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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叡人:台灣的本土主義源自殖民統治
—— 香港本土主義觀察之十五
作者:大唯

吳叡人,台灣政治、社會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長研究西方政治哲學、亞洲民族主義、台灣和日本近現代政治史。這位博學、儒雅、睿智、風度翩翩的學者在講述台灣本土主義史時,對其歷史脈絡及各時期的重大事件如數家珍,從政治、社會學角度客觀地指出台灣與香港兩地在本土主義發展的路徑有驚人的相似,而又有相異的發展形態。在不同的政治體制和歷史階段中,呈現了一個承前啟後,跌宕發展的歷史階梯。

 

筆者認為,要解構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和運動,需要了解世界各地本土運動的歷史,其中當然也包括台灣本土主義的發展歷史。在台灣,筆者專訪了吳叡人博士,飽諳經史的他首先介紹了台灣本土主義的發展軌跡。

 

台灣與香港脫節於中國民族主義形成期

 

吳叡人說,甲午戰敗後的50年,中國民族主義形成和發展期間,台灣和香港由於正處於日本和英國殖民統治階段,因此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形成過程完全脫節,分別呈現三個不同的社會形態,各有自己的發展軌跡。

 

從中日甲午戰爭後的歷史看,梁啟超首先提出了以“保種、保國”為核心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開啟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期。梁啟超對於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建構是基於秉性和理性,而非單純情感,基於國家共建而非種族意識,對外抗爭而非對內壓迫,大中華主義而非大漢族主義。這是具有他鮮明個人印跡的思想。

 

吳叡人說,此後中國經歷了50年的地方政權割據,外國列強瓜分,中外勢力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圖,直到中共建政才達至統一。在這個歷史過程中,香港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脫離中國的政治發展的,而台灣是在1895年甲午戰爭後開始長達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的。兩地的本土主義發展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進化歷程各自書寫歷史。

 

因此,中、港、台三地的本土主義形成、發展和內涵都各有特別的歷史烙印。從今天看來,港台的本土主義發展更加具有本地色彩,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軌跡和不同的宗祖國關係中產生不同強度和持續性的本土運動效應。

 

“牡丹社事件”與中法戰爭

 

從與吳叡人博士訪談中,以及讀了他早前寫的一些相關文章,我們了解到,台灣的本土運動是百年來地緣政治下一點一滴的產物。台灣長期不同殖民帝國的統治,受強權壓迫,從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到戰後外來的國民黨政權一直如是,令台灣人漸成一股抵抗強權的力量。

 

台灣是清政府的一個邊陲省份,受中央政府鬆散管轄。1871年日本控制的琉球群島一艘船隻因颱風漂流到台灣東南部,66人登陸後擅自闖入高士佛社,被原住民視為侵略者,斬殺54人。1874年日本政府開始追究責任,派兵入侵報復,5月份,日軍與台灣原住民開戰,互有傷亡,最後日軍陸戰隊搶佔制高點發動攻擊,迫使原住民撤兵,牡丹社武商父子戰死。日軍隨後對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進行掃蕩。此事鬧大,清廷遂派兵援台,中日交戰互有損失,後戰事膠著,中日開始和談,同年10月底簽訂北京專約,清廷支付五十萬銀兩作撫恤及重建,保存顏面,息事罷兵。這就是台灣歷史上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前,台灣東南部是否屬於清朝管治範圍並未得到歐美國家承認,經此事件則看出清朝並未對此地區有效管轄,於是清廷開始重視台灣,積極治理,增設府縣,並對台灣東部及原住民地區以“開山藩撫”為名強行進入原住民自治的領地,經過原住民的抵抗,最終無法統治原住民地區,但至少實現了防止外國勢力入侵的部署。

 

1883年底至1885年春爆發了清朝與法國爭奪越南的戰爭,戰事除了在越南境內展開外,法國還同時在陸地攻打雲南及海上控制台灣海峽,先後佔領台灣基隆和澎湖。法軍雖佔軍事優勢,但無法拿下台灣全島,清兵重整後以鎮南關之役重創法軍,奪回諒山。兩國重啟和談,結果簽訂了《中法新約》,清政府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清廷於台灣設省,任劉銘傳為台灣巡撫。這就是中法戰爭(或稱清法戰爭)後清政府決意在台灣設省的緣由。

 

台灣人歷史上的反日治鬥爭

 

吳叡人介紹說,台灣本土主義的雛形起始於清政府1885年在台灣建省後對原住民開始實施具有強烈中央政府管治特點的各種政策,例如徵稅等,當時的民間不滿和民變很多。基於歷史進程和地理分隔的原因,台灣人對中國沒有清晰的國家認同感,只有為了族群利益的保家衛土意識,從福建、廣東來的移民與台灣當地人搶地搶水,械鬥,開啟了原住民與外來民的矛盾衝突時代。台灣原住民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本土意識,直到清朝統治的後期才出現。當時台灣的人口大約300萬,其中100萬是山地和平地的原住民,其餘是從大陸各地來的移民。到了現在,台灣人口超過2300萬,原住民只剩下40萬。

 

1895年甲午戰敗後,中日《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台灣一些有識之士質問李鴻章:甲午戰爭是朝鮮半島戰爭,為何割讓台灣?李說如不割讓,北京危矣。但是受到當時流傳進台灣的國際法影響,台灣一些精英意識到領土的轉移需要原住民同意,而清朝政府無法保護自己的領地,進而萌生了本土保衛的念頭。台灣旋即出現了反對日本佔領的乙未戰爭(1895年是乙未年),台灣人為了捍衛自行建立的“台灣民主國”與日軍爆發戰爭。乙未戰爭是發生在台灣,戰鬥抵禦最廣、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死傷最嚴重、規模最大的一次御外戰爭,日本投入了三萬余兵力,而台灣抵抗力量主要有台灣人民自發性組成的抗日義軍及劉永福的黑旗軍,合計正規軍三萬三千人,民兵十萬人。戰爭打了六個月,台軍不抵日軍,“台灣民主國”兩任總統逃離台灣島,8000清軍和3000黑旗軍在群龍無首下投降,至此,“台灣民主國”覆滅。不過,日本統治的頭20年,仍有一些零星的對抗日本統治的活動。台灣歷史上抵禦外族入侵的戰爭和被統治期的爭鬥,形成了台灣人傳統本土意識和本土主義的思想根基。

 

日本開始殖民統治台灣,利用日本明治維新後發展的新技術、新管理,對台灣進行準國家模式的開發和殖民。日本人利用軍事實力打開封閉的山地,結束大的族群分隔,採取懷柔政策,平息叛亂,建造環島鐵路,統一度量衡,丈量土地,引入戶籍制度,建立金融制度,開設日式教育,把台灣人改造成日本人。經過幾十年的統治,明顯有了成效。在日本統治的頭20年,懂日語的台灣人只有20%,到了日治時代的後期,80%的台灣人懂得日語。

 

吳叡人認為,“台灣民主國”的失敗,使台灣回歸不了中國,剩下只能做台灣人。台灣人的本土意識不是李登輝發明的,香港現在說的本土比台灣遲了幾十年。當然,那時的台灣人所指模糊,基本以漢人為主。接著又發生“霧社事件

 

吳叡人所指的“霧社事件”是1930年發生的原住民反對日本統治的抗暴事件。事發地點位於南投縣仁愛鄉霧社。事件起因是賽德克族和太魯閣族兩個部落因為不滿日本苛瘧暴政而聯合起事,在霧社一間學校襲殺日本人。事發后日本駐台總督立即調集軍警,以飛機、山砲、毒氣等武器強力鎮壓,反日起義的各部族幾遭滅族,事件重要人物——賽德克族頭目自殺,數百名原住民也集體自殺。這是台灣人在日治期間最後一次激烈的武裝抗日行動。事實上,從1896年至1920年間,台灣原住民先後發動了150余次武裝抗日行動,尤以“霧社事件”最為慘烈。

 

日本的殖民統治伴隨民族歧視,社會分成日本人和台人,有明顯的民族隔閡及人群等級,因而產生了民族和族群為界限的反抗思潮和運動。1918年一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的民族自決意識抬頭,多個殖民地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日治下的台灣開始出現較為成熟的民族主義和本土意識,例如社會人士開始提出走台灣民族自決的道路。日本統治台灣的前半段是採用日本憲法,視台灣為新領土,台灣人不能有公民權。日治的後半段,大約在1935年至39年,日本確定台灣人不會造反,便開放選舉,改善公共建設,吸納不滿。台灣人在1920年就開始爭取高度自治,主張推廣台語成為國語。到了1937年日本擴大侵華,對台灣的本土化意識重新收緊,推銷日本認同,壓制台灣認同。

 

日本在殖民統治台灣期間,對原住民原有的生活多加限制,例如禁止傳統的出草、紋面、斷齒等習俗,不得私自持有槍械,狩獵需要向警方申請領取槍支彈藥,傳統的織布原料種植也受到管制,失去傳統生計方式的原住民只能轉而充當日人勞工的傭人,受到日人的歧視與苛待,聯姻政策大多因為文化差異悲劇收場。其結果,原住民在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處於弱勢地位,自然對日本統治深感不滿。

 

本土根基深 對外來政權戒心重

 

從歷史上看,台灣從來與中國大陸地理隔斷,政治疏離,民情各異,特別是19世紀後期開始就沒有得到清朝政府的蔭蔽,後來又遭到日本統治,在國家概念上,與中國大陸,概念模糊,關係曖昧。

 

吳叡人認為,台灣從來沒有發展出很強的中國民族主義。20世紀初,台灣的林獻堂與林幼春見到梁啟超,請祖國幫助台灣脫離日本統治,梁啟超說“沒辦法,你們自己搞”。中國當時自顧不暇,日本也把台灣與中國分得很開。台灣民族主義是在中國拋棄和日本殖民下為了自救產生的。

 

上世紀30年代台灣本土力量除了要求民主外,文化上還發展出文化本土主義,用台語創造文字、鄉土文學,受到日本人遏制。另一方面,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的同時又沒有給予充分的公民權,間接造就了台灣人的認同。台灣人的概念雖然不清晰,卻衍生了一浪接一浪抵抗他者的身分運動。第一波是1920年代,他者是日本;第二波是1950年代起反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到1970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又是第三波的本土主義,以民進黨為代表的這群人有意識地繼承以前的本土意識。

 

吳叡人說,二戰日本投降後,結束了日治時代,又來了國民黨政權時代。1949年到1950年間,國民黨從大陸來了120萬人,包括軍人、文官與家屬。當時台灣的人口是600萬。台灣本地人從內心是排斥外來政權的。國民黨為了鞏固在台灣的地位,通過黨內改造,造成黨內無派,黨外無黨,一元化,集體主義政權,實行戒嚴,戡亂政策,導致台灣本土運動的持續。國民黨又成了一個新的殖民政權,一個被本土運動視為第二個抗爭的對象。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本地人對抗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的一次大規模本土運動。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發生了一起私煙查緝血案,觸發了2月28日的台北市民請願、示威、罷工、罷市。當日,市民聚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抗議,遭到公署衛兵的開槍掃射,事件由請願活動演變成對抗政府的行動,并爆發了自國民黨接管台灣以來因貪腐失政導致民不聊生所累積的巨大民怨,衝突數日間從台北市蔓延到全台灣,各地發生軍民衝突,國民黨政府派出大批軍隊鎮壓,實施清鄉,事件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由數百人至數萬人不等。

 

由於國民黨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台灣人的抗爭實際上是以中國為對立面。吳叡人說,“二二八事件”是一場以中國政權為對立面的運動,台灣部分人滋生了獨立的想法,受到鎮壓後,變成了流亡者運動,一些人出走日本、美國,成了台獨人士。他們最後成為了現代本土運動的中堅力量。

 

人口結構改變 本土化已實現

 

吳叡人說,日治時代結束後到國民黨統治的50年間,台灣社會族群經過整合、繁衍、通婚、土著化、民主參與,已經產生了本土認同感,現在的年青人已經是第三代第四代,台灣的外省人已經本土化,省籍衝突逐步消失,本土意識普及,今年的大選象征著本土主義已成為台灣政治的主流。台灣經歷了上世紀70年代保釣、退出聯合國、外交危機,導致內部改革,70年代中開始民主運動的民進黨已從黨外運動走向本土運動,幾乎解體了國民黨。民進黨從打倒國民黨,廢除戒嚴,民主化,本土化的整個路程,都說明台灣本土運動已經成熟,連曾經代表國民黨掌權的李登輝也是本土主義的化身。

 

從台灣本土主義的歷史沿革來看,外來殖民統治,剝奪原住民權益和權利的政策是觸發本地人抗爭的最大誘因,本土主義力量的強弱則由本地人的多寡以及本土價值觀是否佔主導地位決定。台灣的本土主義運動很重要的特征是排斥外來的政治勢力統治,特別是有悖於台灣本土認同感的外族統治者。台灣本土認同還包括維護台灣傳統價值觀,延續開放後逐漸成熟的民主制度,台灣利益優先,重視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在面對兩岸關係的複雜博弈中,台灣本土意識越來越佔據著政府政策的主軸,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政策,很難繞開台灣本土價值這個從政治上、經濟上、民生上和外交上難攀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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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March 6, 2016
关键词: 吳叡人 台灣 本土主義
專題: 香港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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