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的留学和投资移民掀起了一个高潮，成为最近媒体报道和讨论的一个新闻热点。据CCTV的一个专题报道，今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近30万人，比去年增长超过30%，而且这种增长势头还会持续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大学本科对中国留学生采取了空前开放的政策。美国终于认识到不能错过这个良机。据凤凰卫视的一个电视辩论会上的消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投资移民的第一大国，去年投资移民的总数已达1，400余人。有报道说，目前沿海的投资移民推介会场场爆满，看来这个势头也会继续高速增长。

如何来理解这一波留学和投资移民的热潮呢？一种很自然的看法是，这是中国的家长和富人用脚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经济制度投票，是一种和平的大逃亡。但深入思考，我认为不应该把这个看法作为这次热潮的主要解读。

官方媒体和学者在报道和评论这一波留学和投资移民高潮的时候，都回避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温家宝应对金融危机的失误。正是因为温家宝超量增加中国经济的流动性，使得国内本来就高度失衡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急剧向更有利于权贵和有房产的人倾斜。结果是，在这一轮财富大跃进中，更多人拥有的资产越过了能送子女留学或投资移民的门槛。这个事实对于解读这次留学和投资移民热潮具有关键的意义。

中国教育制度的失败和改革无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千千万万家长都有送子女留学的梦却没有足够的财力。这一轮房价的疯涨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使得一大批在大城市获得较多房产的家庭，有能力实现送子女留学的梦想。不少家庭发现，现在他们只要卖出一套房子，就可以解决孩子出国的全部学费，而直到一年前这是不够的。

那么，在一个穷人占人口极高比例的社会里，是什么样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支持着如此高的房价呢？本周叶檀发表的一篇评论认为，是总人口中20%的高收入家庭巨大的购买力，在支持着中国奇高的房价。这部分家庭的主要收入是官方统计不到的隐性收入，其中也包括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住房。这篇评论说，官方统计2008年中国最高收入的 10%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到4.4万元，而王小鲁用自制模型分析推算的结果是13.9万元，是官方统计收入的3.2倍，隐性收入为9.5万亿元。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63%。而20%的高收入家庭居民的“隐性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 80%以上。

也正是这一获得各种隐性收入的高收入家庭，是推动这一波留学和投资移民热潮的主流。因此，不难看出，这一波留学和投资移民热潮的出现，是中国社会断裂的鸿沟进一步急剧扩大的突出表现。可以预期，在未来若干年内，在这个留学和投资移民潮的支持下，海外华人社会将会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的分化将出现一种国际化的发展方式。

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空前的留学和移民潮对中国内部的变革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留学潮高涨会不会刺激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呢？

我认为指望中国的留学和投资移民大潮在短期内会对中国内部的变革产生太多的积极影响是不现实的。中国重大的改革为什么越来越难以推进？除了有各种现实的制度丶政治和社会原因，还有深刻的文化原因。中国的隐性收入为什么如此普遍？即便是在已经实现了民主的台湾，为什么控制腐败依然如此艰难？这不能不说与中国公私不分的文化传统存在深刻的联系。

我对中国这一次留学和投资移民大潮产生的一点期望，就是这个潮流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在与外部文明的直接交往中更深入地反思自己的文化，从外部文化汲取更多营养，从而有利中国的文化重建。但我也不免有一份担心，那就是中国人借着这些“隐性收入”的财气，把这个留学和投资移民的大潮，变成了一次向世界输出腐败文化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