並不高。

 

宏觀來看,國家對社會的穿透力雖與日俱增,但民間的社會力也快速成長:網民翻牆流通的能力日益增強;試圖擺脫官方監控的NGO組織熱絡於國際聯結;各式各樣的社會主體蓬勃發展。國家與民間這兩股歷史力量的交會、對峙,會產生什麼火花?一方是抽取巨額社會資源、力圖維持既得利益的統治菁英集團,另一方是日益蓬勃的批判性話語系統。針對這個不斷升高的矛盾,中國社會學者孫立平說:

 

維護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們社會把精力和資源過多地用到了這個地方。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得不壓制言論自由。可以想想,為了壓制那些言論,我們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資源?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計想繞過民主這個坎兒。可以想想,為了不民主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兒,編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論。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我們就不得不壓制民眾正當的利益表達,於是釀出了多少群體性事件,為了解決群體性事件就花費了多大的精力?... ...為什麼要如此大張旗鼓批普適價值(作者按:台灣稱作普世價值)?是普適價值中的什麼讓我們大動肝火?說穿了無非是民主自由,因為民主自由威脅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聽,只能拿普適價值說事了。但在信仰盡失、道德淪落的今天,連普適的價值也成了批判的物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9

 

此文直指中國某些言論圈附和國家統治需求而批評普適價值的虛偽性。類似的批判性文章在中國網路上流傳甚多甚廣。作者雖使用隱微書寫手法,但所批判的對象很清楚。中共耗用大量資源在社會控制與資訊監控,但是辛辣刺骨的批判言論依然遊串於民間網路世界,甚至自我擴大再生產。【10】「當你開始灌水滅火,火便濃煙大作。」【11】中共為了滅火而投入巨額「維穩經費」,但仍不確定這延燒中的怒火,會不會越救越旺?從這個網路現象可以申論幾點。第一,民間對統治集團特權的耐受性正在急速下降,不滿快速升高。第二,言論自由的紅線禁區明確;對最高統治者的批判,只能旁敲不能直擊;而且不能採取組織串連的形式。第三,情勢的嚴重程度,已經讓國家權力圈子外層的知識菁英和新聞媒體,也站出來發言警惕。第四,這些批判言論,仍未動搖最高統治群的權力。

 

世界上沒有恆久不變的政治體系,中國亦然。可見的未來,中國會往哪條路走?革命運動,政權崩潰,軍人獨裁,持續威權統治集體領導,政權局部開放,有限度的自由化,民主選舉,制度化的社會運動?衡量諸多因素,只要中共核心領導集團內部沒有出現不可妥協的分裂(例如一九八八至八九年間),則持續威權統治加上局部而低程度的自由化,或許是最大的可能。二○○九年底,領導「零八憲章」的劉曉波被重判、Google與中國政府對網路資訊審查的爭議,都顯示中共統治菁英仍然緊抓住「威權發展主義」這條路線。其讓步是極其有限的:當社會力持續集結成熟,在不威脅中央政權存亡的大前提下,統治集團似乎願意以其可掌控的、緩慢的速度,放鬆社會控制。然而,沒有人可以保證中國不會發生難以收拾的社會動盪。社會抗爭不會自動轉型為民主選舉體制;過程中若是缺乏強而有力的民主運動組織做為中介,則抗爭可能變成動亂失序,最後由軍事執政團或專制強人獲取政權。當代歷史上,拉美和南歐的殷鑒不遠。而一個內外交迫的專制政權試圖藉對抗外敵而解決內部危機的例子,也不乏先例。只要中國發生社會動盪,勢必衝擊現有經濟活動,尤其台商密集的東部沿海,進而影響兩岸關係,這將是台灣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兩岸變化的快與緩慢

 

台灣與中國二十年來的互動,就是在上述的中國國內環境中展開。兩岸關係二十年來的基本態勢是:經貿躍進、政治僵持、社會疏離

 

一九九一年,台灣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數額還很低,根據中方統計是八.六億美元;而台方的統計則只有一.七億,因為許多台商以第三方身分進入中國。二○○八年,台方統計的對中投資有一○七億。根據經濟部核准的資料,累計一九九一至二○○九年,台灣對中國直接投資是八二三億美金;而這個數值仍可能低估,因為牽涉到台資的跨國操作避稅避險因素。根據台方統計,兩岸貿易額在一九九○年只有三.四億美元,占台灣外貿總額的○.三%。二○○八年到達九四二.九億美元,占台灣外貿總額的一九.五%(參見圖一)。從國際經濟分工結構變遷來看,這二十年,台灣的位移非常巨大。台商對中投資帶動了兩岸貿易,也改變了原來台灣與美、日之間的貿易結構。在冷戰時代,美國一直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但到了二○○五年,根據經濟部國貿局的統計,台灣對中國貿易額達六○八億,首度超越美(四九五億美元)、日(六○四億美元)兩國。【12】中國成為台灣最大貿易夥伴。從中方角度,二○○八年,中國貿易總額二五六三三億美元,兩岸貿易為一二九二億美元,台灣位居中國第五大貿易夥伴。【13

 

圖一:兩岸貿易總額與台方順差:1986-2009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在這個新的國際分工結構中,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許多台灣的原料與半成品,先出口到中國組裝,再外銷西方市場;台灣對中國享有相當大比例的貿易順差。這樣的貿易結構變遷,與冷戰時代台灣對外之貿易結構仍有一定的延續性。但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深化,中國對台的影響力日益增加。對於區域間經貿關係之政治後果的評估,一向有兩種迥異的見解。從新自由主義制度論的角度:兩岸經濟互賴整合,除了雙贏,還讓台灣對中國擁有柔性影響力;台資與台灣人經營團隊,對於中國東部沿海工業化有很大作用,包括資本主義管理制度的移植與模仿創新。但是,從現實主義觀點看:兩岸經貿量的增加,使台灣更依賴中國;尤其,中台之間巨大的權力不對稱,使得經濟依賴對台灣的風險更高。以上兩種論點都只看到一部分事實。倒是現實主義觀點,隨著中國開發國內市場購買力後,將更具解釋力。

 

中國政府改變發展策略,將對台灣產生深遠的影響。「開發大西部」、「家電下鄉」等政策,嘗試將三十年來傾斜東南沿海的外貿導向工業化策略,調整為兼顧內地發展的國內市場導向工業化。這個政策轉向遭到龐大既得利益抵制,尤其是來自東部工業地帶都會區的利益。然而,這個轉向中國也不得不試,因為隨著國力增長,對美國霸權的警戒,經濟民族主義的重新抬頭(一部分「新左派」論述屬之),以及拉近東西區域差距的要求,不斷給中央壓力。隨著中國國內市場的逐步擴張,北京有意藉之增強對台影響力,讓台資更加深入參與到中國內部市場結構之中;「海西區」(「台灣海峽西岸經濟區」,以福建為主體,涵蓋浙南、贛南、粵東等地)只是其中一環。當越來越多台商依賴中國內銷市場,兩岸經貿關係的政治結果將不再侷限於過去二十年的格局,北京將享有更大、更直接的對台政治影響力。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給予東南歐鄰國特殊貿易優惠,藉此操控這些小國的政策。此類意圖,是台灣與北京簽署任何經濟協議時不容忽略的因素。目前,馬政府得到北京相當程度的「關照」,包括ECFA談判前夕,北京提「讓利」之說。北京何以讓利?長程當然著眼「統一」,中短程則是「套住」台灣,使之往法理獨立發展的選項變得困難。讓利政策類似中國帝制時代,朝廷(宗主國)對於四夷(進貢小邦)的恩庇姿態。

 

經貿深化整合之後,北京對台如何施展影響力?北京以其雄厚的經濟規模與財政能力,將台灣視為一個特殊境外地區,通過給予優惠政策(貿易、投資、市場分享)而形成某種對台灣內政的影響力槓桿。目前由國共兩黨壟斷的海峽談判,排除反對黨與公民社會的參與監督。隨著跨海峽資本聯盟的形成,在台灣國家機構中形成強有力的利益團體,而內建盤附在立法與行政機構北京政府藉著這些準制度化機制,形成對台決策影響力(例如否決權、政策發動權力、政策干擾權力等)。

 

近年來,中國對台的影響力槓桿已明確發生作用:二○○八年陳雲林來台引起馬政府過度維安事件;二○○九年熱比婭紀錄片事件,國台辦與台灣的旅遊業者同步對高雄市政府施壓;旺旺集團在中國變身大企業,回台灣購買新聞媒體,即是跨海峽資本聯盟影響台灣輿論的一例。ECFA談判時在台灣內部引起高度爭議,傾中媒體大力宣傳,立法院內政商集團則直接對行政部門施壓。例如,立法院財委會通過決議,應將金融業者是否積極宣傳ECFA對台灣的益處,納為審查是否核准其赴中國設立營業據點的標準之一。【14】有立法委員在審查《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時說「我要提案,公開反對ECFA的縣市長,統籌款不能增加。」【15】從這些事例,可以合理推測:隨著ECFA的簽署、中資大量購買台灣企業與資產、以及台資的「中國內地化」,跨海峽政商聯盟將成為內建於台灣政治體制的一環

 

兩岸經貿關係雖然不斷躍進,但在社會歷史層次的相互理解卻又淺薄緩慢。先看幾組數據。兩岸社會解凍始於一九八七年,蔣經國開放「赴大陸探親」。台灣人赴中國,一九八八年四四萬人次;二○○九年四一二萬人次。這四百多萬人次的數目近五年來已經穩定下來,表示台方赴中旅次已達到飽和狀態。但中方人員來台的數目,近幾年才慢慢增加。一九八八年只有三八六人次;二○○八年增加到二九萬人次;二○○九年大增為九六萬人次,主要是中方開放對台觀光的人數。大陸籍配偶部分,累計一九八七年到二○一○年二月,總共有二七.六萬來台或居留台灣,其中有七.七萬人獲得中華民國身分證與護照。

 

有數十萬台商常居在人口十三億的中國,其生態如同各自群聚的孤島飛地,與當地社會融合度很低。這並不令人意外。但令人擔心的是,台商幹部的心態沒有隨著中國的經濟成長變遷而調整,或者心態調整的頻率不對。駐中的台灣人社群,至今猶稱大陸人「阿六仔」;如同台灣人被當作「呆胞」來斬。中國城市到處披掛「建設文明社會」標語,表示這個國家自覺文明程度仍然不足。但是,台灣人對待大陸人的心態調整也需要加緊「文明化」。否則,當越來越多的台灣人任職於中國企業時,必然產生嚴重的「認知失調」。

 

台商在大陸打滾,經常必須與官員打好「關係」。然而這關係如何拿捏,卻是一門學問。通常太過驕傲自信的台商,很快會遭遇查稅查廠等麻煩。我把層疊複雜的關係層次,稱作關係敏感帶。如何準確掌握,是台商最大的挑戰之一,甚至牽涉企業策略規劃的高度。二十年前唱卡拉OK、喝花酒、塞紅包,就能輕易解決的難關,今天大都行不通。一位長期在大陸工作的財務分析師老王,談報稅問題時強調:「台商在大陸一定要守法,如果老是逃稅,會變成中國政府藉此威脅控制的工具。在中國,會用稅務指標來控制企業,有些台商因為對稅務狀況不懂,承襲之前的台商習慣,而惹上一些問題。最近很多在東莞的台商因為查稅待不下去,就是這個現象的最好例證。」乍聽之下,老王不過是在彈「誠實報稅」的老調,但是,他還補上一句:「聰明的企業應該要留點漏洞讓地方政府抽查,日後再補稅,好讓地方政府官員有些功績。」老王把台商的關係政治學,講得鞭辟入裡。這是我多年田野經驗中,所聽過對中國經濟最世故的解讀。但是,這種思維仍然著眼於小範圍的經濟利益,尚未跳脫自身利害,對中國社會產生更深刻的同情理解。

 

中國人對台灣的社會隔閡乃至歷史無知,通常是更加嚴重。筆者經常提醒中國學術界友人,台灣學者投入認識中國當代歷史的努力,遠多於中方對台灣的認識。當然,這種結構不對稱來自於大國自負或想當然爾的心態。然而,具有深刻反省批判意識的中國學者也不在少數。例如,新聞學者錢鋼,二○○五年到台灣觀察三合一選舉之後,寫下一篇精彩的「遊記」:

 

在台灣的一個月,我同時觀察著現場和傳媒,看到媒體總是反映著現實的局部。那是媒體追逐的局部:最聳動、最激烈、最有戲劇性、要被渲染被廣泛散播。然而,已然成為常態的那些事物和細節,媒體似乎沒有關注的理由。我也同時觀察著兩岸的傳媒。發現內地對台灣選舉的報導,往往是對台灣媒體報導的再取捨,即:凸顯民進黨的慘敗、更多展示台灣的「亂象」。有的媒體流露出一廂情願的欣欣然之色,甚至分析這次選舉綠敗藍勝的原因是「大陸對台新思維撼動台灣島」。經過二度取捨,媒體展示的圖像更加失真... 有人說:「誰想知道文革是什麼樣,到台灣來看看選舉吧!」大謬。【16

 

這個觀察精準表達了多重扭曲的資訊傳播,如何阻斷正常的社會溝通。當中有台灣媒體市場政治化、綜藝化的因素,再加上中國媒體政治宣傳的作用。從錢鋼的話語中,我們警醒到兩岸之間自由無礙的溝通何其匱乏而迫切。「台灣民主乃民粹亂象」的說法,在中國連一些具自由傾向的年輕人也相信。我記得二○○四年一次在上海的國際研討會,一個來自北京的傳媒工作者,在會外好奇問我台灣的民粹有多嚴重云云。我忍不住反問其消息來源,原來他只閱讀特定媒體與專欄作家。另一方面,一些台灣人對自身與對岸政治歷史的無知荒謬,也反映在諸如「文革」、「紅衛兵」等不倫不類的比喻。【17

 

假如台灣無法擺脫中國

 

二十年來,兩岸關係一個最大吊詭是:兩岸經貿依存度與台灣人認同的成長,亦步亦趨。中國發生天安門運動的一九八九年,兩岸經貿仍微不足道的那一年,台灣人認同只占全台灣受訪人口的一六%。到了中國成為台灣最大貿易夥伴的二○○五年,台灣人認同已經成長到六三%。可以說,台灣人認同是抗拒中國吞併台灣的最大依恃而兩岸經貿互賴是中國套住台灣的主要工具。觀察最近的兩岸互動,政治僵持局面有可能鬆動,但這鬆動是否對台灣有利?是否對兩岸社會都有利?

 

經過將近二十年的自由選舉與兩度政黨輪替,台灣已經是一個擁有事實獨立地位的民主國家,但這個國家在國際上沒有得到強權的承認,也就是所謂的法理獨立地位並不穩固。我把這種處境稱為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這是台灣國家地位的「現狀」。但是,這個現狀並非固著狀態,其邊界經常是模糊而流動的。因此,統獨是一個真實議題,而非所謂「虛假的意識形態之爭」。讓我們這樣界定「台灣獨立」:台灣做為一個國家(state),其國家地位(statehood stateness)獲得國際上主要強權的承認。從這個角度看,台灣尚未取得法理獨立的地位,但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所統轄的一部份。而挑戰台灣國家地位的,就是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讓我們這樣界定「統一」:台灣因為與中國的併合關係而失去目前享有的事實獨立地位──其可能方式很多,包括北京以軍事力量征服台灣、兩岸國家機關簽署合併協議、台灣人民以多數決投票同意與中國合併等等。

 

因此,在統獨選擇之間存在著一道可寬可窄的光譜,台北若要與北京達成某種可行的中程協定(modus vivendi)是可能的,但是先決條件是精準解讀北京對台灣的戰略意圖。富國強兵是中國人的想望,這願望從國家滲透到社會,從統治菁英貫徹到基層大眾。對統治菁英而言,中國在追求富國強兵的道路上必須儘可能降低險阻,防範強權的遏制或攻擊。而中國目前最主要的對手強權就是美國。中國政治學者鄭永年說:「改革開放後,中國接受現存國際體制,加入西方美國主導的各種國際組織,這就保證了中國不會像前蘇聯那樣,另立體制,而是在現存體制內崛起。隨著中國地位的上升,就開始接近處於這個等級頂端的美國。中國的發展越快,離美國的位置越近,這就越看似G2。」【18】這個論述講明了目前北京對美國的戰略構想:中短程內,中國在美國霸權之下,樂意位居老二,爭取發展時間,但仍要逐步爭取分享霸權的利益,最終與美國平起平坐。依此戰略構想,所謂G2對台灣的作用,就是中國要與美國分享對台的影響力。一九七○年代之後,雖然美國終止與台灣的正式軍事盟友關係,但對美國而言,台灣仍是一個重要的貿易市場與軍售市場。這個軍售市場,基本上是美國所獨占的,中國雖然經常擺出抗議的姿態,但還沒有能力挑戰美國軍售台灣的立場。19因此,退而求其次,中國想防範的,就是美國軍售台灣與「無條件協防台灣」這兩件事扣連在一起。二○一○年五月,馬英九總統接受CNN訪問時說:「我們將持續降低風險,因此將(繼續)向美國購買武器,但是,我們永遠不會要求美國人為台灣而戰。」【20】這個說法顯然迎合了中國目前的戰略立場。

 

冷戰時代,美國可以說是台灣的獨家保護國或「宗主國」。後冷戰時代,中國與美國在對台關係上,要爭的就是這個「宗主權」(suzerainty)的分享。想像一種極端狀況:美國在近期內完全撤銷對台安全承諾,那麼填補這個權力真空的無疑是中國,亦即,中國成為獨占台灣利益的唯一「宗主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假設條件,因此,北京在對台策略上能夠做的便是「內部權力均衡作為」(internal balancing):在其領土內部署飛彈;模仿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為其「合法」動用武力設置了開關,遏止台灣走向法理獨立。在此戰略架構,經濟整合是重要一環,而運用此策略的本錢則是龐大國營資本,以及越來越多依靠中國市場的台資。因此,「以商圍政,以經促統」是陽謀,ECFA對台灣「讓利」乃服務於這個政策。一旦美國霸權衰落,對東亞的安全承諾有所退縮,則中國對台灣的宗主權要求,便會越來越強;而且隨著內建於台灣的跨海峽政商聯盟運作的成熟,甚至連動用武力也退居二線了。武力只是備而不用的後盾。歷史上,我們看到納粹德國如何在英國的妥協下揮軍佔領捷克;如何兵不血刃控制奧地利。當然,這個想像的畫面是假設:中國穩定成長但持續威權專制,沒有發生不可收拾的動盪;中國的崛起速度沒有引起周邊國家,尤其是日本的緊張而尋求在國防上與之抗衡。

 

實際上台灣在目前的兩岸關係與國際局勢中,仍然享有事實獨立的存在,雖然國際局勢也限制了台灣追求法理獨立的機會。這便是所謂的現狀。但是,這個現狀會不會很快變動,取決於北京是否有「統一台灣」的急切感;取決於北京是否認為台灣有追求法理獨立的急切感。同一個邏輯,當台灣感受到北京對統一有急切感,則追求法理獨立的聲音與行動便會更加高揚。的確,台灣事實獨立的現狀空間正在流失,但並非不可爭取保全,端視如何建構成熟的、進步的社會防衛機制。台灣社會必須以社會團結為基礎,深刻認識到所謂的「藍綠惡鬥」是菁英統治集團宰制政治權力的一種手法。而社會團結的前提是:公民社會要能夠成為一個具有共同政治文化的社群,不同政治黨派之間共享起碼的政治價值並珍惜之。

 

現代歐洲史給台灣的啟發是:如果中國如同十九世紀開始崛起的大德意志國,那麼,如何讓台灣在戰略位置上成為荷蘭和比利時,而不是捷克與奧地利,是最關鍵的命題。捷克和奧地利成為德國的囊中之物;而荷蘭與比利時雖是小國,卻位居強權之間的戰略要地。

 

在美國霸權衰落到完全無力兼顧東亞安全之前,台灣在統獨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個可以跟中國和平共存的交集。這個交集,可能以正式協議或條約的方式固定下來,也可能只是存在於非明文的實務默契,或所謂潛規則。在這樣的國際格局下,台灣能夠做什麼?台灣是一個自由而開放的社會,以私營資本為主體的市場,一個由民主選舉產生政府的國家,這些特徵與當前中國的社會性質有很大差異。中國對台灣享有剛性權力,而台灣能夠發揮的是柔性影響力(所謂的軟實力),其中最重要的「戰略武器」,就是台灣相對於中國所擁有的自由民主生活以及細膩多元的民間社會。

 

整體而言,當前中國的社會氛圍頗類似美麗島事件(一九七九年)前後的台灣:民間開始累積財富,官民利益衝突日益嚴重,社會力逐漸成熟並挑戰國家威權,專制統治處於非調整不可的關卡。中國每天數以百計的「集體上訪」、「群體性事件」,很像台灣當時的「自力救濟」風潮。台灣能夠和平終結國民黨威權統治,一個關鍵的過程是:一九八○年代中期,民主運動組織與大眾階級社會力結盟,迫使蔣經國採取政治自由化措施來疏解巨大而潛在的革命性壓力;因而為一九九○年代李登輝時代的政治民主化排除了障礙。兩岸社會若是同樣作為華人社會、國共兩黨同為列寧式政權,而有結構上的類似性,那麼台灣的民主化經驗,給中共最大的警惕是:如何避免中國社會從「潰敗」邊緣掉入不可收拾的「動盪」?台灣經驗給大陸民主派最大的啟發可能在於:民主派如何在民間社會中,找到有力量的結盟對象,找到足以棲身的社會基地,並從事長期組織化的「陣地戰」?

 

對於台灣而言,假如無法徹底而一勞永逸地擺脫中國,則必須釜底抽薪,逆向思考,反守為攻。那麼,台灣可以經營的「價值高地」就是爭取泛華人社會的「文化領導權」。這個領導權的內涵,不僅局限於狹隘的「華人語言文化」,而是民主、人權、文明性、在地多元文化等普世價值。那麼,若說前述第一種中國想像是反民主的,第二種中國想像是退縮而不安全的,本文所主張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在兩岸關係的實作層面,可以具體主張:

 

第一,目前兩岸談判模式由國共兩黨聯手主導。這個合作模式的內部構造是:兩岸政商菁英集團的跨海峽結盟。要言之,這是權力和金錢的合謀。在此情勢下,只有公民社會的民主價值有可能與之抗衡。民主與人權是台灣作為華人社會幾十年來最大的成就之一。馬英九曾經嚴格批評中國人權狀況,但是當選總統之後,對中國民主化態度丕變,自行拋棄一個對中國施展影響力的槓桿。因此,台灣的反對黨與公民團體,應該持續爭取,將人權條款與企業社會責任,列入兩岸經貿的談判項目中。人類社會的存在,除了經濟豐裕、物質消費,還需要相當程度的平等分配、社群認同感、足夠閒暇從事創造活動。簡單說,就是一個社會的文明性。 中國數以億計民工的生存狀態,就是對社會文明性的質問。台資在中國,也使用大量民工。中國三十年來 GDP掛帥成長模式對工農階級與環境的剝削,尤烈於台灣半個世紀以來犧牲農民、壓抑勞工、粗糙的經濟發展模式。國共合謀的發展觀,其實延續著台灣的威權發展主義模式。在ECFA經濟掛帥論述底下,「社會」不見了,這是值得兩岸公民社會深切關注的警訊。因此,人權環境議題列入兩岸協商,可以產生輿論、道德壓力,讓投資兩岸的廠商都承擔起勞動環保成本,逐步形成各種新的社會價值。這是對兩岸社會都有利的事情。

 

第二,在超越經濟層次的廣泛兩岸協商中,將民主議題列入對話內容,尤其牽涉到任何關於兩岸政治關係的安排,中國的自由民主化進程也應列入協商。而在台灣,將追求華人世界民主文明領導權,列為政策目標之一。因此,台灣內部的持續民主改革,進步立法,縮小貧富差距,確實平等對待原住民族與新移民等議題,都需要列入優先的政治議程。民主既是台灣確定主體認同的價值,也是可以向華人世界推廣的柔性國力。二十年來,民進黨將「經營中國」的場域,拱手讓給藍營。但藍營那種唯恐「失去商機」、逢迎巴結的中國觀,非常傷害台灣。然而,過去民進黨針對「債留台灣,錢進中國」做文章是無力的。就ECFA內容,民進黨也曾對馬政府提出具體質疑,但這些質疑撼動不了國共平台所設定的議題框架。民進黨可以嘗試大膽與國共兩黨談「一個中國」內涵,看國共「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可以走得多遠?並且要求以對等精神,就台灣獨立議題進行對話。

 

第三,兩岸尋求在社會的層次,形成跨海峽的社會連結,甚至進一步形構跨海峽公民社會,其運作如同全球化公民社會,促進國際連結。連結的主題包括所有進步性的經濟社會文化議題。這是兩岸進步力量共同對抗既得政商利益權錢結盟的有效方法,一種跨海峽的公民運動。台灣的公民團體,應積極與中國社會各界展開交流,而不是自動放棄,將兩岸發展方向任由國共操作,或由代表兩方財團與官僚利益的資本聯盟壟斷。以公共領域的形式,尋求與中國社會的自由派進步力量連結,實踐兩岸公民社會論壇。對台灣而言,要實踐這種跨海峽公民連結的理念,首先必須揚棄擁抱資本利益的第一種中國想像,也必須改變不願意同情理解中國社會的第二種中國想像。畢竟,兩岸社會之間並無本質性的仇恨,何以繼續背負「國共內戰」的歷史債務?

 

第四,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政治互動上,台灣先要求北京承認兩岸在政治社會制度上的差異性,在這個基礎上,再談政治性共識。任何抹除差異認同與社會特色的「統一」,無異於暴力併吞。台灣社會必須對中國社會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官富民弱而兵強專制的中國政權,吞併了自由開放而民主的台灣,對於中國社會的前景將是極為不幸的挫敗因為這個吞併的舉動,一舉消滅了華人社會自發創造民主生活的希望。因此,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中國自身的最終民主化,是良善解決台灣主權爭議的最佳方案,也幾乎是唯一可欲的前提。

 

我強調台灣珍貴的民主成就以及公民社會的主體性,使用華人這個概念作為溝通的切入點,提倡兩岸公民社會論壇,對中國民間進步派而言,是否仍過於「前衛」?而從台灣的角度,華人概念是否可能落入「中國的種族、文化民族主義的論述」困境?其實,本文的發言位置,恰恰就是在尋求兩岸之間民主派的交集。「華人」是一個「文化政治概念」,使用這個詞彙的目的,不在本質化華人的族群性,而是在以華人為社會權力主體的社會之間,尋求進步對話與社會團結的溝通媒介。也就是說,社會與社會之間,不以「區分敵我」的「權力政治概念」作為(阻礙)溝通的媒介。國共兩黨合作的共同語言是:「中華民族」。這種國族主義觀念是以漢人族群性為核心所界定出來的,一種過時、僵硬、而壓迫性的概念。「華人」,比「中華民族」籠統,正因為其籠統,歧異,流動,以及邊界寬鬆,而使得這個概念比較不具壓迫性。「華人」著重社會面,強調社會之間自由平等的交往;而「中華民族」則強調國族性,是一種權力政治概念,而且是強權者的權力工具。中國為了追求中華民族的富國強兵、「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犧牲了幾代人的幸福與生命。這個口號非但對境內少數民族構成壓迫,讓無數中國人喘不過氣,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也讓周邊國家緊張不安。因而,「泛華人社會」概念的提出,有助於解放「中華民族」的壓迫性。台灣社會在國民黨專制的巨石下,半個世紀以來,抗拒中華民族這個虛妄而令人窒息的觀念,而今,這個觀念仍然陰魂不散,盤旋於中國上空。台灣民眾能夠移情體會:今天在大陸,追求富國強兵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帶給社會與個體多麼巨大的壓力。

 

當然,我們不能忽略,在華人所統治的國家中,都有原住民─少數民族問題(台灣,中國,新加坡等),並且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壓迫與剝削。這些少數民族的自由與解放,不應在華人社會之間尋求和解與團結的過程中被漠視、犧牲。相反的,華人對自身的壓迫史與被壓迫史進行批判性反思時,必然會觸及我們所生活的歷史空間中,原住與少數民族的問題。台灣、中國皆是以華人為權力主體所建構的國家,因此,在建構泛華人公民社會民主論壇的過程中,如何將原住民族與少數民族作為對話主體,納入有意義的互動,有待誠摯的思索與實踐。

 

***

 

二○○四年在上海的那個研討會,東道主晚餐在一家裝潢時髦的餐廳。飯畢,步出餐廳大門,有一個小孩向我討錢,我從口袋中掏出一整把零錢給他。結果,一瞬間大約有十來個小孩漫圍向我,我被困住了,狼狽而無法解圍,只好硬拖著這群小孩們的手腳,困窘地離開現場。在那個圍困我的場所,我瞥見幾個與會的中國電視媒體工作者,站在遠方看著我。我成為被觀看的對象,他們凝視的眼睛在黑暗中發亮,令我心生惶惑。這群小孩於我是陌生的「他者」,而我成為那群觀看我被「他者」包圍的「他者」。這幅圖像一直很困擾我。令我不安的,不是這些從黑暗中閃出的行乞孩童。而是,這些旁觀者閃閃發光的眼睛。我內心不斷質問:這些媒體工作者如何看待乞討的小孩?他們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經常在製作的社會人道關懷節目?如果我的生活周遭,就是他們身處的這個表面光鮮、實則充滿貧困的世界,我會跟他們一樣嗎?

 

這些旁觀者閃閃發光的眼睛,是禿鷹般盤旋於「悲慘世界」的幽靈論述者。那次經驗後的多次中國田野夜晚,我經常在想:許多精彩誘人的話語,事實上是將人間血肉從具象世界抽離出去,將之凍結在抽象時間。這些抽象詞藻,完成了這件事:把特殊、差異、而具體的苦痛,定性、歸位、量化而淡化之,進而將之轉換一個脫離個人倫理實踐的漂浮概念。這概念存在於精微美妙的知性世界,卻不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情感連帶。這種談話者,無須為其宣講的理念,付出真實的人間代價。

 

台灣歷史中,有無數人為了追求美好而民主的生活付出了代價。前人的付出,換來我們這代人的幸福安逸。但是,台灣社會不可能永恆偏安於世界的一隅。我們的生活也不可能凍結在目前的時空。台灣要在下一輪民主盛世中站穩腳步,前提是,以人類社會為尺度,貢獻台灣自在而獨特的價值於世界。換言之,就是將台灣社會的價值,置入普世價值的視域:我們不必過度放大自己歷史命運的特殊性;台灣人民過去與當前正在經歷的苦楚,曾經得到世界人權工作者的關照與守衛;同樣的,民主化之後的台灣,除了努力保全自己民主生活的果實,還須思考如何回饋世界。

 

把這個問題意識帶回兩岸關係的思索。中國的成就,是人類的成就;中國的腐敗與罪惡,是人類的腐敗罪惡;中國的苦楚與難題,也是人類的普遍困境。這是普世的真正意義。也就是說,我們不必把中國問題與兩岸關係過度特殊化,其實這些都是普世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倘若我們無法從過度特殊化的視野中解放出來,就難以了解面對「霸權中國」所需要的、不卑不亢的從容氣質,將要從何而生。台灣社會需要認真思考、面對「經略中國」這個歷史課題。但是,經略中國不是許信良「大膽西進」那套經濟掛帥論。經略中國要從社會運動這個價值高地入手。社會運動是實踐的場域,目的是促成中國建立自由而民主的公民社會。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可以借道同屬華人社會的台灣,進入世界公民社會之列。這正是台灣可以貢獻於泛華人社會文藝復興之處;這也是我提出呼喚的,台灣積極爭取華人公民社會文化領導權的切入點。

 

假如台灣無法擺脫中國,那麼反守為攻,對中國「說三道四」,現在正是時候。

 

注釋

 

* 作者感謝廖卿樺、朱胤慈、黃佩君協助收集資料;感謝廖美、黃武雄、魏龍達、顧爾德、李雪莉等人的提問與建議,尤其廖美使我免於資料使用上的錯誤,並提醒我如何讓田野故事與本文題旨呈現得更加融會傳神。

 

1.這部影片現在還可以在國立清華大學視聽中心找到。

 

2.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資料。世銀的貧窮線consumption HCR是以每天一美元為基準。若單就鄉村地區分析,中國官方的鄉村貧窮線,在二○○三年是每年人民幣六三七元,以購買力平價指數換算為國際價格,相當於○.七一美元;中國的標準低於世銀使用的八八八元。因此,中國官方所估計的貧窮人口便低於世銀的估計值。參見World Bank, From Poor Areas to Poor People: China's Evolving Poverty Reduction Agenda, An assessment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March 2009.

 

3.同一年,印度是○.三六八,越南○.三四四,巴西○.五七○,印尼○.三四三(二○○二年),俄羅斯○.三九九(二○○二年),美國○.四○八(二○○○年)。根據2007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pp.66-68. 吉尼係數理論上介於○與一之間,○.四被認為是「警戒線」,超過這個數值即表示所得分配不均相當嚴重。

 

4.Wu Jieh-min, 2010,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China’s Differential Citizenship: A Comparative-Institutional Analysis,” Martin King Whyte ed.,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例如丁學良,《金融時報》中文網2008/09/19

 

6.引自魏城,《中國農民工調查》,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頁112-113

 

7.例如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的慎提「中國模式」〉。另參見Yang Yao,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Can China's Model of Authoritarian Growth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010.

 

8.最近幾個重要的論點,包括于建嶸,〈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在北京律師協會的演講,20091226,北京財政部禮堂;孫立平,〈中國社會正在加速走向潰敗〉,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881cf00100hr22.html.

 

9.引自孫立平,〈中國社會正在加速走向潰敗〉。「普適價值」是 “universal value” 的翻譯。台灣一般則翻譯為普世價值。

 

10.參見陳婉瑩、錢鋼主編,2009,《中國猛博──新媒體時代的民間話語力量》。香港:天地圖書。

 

11.Tennessee Williams, 1957, “The World We Live In: Tennessee Williams Interviews Himself,” London Observer, April 7.

 

12.根據經濟部國貿局的統計,而國貿局的數據則來自海關統計。因此,對中貿易的估計值與原先陸委會的估計值有一些出入。基本上,海關統計的台灣對中國直接進出口貿易,未計入經香港轉輸中國的貿易額,因此目前的國貿局估計值是低估了對中貿易量,尤其是二○○三年之前的數據。但這不影響總體趨勢的判讀。

 

13.僅次於美、日、港、南韓。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09年》,表17-1,表17-8

 

14.經濟日報》,2010/03/22

 

15.《中國時報》,2010/04/01

 

16.錢鋼,2005,〈我所看到的臺灣:一個大陸人眼中的臺灣地方選舉〉(草稿)。

 

17.以文革、紅衛兵為關鍵字,搜尋2000-2010年間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資料庫,發現相關報導超過上千筆;2003年的數量最多,主要是那一年陳水扁總統發動公投。使用「文革」、「紅衛兵」等辭彙來形容台灣政局的人士,橫跨藍綠政黨,包括現任總統馬英九針對公投發言時曾說:台灣還在搞文革。見《聯合報》,2003/09/19

 

18.鄭永年,〈G2在什麼意義上符合大陸國家利益〉,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09/22

 

19.中國清華大學一份外交智庫刊物對此問題的說法可以參考:「對於中國而言,如何在中國東南海域主權,特別是臺灣問題上,達成中美核心利益理解的新的共識,推進對台軍售問題在美國國內政策辯論上利於中國的轉變,同時改變中國外交既有模式被美國識透而非常被動的尷尬,是眼下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對美外交難題。」《中美關係簡報》,第二十六期,20106月。

 

20. “We will continue to reduce the risks so that we will purchase arm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will never ask the Americans to fight for Taiwan.”

 

http://edition.cnn.com/2010/WORLD/asiapcf/04/30/taiwan.china.us/index.html?iref=allsearch

 

 

 

作者簡介

 

吳介民,少年時光在宜蘭渡過;青少年在三重;大學時代在台北成功國宅一帶;留學與進修在紐約、麻州劍橋、洛杉磯。現任職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學生時代參與民主運動。1992-3年與友人組「里巷工作室」,拍攝《台胞》等影片。1996年三月在紐約參與發起「民主不落日」守夜靜坐。個人網頁:http://sites.google.com/site/wujiehmin/

 

 

 

【本文即將出版於《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台北:左岸)】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July 6, 2010
关键词: 中國想像 泛華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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