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对东欧巨变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确切的把握之后，我们就很自然地、不约而同地把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了。进入21世纪之后，在崔卫平相继推出《哈维尔文集》和《通往公民社会》时，我在第一时间就拿到了这两本好书。当时，我还将《哈维尔文集》寄给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的良心犯查建国、高洪明和杨子立，只可惜，书被狱方截留，无缘与他们相会。

《哈维尔文集》和《通往公民社会》这两本书，数年来我常备案头，常读常新。2009年3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突袭我家，将它们和成套的《炎黄春秋》杂志等一起装入蛇皮袋，悍然抄走“扣押”，至今仍不归还。但是，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的音容笑貌、人品境界、无畏而又审慎、拥有理想而又踏实践行，一直长留在我心中。

2008年12月9日，部分中国公民向全世界发布《零八宪章》。10天之后，一以贯之忠实于“生活在真实中的原则”的哈维尔，对在价值和原则基础上与七七宪章完全相同的零八宪章，理性地、热诚地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哈维尔在题为《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的公开声明中说：“他们发表的这份文件令人印象深刻。《零八宪章》的作者要求保护基本权利，增加司法的独立性和代议制民主。”哈维尔正告中国政府：“应当汲取《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恐吓，开动国家机器，以及镇压不是理性对话的替代品。”见到哈维尔的声明之后，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说，哈维尔真是我们的知音，是我们的真朋友。

今年7月，亚当•米奇尼克来到中国。他于7月8日上午接受了崔卫平的专访，当天下午与秦晖等人进行座谈，7月10日和中国推友会面并回答提问。米奇尼克，这位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在上述三次对话中，话锋直指极为敏感的“打破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问题，并直言不讳地主动提及至为敏感的零八宪章。米奇尼克说：“向对（中国）民主事业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致敬，尤其是签了零八宪章而入狱的人。”米奇尼克还说：“零八宪章是了解新中国的一个全新的现象，因为它向所有人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自我组织当中。我对零八宪章的问世及相关的所有行为感到非常欣慰。”

米奇尼克清楚地知道，要求“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的零八宪章，是以对抗和变革共产极权统治为基础的人权宣言和政治纲领；米奇尼克清楚地知道，零八宪章申张包括结社、组党权利在内的所有基本人权；米奇尼克清楚地知道，零八宪章谴责六四屠杀和各种形式的宗教、准宗教迫害。然而，米奇尼克来到北京，在不卑不亢的言说之中，就是要清晰地表达他心中的认知和见解。

米奇尼克这么做，表明他是与我们肝胆相照的真朋友。

米奇尼克这么做，在1949年之后的中外民间交流史上，书写了开启先河的崭新一页。

请别把李敖和米奇尼克相提并论。李敖选择性地献媚于专制，而米奇尼克反对任何专制。在我看来，米奇尼克和李敖，二者有天壤之别、云泥之异。

在北京，米奇尼克表达的核心观点是：非暴力地终结专制。

在北京，这位朋友再次明示：当年投入波兰反对派运动，首先的动机是对于专制的否定，即否定共产主义专制。因为这种专制把人视为国家的所有物，而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北京，这位朋友乐观地对大家说：他深信任何专制都肯定会终结，尽管专制者都自认为不会终结。在北京，这位朋友毫不含糊地认定：中国现行体制不可能有未来。在北京，这位朋友毫不隐讳地重申：他力主以非暴力方式结束专制。

朋友米奇尼克的核心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听取和用心思索。这特别是因为，现在常常能听到这样一种见解：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或特殊官情，米奇尼克的主张不适合中国，非暴力道路在中国毫无意义，是全然行不通的。在持有这种见解的人眼里，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众非暴力抗争的悲壮展开和递次赢得胜利，并不代表人类文明的一种划时代进步，而不过是“交了好运”而已。

在印度的甘地以非凡的勇气率先展开艰苦的非暴力抗争之时，是没有什么“好运说”的。那年月，谁会认为他能交上好运、不被摁死呢？而当甘地所唤起和领导的非暴力抗争成功开启印度自治之门以后，“好运说”就慢慢浮出水面了。总有人把甘地成功的一个必备条件说成是他交了好运——他面对的毕竟是带点绅士味的英国殖民政府。否则的话，甘地空前规模的非暴力破冰之旅绝不会修成任何正果。

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在米奇尼克们起来反对专制时，他们所面对的，当然不是英国殖民政府，而是一手制造了血腥的波兹南事件的共产极权政府。在这样的情势下，没有人会说米奇尼克们将交上什么好运。不仅如此，米奇尼克们还曾一再面对这样的汹汹质询：不通过暴力革命，“杀了他”，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能在波兰实现民主化吗？！

“好运说”的看家本领是，它从不理会自身的尴尬与不堪。本被视作与好运压根无缘的、坚持非暴力抗争的米奇尼克们成功了，却立马被说成是“交上了好运”。他们说：米奇尼克们所面对的，可不是由原发性共产革命建立的政权；如果米奇尼克生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恐怕就没有这种好运了。在那个暴力革命的摇篮里，非暴力之路是注定走不通的。

当苏联人不信命，不信邪，并最终实现和平转型后，厚颜的“好运说”不仅不宣告破产，反而又把前苏联的成功说成是“交了好运”。这回不拿原发与否说事了，而改拿地缘说事了。他们说：前苏联是欧亚国家嘛，所以能成，而亚洲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社会，是决不可能实现和平转型的。

历史很快又和“好运说”闹上了别扭：亚洲的蒙古居然也实现了非暴力转型。这回，从不脸红的“好运说”又称，那是蒙古人交了好运，而如果面对中国共产党政权，那非暴力之路就毫无意义，绝对不起作用；要想在中国实现和平转型，那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

总之，“好运说”是这样一个东西，对进行中的非暴力抗争，它一概认为“绝对没戏”； 对成功了的非暴力抗争，则一概称之为“交了好运”。

这个“好运说”，不说也罢……

说实在，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很清楚，在波兰、捷克、前苏联、蒙古和中国，祛共产主义之魅的难度是有明显差距的。不过我们同样很清楚，这种差距并不足以使人得到下面的结论：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及特殊官情，因而必须拒绝和排除非暴力抗争（包括非暴力革命即天鹅绒革命）这一方式。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我们还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信奉上述结论，则将导致彻底的犬儒主义和取消主义：除了“心想事成”地期盼官逼民反、等待别人揭杆而起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基于上述基本认知：

我们认为，同波兰、捷克、前苏联和蒙古一样，中国需要直指人心的东西：拒绝谎言、说出真话；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多一些自主、让今天更美好；诚实做人、捍卫自己的灵魂。

我们认为，同波兰、捷克、前苏联和蒙古一样，中国需要非暴力抗争；如果信念坚定，意志坚毅，再加上诉求适当、方式可取和行动协调，这一抗争将使中国民间社会由弱小走向强大，将使现在貌似异常强大的专制政权不断弱化和无能化。

我们认为，最好不要再去念什么“好运经”，不要把别人经由开掘隧道般艰苦卓绝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功，说成是交了好运。也不要老去想我们自己是否也能交上好运，几年之内遇上个大陆版的蒋经国。既然我们和米奇尼克们一样，认定向专制投降是“不可接受的”；既然我们和哈维尔们有七七宪章一样，有了自己的零八宪章，那么，就让我们像哈维尔不离开捷克、米奇尼克不离开波兰那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现实主义地、坚忍不拔地思考和行动吧。至于最终能不能像别的民族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取得和平转型的伟大的、史诗般的成功，那主要取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争取、努力和奋斗；当然，也离不开米奇尼克这样的真朋友的“友情和支持”。

在和中国推友会面的最后，米奇尼克不留情面地谴责说：西方纵容中共，“是不知羞耻的，是不道德的。”他动情地表白：“我还想宣告一点，我将永远是各位的朋友。这种友情和支持不仅仅是此时此刻，在未来有必要的时候，如果希望我们介入，我们会介入的。”

我由衷地相信：米奇尼克，这位当代思想家和行动家，这位无论在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还是作为波兰最大报纸的主编时，都能保持清醒头脑、超越人世得失的米奇尼克，是我们真正的永远的朋友。

 2010年7月28日 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