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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左派批判(二)
作者:张博树


  

王绍光(1954~)是中国新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同样大名鼎鼎。王1980年代即留学美国,1990年拿到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耶鲁大学政治系教书多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作为新左派,王绍光没有像汪晖那样拿“现代性”开刀,却选择西方选举制度大加讨伐;而在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讨论上,王和汪一样都是权力的“抬轿”者,只不过作为“学者”,他们对中国现存政治制度的直接吹捧(王)或明批暗捧(汪),其水平远高于周小平这样的五毛,自然也就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热衷于批判美国选举制度的王绍光

 

 

 

对西方(主要是美国)选举制度的批判,集中见于王绍光近年出版的《民主四讲》、《除魅与超越》等著作和大量网络文章中。王把美国的选举制度称为“选主”。

 

2009年3月29日,王绍光在“乌有之乡大讲堂”发表讲演,题目就是“超越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王说:“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说实在的话,对我来讲,破除选主的迷信,超越选主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对于选举,我在很长时间我是相信的,以为它是实现民主最重要的途径。在美国住了将近20年,越往后就越不愿意住,后来就回到香港。最近几年对民主的历史、理论看的东西比较多一些,看得越多,反思也越深刻,这是离开美国以后的事。在美国的时候,只是直觉上觉得美国也不像想象得那么好,也不像她自己吹嘘得那么好。那时只是直觉,没有上升到理论上来进行思考。真正在理论上的思考大概是过去几年的事。”

 

那么这位专业政治学者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王说——

 

 

 

选主就是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所谓民主制度。我把它称之为“选主”是因为它的实质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主人来,或者选一个主人(如总统),或者选一群主人,由这些人来进行统治。这与原始的、理想的民主理念有天壤之别。

 

第一,从历史渊源上讲,选举或者竞争性的选举原本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从目标上讲,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对决策的范围进行限制,而选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进行了限制。第三,从过程上讲,选主的过程是非常容易被操控的,必然导致精英统治;精英统治说到底是一种不平等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决策的影响大不相同,其最终结果是强化精英阶层占主导的统治秩序。[1]

 

 

 

何为“原始的”、“历史渊源”意义上的“民主”?据说“19世纪以前,绝大部分人理解的民主,是与抽签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选举”,王绍光举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抽签决定官员的历史为证。至于从目标上讲,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对决策的范围进行限制,而选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进行了限制”,王是指在议事空间上,选主把与大多数人息息相关的大多数事情排除在了民主决策的范围之外。选主是什么?就是每隔四、五年选一帮主人。选举的间歇期,也就是在大部分时间,把国事托付给那帮主人,大多数人什么也不干,也不知道可以干什么,不知道怎么去影响决策。那些选出来的所谓 ‘主人’可以做哪些方面的决策呢?听起来似乎不少,国防、外交、教育、福利、财政、金融。但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大多数事情都不在民主决策的范围内……”。更严重的指责是第三点,即选举过程的“不平等性”和选举本身的“被操纵性”。关于“不平等”,王用大量统计表格说明美国的底层民众出于各种原因,不太参与选举,“即使他们参与投票,他们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也远远低于那些大量占有资源的阶层”。关于“被操纵”,王绍光举了3个例子,那就是“抢票”、“骗票”和花钱“买票”,后者既指“低技术含量”的金钱与选票的直接交易,也指“高技术含量”的竞选运动,用高昂的竞选费用鼓动选民投自己的票。在2012年的另一次讲演《民主的“四轮驱动”》中,王绍光再次强调“选举有非常容易被操控的特性”,并举出已故美国学者威廉·瑞克(William H. Riker),称“他写过很多书,用非常严谨的思维方式来分析选举。在《自由主义对抗民粹主义》(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一书中,他论证了两个看法。第一,同样的选民,同样的偏好,在不同的投票制度下,选举的结果不一样。因此,选举(他称之为‘民主’)是不准确的。第二,在同一种投票制度下,投票的结果是可以操控的。而且由于无从了解公开行动背后的私人动机,区分操控的结果与非操控的结果几无可能。因此,选举是无意义的。后来瑞克还写了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小书《政治操控的艺术》。”[2]

 

那么怎样纠正“选主”的弊端?王绍光给出的替代方案有四:一是搞“电子民主”,“现代电子技术,有利于打破空间、时间上的一些屏障,使得更多人的参与变为可能性,使得加大政府的透明性变为可能”;二是搞“协商式民主”,“商议可以让人们认识到看问题还有其它角度,这样有助于拉近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使他们的看法收敛、趋同。如果商议后,人们的看法趋于一致,就不需要投票了。如果商议后,人们的看法仍然不一致,但差距收窄,再用投票的方式解决也不迟”;三是回到“抽签”的办法;四是“经济民主”,“什么是经济民主呢?经济民主就是要超越政治民主,在广度与深度上将民主进一步延伸。”[3] 后来,王绍光又把这四条做了些修改,重新归纳为“选举、抽签、公众参与、群众路线”,并称之“实现民主的四个‘轮子’”。“我的结论可以用两张图来说明,一张是美式独轮车,一张图是国产的四轮驱动车。我的看法无非是想讲,也许一个四轮驱动的车比独轮车跑起来更快、更稳一些。”[4]

 

 

 

如何评价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王绍光所谈算是一种观点,虽然这种观点需要质疑的地方很多。比如,资源占有不同影响力就不同的问题确实存在,对此美国人也并非不知,而在不断调整、修正、完善他们的制度;但说选举结束后普通公民就无法再影响国家政治,政客们的决策也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却完全不符合美国的现实。我来美国也有几年了,每天会花一点时间看这边的电视节目。电视台有三个C-SPAN频道成天在转播或现场直播美国政府和国会两院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的绝大部分都和公众的日常生活相关,从税务改革、医疗保健、教育经费使用到老兵待遇,当然也有国际话题,观众可以打电话参与这些节目的讨论或评论。更遑论美国还有CNN之类的电视媒体,他们报道的重点就是各地的负面新闻,而且往往扭住不放,穷追猛打。我的观察还很表面,像林达、刘瑜等人有更长的美国生活体验和更细致的观察,她们写的关于美国政治的书在中国广受好评。总的说,美国的制度并非没有缺点,包括其选举制度,但这些缺点并不构成对现代民主基本原则和核心结构的根本挑战,要修改的仅仅是技术性细节。王绍光对“选主”的批评有以偏代全、用技术层面的瑕疵否定民主的规范性含义之嫌。在学术意义上,这样的批评未必站得住脚。[5]

 

    然而,王绍光的问题主要还不在此。

 

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不可以批评,事实上,这正是西方许多新左派学者每天在干的事情。如果王绍光是美国公民,这些批评是说给美国公众和美国政府的,我们应该为他竖大拇指,因为这是对国家尽责的表现。但情况似乎不是这样,因为王自己讲是离开美国后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并系统表达之,也就是说,这些话不是说给美国人而是说给中国人听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此做法意义何在?中国也有美国那样的选举么?如果有,讲美国人的经验教训还有某种警示作用;如果没有,岂不是无的放矢?如果不是无的放矢,那这番话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提醒中国人当下乃至今后都不要学美国,那套东西不怎么样!

 

那么,这位新左派学者对中国的选举制度又如何评价呢?

 

 

 

 

 

所谓“实质性民主”与“形式性民主”

 

 

 

其实,说美国选举制度“不好”,不一定意味着中国选举制度就“好”,因为逻辑上完全存在美国选举制度有问题但中国选举制度同样有问题的可能,而且这种问题的性质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后边还要详论。现在首先要注意的是,王绍光似乎真的从美国制度之“不好”,直接引申出了中国制度之“好”,因为据说中国实行的是“实质性民主”,它远强于美国的“形式性民主”。

 

2013年11月8日,王绍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他区分了所谓“代议型民主”和“代表型民主”:“强调形式(如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选举)的民主,我们可称之为代议型民主,其关键是选出代议士;强调实质(如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百姓需求)的民主,我们可称之为代表型民主 ,其关键是政治体制能否为人民服务,政府政策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意愿”。王把他自己对中国选举制度的观察和评价概括为下列三条——

 

 

 

第一,中国人民期待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实质性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是民主的需求方。第二,中国已在理论和实践中发展出一种不同类型的民主,即代表性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第三,尽管中国政治体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基本符合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期待 ,使中国现在的体制在老百姓心中享有较高的正当性。[6]

 

 

 

何以证明“代表型民主”“基本符合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期待”?王绍光称“在中国,从1990年开始,有大量全国性或地方性随机抽样调查,其中不少是外国学者抱着挑刺的态度设计的调查,但这些调查的结果显示,至少超过70%的受访对象都支持中央政府和共产党”,而且“二十多年来都是一样”。王自信满满地称“中国代表型民主过去几十年已形成一套理论”,包括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么代表——

 

 

代表谁?代表人民。这里人民的概念指的是普通老百姓,主体是工农大众。由谁代表?所有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选举出来的代议士,也包括手握实权的其他官员。代表什么?最关键是代表人民的客观需求,而不是随意表达的要求或转瞬即逝的观点。怎么代表?群众路线。人们常把群众路线看作共产党传统中的民主决策方式,但群众路线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方式 。贯彻群众路线对各级干部有相当高的要求,他们不能关门决策,坐等老百姓上门,必须主动深入人民群众。群众路线体现的代表方式有“闯进来”、“请进来”, 但最重要的是决策者必须 “走出去”,走到人民中去,尤其是工农大众中去,当然也要跟其他群体打交道。

 

              事实上,中国已经创造了一套自己关于民主的话语体系,只是学界对此还不够自觉,不够自信。现在应增强我们的体制自觉与体制自信。[7]

 

 

 

说这番话的王绍光还真像一位受党教育多年、对党忠心耿耿的体制内学者,而不像个留美博士。何止如此?此番高论的目的之一就是明确反击“国外主流学术界、舆论界”对中国的“污蔑”,即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缺乏“合法性”或“正当性”。王直斥“为什么一个威权体制还会有这么高的正当性”是个“典型的伪问题”,因为中国人民早已选择了自己的民主,那就是党领导下的“实质性民主”。难怪《环球时报》会把这篇发言隆重推出,由一位留美博士、长江学者来宣示中国民主的伟大,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

 

然而,“中国式民主”真的如此妙不可言么?

 

 

 

 

 

选举的中国式操纵及王绍光对此的回避

 

 

 

王绍光大批美国式“选举操纵”,其实,真正把选举“操纵”搞到炉火纯青地步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这个党国体制。

 

不错,党国一直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现行宪法第一条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十四条宣布,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然而,这只是一个纸面规定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公权力的垄断,选举不过徒具形式而已。当政者控制选举的手段包括: 严格区分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适用范围,直接选举仅用于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市、自治州级,省级,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均为间接选举,由下一级人大选举产生,而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官吏(包括最基层的乡长),亦由本级人代会选举产生,也就是说,中国的所有行政官员均为间接选举。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场合的“选举”,其实都应该加引号,因为中共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控制着大部分人大代表和几乎所有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候选人的“推荐权”,“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党对选举过程的全方位“领导”,会使选举结果很少出现意外。此外,严格限制差额选举范围,省级正职官员、中央级国家公职人员均实行等额选举,也是为了确保中共内定的中央和省级主要领导人顺利当选。要说“操纵”,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操纵,也是更为赤裸裸的、明火执仗的操纵。

 

在中国,县乡级人大代表选举是唯一的“直接选举”,当权者尤其担心出问题,除了严把组织推荐这一条外,不搞竞选,也很少安排候选人与选民的直接见面,对独立候选人更是残酷打压。前几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面对即将开始的全国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为遏制各地更多的独立候选人参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特地通过媒体表示“‘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201169日《北京晚报》)。其实,谁都明白“独立候选人”就是指非由“组织”推荐、而由选民联合荐举的代表候选人,恰恰是这类候选人,有更强的民意背景和独立性,可以反映民间的真实声音,却常常遭到官方的强力打压。江西下岗女工刘萍参选地方人大代表,推荐人已经远远超过法律规定人数,却仍然未能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湖北基层选举专家姚立法长期被官方用各种卑鄙手段骚扰、限制自由,试图阻止其参与人大选举改革、培训独立候选人等工作,是另一鲜明例证。在这个背景下各级政府还要强调选举的“神圣一票”,岂不令人滑稽?[8] 最近正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不过再次印证了党国试图继续假普选、真控制的传统统治术而已。没想到港人不接受这一套,所以才有迄今尚未了结的“占中”与“反占中”、香港民主诉求与北京专制立场之间的直接对抗。美国的选举制度有瑕疵,但这是民主体制内的瑕疵;中国的选举制度不是瑕疵问题,而是根子上是虚伪的、假的。二者性质完全不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王绍光不会不知道刘萍和姚立法的故事,也不会不知道自由主义知识界对党国假选举、真控制的批评。如果这位新左派学者真的认定党国搞的这一套才是“实质性民主”,自由派是在给我党栽赃,那么他应该正面回应自由派的观点,针对自由派的指责进行分析、反驳,说明何以中国这套选举体系不是假民主而是真民主,论证党的组织推荐制度何以代表民主的真谛而不是在破坏民主原则,证明对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何以确有必要,否则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一句话,王绍光必须针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作出严肃的学理回应。只靠重复党国自己的那番陈词滥调(什么群众路线、民主协商之类)是没用的,那些“调查数据”也帮不了王大学者什么忙(稍有一点常识的人就应该明白,在一个信息封锁、恐惧长存的国度里,哪怕是“外国学者抱着挑刺的态度设计的调查”又能有多少实际意义?)。

 

还是那句话,如果王绍光本人的真实认知就是如此,倒也无妨,观点不同,我们的人格还是平等的。但笔者迄今没有看到过王对自由主义关于党国选举制度批评的反批评,直接针对自由主义学理和事实依据的反批评。倘若王绍光不敢进行这样的对话、交锋和反批评,我想那不能证明别的,只能证明此类学者内心的阴暗一面。试想,公开为党国的假选举站台,会为世人所不齿;承认党国在操纵选举,“长江学者”还当不当?中国人是精于计算的。虽然去美国这么多年,这一条看来并没有丢。

 

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言不惭地批美国,却回避中国本身的真问题,乃至厚颜无耻地吹捧现体制,吹捧当权者,这就是中国的“新左派”?这哪里还有什么“左派”(批判意义上的左派)的影子?!

 

 

 

 

 

所谓“破除公民社会的神话”

 

 

 

王绍光自觉与“党”保持一致的另一个例证是他要“破除公民社会的神话”。

 

2013731日,王在《人民论坛》发表文章《“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编造的粗糙神话》,该文称:

 

 

 

最近二十多年来,“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似乎很火。在一些人眼里,公民社会天然合理、天然正义,是应该无条件地予以肯定的“好东西”。

 

公民社会好在何处呢?按照其倡导者的说法,好就好在公民社会能够对政府的公权力构成制约,从而促进民主的实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南欧、东欧、西欧、北美一些人提出公民社会是民主前提条件的理论,他们把公民社会说成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甚至充分条件。九十年代初,这种理论传入中国研究领域,继而传入中国学界,很快就成了显学。[9]

 

 

 

应该说,这段概括大体准确。那么王绍光不满意的是什么呢?王认为,“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概念不但“名不正言不顺”甚至“名实不符”,因为“civil society”这个词有各种译法,含义也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公民社会的鼓吹者杜撰了5个神话”,这使得公民社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对各国实际情况的分析表明,新闻媒体和大众读物对公民社会的一些颂扬与真实情况有很大距离”。哪“5个神话”呢?那就是关于公民社会的“同质的神话”、“圣洁的神话”、“独立的神话”、“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神话”以及“民主动力的神话”。

 

关于“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神话”,王绍光称:“公民社会理论的意识形态基因是‘自由主义’,凡是谈到公民社会的‘独立性’都是指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在这套话语体系中,公民社会似乎是一块净土,国家仿佛充满乌烟瘴气;好事似乎都是公民社会干的,坏事仿佛都是国家干的。按照这套话语体系的逻辑,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对立关系:政府作用的扩大必然导致民间组织活动空间的萎缩;反之,如欲拓展民间组织发展的空间,政府的作用就必须受到限制。这套国家与社会对立的逻辑连美国这个案例都解释不了。从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美国政府的干预范围在二战以后扩张得很快。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加……。八十年代初里根上台以后,风向骤转,限制政府干预范围成为施政目标。但这并没有为美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带来一个兴盛时期。虽然组织数量似乎没有明显变化,但它们的发展却面临了更多的困难。美国的例子说明,政府干预不一定会制约民间组织的发展;政府功能的萎缩不一定有利于民间组织的发展。” 至于“民主动力的神话”,王绍光说“自由主义之所以强调民间组织的独立性、突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公民社会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俄罗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进行民主转型之前并没有多少像样的民间组织,但这些国家仍然转向了所谓‘民主’体制。假如公民社会真是民主体制基石的话,那美国民主恐怕已岌岌可危了,因为自1960年以后,参与社团的美国公众比重已大幅下降;到20世纪末,已回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10]

 

 

 

这套说辞能驳倒自由主义吗?不能。首先,王绍光犯了一个学者不应该犯的错误,那就是偷换语境。当我们谈论“作为民主化前提条件”的公民社会时,这个讨论的语境自然是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政治背景。极权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有国家无社会或强国家弱社会,把政治控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研究过文革的王绍光对此不会不懂;所以自由主义才要强调发展公民社会作为解构专制体制的重要条件。这里,问题的定义域极其清楚,无需解释,又和美国何干?和一个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府功能与民间组织之间的涨落何干?如此风马牛不相及的论辩,对一个受过政治学专业训练的学者来说岂不太失水准?

 

其次,公民社会并不仅仅指民间组织,虽然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在本书第一章就指出,公民社会是制度现代化三大结构领域之一,它的基本功能包括自由媒体对公权力的社会监督、通过现代教育进行的普世性文化再生产、民间公民团体的自治与社会志愿行动。从结构发生学角度看,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乃是城市化和近代社会分化的结果,这个过程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独立的自主个人的发展并辔而行的。社会整合超出血缘、亲缘的自然边界,显然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趋势相一致。邮政、报纸、杂志的出现,使一个新型的、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整合的公共领域初露端倪;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和教育的世俗化,教育内容与教育目标发生了质的变化,教育本身也成为一个全新的职业领域。正在这个基础上,独立的、批判的、拥有高领悟力和高素质之读者群的学术作品和艺术作品的产生才成为可能,它们往往成为统领时代新潮流的旗帜或先声。现代意义上民间社团的出现,同样是公共领域发展的重要表征。人们学会了、并逐渐习惯于在各种公开或私下场合,就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政,或组织行动。总之,公共领域的发展,不但表征着一个更高水平的社会结构分化的达成,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原则的产生。我把这个原则称之为公共理性原则,它既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家族-伦理原则,又不同于现代社会通行于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利益原则。毋宁说,恰恰是公共理性原则与利益原则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解上的枢纽。[11]

 

以上所谈,是从社会进化与制度现代化的普遍意义上定义公民社会;如果谈公民社会概念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它的确更多地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欧、拉美、东南亚的威权国家向民主体制转型以及苏联、东欧和中国这样的共产极权国家的民主化转型相关。再强调一遍:这里所说的“公民社会”包括了捍卫言论自由的独立媒体、普世化非强制(非灌输)的国民教育、自由的民间结社(特别是政治性结社)等广泛内容。这些内容显然都是针对现代极权体制或威权体制对社会的控制而生发出来的。它确实“对立于国家”,但这个“国家”是指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政体;它也确实因此而构成民主转型的伟大动力。王绍光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没有动摇这一事实。公民社会,不是“神话”,而是被所有转型国家所证明的伟大的公民实践。

 

 

 

其实,党国当局反倒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更清楚,所以才要拼命打压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就在王绍光这篇文章发表前不久的2013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即中共中央“9号文件”,该文件一下子列出7种必须加以批判的“错误思潮和主张及活动”,其中第三条就是“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近年来,党国对新闻的控制、对高校的控制、对民间社团的控制都在强化之中,这种对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围剿完全符合一个专制政体的本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4月出台,7月王绍光的批公民社会的文章面世。是巧合么?虽然此类观点王绍光早已有之,但如此迫切地老调重弹、旧话新说,却很难摆脱对权力的逢迎之嫌。至少在客观意义上,王绍光的文章起到了迎合官方意识形态、为专制统治者围剿普世价值敲边鼓、呐喊助威的作用。

 

至于这位新左派学者提出的用“人民社会”替代“公民社会”云云,[12] 我们不必再费唇舌去讨论。和汪晖一样,在使用“人民”之类概念时,王绍光缺乏这一代人生活经历中本该积淀的智慧与谨慎。这样说,我想对他们二位已经很客气了。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的研究是王绍光的强项,曾经给1990年代的王带来过巨大声誉。他自己这样讲:我从1991年就开始谈国家能力问题,这与当时全球流行的观念是相悖的。是因为当时我去了一趟俄罗斯,看到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转型了,但是国家一塌糊涂,一片乱象。1993年我和胡鞍钢一起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讲国家能力。曾经一度坚称‘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在2004年写了《国家构建》一书,也讲国家能力问题,其实就是我90年代初那些认识。”[13]

 

 

 

今天的王绍光又是如何论证这个问题的呢?

 

前不久,王绍光在《经济导刊》2014年第六期发表文章《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文章称“过去二百年里,中国关于怎么治理国家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00年到1956年,这个跨度包括了1949年建国;第二个阶段从1956年到1990年前后,这个跨度包括改革开放的前10年;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据作者看,“第一个阶段中国遇到的问题是,统治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具备治国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遭遇了内忧外患”,共产党建政后直到1956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共产党是靠什么解决问题的呢?高度集权的党国体制。作者称——

 

 

 

现在有些人从理念出发,认为中国当初学的是苏联模式,太过了。其实这和苏联模式不相干,当时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能不能治国,有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治理这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6亿人口的大国。要治理这个大国,就得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而且从国民党时期就开始探索,把党和国家统一在一起;共产党后来建立的体制,就是一个党国体制。这个体制你认可也罢,不认可也罢,它确实解决了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治国能力。到1956年几乎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套体制,可以治理这片国土。

 

1956年到80年代中期,中国办了很多大事。比如,建立了一个基本完善的工业和交通体系,在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国8万多个水库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农田基本建设绝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14]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据作者看——中国才能在90年代后进入第三阶段,而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15]

 

总之,“共产党解决了治国能力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这篇文章还总结了“中国体制的4个优势”,其中第一个优势就是“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而且这个核心能够做决策”。[16]

 

 

 

一个现代国家需要“治国能力”,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何为真正的“治国能力”?王绍光并没有说清楚。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吗?的确,邓小平也是这样总结党国优势的,还有一句是“定了的就办,不扯皮”,这似乎比西方多党制的“扯皮政治”优越。但“定”对了还好,“定”错了咋办?民主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可能效率低些,但不会犯大错误、致命错误,而毛泽东一个“晚年错误”竟误国十年,其他人干瞪眼没办法,这是“治国能力”高呢,还是“治国能力”低?王绍光大谈1956年到80年代的基本建设成就,却不谈这段历史中由于政治内乱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这不是一个诚实的学者应取的做法。

 

至于作为“国家能力”的大国治理与中央集权的关系,这倒是个老话题了,而且只往前追溯200年远远不够。我们不妨听听一位老外的看法,就是王绍光文章中提到的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2012年10月,福山来中国访问,在北京大学发表讲演,谈“历史视野中的中西政治秩序”,福山说:

 

 

 

我过去几年来中国好几次,很多人都想让我谈谈“中国模式”,谈对“中国模式”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做出的一个观察就是,在某些方面,当代中国政府和历史的中国之间有一些传承,很强的传承。就像我之前说的,中国一直擅长做的,就是集中的官僚制度。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这种制度的国家,两千年前就建立了。

 

而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这样,中国现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有这种比较优势,那就是比某些国家集中办大事的能力要强。事实上来讲,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在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方面,有很强的传承性,是一种威权制管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传承,那就是对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也传承了下来。[17]

 

 

 

那如何解决“对权力的滥用”呢?福山认为应该把“发展的政治维度”理解为三个而不是一个,即除了“国家”以外,必须加上“法治”和“问责”,后者其实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这三个维度有的维度可能发展很快,有的就不一定。比如说今天的阿富汗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可言,也没有法治,没有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有民主选举,虽然质量不高。在新加坡有契约形成的强有力的国家,法治很好,没有公开的民主选举,但经济增长又很快,也有很多社会动员。比如俄罗斯,法治很弱,但是有一定程度的民选,普京几个月前又被选上台。所以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来描绘他们的制度的变革过程。我想社会学家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不同的维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当然是个很重要的观点。在接下来的讲演中,这位学者还提到“第四个维度”,“那就是思想或者合法性的维度……。任何哲学家都会告诉你,思想会有自己的内部逻辑,它们自己演化的方式是不同的,它支持不同的政治制度。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是比如说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同时这种合法性和思想也支持着社会动员。”[18]

 

 

 

显然,相较于王绍光,福山对“国家能力”问题的思考拥有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和哲学视野,其观点也更中肯、客观些。“国家能力”不是唯一的,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有一个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和价值观基础,才可以真的造福社会,造福民众,而不是制造祸水。这个价值观基础就是反映当代人类文明水准的普世价值;这个制度框架就是被各成熟民主国家经验证明有效的宪政民主制度。通过法治和问责——二者都是宪政民主的应有之义——它可以解决权力的监督,也可以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替。而所有这些,正是中国迄今没有解决的。连福山都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危机”就在于权力“缺乏制衡”:“一旦在集权国家之中出现了一个‘坏皇帝’我们怎么办?如果有一个‘好皇帝’,我们可以很快地决策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稳定性。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能够确保一直有好皇帝呢?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彻底地解决过,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这乃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挑战”。[19]

 

洞察这个问题很难么?应该说不难。

 

人们会问:一个在理论上并不复杂的问题、一个外国学者都看得很清楚的问题,为什么王绍光这样的中国学者反倒看不见,难道不值得深思么?

 

 

 

 

 

“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再议为什么留美政治学博士会拒斥民主

 

 

 

就王绍光这个个案而言,我想这个“看不见”大概和王本人的立场有关。精神分析学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即人不会观察他不想观察的事实。我们可以试着先从这个角度做些分析。

 

2013年6月29日,由王绍光和胡鞍钢合撰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上王作简短发言,这样叙述自己的认知历史——

 

 

 

回想过去二十多年,我似乎一直在与一个叫作TINA的对象作战。这里TINA不是某个年轻女孩的昵称,而是一位老女人的口头禅。这位老女人刚刚过世,即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她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20]

 

而王绍光不信这个邪。在中国发生六四、接着苏东垮台、一些人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时,王绍光称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我思考,中国将向何去?世界将向何去?”王最后的结论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作者历数这些年来自己发表的各类与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的作品,并且不无轻蔑地讲:“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美其名曰‘宪政’、‘普世价值’、‘现代性’。因此,我的未来20年仍有很多事情要做。”[21]

 

 

 

显然,王绍光是有意识地在向普世价值叫板。

 

我们可以说,既然这位新左派认定“别无选择说”之类已经成为“笑柄”,他当然不

 

会再去考虑中国“怎么能确保一直有好皇帝”的问题,他已经先在地认定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或“另一个世界”,他的任务就是去论证这个“世界”如何更优。这样一种心理趋向会作为某种潜意识,阻止他去思考这“另一个世界”的种种问题。

 

 

 

然而,这样一种心理学的解释仍然不能阻止人们提出下列疑问:王绍光毕竟青年时代就去了美国,为什么一个留美政治学博士反倒会拒斥现代民主呢?

 

对此,自由主义学者任剑涛曾专门写过一篇长文《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来分析这种现象。任剑涛举了两个例子——民国时代的留美学人钱端升和“共和国”时代的留美学人王绍光,并断言“两代留美政治学博士都意图为中国寻找典范政体”。不幸的是,“要么民主、要么独裁的二元思维”主导了这两代留美学人的思考。“钱端升非常明显地显现出这种典范归类的政体思考缺陷:因为他将非常规状态的独裁政体或极权国家,作为后革命的常规状态下进行决断的中国政体建构标本,结果当然把他带入了短时间呈现促使国家疾速壮大的独裁与极权的政体陷阱之中。而王绍光本来对二元对峙思维怀抱警惕。但当他不经意之中陷入自己指责的思维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他也将民主与专制、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对立起来,结果也就混淆了民主政体选择和优化民主政体运作结构的关系,以后者代替了对前者应持的审慎态度。”[22]

 

除了思维方法论层面的原因外,任剑涛还认为王绍光赴美国留学前已经具备自己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是文革年代形成的。任剑涛引用王绍光自己的叙述称“高中时期我也开始啃大部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家里那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还学着毛主席在书上写满了评语。1970年前后中央要求干部读马、恩、列的六本书。我不自量力也认认真真地读起来。《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法兰西内战》并不难读,《哥达纲领批判》也还凑合,但《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好对付了。当时各级革委会印发了不少学习六本书的辅导材料,而我却‘高标准,严要求’自己,坚持‘读原著’。这两本书反反复读了无数遍,直到懵懵懂懂自以为掌握了其精髓才罢休。”任剑涛由此断定“这样的精神自我塑造,使王绍光在年纪尚轻的时候,就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理论储备和判断问题的能力。加上王绍光作为文学青年的经历,就此确立了他判断问题的基本思想倾向。大学的学习、留学的生涯,似乎都没有改变他高中就形成的某些价值定势,而只是在知识上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养料而已。因此,王绍光实际上是以自己‘文革’中的个人经验来确定其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进路的。”另一方面,王“在留美接受政治学教育的时候,美国政治学更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转向之后,稳定地确立起了政治科学的政治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氛围中,一切研究政治现象的人,大致都采取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对于定性与定量研究的进路怀抱尊崇的态度……。这样的教育,并没有价值观上的强烈碰撞;也没有借助批判的方式,帮助学生强化现代价值认同的内容。这是一个稳定的宪政民主国家自身所不需要的教育形式和内容了。因为在大学前的公民教育中,这些东西乃是作为常识交给学生,并获得学生高度认同的东西。但对于王绍光这样已经成年,具有其特殊的大民主价值观的学生来讲,纯粹知识化的教育制度,就是一种使用新知来支持和夯实他原有价值观念的过程。”“由于美国大学价值关注的缺位,导致留美的外国学生价值既定倾向的自我确认,结果必然就是:价值误读了,知识也就扭曲了。可以说,美国的大学建制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关注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23] 此即任剑涛所谓“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的并存,王绍光既是这种并存的代表者,又是这种并存的受害者。

 

 

 

任剑涛试图从价值观形成的背景探讨一个学者认知取向的成因,不失为一种努力面相;但就目前这个具体问题而言,任剑涛从王绍光文革期间曾认真研读马列著作而推断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或“大民主观”即由此奠定,却不一定成立。像王绍光这样的努力读马列,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都经历过,我本人也在那个时候反复钻研那六本马恩列著作,还通读了毛选四卷,但这不等于说读了这些书就一定树立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有不少有识青年恰恰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困惑,才到这些书里面去找答案。当这些书不能提供他们认为满意的答案时,就会再去找其他的书看。我当然不能肯定文革时期的读马列对王绍光究竟影响如何,也可能真的构成其价值观形成的重大因素,也可能不是,我只是说逻辑上不能得出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王文革中读过这些书并不构成其后来“社会主义价值观”或“大民主观”的必然证据。

 

至于说美国的政治系研究生教育更多地强调实证研究、强调“数据分析”,这倒是个事实,像纽约大学这样的学校,其政治学研究甚至有些鄙夷“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但此类现象在美国学界并非没有争议。此外,强调“数据分析”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价值隐匿”也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美国高校对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其实是很重视的。我现在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有一套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核心课程”,讲西方文明中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所有本科生必读。所以,说美国大学“价值关注缺位”,未必是一个准确的判断。至于这种“缺位”是否真的影响了王绍光,以至他在美国的读书变成了“一种使用新知来支持和夯实其原有价值观念的过程”就更是一件很难说清的事情了。

 

我的判断反而简单得多:无论文革期间的经历、读书对王绍光价值观的形成有多大影响,至少在他刚到美国读书的前几年,这个年轻人和其他绝大多数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是心仪美国式的民主的。这可以从本章开头引证的王在乌有之乡的讲演得到证明。王自己还讲过:“在九十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我关注的重点是转型的方式。我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扎稳打”,也就是说,那时的王绍光还赞成民主化的大方向,只是更强调稳妥的转型方式、以避免苏东式的混乱而已。“到九十年代下半叶,我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24] 也即,开始抛弃“选主”制度,拥抱党国式“民主”。这是一个清楚的叙述,它同时证明王绍光所谓“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并不是事实;这种“辩争”意识是1990年代后期才产生的、并在最近这些年达到高潮。

 

 

 

那么,问题回到原点: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留美政治学博士为什么会拒斥宪政民主?

 

我的朋友中有六四后20年认知发生变化的例证,原来的自由主义立场变得越来越模糊,但至少在现实政治上保持沉默。而王绍光如此高调地向权力靠拢乃至献媚,是单纯认知问题呢,还是另有原因?只有他本人心里清楚。

 

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衡量一个优秀学者的,不仅有他的学识,他对世界大势的把握,还有他的良知。王绍光是否合格,时间会作出回答。

 

 

 

 

 

 

 

 

 

 

 

 



[1] 见王绍光《超越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乌有之乡网站、爱思想网站等均有刊载,网上亦有这个讲演的视频。

[2] 王绍光《民主的“四轮驱动”》,载观察者网2012530日。

[3] 王绍光《超越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

[4] 王绍光《民主的“四轮驱动”》。

[5] 一位叫张卓明的学者就曾这样回应王绍光:“选举民主是现代民主的基础与核心”,“一般来讲,通过选举中的竞争性,人民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人民可以作出比较知底知悉的决定,而避免作盲目的甚至被操纵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选举民主并不排斥王绍光先生所主张的‘商议民主’,其有效性恰恰依赖于投票之前的充分商议,其后由人民根据候选人的立场和态度来作取舍和决定。”“至于王绍光所批评的‘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它恰恰是对民主制度的清醒认识。它表达了一种低调的民主观,而不是高调的民主观;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民主观,而不是浪漫主义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建基于对人性的幽暗认识,包含着不信任权力的认知逻辑。只有充分认识到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的,才能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民主的缺陷,去拓展实现民主理想的制度渠道。否则,就会因噎废食,轻易地抛弃基本的民主形式,转而追求某种不切实际的‘超越’。”——张卓明《“超越”选举民主?——与王绍光先生 <超越“选主”>一文商榷》,载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网,2010年12月9日。

[6] 王绍光《中国人更重民主实质而非形式》,载环球网2013125日。

[7] 同上。

[8] 参见拙著《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本)》,页130~131

[9] 王绍光《“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编造的粗糙神话》,载人民网201388日。

[10] 同上。

[11] 参见拙著《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页108~109

[12] 亦见王绍光《“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编造的粗糙神话》一文。

[13] 王绍光《党国体制为中国解决了治国能力问题》,载独家网20141026日,该文原题为《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刊于《经济导刊》201406期。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福山《历史视野中的中西政治秩序》,载共识网201318日。

[18] 同上。

[19] 同上。

[20] 王绍光《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载《观察者网》2013717日。此文在其他网站转载时,被冠以更为醒目的标题《清华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黑云压城下,中国该往何处去?》。

[21] 同上。

[22] 任剑涛《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留美政治学博士对民主的拒斥》,载爱思想网站2012330日。

[23] 同上。

[24] 见王绍光《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本文节选自正在写作的《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November 24, 2014
关键词: 中国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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