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红利”论和“割韭菜”

作者:文渊

 

沙烨在他发明的“牺牲红利”理论中指出,“中国的富豪可以说都是在政策允许和帮扶下富起来的,但大多数人都将成功视为自己的功劳。”、他们高调“鼓吹财富正当性,绝口不提被政府和全民分摊掉的超大成本,不承认自己是全民贡献的公共资源上长出的一朵小花,需要散财反哺社会。”并为那些即将被送到刀俎下的“鱼肉”们指出了一条生路,“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应该为自己掌控的财富负责任,无论是以配合工资调控等资产再分配方式,还是通过慈善帮助有需要的人,资本狂欢已经结束,报偿80年全民牺牲的时候已经来临,企业家需要践行共和国契约的时候已然来临。”

2012年“一尊帝”登基后,即开始了招引毛不散的阴魂、复辟毛路线和文革的罪恶勾当。倒回到计划经济,限制、打击私营经济,最后“割韭菜”完全吞并之,则是其在经济领域里复辟的主线。大概惧于地位尚不稳固,贸然行事会导致全盘皆输,于是他“犹抱琵琶半遮面”,一面加紧部署分头出击,一面又言不由衷地说几句要支持私营经济的官话。随着其逐步独揽大权,也逐步加强控制、打压及蚕食民营企业的勾当。更因着在美中贸易战中被打得无招架之力,加之2020年开始的武汉病毒疫情,因中共的隐瞒、故意输出,从中国迅速蔓延到全世界。不仅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给全球带来了空前灾难,在重创世界经济的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中共自己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中共在疫情中企图用流氓手法甩锅他国的卑鄙无赖行径引起了世界公愤,又公然撕毁国际条约,背信弃义、粗暴地镇压了香港民主运动,彻底摧毁了香港一国两制的基础,遭到了西方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谴责和唾弃,关系紧张,纷纷欲与其“脱钩”。特别是一大批与中共生死与共的国营企业,遭到西方国家的抵制和制裁,并面临将其踢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危局。面对经济困境,中共当局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其实经济危机还是次要的,要命的是直接威胁到其执政合法性的政治危机。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同时成百上千万的民众冲破中共三十年严密控制的牢笼,走出了国门。此前中共的所有欺骗宣传和对西方社会的无耻诽谤,顷刻土崩瓦解,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等普世价值深入人心。中共非法的、没有经人民选择授权而自相授受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之所以还能勉强继续维持下去,除了用刺刀和国家机器暴力维持外,就是近年来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他们将这些经济成果的得来,完全归功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和他们的“英明领导”,于是经济发展的成败成了他们的极权统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能否继续的前提。为面临到期无法偿还的债务及经济“内循环”找到所需的资金和投资,为能尽快走出目前这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免于其执政所必需物质基础的垮塌,维持社会最低限度的稳定,他们不得不加快出手“割韭菜”,控制、吞并私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富可敌国的超级大鳄,以便于夺取所需财力资源。

2018年9月12日,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打头阵,以《中国私营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网文捅破了窗纸,公然将中共的意图摆在了桌面上。近日中共又杀气腾腾地宣称,“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要在‘一部分人先富’之后必须要有的‘先富带动后富’,如果有的先富不愿意带动后富,那就得让他愿意。”至于如何“让他愿意”,虽语焉不详,但稍有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明白,那就是新一轮以“混合所有制”为名号、以“先富带动后富”为特色的“打土豪分田地”或“公私合营”的掠夺,正式拉开了大幕。于是私营业主们,只要是肥猪、韭菜,无论是马云那样声称“要跟政府恋爱,但不要跟政府结婚”、力求清白干净的,还是得益于官商勾结而分赃暴富的,大概最后都逃不脱这场“杀猪宴”和“割韭菜”。

值得注意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改革方案,其目的是鼓励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那些几乎失去经济活力、连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让灵活的民营、外企盘活臃肿的国有企业,促进其发展。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所有制的改革确实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挽救了一大批濒临倒闭破产的国企。风水轮流转,在私企发展撑起了中国经济大半边天的今天,为了挽救已陷于沼泽中危难的经济,饥不择食的一尊竟“反弹琵琶”,反其道而行之。中共最新发布的三年行动计划指出:“国有企业要对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发挥带动作用和重要影响力”,并呼吁更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并。其手段就是强行用国企去混合那些油水十足、富可敌国的私企,以达到收编私企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明火执仗地公然抢劫和掠夺。

作为体制内的御用“师爷”,自然心领神会不会袖手旁观,沙烨的“牺牲红利”理论的适时出笼,正是为了中共这一轮“割韭菜”大计的需要。他以“二主子”的口吻直接了当地要私营企业吐出被党国“分摊掉的超大成本”、“报偿80年全民牺牲”的红利和“散财反哺社会”,其时机可谓正当其时,其配合可谓严丝合缝。

近年来,一尊帝一直不断强化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和吞并,他们在私营企业,甚至外企内强行安插中共党员,组建中共组织。并派官员进驻董事会,直接掌管和操纵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大计,调整企业业务,以适应和符合中共的计划经济目标,而不管是否对企业自身和股东有利,成为企业高薪供养的不持股的“影子董事长”和“太上皇”。

为了打压私企,故意刁难甚至切断一些私企信贷渠道,逼迫他们接受国企的投资,或被吞并。而对于不太听话、不愿任由中共摆布的私企,则直接罗织构陷入罪,人被送入大牢,企业被以没收赃物的名义而接管、或纳入国有企业,如吴小晖、任志强、肖建华等,更有如海航的王建被直接灭口。

近日来中共以“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互联网绝非法外之地”和“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为名,对马云开铡问罪。昔日被中共捧为座上宾和企业家楷模、人见人爱的“马爸爸”,瞬间成了“吸血鬼”和“邪恶的资本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若说垄断,一党专政的中共,本身就是垄断了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才等社会一切资源的邪恶集团,马云的坐大及其掌控的企业,让中共视为命脉的国企相形见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有人将马云的被肃整归结为藐视、批评了中共官方金融机构和监管政策,还有人披露马云曾私下骂习老大“畜生”犯了大不敬之罪,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导火索而已,并非是真正原因。在中国经济塌方式下滑、被中共视为唯一法宝的“内循环”不过是个“鸡肋”,而根本无法牵引经济引擎的危机时刻,挑动起民众仇富情绪,转移社会矛盾,转移民众对中共和权贵集团的仇恨,进而批斗并将所有罪责归咎于“为富不仁”的资本家,让他们做替罪羊,并顺手将他们的海量财富抄没充公,必然是中共策略的首选。

一尊在11月“考察”江苏南通时,突然参观了“实业救国”企业家张謇的生平展览,又借题发挥大谈企业家要学习张謇的“产业报国”精神,要“民营企业家富起来以后,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这自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明确警告马云等私企老板要拿钱救党、救国,只有花钱才能买平安,如敢执迷不悟大刑侍候,死路一条。

尽管马云不止一次表示,可以献出蚂蚁金服,可一个小小的蚂蚁怎能入一尊的法眼,他算计的可是如何连根拔了私营经济这棵大树,全盘接管整个中国的私企。这在没有人权、没有法制的中国并无什么不妥,原本私有财产就不受保护,民企不论多大,有多少财富,在中共眼里不过都是随时可以夺走的囊中之物。犹如猫逗老鼠,高兴了,肚饱时,可以让你玩得开心,不高兴了,饿了,瞬间完全可以将你吞下肚。据闻,马云的蚂蚁已被央行牵头的多家监管机构责令,成立独立的金融控股公司,遵守适用于银行的资本要求,以便国有银行和其他国企入股控制,最终将其从“混合所有制”过渡为国有。在劫者难逃,马云即便是哑巴,什么也不曾说过,始终对中共忠心耿耿,也未必逃得过此劫,所以中共打击的绝不会只是马云个人,也不会止于他。

果不其然,在11月初,马云的蚂蚁上市被叫停后,紧接着11月11日,河北大午集团孙大午及十余名集团高层被警方跨市抓捕,28家子公司随即被官方接管;11月17日,南京杨宗义被采取强制措施,其名下福中集团总部被官方控制;11月20日,重庆李怀庆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重判20年,名下全部财产被充公;12月29日,美团正式被以垄断之罪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被起诉;1月3日,以《战狼2》、《流浪地球》出名的电影圈黑马“北京文化”,被涉嫌违规遭证监会立案调查。可以预料,一大批私营企业已经或正在被拉上整治和吞并的黑名单,就像正在排队进屠宰生产线的肥猪一样。

继马云被肃整,近日一篇8月初曾载于《新浪财经》题为《“泰山会”的绝密往事:救史玉柱、帮柳传志、接盘王健林》的网文,当时并无过多的舆论关注,突然在网络猛传。让一个隐匿很深、从不示人的16人神秘富豪俱乐部浮出水面,公然亮相于聚光灯下,又在如此敏感、奇巧的时间点,其用意为何,只能见仁见智。泰山会是1993年由柳传志、史玉柱、王中军等中国顶级富豪企业家组成的私人会所,这些大腕们或是“二代”,或与官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曾执私营经济之牛耳,囊裹了私营经济的大半边天,无论资历还是年龄应该都是马云的前辈,近30年来,他们从不冒泡只是闷声发大财。

对中共来说,如其仅是经济威胁,尚可徐徐图之,马云之所以有幸被即时“金榜提名”、斩立决,成了那只“儆猴”的被杀鸡,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只会钻钱眼的商人。尽管马云从起家开始,就是紧靠中共的“红顶商人”,更是官家眼中的叭儿宠物,不时地吮舔也是其日常功课,还特别赞美邓小平镇压六四“那是一个领导者必须作出的决定”。岂知“商而忧”的马云,也常不经意地表露出“则仕”的野心,并非规规矩矩、看破红尘的政治素人。特别是在坐大成为首富后有些忘乎所以、口无遮拦。不仅拉“西湖大学”之帮,开始散布些不三不四、悖逆专制独裁的言论,口出狂言,竟敢污一尊的大钱庄为小“当铺”、“根本没有系统”。

在中共名声臭大街成了过街鼠之时,还频繁啸聚于中外各种论坛坐而论道,指天划地,大谈理想,称“对理想的兴趣超过了赚钱的兴趣”,“如果有来生不会再做这样的生意”,摆出一副出世超凡、悲天悯人的清高架势。又罩着“财神”、“互联网金融之父”的光环,频频游走于各世界组织和诸国领导人之间,成了炙手可热的救世主和发蒙信徒的导师。树大招风,马云的强劲风头妥妥地碾压了小肚鸡肠的一尊帝,自然犯了大忌,他岂能甘休。小小的马云们须知,不姓赵的只能是奴才,在极权的厉害国,只能有“毛泽东时代”、“习近平新时代”,绝对不许有大逆不道的“马云的时代”或其他什么时代。任何中共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只要对社会、对民众形成超常的政治魅力和共鸣效应,就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都会被中共视为“颠覆政权”的萌芽,都会被其感到草木皆兵,如当年的法轮功,马云怎能有例外?所以吊打马云不仅是中共抢劫财富的经济行为,又是禁锢思想,钳制言论的政治斗争。

其实,在一尊帝初登大宝不久,一股复辟逆流和肃杀之气已在中国蔓延开来。那些眼光犀利、对中共匪性有切肤了解、看到势头不对而挟财早早移民海外者,中共对他们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老谋深算、居安思危的李嘉诚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危机,于是在他人继续沉沦于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时,他已开始谋划并全力实施其大陆产业的“收官”之举,适时地终止了进一步投资和扩张,甚至忍痛割爱,抛售旗下产业,赶在新一轮“公私合营”的“打土豪、分田地”之前,顺利完成了名下资产的战略转移。一则有关李嘉诚的寓言广为流传:人们不解地问耄耋之年的李老头,你都七老八十了,为什么每次赛跑你总赢?他说,你们等枪响才跑怎能赢过我?

在武汉病毒疫情蔓延全球的影响下,随后其家族在英伦的大规模投资并非一帆风顺,还多次被中共的党媒和御用学者专家们嘲讽讥笑。这又如何,即便在外投资赔个精光,也比被中共充公吃了“大户”强,更何况在“胜负是常事”的商战中,今天赔了,明天还有又加倍赚回来的机会,若被中共“共产”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李嘉诚这个领头羊的逃圈,令绝望而又无可奈何的中共发出了赤裸裸的黑道威胁,“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狂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结果引起了比李嘉诚撤资更大的恐慌。面对中共阴险歹毒的杀着,人们如梦惊醒,再不跑,就晚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就像一家正被挤兑的银行贴出了限制取款的告示,刺激了储户更疯狂的挤兑。成千上万的大腕富豪,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争先恐后将手中的真金白银,无论是不义之财,还是辛劳血汗,在极短的时间里送到海外,不少人趁势拔根,移民他乡。

而那些还想勾兑官府再狠捞一把,或还对中共心存善意抱有幻想,或犹豫观望而错失良机者,待他们看清真相则为时已晚矣。中共出台了多项政策阻止资金出逃,资金的控制与人的控制都在不断加强,银行对大额外汇的存取已在控制之中。近日甚至连数万元人民币的动用也已在申报、控制之列,早已难以抽资。他们也被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收去护照、被边控,难以抽身出境,成了任人宰割的人质、囚徒。他们中不少人自认为头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桂冠,是中共的“自己人”,以为在改革开放中有功于中共,中共不会拿他们怎么样,而且天真地相信中共的那个“宪法”会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据公开报导,为了免于财富被“共产”,中国已有大批富豪将他们的主要资产转移到离岸信托中,以为如此操作中共就奈何不了他们。所谓离岸信托,就是在本国之外设立一个信托机构,将名下股票、房产等资产转给这个机构后,他们在国内就成了没什么资产的普通民众。此机构可为他们提供保护屏障,无论国内发生什么变故,都不会对信托中的资产造成影响。此信托可为他们避税、避免离婚分财产、避免财产被强夺,更有利于后代低税继承。持有阿里巴巴1.6亿股权益的马云名下只有0.2%,其余99.85%已转到信托等国外机构,市值大约近2千亿人民币。京东刘强东340亿、融创孙宏斌460亿、小米雷军560亿、拼多多黄峥880亿、美团王兴190亿也都信托至国外。这是富豪们的精明之处,既守了法,又避了税和其他义务,还幻想着可免于被中共吃了大户。

这种操作,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民主国家,虽不合理,因是合法的而受到保护,在针对其漏洞的新法出台前,无人能动得了他们的财富。可在极权、没有法制和人权的“厉害国”却未必真能保护得了。因着先天的原罪,那些富可敌国的富豪们,除中共红二代、红N代们靠先人的荫蔽和手中的权力敛财外,他们没有一个不是靠官商勾结、贪赃腐败、偷税漏税等违法手段发家致富的。就像官场上无官不贪、没有一个屁股是干净的一样,中共当局只要想办,随便提溜出一个,要几个罪名就可轻易地找到几个,铁证如山无法抵赖。于是即便他们信托、转移,只要人还被扣在中共手中,就只能用钱消灾,用钱换人,用钱换命,就不怕他们不乖乖地将这些转移到国外的资产再转回来,献出来。到那时,那些本来就廉价的狗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是一文不值。当年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林彪的“亲密战友接班人”,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能救他们的命吗?这一套绑架人质以勒索钱财的把戏,中共玩了近百年,称其为此行当的祖师爷,实在是名至实归,早已轻车熟路,没有人能逃脱他们的手掌心。

中共这一轮国家至上的“割韭菜”,表面上抢得盆满钵满,满载而归,也许会解其一时的经济危机之困局,缓其迫在眉睫的资金之急需,为其“内循环”的牛车加上几滴润滑剂。面对如此“辉煌战绩”,那个野心勃勃却心胸狭隘、鼠目寸光的小学生,及围着他这个核心的一帮包衣奸佞和马屁精们正在弹冠相庆,意淫着他们可比肩甚至更胜于毛当年“公私合营”的伟大胜利。从长远来看,实则是饮鸩止渴,亦无异于杀鸡取卵,毛当年“公私合营”后造成的经济发展大幅倒退,民生凋敝的历史悲剧将会重现。

那些叱咤风云于业界的佼佼者,他们的企业一旦被中共收入国有的囊中,纳入计划经济的作死轨道,立马就失去活力。这些企业当年赖于生存和发展,并登上辉煌峰顶的创新和竞争精神,以及横扫江湖而无往不胜的秘笈、武功顷刻化为乌有,最终只能颓废为中共大锅饭里一勺平庸的稀粥。私营企业的这些精神和活力,正是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源泉所在,是中国经济列车能高速前进的引擎,中共毫不手软地堵死这个源头,毁掉这个引擎,也就断了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路。

当初的改革开放,其本质就是打破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把资源从政府手中解放出来,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就是“政府不断地向后退,政府退出农村,农村经济就繁荣了,政府退出城镇,城镇经济就繁荣了。”,“如果我们认为政府比市场聪明,我们1978年就没有必要改革,你让国家计委去高瞻远瞩地计划就行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我们为什么要把国家计委解散了,把国家经委也解散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搞经济政府绝对不如市场,就是因为政府不如市场,所以我们才提出的口号是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如今,一尊毫不犹豫地已将中国经济列车挂上了倒档,并且加速越来越猛,正在一步一步地跌向深渊。沙烨的“牺牲红利”论,助纣为虐,他甘当了中共“割韭菜”的打手,也就彻底泯灭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

参考:
1. 沙烨,《答案:新挑战下的关键抉择》(《文化纵横》新刊,2019年12月出版)
2.沙烨,《危机之后中国企业的新时代》(观察者网,2020-11-28,https://m.guancha.cn/ShaZuo/2020_11_28_572899.shtml)
3. 沙烨,《中国能有今天,靠的是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https://mp.weixin.qq.com/s/6a6iYximSz-qq6q2GUf40A

2020年12月初稿
2021年1月8日

本站刊登日期: 2021-01-12 22: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