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1年8月1日晨間,學者余英時在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年91歲。余英時表妹、天安門母親行動發起人之一張先玲撰文回憶與「面黃體瘦」表哥的童年交往,日後相見時無話不談的場景,以及六四屠城發生後余英時的哀悼與憤慨。而今天人兩隔,「早日能在北京包餃子」的期望終未實現,張先玲卻在文字中重回故地、與不同時期的表哥余英時再相見。

 

余英時先生是我大姑媽唯一的孩子。表哥一出生,大姑媽就走了。為了這原因,表哥一輩子不過生日。

我從沒見過大姑媽。抗戰開始,父母帶著我們從杭州輾轉回到桐城老家。那時英時表哥在潛山老家,我雖然尚未和他見到面,不過,卻常常從大人談話中聽到關於他和大姑媽的事。

余英時母親張韵清:有主見的才女

我們祖上是清代名臣張英、張廷玉,所以安徽桐城的大宅子被稱為「相府」。其中住著四房人家,我們是最小的一房。祖父張傳縉(英時表哥的外公)曾捐過候補知府,從未出過實缺。祖母黃玉檀(表哥的外婆)是浙江布政使黃祖絡的小姐,我出生時她已去世。但從照片上,和我父母親及上輩人的敘述,我覺得祖母是個端莊美麗的舊式貴婦人,很有威儀,懂詩文,愛京劇,擅長梅派。

大姑媽小時候住桐城,後來才隨父母搬到北京。因為我祖母喜歡城市生活,而且北京有祖母的娘家人,和一些地位相當的親戚。大姑媽是祖父母的第二個女兒(第一個女兒夭折),家譜記載她名是家瓊,字韵清。當時都是以字行,所以,很多人只知道余英時母親名張韵清,連《潛山余氏宗譜》記錄的也是字,不是名。

《潛山余氏宗譜》還寫說她「才學德行俱優,著有《谷香齋詩》一卷待梓。」這本詩集可能沒出版,但我的同宗興葦齋主人有在民國十六年(1927)出版的《民彜》第八期中找到她的四篇詩作,如下:

〈暮遊北海公園〉:
久困塵囂裏,來從世外遊。參天多古樹,涉水一扁舟。爛漫花如錦,清輝月似鉤。仙源原有路,何用武陵求。

〈登陶然亭〉:
細草微菌遍陌阡,嫣紅姹紫倍鮮妍。偏從病裏聞幽笛,更在愁中弄小弦。悵望故園悲萬里,分飛雁序隔雲天。登臨不禁滄桑感,鶯語聲消又杜鵑。

〈詠梅〉:
應伴孤山處士家,豈同凡卉鬥妍華。最憐明月來相照,瘦影參差上壁斜。

〈柳〉:
記得堤前學舞腰,吳宮嫵媚遜他嬌。廿番風信真無賴,催促春光滿灞橋。

小時候在家裏看到過祖父母全家和親戚們在北京頤和園、北海、天壇等各大景點的照片。大大小小的合影中,大部分都有大姑媽的倩影,可惜「文革」中所有照片都付之一炬。

雖是相府大小姐,也沒念過新式學堂,但大姑媽不只通文墨,還善理家。聽我母親說,在北京時一大家子上上下下,人情往來等事務,祖母都依靠大姑媽協助。雖有不少人來提親,祖母都不滿意。當時表哥的父親余協中先生正在北京某大學任教,經親戚介紹男方的家世和工作性質,雙方父母和當事人也看過了照片,我祖母卻不大同意,認為張家三世一品,歷代書香,余家只是鄉紳,沒有功名,家世不夠顯赫。另外,她還對留過學的人有偏見。

我大姑媽卻表示願意見面談談,以考察對方的學識和風度。後來由介紹人及長輩親戚陪同見了面,不久就訂婚了。在那個時代,那樣的家庭,能在婚姻上堅持己見,說服父母,也是很少見的。可見大姑媽的思想境界不同一般。

出嫁後不久,姑父到天津南開大學就職,她也就隨著遷往天津。她常常回北京看望父母。聽母親說大姑媽為人溫和,且善解人意。那時我母親新婚不久,大姑媽已經有了身孕(也就是英時表哥),每次回來,都會關心我母親住慣的是杭州,嫁來北京生活是否習慣。她安慰我母親說,祖母雖然看起來嚴肅,但性格平和,很疼愛小輩,有什麽想吃的用的只管說,不要拘謹。

後來聽說,大姑媽臨產時祖母要她回北京,但姑父要她在天津一家德國人的醫院分娩,大姑媽難產去世,祖母為此一直心存芥蒂。大姑父從此未回過岳家。

「潛山來的余表哥」都在跟父親一起談詩論畫,我們對他只能敬重多於親近,就當他是學習的榜樣。他也從不和我們這些孩子一起玩,但有時會在旁發表幾句文縐縐的評論。

表哥來到桐城

大約在1946年,祖父去世後的第二年,抗日戰爭剛剛勝利。有一天,聽說潛山的余表哥要來桐城小住,孩子們都很興奮,好奇等待這位遠方的表哥。

依稀記得有一天,大人將我們都叫到第一進,因為爺爺去世不到三年,正房第一進的堂屋還擺設著他老人家的靈堂。我進去就看見靈堂邊站著父母親、爺爺的兩個小女兒六姑七姑,還有一個高高瘦瘦的男孩,看上去年紀比我們大,像是中學生,膚色較黑,但很是文靜儒雅。我們進去後,爸爸指著男孩說:「這是潛山來的余表哥。」接著,余表哥先在爺爺的牌位前磕了三個頭,又給兩個小姑姑磕一個頭,雖然兩個小姑姑的年紀都要比他小七、八歲,但是,她們是大姑媽同父異母的妹妹,是他的姨母。那時,第一次見長輩還是要磕頭的。拜過長輩,他轉過身面對著我們兄妹三人,爸爸說:「叫表哥。」我們一起叫「表哥」,向他鞠了躬。從此他和爸爸、哥哥就住在前進,我們幾個女孩跟著母親住在後進。

表哥是少年老成的孩子,身體不大好,面黃體瘦,當地人說這樣的孩子是有「痞塊」,中醫說是「食積」,現在說法就是消化不良。母親隔幾天就要帶他去「丁回子」診所看病,他是縣裏有名的專治這病症的醫生,回族。服了一段時間的湯藥,果然面色紅潤起來,人也胖了一點。

那時我們只有八、九歲,他已是十六歲的少年,父親時常誇獎他中文好,字好,將來會有出息。通常他總在爸爸的書房裏看書,或者有父親的朋友來談詩論畫,父親也會叫他去參加。父親就是《余英時回憶錄》中的二舅張仲怡,他的一句「進士平生仕不優」經過友人建議改成「進士平生酒一甌」,表哥覺得深受啟發,在《回憶錄》中把整首詩都錄了下來。我母親則叫丁穎華,是名臣丁寶楨的曾孫。

「潛山來的余表哥」都在跟父親一起談詩論畫,我們對他只能敬重多於親近,就當他是學習的榜樣。他也從不和我們這些孩子一起玩,但有時會在旁發表幾句文縐縐的評論。記得有一天我忘了是什麽原因,眉毛沾了白粉,我拿手絹對著鏡子一邊擦,一邊發牢騷,表哥正好坐在旁邊的搖椅,等著我母親帶他去看病。看到我不高興,他一邊悠閒地搖著椅子,一邊慢幽幽地念:「卻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我知道這詩句是描寫虢國夫人的,聽了很生氣,覺得在諷刺我,卻不敢發作。

幾十年後,1978年再見到時,跟他說到這件事,他笑了,說:「那時候我看你們都是小孩子,不是有意諷刺你的,你還記得!那現在我給你道歉。」

表哥在「相府」沒住多久,南京那邊表哥的二姨母張盡宜,也就是我的二姑媽,帶了一位小表弟也回到桐城,她是來接表哥去南京讀書的。這個小表弟倒是和我們玩得挺開心。現在回憶起來,二姑媽住了大約半個多月,就帶著英時表哥一起回南京了,《余英時回憶錄》有她的照片。聽說表哥去南京是準備上大學,這對我們兄妹是個激勵。我哥哥從表哥走後,就鬧著要去大城市讀書。一年以後他就到杭州外婆家去讀中學了。1953年他在南京考區,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

那時,我的思想還很懵懂,,還沉浸在「打倒了四人幫」的輕鬆感,對未來充滿期盼。我問他這次在外地的觀感。他沉重地說:「百廢待興啊!有的事積重難返,再興也很難了。」

再見面已是改革開放

1946年分別後,相隔30多年我們才又見面。1978年改革開放,我們從一位姻親處得知表哥的地址,那時我母親還在,和我住一起,她寫了一封信,這樣聯繫上的。正巧他要率領漢代研究代表團來大陸訪問。母親聽到消息,激動地流下眼淚。她絮絮叨叨說:「這孩子從小沒母親,身體又弱。不知現在怎樣了?」我告訴她:表哥現在已經是美國名牌大學的教授,是知名學者了。她這才破涕為笑,說:「這樣就好,這樣就好。你爸爸就說他將來會有出息!他媽媽在天之靈也得到安慰了。」

那時我的先生王范地正好出差,大孩子王松要準備第二年的高考,時間緊張。表哥到北京之後,我和母親帶著兩個孩子王楊、王楠去北京飯店與他見面。一見表哥,母親就哭了,表哥溫和地摟著母親的肩膀說:「二舅母,不要傷心,我們不是見面了嗎?」母親喃喃地說:「可惜你二舅走了……」

表哥在我模糊的記憶裏是個瘦高的少年,現在已變成學者風範的中年人。他臉龐的下半部和嗓音都有些像我父親。落座後,他問了我們兄妹以及在大陸親戚的情況,又談了些過去的事情,我們就告辭了。

表哥從外地訪問回京,準備回美國之前,我們又見了一次。那時,我的思想還很懵懂,,還沉浸在「打倒了四人幫」的輕鬆感,對未來充滿期盼。我問他這次在外地的觀感。他沉重地說:「百廢待興啊!有的事積重難返,再興也很難了。」

談到時局,我說:「現在開放國門了,外面有些先進的思維和事物會給國家帶來新的局面。」他說:「會比以前好。但開放了泥沙俱下,壞的東西學得更快,這就要看共產黨領導層的見識、胸懷和智慧了。」

他還說:「美國也有不足之處,比如無罪推定是正確的,但明明知道某人是殺人犯,沒有證據就無法定罪,這就是不足之處。不過比起你們這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那是天壤之別了。」

談到兩岸統一,他說:「兩岸都有我的親戚,我當然願意統一。但這不是簡單的事,現在兩邊的差別還比較大。只要大家朝同一個正確的方向努力,達到一定的高度——」抬起兩手做出兩肘等高的姿勢,接著說:「到那時自然就統一了。當然,那不會很快。」

臨別,他抄了三首此行寫成的詩詞送我做紀念,跟他後來印在書裡的選字有些微差別,應該是初稿。他給我的版本如下:

〈車行河西走廊口占〉:
昨發長安驛,車行逼遠荒。兩山輕染白,一水激流黃。開塞思炎漠,營邊想盛唐。世平人訪古,明日到敦煌。

〈由敦煌至柳原口占〉:
一彎殘月渡流沙,訪古歸來興倍賒。留得鄉音皤卻鬢,不知何處是吾家。

〈題敦煌文物研究所紀念冊〉:
初訪鳴沙山下,莫高瑰寶無窮。漢唐藝術有遺踪,風格中西並重。

他們對王楠遇難表達了深切的關心和哀悼,對六四屠殺十分憤概。表哥說:「六四慘案不解決,我不會去大陸!」

最後一次聚首

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我的小兒子王楠在南長街南口遇難,他1993年知道這個消息,在《中國時報》發表了〈民主、天安門與兩岸關係:一位母親的來信〉一文,披露孩子遇難的事實,譴責了大陸政府的暴行。對於我參與「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事,他十分理解,並囑咐我注意安全。90年代後期,他曾將一筆稿費捐贈給群體中困難的老人。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華府,離上次已經二十多年。2000年11月,我隨先生王范地去美國參加一個藝術活動,住華府附近。那幾天表哥正好要去參加一個會議,為了會面,淑平表嫂特意在華府賓館訂了兩個房間。那天,他們到達賓館已經比較晚,我是第一次見到表嫂,表哥也是第一次見到我的先生。四個人談得很融洽,真是一見如故。

表嫂有著南方人的秀麗嫻雅,舉足投手之間,顯出大家閨秀的風韻。她告訴我她生在北平,所以叫淑平。果然,談吐亦有幾分北方人的爽朗。他們對王楠遇難表達了深切的關心和哀悼,對六四屠殺十分憤概。表哥說:「六四慘案不解決,我不會去大陸!」

第二天又一起共進早餐,當時,大家對於國內的形勢還抱有希望,以為十年、二十年左右,局勢會有好的變化,我們相約,到那時請他們來北京包餃子。

2004年3月發生的變化卻不太好。那是六四15周年前夕,香港送給「天安門母親」幾十件T恤,北京國安局將我和另一位在北京接收郵包的「天安門母親」拘留,並將人在外地的丁子霖監視居住。消息披露,世界輿論嘩然,紛紛譴責中國政府,表哥也積極參加營救活動。

好的變化雖沒發生,我們還是常在電話中談到期望早日能在北京包餃子。淑平表嫂是堅強而睿智的女性,她常在電話裏爽朗笑說她今天跑了哪些地方,辦了那些事,然後加一句:「我是行萬里路,你表哥則是讀萬卷書。」我想,正是她行萬里路,才保證表哥能讀萬卷書,寫下等身著作。

可惜,在北京一起包餃子的期望終於還是沒實現,表哥就遽然仙逝了,給我們心中留下無盡的遺憾!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於北京

從左至右:張先玲、王范地(琵琶藝術家)、余英時合照,2000年華府。相片來源:張先玲提供

2021-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