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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香蒙难记——第一季
作者:华泽
一、   软禁

    新余,是江西的一座省辖市。二十一年前,我曾是新余日报的一名记者。1989年辞职后,有过一段浪迹天涯的日子。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回新余办护照,那时我的户口还在报社的集体户上,开个证明就得千里迢迢跑回去。于是,我和好友,陈明的妻子建建商量,把户口落到他家,这类琐事以后就可以拜托建建帮我办了。就这样,陈明成了我的户主。

大约在我被绑架前一个月左右,国保找到陈明了解我的情况。他们告诉陈明,我参与了一些重要的维权活动。陈明回家和建建说:不会是华泽吧?她会参与这些事吗?建建肯定的回答:就是她,没错。我了解她。

   10月28号晚上,陈明接到领导的通知,让他和市国保一起来北京接我,途中一切费用由陈明所在的单位支付。不知道陈明有没有后悔当年同意我把户口转到他家?不知道领导有没有责怪他“交友不慎”?总之,陈明和他的单位被我株连了。

    一登上开往江西的火车,我就要求检查背包。便衣把包递过来,我刚打开背包拉链,手机就掉了出来,女便衣一把抢过:手机我先替你保管。她不知道的是,我另外还有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是专门上推的,我从未用它打过电话,干净得就像初生的婴儿。去东北出差,打电话的那部手机只有一块电池,以防万一,我在这部上推的手机里,存了两个当时正在拍摄的朋友的电话。依我的记性,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如果不存在手机里都是记不住的。这次细心救了我。

    我把幸存的手机悄悄塞在裤兜里。车开后,乘上厕所的机会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浦志强,电话响了很久,他没有接。第二个打给滕彪,通话时声音很杂,断断续续,我告诉他:我被绑架了,绑架我的人中有一个是东城区的国保;我现在正被送往江西新余;我的电脑还在机场,请务必设法帮我拿回来。没说几句电话就断了。这时,浦志强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告诉我,自27号从伊春回北京后他也被软禁着,但是可以与外界联系。我把和滕彪说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他顿了顿,謓重地对我说: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它早晚都要来的。你要学会独自面对。我说:好,我知道了。

后来,50天与世隔绝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想到这句话,我把它当成一个先行者对后进的忠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打完这两个电话,手机还剩一格电。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要留着这格电,危险来临时用它呼救。虽然我不知道谁能救我,怎样救我。总之,我不能这这样消失,我要让朋友们知道我的消息。

 

    在火车上,来接我的两个便衣好奇地向我问起了***。这是自我失去自由后,第一次有人向我提起这三个字。

    你和***是什么关系?

    ***是干什么的?

    ······

    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因为我在《关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上的签名。姓名:华泽,居住地:北京,职业:纪录片导演。就这么几个字,他们绑架了我,接下来他们还要囚禁我。同时得到证实的是,绑架我的确是国安。

    这是一个野蛮国家、黑帮政府。文明社会的准则在这里不被遵守。与一百年前的清末相比,惟一的差别是,对异议人士由杀头、流放,变成了绑架、失踪。这一切必须改变!

    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八九六四,讲零八宪章,讲诺贝尔和平奖···说到这些我开始兴致盎然起来——既然有司要用绑架囚禁的方式让我分享晓波诺奖的荣誉,那么,我不能枉担了虚名,我要一路播散火种。

    火车快到终点站时,两名便衣和陈明都对我说:我们只负责接你,到新余后不会再见面了。希望你不要吃眼前亏,该服软就服个软。

我笑着谢谢他们的好意,我的字典里没有“服软”这两个字。

    到火车站来接我的新余市国保陈建军(音译)大约四十岁左右,一看就是军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刚上车他就开始给我上课:

    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把家丑扬到国际上去,影响了国家形象;

    什么你们不能钻法律的空子啊,拿法律做武器,法律又不是一切;

什么你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啊,但是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了。

我一点都不擅长这样八股的话题,不过看他被洗脑成这样,只能耐心回应:

    就是怕影响国家形象才呼吁释放***,怎么能把诺奖得主关在监狱里呢?获诺奖是我们的百年梦想之一嘛;

    法律是执政党制定的,维护法律的尊严怎么是钻法律的空子呢?不拿法律做武器,难道让我们用坦克做武器吗?

    说到国外反华势力,我很想知道它是怎么利用我的?

    他说:我不了解你,回头我们再谈。

我严肃的告诉他:不了解就不要乱扣帽子。花点时间了解了再来和我谈。

我最烦不敬业的人,为什么这次让我碰到的都是不敬业的人?为什么不多花点心思了解我,不知道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吗?我认为,哪怕是国保、国安这样无耻的职业也应该做得敬业。

    到新余后,我被直接送到了消防宾馆。这个宾馆座落在城市北部边缘,六层楼高,最初应该是按三星级标准装修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些陈旧了,好在被褥还算柔软、白净,卫生间也挺宽敝。我住在二楼9207房间,据说这是整个宾馆惟一的三人间。两个女警与我同住,两个男警住在隔壁。每班四人,共两班,二十四小时一换,我的贴身“保镖”共八人。

    一进房间,女国保欧阳就向我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会见朋友;活动范围不能出这座楼。

    “保镖”们自我介绍时,只说姓,不提名。说自己是刑警、经警、治安警,就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国保。看来这个警种还真是见不得人。不过,我这双已经阅国保无数的眼睛,一眼就看出了端倪。八个人中有三个市公安局的国保,其实的人都是从各分局抽调来的。我的安保级别高到他们从没经历过,分局的几个人,就连他们的顶头上司也只知道他们被抽调来执行任务,至于在哪里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一律保密。

    市国保胡支队长来了——说是领导,没人介绍他的身份。时间长了,我自己琢磨出来的——领导很客气,他说这是公安部统一布置,你在这里呆多久取决于上面的命令。新余方面一分钟都不想让你停留。希望你能配合,他劝我把这当做一次度假疗养。

    我向胡支队长提出要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母亲快七十岁了,没有我的消息她会着急。胡支队长说要向上面请示。

    没有人找我谈话,也没有人向我宣布限制自由的理由。总之,我这只知起点不知终点的软禁生活开始了。

    进卫生间先给滕彪发信息:我住在新余消防宾馆9207房间。新余警方对我很客气,请放心。——手机只有一点点余电,不敢等回复,赶紧关掉。

    然后洗澡。第五天了,这套衣服没离过身,床上睡着也是它,地上躺着也是它。一分钟都不能再忍受。

    脱掉衣服,检阅被绑架四天“收获”的伤痛:仁中月牙型的伤口很深。至今轻轻触碰仍有针扎般的刺痛;被撞伤的背部在颈椎下方,晚上睡觉一直不能翻身;四肢和右手布满青紫色的瘀血,还有扭伤的右脚。仁中和右手的伤是遣返那天打手留下的。其它地方是怎么伤到的?绑架那天曾数次昏厥,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究竟对我做过什么。  

    洗完澡已经疲惫不堪,睡在靠窗的床上,透过铁栅栏的隔断看新余的天空。这里没有我任何亲人,它完全是一座陌生的城市,我甚至连宾馆的方位都不知道。

    我要习惯和两个“保镖”共处一室。她们睡觉千万别打呼、别磨牙、别说梦话。长期失眠,使我对睡眠的环境要求很苛刻,必须非常安静、非常干净。   

    计划11月的欧洲旅行是去不了啦,以后说不定会被限制出境,周游世界的梦想或许就此结束了;滕彪帮我拿回笔记本电脑了吗?千万别落在黑帮手里;我第一次有了不好的银行信用:信用卡过了还款日,去欧洲旅行的机票刷了两万多,那会是一大笔利息吧?每天要吃的药没有带怎么办?身体会出现什么后果?

    我想来想去怎么都是身外之事?自由都没有了,这些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能周游世界就不能吧,好些人连北京都没离开过呢;信用不好就不好吧,反正以后也没打算从银行贷款;笔记本电脑滕彪一定会想办法帮我拿的,即使拿不回来也没办法;药不吃又有什么了不起?被绑架时连死的准备都做好了。惟一不放心的是母亲,她有心脏病。10月8号诺奖公布那天晚上,许多朋友在庆祝聚餐时被抓,第二天母亲离开北京回江西,在火车站告别时曾向她保证:我不会有事,放心吧!现在我只想对她说:对不起!妈妈,我没有遵守诺言。

    即来之,则安之。烦躁、愤怒都不起任何作用,那会影响我的敏锐性和判断力。我对自已说,很好,就当作是对内心定力的训练吧。


    第二天一早,去火车站接我的国保陈建军推门进屋,一边接电话,一边指着我:你和北京联系了?你还有通讯工具?他扭头示意两个女“保镖”:搜她身,包,床!——我的手机被搜走了,那是我与外界联系的惟一希望。顺便搜走的还有背包里的一些小型专业设备:无线音频发射器、微型摄像机,他们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全都拿走才放心。

    包里只剩下一本摄像机的说明书。我自己拿起摄像机拍片子的时间不长,摄像机的一些功能还记不住,随身带着说明书,需要的时候可以查阅。在后来的许多天,这本说明书就成了我惟一的读物。  

    每天的日子大致是这样度过的:

    清晨七点半起床,洗漱后下楼吃早餐;上午看书、写日记,练瑜珈;十一点半午餐;下午看书,练普拉提斯(一种融合了瑜珈和健美操的有氧运动)、洗澡;晚餐后看电视、睡觉。

    开始时很不适应。“保镖”们从早到晚开着电视,那些噪音让人心烦意乱。不过,很快我就学会了在电视声中看书、写日记、健身···

    一天晚餐后我说要出去散步,陈建军打电话请示领导,得到的答复是:可以散步,但不能离开宾馆的院子。于是,我的生活多了一个项目。

    每天傍晚,我上身一件贴身红毛衣,下身是宽松的背带牛仔工装裤,外套黑色风衣(这些是我被绑架时的全部衣装),在四个“保镖”前呼后拥下,绕场二十圈(那阵势一定很可笑)。

    这个宾馆入住的人很少,院子呈长方型,东西80步,南北35步。整座楼只有两个窗户是被钢条封死的,其中一间就是我住的9207。第一天散步,就发现了院子东南角一棵不大的桂花树。这个长满黄白色小花、香气袭人的绿色植物,给我孤独而漫长的软禁生活带来了些许生气。


    到新余第一天就提出要和母亲通电话。一周后还没有得到答复。10月9日早餐时再次提出要求。陈建军说:本来给你母亲打个电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藏了一个手机,而且和外界联系了,造成了恶劣的后果。所以不能让你和母亲通电话。

    造成什么恶劣后果?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我一下就冒火了:即使我是罪犯,你们还得通知我的家人呢。对一个守法的公民你们却连起码的人道都不讲。我有另一个手机,是北京警方交接时没有告诉你们,那不是我的错。向朋友通报消息是我的权利。你们要以此来惩罚我?好吧。不是怕我与外界联系吗?从现在开始,我宣布绝食!我倒下时你们得送我去医院吧?到医院我就大声呼救,告诉所有人你们绑架了我。说完,我离开餐桌,扬长而去。听到后面几个人追上来的脚步声。

    小陈不懂事,你别和他生气!

    不懂事没关系,千万别没人性。谁都有父母高堂。

    你要和母亲通话我们也做不了主,得向上面请示。

    给了你们九天时间,向联合国请示也应该有答复了。

    回到房间,我开始了第一次绝食。争取与母亲的通话权!


    上午,胡支队长来了:我这就请示领导,问题不大,但得有一个时间周期吧?你先吃饭。

请示吧,我等着。和母亲通话前我不会进食的。

    第二天一早,陈建军笑容可鞠地进来了:上面说你可以和母亲通电话。只是有两个条件:一,你不能说绑架、软禁。也不能说你现在在新余;二,手机要拿在我手里,要打开免提。可以不?

    本来我也没打算告诉母亲我的遭遇,只想报个平安让她放心。

    他们拨通了我母亲的电话,拿着手机放在我耳边。听到母亲焦虑的声音:你在哪啊?为什么手机一直关机?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平静地向母亲撒谎:我在欧洲旅行,电话坏了。国际漫游太贵。不能经常给您打。放心吧,国外比国内安全多了。

    我以前每次出国旅行,登机前、到达后都会打电话告诉母亲;离京前会把在国外的行程、国外朋友的电话、预订宾馆的地址、购买各种意外险的单号和保险公司名称email给弟弟。这次完全一反常态,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相信了?

    此后每周我被允许和母亲通一次电话报平安。为了能和母亲保持通话,我不能冒险向她暗示我的处境。

    无眠的夜晚是那么漫长,我用思念充满它们,思念的感觉既温暖又悲伤:

    10年前的圣诞夜,在三里屯的一间酒吧里,我认识了北大在读博士许志永。那天,一票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们在那里狂欢,喧闹噪杂的环境中,我和志永静静地交谈,他谈自己的宪政理想,谈他定点做基层选举田野调查的乡村···这些话题深深打动了我,因为他的理想也正是我的理想。十年后他为我争取言论自由的案件做代理,给予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

    认识滕彪是在一次法律援助研讨会上,志永向他介绍我将要起诉的案件,他毫不犹豫的说:好。支持!第二次见面是在大兴法院声援赵连海,面对用摄像机偷拍我们的便衣,他大声说出那句:我叫滕彪,你敢说出你的名字吗?令现场所有女性倾倒。

     一年多来,我参与或拍摄了许多或由公盟发起,或由公盟援助的、或由公盟关注的公民行动与法律个案:暴力拆迁、教育平等、74推友日、赵连海案、福建三网民案、夏峻峰案、冷国权案··· 共同的理念和行动,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的心里,志永和滕彪不仅是我的战友,他们如同我的手足。

    去年初,我因发表《寻找中国之路》被国保骚扰,我打电话向庆妈诉说内心的绝望与无助。庆妈是谭作人的妻子,我认识多年的朋友。庆妈说:你需要一名律师,去找浦志强吧。于是给志强打电话,半小时后在他凌乱不堪的办公室里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志强面前,我觉得自己完全不像是个学法律的人,就是个絮絮叨叨的求助者。他打断我:

这不算什么,你没事。

那么,如果我有事,你能答应做我的律师吗?

我答应。

从此,一遇到麻烦我就会向他诉说,仍然是絮絮叨叨,直到把他说烦为止,他脸上的表情和神态,明明白白地写着,我就是那个老叫狼来了的孩子。直到10月24日我在伊春与他分手,去丹东与滕彪会合。短短几天里,他每次打电话、发短信,结尾总有两个字:保重!我突然感到:他在向我预警。而此刻,让我悲哀的是,在这片土地上,预警,是我的律师惟一能为我做的事。

    第一次知道崔卫平的名字是因为海子。那时我准备为诗人海子做一部传记片。在查找资料时,我看到崔老师研究海子的系列文章。第一眼,她的文字就打动了我,从那以后,几乎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她的文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送别屠夫去福州的晚宴上。那是416的前奏,屠夫去福州为三网友案打前站,前途凶险。崔老师高调加入关注团以示声援。她说: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屠夫。几天后她写下了长诗《这些义人们哪》 ,其中有一段竟是为我而作。

    还有王荔蕻大姐、屠夫、天天、王译、张辉、阿尔、强本···

    每次想到你们都会有一股暖暖的细流划过面颊,那是内心涌出的感动,它无声地融入黑夜,迎来天明。

    11月14日晚餐后,回到房间不久,我正靠在床上看书。听到敲门声,我没有在意,以为是隔壁的”保镖”。女国保欧阳去开门,听到外面有人说:找华泽,欧阳“咣”的一声关上了门。心里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喊:华泽,华泽,你答应一声,让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我迅速从床上坐起来,女国保愣愣地看着我。外面的声音更大了:华泽,我们爱你!眼泪奔涌而出,不顾一切冲向房门。因为欧阳站在旁边,门只能打开一条缝,看到门外一女两男,三张陌生的面孔。

    我是华泽,你们是?

    我们是网友,来看你的。

    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是新余的,我是奉新的陈茂森,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

    我们在推特上有过交流,记得这个大头照很帅的小伙子,不过本人看起来比照片上更清秀一些。我伸出手和他们一一相握。那种温暖无以言表。女网友递过来一束鲜花,他们说了一些保重之类的话。欧阳从后面把门重重地关上了。

    屋内死一般的沉寂,随后欧阳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两个人是新钢的,所谓的维权人士,他们很坏,专门挑动别人和政府做对···根本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太好了,欧阳认出了那两个网友,网友也一定认出了她。他们今晚就会在推上公布我的消息。我不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而不为人所知了。

    欧阳换好衣服,急急忙忙出去了,留下另一个”保镖”和我。她找领导汇报去了。出了大事,我被暴露了,他们一定开始忙乱了。

第二天一早,胡支队长来了,通知我收拾东西转移住处。

新搬去的宾馆离消防宾馆并不远,叫新蓝天商务大酒店。这个酒店没有院子,楼外就是大街,我要散步必须得走出去。其实,在此之前,他们有时也会允许我到大门外面去散步了。

这个酒店没有自己的餐厅,要到隔壁的酒楼用餐,每顿饭要不得超标,要不就吃得不好。房间里也没有空调,很冷。在这里住了十天,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可”保镖”们受不了了。看看没什么危险,网友不过是来看望一下,也没打算劫持我。于是第十一天,在”保镖”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又搬回了消防宾馆。

    搬回消防宾馆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冬日清晨的峨眉山上,大雪缓缓飘落,远近山峦白茫茫一片。晨钟从山脚下的寺院响起,一波一波往上传,一直响到山顶,此起彼伏。这是1994年春节的真实场景。那年,我第一次到四川,认识了谭作人夫妇。16年后,一模一样的场景出现在我的梦中。而这时,我的生活因谭叔被判刑已彻底改变了。


    大约11月底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可能要软禁我到2011年春节后,甚至有人说会无限期软禁。既然我被绑架、软禁是因为晓波获奖,那么12月10日诺奖颁布后必须获释,这是我的心理底线。否则,我将绝食,以死抗争。我必须把这个消息送出去。

    平时,我每天都记日记,我的日记记得非常潦草,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段落,就是一些只言片语,提示我自己不要忘记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和当时的内心感受。因为我知道欧阳常常偷看我的日记。只要我离开房间,我就会在日记上做记号,日记摆放的角度,一根发丝等等。所以,我要送出去的消息必须非常秘密,不能被她发现。

    这个纸条是夜晚躲在厕所里写的,大意是:我被软禁了,不能和家人联系,请帮我将这个短信发给186···和139···(这两个号码是滕彪和浦志强的手机。在火车上我已经把它们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这两个电话号码,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以下是短信内容:1、我的手机已被没收,这是请陌生人帮忙发的信息。请不要公布出去。2、如果颁奖日之后还不释放我,我会绝食,请设法救我。3、如果可能(我担心他们也被限制了自由),我委托你们做我的律师。我有一份写给浦志强的委托书放在家中(附具体放置的地方、有我家钥匙的某人联系方式)。4、我在新余国保手中,现软禁在新余消防宾馆9207房间。我把这张纸条和50元钱放在了贴身的衣兜里。

    12月1日晚上外出散步时,我将纸条和钱一起塞给了一位事先物色好的陌生人(恕我不能说出更多的细节)。我并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否能替我把短信发出去,但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

    两天后,我又外出散步时,再次遇见了这个陌生人。他竟然等在那里,并且向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

    离诺奖颁奖日越近,我的内心越焦虑。失去自由的日子,每一天都如一年那么漫长。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漫无边际的黑暗隧道。我知道前面有光,却总也看不到。

    许多个夜晚都被心悸折磨,它总是在刚入睡时向我袭来,难以形容的心慌,四肢发软,想大声喊叫。必须竭力控制自己才不会发狂。那种感觉是多么无助,我不断对自己说:不能崩溃!不能崩溃!

    即使到诺奖颁奖日第二天就释放我,我也已经与世隔绝整整45天了。对于视自由比生命还重要的我来说,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初被绑架后,我的态度不是那样强硬,他们问什么我说什么,他们也许会放了我,或者只是限制我的行动,不会让我与世隔绝。是的,这完全有可能。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从他们采取暴力绑架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阻断了与我谈判的可能。我不是不能妥协,我是不能向暴力屈服。

没有人可以要挟我,暴力不能,利益不能、甚至亲情也不能。不要以为柔弱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渺小就没有尊严。弱者和强者之间的差别不在力量的强弱,而在信念的坚定。


    终于熬到了诺奖颁奖日那一天。按照诺奖公布日的时间推测,颁奖应该是在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左右。按我的情况推测,所有可能去挪威的人都会受到限制。所以,国内没有人可能到现场。我希望,领奖台上,和领奖台下被邀请的嘉宾席上,是一排排空椅子,镜头缓缓推向这些空椅子。它再好不过的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说明了这个奖颁给晓波的伟大意义。想到那个场景,我哭了(在我获释后不久,终于看到了颁奖的录像。那个场景 ———真是空椅子!)。

    12月11日早上,我宣布绝食!

    下午,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来了。他说昨天已经亲自去江西省公安厅请示汇报了,这一两天就会有答复,希望我有一点耐心。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1、告诉我继续软禁的理由;2、告诉我结束软禁的时间。


    听天由命的躺在床上,听任意识慢慢消失。身体是飘浮的,没有重量,仿佛另一个我,不,是灵魂,离开了肉体,它升到半空俯视着:

    你能坚持多久?

    我笑着说:挑战极限。

    你要毁掉自己吗?

    不。这恰恰是使自己完满。他们想用粗鄙、丑恶、苍白毁掉我,我则以精致、纯净、丰满来对抗。他们可以毁掉我的肉体,但我的内心,他们永远无法毁掉。

 

    12月15日

    胡支队长来回复我的要求:1、颁奖日后还有一个音乐会。而且,外地有许多维权人士到北京去了,北京警方忙不过来,所以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去;2、20日之前一定放你走。前提是你必须进食。

   当天,绝食结束。

    12月17日晚上,胡支队长再次光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20号你就自由了。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北京。

    怎么回去?

    火车、飞机都可以。

    你让陈明帮你买票吧。

    我不是来旅游的,也不是来探亲访友的。你们怎么把我接来,还怎么把我送回去。我身上没有钱了。如果你们不送我回去,我就等在这里,让北京的朋友来接我。

    好吧,我向上面请示一下。

    第二天我得到答复:20号帮你买好卧铺票,送你上车。


二、自由!自由?

    12月19日上午,胡支队长通知我收拾东西,离开宾馆。他说新余买不到去北京的卧铺票,已经请分宜公安局安排。我们今天先去分宜,明天下午从分宜送你上车。

    内心开始不安。他说的理由不合逻辑。新余是直辖市,分宜是新余下辖的县。市局连火车票都买不到,还要县局安排吗?

    分宜离新余只有30多公里,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城,两辆车穿过县城的闹市区,向郊外驶去。越走越荒芜,最后开到一个山脚下的度假村。分宜县公安局的人在这里等着我们。我们一行是这个度假村惟一住宿的人。可能是山里的原因,这里非常冷,比城里气温至少低3度。整个晚上我都裹在被子里胡思乱想:他们是不是要送我去劳教?会不会逮捕我?今年五月份就有一个在江西因“煽颠罪”被捕,后取保候审的朋友告诉我,江西警方向他调查过我。

    “保镖”在一旁玩电脑。我请她帮我查一下从分宜到北京的火车,明天下午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她百度了一下,吃惊的说:这趟车在分宜不停。

    我开始发脾气:问你们领导,到底要把我送到哪里去。这”保镖”是一个年轻、单纯的姑娘。她说: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明天下午任务结束啊。明天一定会放你走的。你不要乱想,领导会安排好的。

一会儿,新余市公安局张局长打电话说要来看我,不知道路怎么走。分宜县局的人开车出去接。等了许久,另一个”保镖”进来说,领导没接到。明天上午一定会来,局长说要为你送行。我感觉情况越来越诡异。


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没和”保镖”打招呼,我自己开门径直走出去,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心里非常乱,怎么也想不通,如果要释放我,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几个”保镖”赶紧跟出来安慰我:不会有事的。领导一定会安排好的,如果今天不放你走,我们和你一起绝食。


    快到中午时终于出发了,目标是分宜县一家高档餐厅。一桌人等着我们。张局长,胡支队长。另外四人是省公安厅来的。其中一个年长者(领导模样)说:我们接你去南昌,坐飞机回北京。

    手机什么时候还给我?我要打电话让朋友来机场接我。

    别着急,会还给你的。

    完全没有心情用餐。从新余到南昌明明更近,为什么要拐到分宜再去南昌?

    省厅来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女性,姓熊(依然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客气得让我不忍说她是国保···华老师,您看江西的变化很大吧?您帮我们宣传宣传呀。

    我不做宣传,我只负责批评。

    华老师不是做历史人文纪录片吗?我们江西历史很深厚啊。

    那倒是。我曾经对江西的古代书院做过一点研究,不过当时我所在的部门,认为这个选题收视率不会高,所以最后没有批下来。

    那好啊,您提出方案,我们帮您安排。资金、接待,我们提供一切方便。

    哈哈哈哈···,好啊。

    看这个架式不像是要送我劳教什么的,倒像是要招安。这太有意思了。

    午餐后,我和省厅四人及新余女”保镖”一人,乘福特商务车,新余国保陈建军开一辆轿车跟随,一路浩浩荡荡直奔南昌。

快到南昌时,省厅那位年长者说: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小时,我们陪华老师去看看滕王阁。


在滕王阁一层茶室里,进行了一次精心安排的“友好”谈话:

华老师,这次在江西呆了快两个月,我们新余的同志对您照顾还周到吗?

很好。麻烦你们了。

您也是学法律的,我也是。有关法律的问题咱们就不谈了,有些事情留待历史来评价。您看好不好。

我无言,笑笑。

我今天不是以什么身份和您谈话,只是年长你几岁,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忠告?

请讲。

以后***的事就不要参与了。

***哪些事?

比如签名活动。

签名不会总有的。

好,那就好。

还有关于江西警方的事就不要出去说了。

江西警方很不错呀,文明执法。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江西有什么事,您只管说,我们一定尽量帮忙。您和我们小熊互相留个电话,以后常联系(她是我的专职客服了?)。欢迎您常回来。但不要以这种方式回来。

会常回来的。我还有家人在这里呢。不过,会不会以这种方式回来可能不取决于我。

您提到的江西古代书院的项目很不错呀,您写个东西给我们,我们马上可以着手办。没有问题的。

好,需要的时候一定找您。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晚上七点,我被送到机场贵宾室。小熊要我的身份证去办登机牌。我再一次要求把手机还给我。小熊说:手机我帮您托运吧。

正色对她说:手机是贵重物品,不能托运。你必须还给我。到北京太晚了,我身上衣服单薄,我必须打电话让朋友来接我。

衣服我给你准备了。我知道你身上钱不够,也帮你准备了打车回家的钱。另外,我们厅里还准备了一些礼品,我会把手机包装好一起托运的。

你们是担心我打电话,北京会有欢迎团来机场接我是吗?天气太冷,到达北京的时间也很晚了,我不会让很多人来接我的。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还是托运了吧。

不能答应你的事我不会答应,只要答应了我就会做到,请把手机还给我。

年长者发话了:还给华老师吧。华老师您既然明说了,我也告诉您,我们确实担心再弄出什么事情来,我们也是为您好,希望您平安回家。

飞机八点起飞,七点四十分,我被从贵宾室直接送上了飞机,在登机口,向省厅一行挥挥手,掉头走进机舱,立即打开手机,向滕彪报平安。

这一刻,我才确定,真的自由了!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知道了江西警方在临近释放我的最后两天费尽周折,把我转来转去的真正原因:滕彪、许志永、屠夫等已于18日成立了飘香关注团,包括四位律师在内的各地关注团成员已决定前往新余营救我。
 
获得自由后的第十一天,当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我的朋友不要再被绑架、被失踪、被囚禁,不要再颠沛流离、背井离乡。
 
(全文完)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January 13, 2011
关键词: 飘香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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