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对十九大的关注重点，主要在政治人事安排，我更关心一些方向性的经济政策。世界皆知，北京曾宣称自己创造了一个堪与华盛顿共识媲美的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共产党政权主动与资本主义联姻，让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了数量超越美国的亿万富翁群体，与此同时则让80%左右的中国人处于社会底层。但到了十九大前夕，北京在政争硝烟弥漫之际，明确宣示了抑富政策，宣告中共政权与资本家联姻的黄金时代将正式结束。

 

针对资本大鳄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

 

在《中共十九大前夕的“战场”清扫》一文中，我谈到自2013年以来中国富商当中不少人因其政界靠山倒掉而跟着败亡，指出今年以来的金融整顿，已将战火烧向了近年被指“蚕食实体经济、在资本领域兴风作浪的官商勾结”的资本大鳄，即富豪中的高端。

 

自从2015年股灾以来，中国当局发现，中国的资本市场几乎成了资本大鳄上下其手的逐利天堂，不少企业通过国内星罗棋布的金融平台圈钱，再通过在海外投资的方式转往海外，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的底线几乎要被击穿。直到此时，当局才算是领教到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厉害。经过一番酝酿与持续的政策调整，今年7月，中国国务院成立一个领导并监管“一行三会”的超级架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意在终结“资本的暴力时代”。

 

这一机构成立的目的有二：1、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一个行政常设机构，具有决策权，对行政执行结果具有监管、问责和处罚权。设立它的目的在于解决“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踢皮球”、金融机构和产品监管标准不统一、金融监管存在真空等问题。2、填补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务监管缝隙。最近十年以来，中国金融行业实施“改革”，不少国企与私企巨头均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全牌照，但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三大监管机构却存在相当宽的监管缝隙。这些资本大鳄游弋于金融、证券、保险三大行业，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圈钱，再借着当局鼓励海外投资之机大规模将资金转移海外，而其债务风险却留在国内。成立这个统一领导监管“一行三会”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意在弥合监管缝隙。

 

在试图堵住资本获取暴利管道的同时，北京终于将酝酿数年的本国居民海外资产管理方式（被称为中国版“CRS”立法）推至前台。2017年5月23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和“一行三会”六部委共同发布《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宣布自7月1日开始于中国内地实施。该《办法》规定，银行、证券、信托、期货、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对非居民金融账户的尽职调查。这里的“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和企业。在2017年12月31日前，金融机构需要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注册登记，并且在每年的5月31日前报送上述尽职调查信息。国家税务总局获得这些信息后，将与账户持有人的所在国税务主管部门开展信息交换。首次对外交换信息的时间为2018年9月。

 

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对如何推进此项工作还一头雾水，但都知道这藉由CRS立法将触动两类人：一是依托避税天堂做生意的国际贸易商；二是借由地下钱庄等违规方式资金出海的富人们。财产披露在中国带来的严重不安全感，除了新增的纳税负担之外，更多源于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产可能面临政府“秋后算账”。

 

针对这些高端富人的措施出台，意味着中国富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模式：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联姻

 

按照习近平的节奏，中国行将结束江胡时期创立的“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模式，过去习惯定义为“专制制度+市场经济”，国外研究者为了让中共能够接受，说成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但其实是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联姻。说起来这也算是中共创造的“奇迹”，因为自马克思学说创立以来，共产主义与资本家是天生的敌对关系，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共产党宣言》斩钉截铁地宣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共产党——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有中共政权做到让二者经历过80年代的短暂摩擦后水乳交融，并且发挥“中国模式”的活力，让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该怎样来认识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呢？笔者把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称为“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问世，鼓励资本家入党蔚为政治潮流，众多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俨然进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级阶段。这种“精英共和”的表象，让近几年外媒关于“两会”的报道多了一个主题：中国“两会”富豪的财富与美国国会议员财富之比较。以下是比较结果：根据追踪中国财富的胡润报告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相比之下，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为75亿美元，低于70名中国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财富。2017年3月，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4年里财富增加了64%，从2013年到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万8千多亿涨到3万亿元人民币。

 

号称共产党领导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成了富豪与官员的俱乐部。彭博新闻对这一现象发表评论：“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

 

在“两会”营造的“精英共和”氛围中，中国富豪群体当中，不知有谁想到不久后将要面对的命运转折？

 

政府与商人关系将有改变的征兆其实早已显现，但许多人是在肖建华被秘密押回北京、吴小晖失去自由之后，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就算是先知先觉的王健林，几年前虽预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未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资本大鳄被斥为“野蛮人、害人精”

 

习近平接任之后，面对私企富豪坐大之势，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将私企中的优质资本吸纳进国企，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我在《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VOA，2014年9月7日）中，指出当时民企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之后，民企虽然普遍视混合为“陷阱”，但并不认为会出现“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情景。当时许多海外评论者不看相关文件，以为要推行国企私有化了。针对这类看法，我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VOA，2015年9月20日）一文中，逐条剖析，指出该方案的目的是通过让私企优质资本进入国企、但又不占主导地位，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嗅出危险气味的人开始跑路。从2014年开始，王健林、吴小晖都走上了海外扩张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万达系是通过国内举债筹资，安邦系则是发行各种保险理财产品筹资；但二者本质相同，都是通过国内高负债走“金蝉脱壳”之路。二人 公司的高负债情况，我在此前评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过，不再复述。

 

中国当局也不是吃素的，早就看出这些把戏，只是投鼠忌器。2015年股灾之后，刘士余被任命为证监会主席。面对满目疮痍的股市，刘士余说过不少让富豪们惊心的话语，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士余称，“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刘士余警告说：“挑战了国家法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线，当你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

 

业界当时普遍认为，刘士余针对的是以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为代表的举牌最为活跃的保险系资金。还有大胆一些投资界人士，则批评刘士余的言论不当，妨碍金融改革，但并未想到中国政府要重新厘定政府与商界的关系。

 

中国政商关系之结在哪里？

 

对商人阶层的崛起，中国政府相当在意，江泽民用“三个代表”理论将新富阶层与专业人士纳入社会基础之后，有过不少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有两重制度诅咒。

 

中国政商关系的两重诅咒及未能成行的破解

 

第一重制度诅咒：官员们“家国一体”之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种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我讲的“权力市场化”。这一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冲动。如果家人不够能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当中，一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祛除这重诅咒，前些年国内很认真地讨论过如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这类讨论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轮讨论最为认真，而且加入讨论的有一些颇有名望之人。我曾在《“特赦贪官推动政改”为何不可行？》（VOA，2012年8月3日）一文中分析过此论的来龙去脉。

 

第二重制度诅咒，则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每道关卡都可以让商界难过。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从2005年开始，中国商界、学界曾兴起一波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主要观点汇集于《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2007年出版）一书当中。该书将“原罪”归咎于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调以及滋生原罪的社会环境，并列举了对此的三种声音——追究派、反对派和折中派。

 

这两重制度诅咒，江泽民有心也想破除，美国高盛前董事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为全书标题，很传神地道出了这一点。但江泽民在推出“三个代表“理论之后，没来得及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就已经退休。胡锦涛虽然萧规曹随，在两会代表中增加不少富翁，但根本不愿意着力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然后，中国迎来了习近平。

 

并非说笑：江泽民“改变了中国”，习近平正在慢慢改回去

 

自2013年习王反腐以来，不少省部级高官纷纷倒下，依附他们的商界朋友也纷纷入狱。今年以来，炮口对准了中国富豪的极品——资本大鳄。

 

在中国三类新富家族中，对付草根型、红帽型，当局不讲客气，均镇以雷霆之威。对付红色家族则只能采取“春风化雨”的柔软手段，在习近平的压力下，他的姐夫和姐姐、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温家宝之子温云松都相继退出金融界。对中共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则将其从中国电力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位，调到中国大唐集团任副总经理，目前，在该集团领导层中，李小琳排名第4位。

 

外逃贪官则有猎狐行动。上榜“狐狸”已经被猎回不少，暂时没被猎回的，不少人因应付官司而耗尽财产，正在体验“海外居 ，大不易”。

 

中纪委本来在中央机关中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从王岐山任书记之后，对贪官及其朋友圈杀伤力特别大，“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成了中国官场流行语。郭氏推特文革中，参与者就有一些贪官家属与情人。

 

上述权倾一时的官场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书写不知道结局的《红楼梦》，只有那些前几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与官员家属，他们的“财富故事”可能会有个相对平安的结局。

 

但如果以为中国的富豪劫来自于王岐山，或者是习王联盟，则是对中共政治制度缺乏深层认识的皮相之谈。一党专制政治最大的特点是不容他人分享权力。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有一个理论假设，他认为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

 

商界精英们考量自身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时，必须好好领会亨廷顿这一观点。江泽民确实用“三个代表”理论改变了中国，但习近平正在把被江泽民改变的中国慢慢改回去。

 

王沪宁历经江胡习三朝，是中共重要的理论化妆师，他曾经用“三个代表“取代了三个革命阶级（工农兵），他今后的重大政治使命，我猜想就是如何悄然抹去“三个代表”，为中共寻找新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