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美國東北部燦爛的金秋是一年四季中最美麗的日子。達賴喇嘛再次獲得一項國際層級的大獎—費城國家憲法中心頒布的“自由勳章”，是繼尊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美國國會自由勳章、坦普爾頓（Templeton）獎等重量級獎項的又一個榮譽。對於在十月底進行的頒獎儀式人們早有期盼。我的全家有特別的理由期待達賴喇嘛重訪美東地區，因為尊者的行程包括前往我女兒的大學，我們全家都受邀參加在校園舉行的這項特別活動。儘管我們全家都在不同的場合見過尊者，但同時一家人與他老人家見面還是第一次。

但是，由於過多旅途勞累，醫生強烈建議達賴喇嘛多加休息，所以，今秋尊者的美東行程全部取消。我的心情從輕度失望很快轉到深度理解，一顆牽掛之心又不斷回憶起過去七年與尊者的十多次交往。

大道常在眼前，常在眼前不觀。高山就在心中，就在心中難顯。難怪兩千多年以前，《詩經》就教導世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見高山則既仰之，見大路則既行之。這是我與尊者達賴喇嘛交往的開始。

在2009年的春天，我捲入《劫後天府淚縱橫》的制作已有一年。精疲力竭、身心雙損，但我可以感到寬慰的是那年的五月五日，影片終於在HBO總部舉行初映。就在這之前，我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他就是後來成為我朋友的貢嘎扎西先生。貢嘎拉簡單介紹他是達賴喇嘛駐美代表處華人聯絡官，問我是否有興趣出席達賴喇嘛在華爾道夫·阿斯托理亞酒店的一個演講會。我當然接受邀請，欣然前往。我只是有點好奇，我與貢嘎拉從未謀過面，他又如何找到我的。他對我解釋道，因為我的一些文章和採訪表露出的觀點對藏人有理解和同情，所以他們關注到了我。後來我又得知，我的朋友陳破空早與藏人有交往，所以也有他的牽線搭橋。不管怎樣，我把它看作佛緣，所以我注定要和達賴喇嘛相見。

這一次演講會主要是針對海外華人的，所以到會的有五、六十位華人，包括學界、商界和民運界的人士。我站在進門處不遠的地方歡迎尊者進入會場。出乎我的意料，尊者在我的面前停留下來，與王若望的遺孀羊子、尹尊聲教授和我握手、問好。在演講會上，尊者主要向華人介紹了西藏問題的實質，並希望海外華人能發現真相，同情和支持藏人的正義訴求。會後尊者與大家合影留念，許多人都爭先恐後，希望靠得最近。因為我一是心理有障礙，不知如何在藏人的聖者面前舉手投足而不失禮貌，二是不願主動接觸到藏人的神一樣的領袖，所以我站在最後的角落，希望能夠露個小臉。讓我最高興的是，我看到畫家、書法家鄭連杰展出一副藝術作品，獻給了尊者。我也送給尊者一份《劫後天府淚縱橫》的拷貝。

這第一次見面就把尊者帶進了我的生命、我的思想和我的學術。在以後的七年多的時間裡，我又在亞洲、歐洲和美洲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場合見到了尊者。要麼是聽他在美國民主基金會的演講，要么是聽他在紐約的Radio City講解《釋菩提心論》，要么是邀請他兩次到我校來給紐約城市大學師生見面、演講，要么是與他一道參與藏人在威斯康辛鹿野苑的研討。最讓我難忘的是，2011年十二月我還去到他在達蘭薩拉的住處參見。通過十多次的近距離接觸交往，我越發深刻地認識和理解了一位偉人。

一個不簡單的僧人

我經常聽到尊者這樣描述自己：我是一個簡單的僧人（a simple monk）。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事實。他流亡在外，寄居在喜馬拉雅山山坡的一個小鎮，沒有自己治理的國家，沒有軍隊，沒有豪華漂亮的政府大樓和公寓。更沒有世俗官員想著辦法揮霍的花天酒地、肉林酒池。他永遠都是一色的朱紅色袈裟，軟底皮鞋，時常還帶著一個褡袋。他還給我講起過他的每日生活：早餐有麵包、果醬、麥片。晚上很早就閉關、打坐、休息。天不亮就起床工作，每天要接待大量的訪客和來賓。

但他顯然又不是一個普通的僧人。他的精力充沛、思維活躍、富有幽默感。他的朗朗笑聲很遠就可聽見，經常是人未到，笑聲先至。他有極強的好奇心，對哲學、政治、科學都很感興趣。記得在紐約的洛克菲勒大學“心與人生研究所”的一次討論會上，他與一組科學家進行了數小時的對話，他時常發問，想探明許多科學奧秘。我尤其感到驚訝的是，尊者有極強的記憶力。記得我與他見過兩次面以後，2010年1月我在印度新德里參加了國際援藏會議，一次他入場，我遠遠地站著歡迎他，而有許多人湧近他。他看到了我，向我揮手，說了聲“professor”。又在2013年五月，我在威斯康辛州的鹿野苑與他一起參與與藏人青年人的研討活動。在他做完上午的活動離開時，我與他有機會單獨告別。他為我的佛珠加持，握著我的手，用額頭碰著我的額頭，不斷用漢語說，“老朋友，老朋友。”

讓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達賴喇嘛尊者是一個有女人緣的僧人。我們知道，在東方夫權、男權的等級結構中，有權勢的男人基本遵循的是孔子的教導：“世上唯有女子與小人為難養，進之則不遜，遠之則恨。”也許真是因為他是觀世音轉世的緣故，他特別能關注和尊重女性。無論是亨特學院的女校長，還是想李江琳這樣的華人女學者，還是普通的藏人老太、小女孩，他都能輕鬆愉快地與他們互動、問候、攀談、祝福。他經常說他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更讓我驚訝的是，他還說過，未來達賴喇嘛的轉世也可能是一位女性。要知道，在傳統的佛教中，轉世成為女性是一個不幸的歸宿。對女人來說，來世成為男人是一個福報。由於“女身垢穢有五障，”較難成就佛果。當然，在《法華經》和《地藏經》兩部有名的經典中，前有龍女公主成佛，後有婆羅門孝女菩薩舍生入地獄，救度母親。因為《法華經》是講述觀世音菩薩的一部主要著作，傳為觀音化身的度母（綠度母、白度母、黃度母、紅度母和黑度母）在藏傳密宗都有重要地位，所以，女性菩薩成為藏傳佛教的一個重要特徵。也加上他與母親的格外親密關係和妹妹在流亡中給予他的全力輔助，達賴喇嘛正體現了這一特徵。在西藏行政中央的內閣裡，儘管規模不大（從最早的三位噶倫到現在的七位），總是不乏重要的女性成員。近兩屆的信息與外交部部長都是女性（格桑央吉和德吉曲央）。在一個女權彰顯的時代，恐怕這也是藏傳佛教在全球廣泛傳播的一個重要因素。知道這樣的背景，我們就不會認為近些時候某些誤解有任何根據。

記得在2011年11月23日，我和鄺治中教授夫婦、程映虹教授父女一起到達賴喇嘛的住所參見尊者。儘管我的太太是一位基督徒，她也特地為我的參見备上了禮物。當我把一盒精美的巧克力送給尊者時，他高興地打開禮物，看到是巧克力，他告訴我們：在他做過膽囊手術後，醫生特別關注他的飲食。但是否可以吃巧克力？為此，他問過醫生。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所以，他特別高興收到巧克力的禮物。說完，他哈哈大笑了起來。

尊者當然不忘禮尚往來，也給我們一組人員备了禮物、送了哈達。但他的助手似乎只把一個鍍金佛像給信佛的人，而我被排除在外。我有點著急，趕快告訴他的助手，我也是皈依佛祖之人。當然我必須承認，我的修行還需要火候，才能破除執著之心。不過我還是覺得，因為我的申明，我從尊者手中得到了吉祥佛像，這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里程碑。

五天以後，怀揣著潔白哈達包裹的佛像，我乘飛機返回紐約，搭乘的阿聯酋航班在迪拜機場轉機。在等機的漫長時間裡，我的座位旁邊坐了一位身穿袈裟的僧人。我和他攀談了起來。因為他的英文很有限，所以我連猜帶蒙知道了他是一位泰國僧人，也是在去美國洛杉磯的途中。他問我到印度去幹什麼，我提到我去達蘭薩拉參拜達賴喇嘛。他起初有點不明白，所以我拿出我的哈達和打開包裹其中的金佛。他一下子激動起來，握作金佛，開始念出一段經文，並舉高膜拜。他不斷地重複說，“達賴喇嘛，世界第一僧人，世界第一僧人。”

一個很獨特的領袖

由於有了無數次與達賴喇嘛的近距離和個人接觸，我也經常從政治學的角度，尤其是領導學的角度，來解讀和認識他。

已故美國政治學家、前美國政治學會主席懷爾達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在1982年出版了《領袖摩西》一書。他這樣寫道：《聖經：舊約》裡的摩西是一位“立國者”、“革命者”、“立法者”、“行政管理家”、“導師”、“學者”、“政治家”和“講故事的人”。在他看來，人類歷史上還無法想出任何一位領袖具有摩西那樣多樣性的領袖才華和能力。三十多年以後，我們可以說，從摩西以來，我們在當今歷史上可以找到在全面的領袖能力上與摩西媲美的人物，那就是達賴喇嘛。不僅上述摩西所有的頭銜都適用於達賴喇嘛，而且我們還可以加上無數新的頭銜：民主改革家、宗教領袖、藏文化和宗教的守護人、教育家、哲學家、倫理學家、外交家、和平主義者、演說家、女權主義者。他的無數魅力來自於許多矛盾性：他是一個為了民族生存領導反叛的僧人，他也是一個革舊鼎新擁抱現代性的長者，他也是一個推動藏傳佛教和藏文化全球化的藏人。但他更是一個行方便、利益眾生、無分別心的藏族佛教高僧。

記得幾次聽他的講法會，成千的聽眾端坐數個小時。達賴喇嘛總能在講法的過程中，不忘大家還要吃飯。所以他能適可而止，讓大家得以片刻休息和補充給養。作為一個美籍華裔學者，我當然非常關心他對藏漢關係的看法。針對一些藏人和他們的支持者提出的“暴力反抗”、“西藏獨立”等激進口號，尊者親口給我闡述他的“中間路線”。在他看來，只有“中間路線”，亦即不接受西藏的現狀，但同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實現西藏“名副其實的高度自治”，才會利益西藏的長久生存和發展，同時避免漢藏兩族可能遭受的生靈塗炭。同時，他又給我談到一位印度哲學家提出的“亞洲共同體”的概念，主張學習歐共體的治理模式，弱化國家主權，建立超越主權的區域共同體，來建立“西藏和平區”和亞洲以及人類的永久和平。

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裡，為了實現他的宏大理想，這位哲學王像觀世音菩薩一樣忙碌，用“千隻眼、千隻手”來構建各種制度體系，試圖創造出一種新的治理模式。首先，流亡後他立即組建政府體系，並堅決地採納民主原則作為政府的根本。其次，他請求印度政府幫助，建立分佈在南北印度的難民定居點（60多個社區定居點分佈在印度和尼泊爾），發展生產，創造就業，進行自救，實現自立。與此同時，達賴喇嘛認識到要保存西藏文化，就必須發展教育。所以在最艱難的情況下，尊者也要印度政府給予支持和藏人自己辦教育的自主權，在印度、尼泊爾和不丹建立了70多所學校，培養自己的人才。今天的司政洛桑森格、議長邊巴次仁都是這一教育體系培養出的藏人新一代領袖。當然更重要的還是，所有宗教教派的重要領袖都隨達賴喇嘛流亡海外，在海外重建西藏的所有重要寺廟成為迫切任務。不僅甘丹寺、色拉寺、大昭寺等重要寺廟在海外恢復重建，色拉寺的僧人還多大三千之眾。他們擔負著給西藏和全球的寺廟和尼院培養人才的重任。而且，諾布林卡也在達蘭薩拉山谷重建，成為保存藏文化和藝術的一個中心。最後，在尊者的領導下，尤其是在他的和平使命在1990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承認後，海外藏人得到全球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先是有國際援藏組織的建立，後來又有華人建立的漢藏交流協會、國際漢藏筆會，組成了支持藏人人權自由事業的全球網絡組織。

有了行政、駐外、社區、教育、寺廟、援藏多重體系的支持，達賴喇嘛沒有一兵一卒，卻使得佛教成為印度和西方主流文化的組成部分，征服了世界。他成了全球辨認率最高的領袖。例如，2012年倫敦的《瓦特金斯評論》（Watkins Review）評選出的“世界一百位最具影響力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雄踞榜首，一年前他是名列第二。與此相比，教皇保羅二世排在第34名。又據《排行大全》（Rankopedia）選出的人類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排在第18位，與此相比，耶穌和摩西分別是第一和第二。但榜上達賴喇嘛是唯一一位在世的精神領袖。美國有名的《福布斯》雜誌在2012年排出世界上70位最具權勢的人物，達賴喇嘛列為第51，而中國即將繼位的領導人習近平也只排在了第69位。

但達賴喇嘛作為人類領袖的獨特之處還不在於他可以與摩西在歷史上比個高低，而在於他創造出了與摩西猶太教領導藝術和風格迥異的佛教領導力。我們都記得摩西登上西奈山獲得“十戒”，我們也知道摩西發烈怒、摔碎兩塊法版。可以說，摩西的領導風格是以烈怒為鮮明特點的。與此相對照，達賴喇嘛的佛教領導力卻是以慈悲和非暴力為特徵。在一神論和人人可以成佛的差別中，我們可以看到東西方文化的差別。如果我們沿著喜馬拉雅山山脈南下和北上，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文明衝突的斷裂帶，尤其是世界主要宗教和文明的衝突，而在每一個文明內部又存在以平原文化為特徵的帝國與山區的傳統部落的征服/反抗的衝突。例如，基督教、猶太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儒教相互之間產生了激烈的衝突（耶路撒冷、車臣、新疆、西藏、克什米爾等地都是例子）。而從馬來西亞沿西北上行，經越南、老撾、泰國、緬甸、印度、中國、阿富汗、前蘇聯、高加索山脈等，都可以看到山民的反抗和衝突。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裡“千座反抗的高原”，達賴喇嘛領導的藏人的反抗不僅歷時半個多世紀，而且以最溫和、最克制的方式進行。無論與車臣、新疆的反抗相比，還是與賓·拉登的基地組織以及ISIS（伊斯蘭國）相比，都可以看到佛教反抗方式的不同。當我們在反思人類日陷深重的世界性危機時，所有大國的現存解決方式（西方、美國、俄國、中國）都只會加深仇恨、使矛盾成死結。假如達賴喇嘛的思想和教導，以及它賴以產生的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和佛學的慈悲態度，能夠被人類所傾聽和接受，我們人類還可能臨淵止步，景行行止。這才是站在喜馬拉雅山高地的達賴喇嘛該人類帶來的真正意義。

領袖的修行路：修心

在我接觸到達賴喇嘛之前，我對藏文化和宗教既無傾慕，也無反感，基本處於一種無知的中立態度。反正我認為忽略藏文明不會給我的人生和事業產生丁點的負面影響。認識達賴喇嘛後，有一次我聽尊者解讀《心經》。他告訴我們，因為藏文與梵文相近，所以藏人理解《心經》比較容易，而漢語的翻譯則會帶來理解上的困難。他的點拨讓我一下子意識到藏文明的底蘊以及它與古印度文明的密切關係。

順著這條思路，我一方面開始閱讀藏傳佛教的著作（啟蒙書是《西藏生死書》以及林語堂主編的《中國和印度的智慧》）和達賴喇嘛的著作（從《吾土吾民》開始可以列上幾頁的清單），另一方面開始閱讀印度的經典（最重要的當然是《薄伽梵音》、《奧義書》和有關釋帝的著述，尤其是有關修心的瑜伽）。從此，我踏上了一條窮目皓首也無法走完的啟蒙路。在這條路上，我隱隱約約地感到，達賴喇嘛的智慧、仁慈、領導風格和藝術，不像西方的政治家那樣從大學和研究生訓練獲得（想想克林頓夫婦和奧巴馬總統的背景），而更像是王子阿瓊那在至高的神克釋拏的親手教導下而獲得的。而克釋拏的教導可以簡練為這樣的比喻：一個駕車人如何控制住狂奔的馬使得馬車沖向前，也就是說，我們如何可以用我們的心智來調控我們的慾望，從而使我們的整個肉體能夠受約束而做善事。

帶著這樣的疑惑，在2014年四月我再次來到達蘭薩拉，採訪了十幾位在達賴喇嘛身邊工作的核心成員。宗教部秘書長諾布顿丹（Norbu Thonden）向我講解了從五歲左右開始，達賴喇嘛每天早上四點鐘起床，接受攝政林仁波切等老師的訓練，涉及《中觀論》、《五部律》、《因明學》、《辯經學》等，一直持續到16歲他主政。西藏文獻中心的拉多格西館長給我講解了自我轉變和轉變世界的關係，人道（慈悲的改變）和獸道（暴力的方法）之間的差異，以及“僧人的科學訓練”。拉多格西明確告訴我，佛教的訓練是第一位的，後來的經歷（尤其是到世界各國所見所聞）也起了重要作用，形成達賴喇嘛的領導風格。我在下榻的赛宫屋房（Serkong House）還有幸遇到學識淵博的格顿桑珠（Gedun Samdup）格西，他詳細給我講解了《五部律》、《四分律》，有關比丘訓練的戒律。他告訴我，藏傳佛教寺廟的行政管理和由此而產生的領導人和領導藝術風格，都與寺院內部的戒律訓練分不開。

從達賴喇嘛身上，我們看到佛教的教導和長期個人心性的修煉有助於培育領袖能力、塑造領導風格和藝術。在當今世界，東西方的上層精英越來越沉溺於撈得整個物資世界而不惜失去自己的靈魂，大眾社會的芸芸眾生也越來越集中在肉慾聲色的滿足，達賴喇嘛的領導內容和精神進化昇華就格外顯得遙不可及。但他是站在喜馬拉雅山高處的，他可以清醒地看見，“世間善惡趣，樂與不樂果，皆由利有情，或惱有情生。”“諸德之所依，守護如守身；離貪有情心，應斷如棄毒。”

上面的兩段引文來自龍樹菩薩的《釋菩提心論》。在2010年五月我的生日時，我有幸三天傾聽達賴喇嘛詳細講述該經文。我的朋友貢嘎拉告訴我，你必須從老師那裡得到真傳，才能真正正確理解該經文。也就是說，我從達賴喇嘛哪裡接受了《釋菩提心論》。2014年11月，達賴喇嘛在紐約專門給華人主持了“千手千眼觀音灌頂”，我又有幸接受灌頂，並再次聆聽尊者講解《釋菩提心論》。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是達賴喇嘛的學生。

有一次在我為尊者在紐約城市大學舉辦的論壇上，我向尊者發問，請教如何既要有慈悲，又不要有執著；既要利他，又能保持內心喜樂和恬靜。尊者告訴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去除我執。要把自己的生命作為一個載體，重要的是你承載什麼樣的內容。你成全的事業的偉大會給你生命帶來意義和價值。這讓我又想起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對自己所說的話：“喬萬里尼，不要太把自己當真。”

2012年10月，我與鄺治中教授再次在紐約城市大學的亨特學院為達賴喇嘛舉辦了一場演講討論會。如前面所述，傳統佛教僧人（尤其是東南亞的小乘）對女性有時有忌諱。那天，一位華裔女大學生給達賴喇嘛獻上印有校名的棒球帽。尊者要求這位女生幫助他戴上。在眾多來賓面前，這位女生有點緊張，先是猶豫半刻，而後鼓起勇氣把帽子戴在尊者頭上。對藏人來說，尊者的頭是最神聖的了。但他就是這樣做的。他要告訴眾人，他是一個普通人。還有一次他談到自己的膽囊手術，說到，你們看，我也生病。我不是神。

“不要太把自己當真。”這也是達賴喇嘛備受尊敬、成為歷史偉人的一個原因。

在於達賴喇嘛交往的七年多時間裡，最讓我激動和感到榮耀的是，我參與見證了在2015年7月9-10日於紐約舉行的達賴喇嘛80大壽兩天慶典活動。我不僅有幸與女兒一道聆聽尊者講解《修次中篇》，還得到尊者主持的白度母長壽灌頂的祝福。與美國前議長、現任民主黨國會少數黨領袖南希·佩洛希、奧巴馬總統高級顧問賈瑞特、西藏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議會議長邊巴次仁、電影明星李察冀爾一道同台，我發表了一個五分鐘的演講，祝愿達賴喇嘛尊者健康長壽，為了西藏人民的福祉、中國的民主和世界的和平，活過一百歲。我見證了尊者切蛋糕的每一個細節，並成為分得蛋糕的第一批與會者。這樣的記憶總是不斷把我帶到遙遠的喜馬拉雅山。我在想，如果夢想、思念也能留踪跡，從我的紐約住所到達蘭薩拉尊者的住所應該會有一條綿綿小道了。

2015年5月初稿，10月29日完稿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