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作者:王干城

 

    中西方碰撞已经过去180年,辛亥革命已经发生110年,改革开放已经开启40年,中国现在居然走回头路,全面倒退,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能步入现代社会吗?中国文化能接引普世价值吗?如果能,为何过程如此曲折,而且还渐行渐远?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重新厘清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一、什么是文化?

这是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与其在文字的海洋里掰扯不清,不如看看普通大众是怎样使用的这个词的 ,这符合现代行为主义哲学的宗旨,毕竟文章是要发挥社会作用的。

记得小时候在乡下,只要谁上衣口袋挂一只钢笔,就会被视为文化人,给以满满的尊重。为什么要尊重文化人?除了他比一般农民有更多知识,关键是会有更高的人品,因此值得信任和尊重。因此,说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就是指这个他们的优秀品质,也是这个民族或国家值得被人尊重的特征。

因此,追问“何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不用考虑哪些以今天的标准没有价值的东西,只需要考虑具有当代价值的东西。

 

二、文化是不断变化的

所谓品质,不管是个人的品质还是群体的品质,没有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标准。比如今天看来极度落后愚昧的东西,在古代都是其所在时代有文化的标志,比如小脚、大烟、太监、多妻制等等。

因此,当我们此刻说“中国文化”的时候,就是以当下此刻的标准审视历史上的文化。我们只能有今日视角,不可能有上帝视角,因为我们不是上帝。如果排斥主观性,强调客观性,实际是做不到的,这样说来的“中国文化”乃是虚假的、虚构不实的。

我们只能以当下立场讨论“中国文化”,那些不具有当代价值的东西不值一顾。我们认定的中国文化一定带有我们的主观性,那些号称“客观地看待中国文化”的人因此不值得交流,因为这样的交流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化话题都有主观性,不承认主观性的文化讨论,要么是思想混乱,要么是故意耍流氓。

 

三、什么是今日视角的中国文化?

说到个人文化,无非诚实、善良、勤劳、智慧、勇敢等品质。

说到今日视角的中国文化,应该就是契合普世价值的东西。在今日世界,背离普世价值的东西不配称为文化,这也正是普世价值之为普世价值的题中应有之意。

因此当我们问“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就要从中国文化的长河里发掘、寻找与当代普世价值相契合的成分,那些东西才配称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只有共同承认普世价值的人,讨论“何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才有意义,才有望讨论出有价值的结果。

 

四、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吗?

近百年来,中国发生过三文波化保守思潮:1,与左派运动并行的二、三十年代文化保守运动,以《学衡》杂志为平台,后来成就若干大师,包括: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钱穆等。2,五、六十年代台湾三大儒推动的文化保守运动,以《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年)为标志。3,当代,海外新儒家、台湾文化传承和大陆国学复兴。这三波文化保守思潮都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实践证明这种主流观点是站不住的,因为台湾在搞“文化去中国”,大陆在全面对抗普世价值。

 

五、“儒家核心说”的失败

“儒家核心说”至今一直是中国文化保守思潮的主流观点,比如大陆中国思想史执牛耳者葛兆光教授、中年思想领袖许纪霖教授,近年来经常谈论“什么是中国文化”这类话题,都还在传递“儒家核心说”。他们都有非常敏锐的问题意识,可惜找不到答案,因为方向错了。儒家文化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吗?如果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对接普世价这么艰难?百年中国社会发展的艰难历程表明以儒家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内圣外王”这个社会猜想失败了

儒家文化的问题在于:

1,绕圈子,制度问题不直截了当地面对和解决制度问题,偏要从道德修养上下工夫。这造成其社会效果缓慢、低下,遇到社会危机往往束手无策。

2,也正因为这个理论上的弱点,其表达往往下笔千言不落实际,而且玄而又玄晦涩难懂,远远脱离普通人民的理解水平和接受习惯。

3,这就造成了它在台湾的被排斥和在大陆的无效果。

 

六、雅斯贝而斯“文化轴心说”

俗话说“旁观者清”,中国文化的核心为何,中国学者还不如外国学者看得更清楚,因为他们没有后来两千年文化的遮蔽,而中国学者一说文化就浩如烟海,分不清真假与轻重。真是“人生糊涂读书始”,多读书不如少读书。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950年提出“轴心时代”概念,认为先秦诸子是中国文化的轴心,这个判断是不移之论。因此,何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应该从先秦诸子里去寻找。

 

七、“周秦之辨(别)”

三千年中国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周朝封建制时代,第二阶段是秦朝开启的君主集权制时代,也可以称为“秦制时代”。

这两个时代的差异非常巨大。前者是封建制,后者是君主集权制;前者是温和的礼治;后者是严苛的法制;前者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后者思想禁锢法家独尊;前者通常是有人道的时代,后者通常是无人道的时代。因此,秦制文明是周文明的高台跳水。寻找中国文化的核心,应该把秦制时代的文化放在一边。

 

八、谁是先秦诸子最有影响的流派?

先秦诸子最有影响的流派是老子道家(战国时期叫“黄老学”)而不是儒家。《史记·论六家要旨》说先秦诸子最重要的六家,阴阳家、名家、法家、墨家、儒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而道家能发挥各家的长处,收大成之功:“理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作者司马谈(司马迁父)认为老子道家是先秦诸子最有影响最为重要的流派。比较而言,他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这一评价用之于“当代新儒家”依然有效。

我们应该相信汉代初期的司马谈呢?还是相信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学者呢?我认为应该相信司马谈,毕竟他离诸子的时代比我们近了将近两千年,况且他是官方史家,是那个时代最权威的学者。在何为先秦诸子最重要的流派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觉得比司马谈更了解,无疑是狂妄自大了,太自以为是了。

 

九、儒道比较

1,从先秦到汉初,没有一个邦国用儒家而强,汉初用“黄老”实现了“文景之治”。

2,广义百家争鸣发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狭义百家争鸣发生于齐国都城临淄稷下学宫,鼎盛于齐威王时代。儒家殿军荀子曾经“三为祭酒”,即三次主持其事,《汉书·艺文志》记载:“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即荀子(又称孙卿)特别称道宋子(当时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宋邢)的黄老思想。

3,战国黄老学即由老子之道衍生治国之法,深得那个时代的推崇。齐威王正是在这种思想风气推动下变法图强的。以法治取代礼治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4,黄老学代表性著作《黄帝四经》全书都在讲以道生法,开篇即说“道生法”。另一部黄老学著作《管子》也是这样的特色,其中明确说“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归结起来即“法出乎道”。这样的发挥完全符合老子之道,老子说“以正治国”,战国时期另一位黄老学代表人物尹文子解释说:“政(正)者,名法是也。”

5,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韩非都以老子为其法家思想的哲学基础,司马迁记载说“申子、韩子皆归本于黄老”。法家人物韩非、李斯最后帮助秦始皇统一了天下。

由此可见,老子道家才是先秦思想的核心,这是合乎逻辑又合乎历史的结论。

 

十、为什么“法生于道”?

老子是东周王室的守藏史,负有为天子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意见的职务责任,《周礼·天官》说:“史,掌官书以赞治。”鉴于他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封建制已经难以维系,老子思考治理天下的良策,提出了自己“以道治国”的思想。

究竟什么是“以道治国”?

首先不是以礼治国,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其次不是以德治国,老子说“上德不德”、“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第三不是人治,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也不是靠祈祷鬼神治国,“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

也不是无所事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除了这些还剩什么可以选择呢?只剩下以法治天下了。

 

十一、《道德经》不讲人生哲学

老子是讲政治哲学的,而不是讲人生哲学的,这一认识截止到司马迁都没有异议。《论六家要旨》劈头就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老子居天子咨询之官,当然首先要思考治理之道,况且天下已乱,哪有功夫思考人生哲学呢?

但是有一条暗线,从庄子到河上公到道教到魏晋玄学再到后来的人生哲学。东汉道教兴起,奉老子为太上老君,以道教解释老子。魏晋时代庄学大兴,开始以人生哲学看待老子。从此以后,世人以庄子的解释为正宗,于是老子的政治哲学被庄子的人生哲学遮蔽了,长达两千年。

不别老、庄,看不懂真老子。

 

十二、老庄有别

老子处春秋末年,天下虽乱还似乎有挽救的机会。庄子处战国时期,天下已经不可收拾。老子是天子身边的近臣,庄子是边鄙小吏。因此老子致力于救世,魏源说“老子是救世之书”,而庄子致力于避世,远离世事才能苟活。所以老子讲政治哲学,庄子讲人生哲学。由于老子所处时代久远,是道家文化的开创者,他写政治哲学要以人生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隐喻方式,完全可以理解。

庄子与老子有三处显著分歧:

1,老子认为道的应用,从“修之于身”到“修之于天下”,范围约大价值越大;庄子认为道的精华就在于个人修身,用于治天下就是浪费。

2,老子较早版本,包括竹简本、帛书本、河上公本、王弼本,都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也”,表明其政治哲学的性质。庄子说“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唐朝以后的老子修订本都是“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也”,表明正是受了庄子的影响,对老子的理解从政治哲学转移为人生哲学。

3,老子十二字箴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庄子解说时故意增字为“为而民弗恃”,从约束候王转移为百姓自主,也是出于把老子政治哲学转向其人生哲学的目的。

 

十三、 庄子为什么能够长期遮蔽老子?

自从魏晋时代庄学崛起,就垄断了对老子的理解,其实是庄子人生哲学遮蔽了老子政治哲学,长达一千八百年。主要原因是两千年秦制时代社会常常非常黑暗,士人有机会出世又能做点有益时代的事业机会稀少,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代都只能苟活于世,只能用庄子人生哲学麻醉自己,哪里还敢生文明政治的梦想?

两千年秦制时代,要么是异族入主的王朝,要么是汉族苟存的王朝,剩下的就是战乱时期,哪有机会落实老子的理想呢?不仅异族入主的时代不会,汉族苟存的时代也不会,因为有异族的压力,只能搞政治集权。一个成语透露了其中秘密,即“尊王攘夷”,后来叫“攘外必先安内”,意即集权对外,从东周一直延续到今天。

南北民族的对峙与冲突决定了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制度选择,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南北民族的对抗与冲突对塑造中国历史的作用超过其他所有因素的总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说“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压力,南方汉人只有集合起来才能进行有力的对抗”,他们看透了集权制的底相。

 

十四、秦制时代,儒家在干什么?

从秦朝到满清,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秦制时代,基本特征就是“阳儒阴法”、“儒法互用”。儒家通常只能在法家的框架内做些劝勉和弥补的工作,即只能劝勉掌权者提高德性,几乎从不讨论制度的根本变革。所谓“内圣开外王”,当代没有实现,古代更不可能。孔子不主张无休止地劝勉,“再而可”,而秦制时代的士大夫则认为劝勉无极限,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不敢做别的。比如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在其名作《东莱博议》中就说臣子对君王要善尽劝勉之责,如果君王不听,那就继续劝,没有劝不好的皇帝,只有不会劝的臣子。儒家迷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认为只要自己天理功夫涵养到位,就可以感天动地,当然能感动皇帝。历史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古代帝王愿意纳谏者稀少,拒不听劝者众多,不管臣子多么尽心,有多么好的口才。

 

十五、唯一的例外:明清之际启蒙思想

古代士人“内圣开外王”的理想一直没有成功,只有一次例外,而且只有思想没有实践,就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

儒家坚持孔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每个朝代都不停地劝皇帝做明君,虽然一直没成功,还是也有他们开窍的时候,即明亡以后,承续宋明儒学的东林学派后学,鉴于亡国之痛,终于想到要更新制度。尤其是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从猛烈批评君主集权制开始,构建一系列新制度设想,与欧洲近代思想相契合,被梁启超那代维新人士评价甚高。

三大儒以博学著称,不可能不精研老子,王夫之专门写了一部《老子衍》。他们的思想其实深受老子的启发,而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的延续。比如顾炎武的地方自治思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很可能来自于老子的“小国寡民、不相往来”。黄宗羲的民本法治思想,“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很可能受老子“贵以贱为本”的启发。王夫之的自由思想,“因天下用而用天下”,应该是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的翻版。

三大儒的启蒙思想与老子思想的契合再次证明老子思想足以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十六、老子思想的高度

老子思想与欧洲启蒙思想深相契合。原因是老子与欧洲启蒙思想家都在为自己所处的封建时代找出路,正如两个医生面对同样的病人开出同样的方子,这毫不奇怪。

秦制时代不理解老子,是因为人们受到庄子的遮蔽。当代中国人仍然不理解老子,是因为受马克思“历史五阶段论”的遮蔽,不敢想象老子所处的“奴隶制时代”(按照他们削足适履地推定)会有高超的政治哲学。实际上中国封建制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前256年之间的周朝,远早于欧洲。抛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遮蔽,实事求是地看待老子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思想,不得不承认他的思想就是中国本土自生的法治启蒙思想。

 

十七、老子的知音在外邦

中国的老子研究者一直在庄子的遮蔽之下,看不懂老子真相,反而是外邦学者更能看得明白。比如中国科技史的创立者李约瑟教授,他早就指出老子思想是中国的民主政治思想。当代著名汉学家安乐哲、老子专家John A.Rapp都认为老子思想主要是政治哲学,并给以高度评价。

中国也有某些智者明白这一端倪,比如近代翻译家、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老子就是中国古典时代的自由主义。胡适先生说老子是中国古典时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虽然他们的评价还不够到位,毕竟在前面着了先鞭。

 

十八、老子思想系统

老子思想就是中国古典时代的宪政启蒙思想,要点包括:

1,民本思想:“贵以贱为本”。

2,法治思想:“以正治国”。

3,经济自由:“我无事而民自富”。

4,思想自由:“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5,社会自治:“我无为而民自化”。

6,地方自治:“小国寡民、不相往来”。

7,文化多元:“乐其俗”。

8,小政府;“朴虽小,天下莫能臣”。

9,有限政府:“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10,服务政府:“我不敢为主而为客”。

11,尊民政府:“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12,柔性政府:“柔弱胜刚强”。

13,虚位政府:“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

 

十九、老子与林肯

我在新世纪之初发现老子再三申述的十二字箴言与林肯的“三民主义”一一对应,可以说是老子思想契合于欧洲近代启蒙思想的铁证:

老子十二字箴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林肯“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

“生而不有”,民有也;“为而不恃”,民也;“长而不宰”,民治也。

老子与林肯的共同思考其实也是管理学在政治领域的展现,企业经营的核心就是处理好三权:所有权、经营权和受益权。非常简单。

 

二十、老子与孔子

史载孔子三次拜见老子,也许有后人演绎的成分,但至少见过面,应该是可信的。

孔子向老子讲述自己的人生志向,就是“复周礼”,认为周礼太好了,“郁郁乎文哉”,痛恨后来的礼崩乐坏。老子直接批评孔子:“你说的周礼和制作周礼的先人都不在了,时代不同了,应该考虑以新的方式治理天下了。”老子的创见就是“以道治国”,他想表达的就是“以法治国”。

孔子本来对自己的一整套理论非常自信,跟老子交流后感到信心不在了,所以三天不说话。此后应该是讲仁多于讲礼了,所以儒家后学即以仁学为主体了。

以今观之,老子道学与孔子仁学应该相辅相成,道学建制度,仁学树人格,二者缺一不可

认识到老子道学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超前和高明之后,儒家文化的服膺者就不应该再讲“内圣开外王”,而当政者如果有起码理性,也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老子早就为我们搭建好了通向文明社会的制度桥梁。

民主政治制度并非西方文化的特有之物,老子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有了系统思考,如果继续“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岂不是愚不可及吗?!

 

二十一、老子与法家

老子道学就是法治哲学,是后来法家的理论温床。但是,后来的法家传承了老子道学的形式,扭曲了老子道学的内涵,即仅仅承续了以法治国的理念,扔掉了老子的民本思想,完全为帝王一家服务。这样的法治不仅不能为老子增彩,反而把老子抹黑了,这也应该是后世刻意把老子与法家撇开的原因吧。直到明末清初启蒙三大儒那里才颠倒过来,正如黄宗羲明确提出“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即把法治完整地回归到老子的思想基础上(当然这样的思想创新应该也有儒家思想的共同滋养)。这样的法治思想与欧洲近代思想不谋而合。

 

二十二、老子政治哲学与基督教神学

我揭出老子十二字箴言与林肯“三民主义”的惊人契合无意于虚夸中国文化如何伟大,只是客观地揭示东西方文化的汇通。其实,撇开地域色彩,东西方人的理性不会有太大差异,正如大学问家钱钟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悠同。”

况且,林肯“三民主义”并非他的原创,原创者是十二世纪英国第一部英语圣经的翻译者约翰·威克里夫。他在这部英文圣经的前言里说:“这部圣经献给民有、民治、民享的联合王国。”文献证明林肯从他同时代的牧师那里知道这一思想,被他完美地移植到葛底士堡演讲中,遂成经典。

我通过对《圣经》的研读发现威克里夫的思想来源于圣经神学,具体来自《罗马书》11章第36节,起码是受这一节的直接启发:“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远。”直接看英语更明显:

罗马书:      For of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to him, are all things: to whom be glory for ever.

林肯: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这样看来,老子思想也并不比西方超前多少,如果把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考虑进来,东西方是大致同时产生了民主政治思想。

 

二十三、老子与耶稣的人生哲学

老子是以人生哲学的语言讲政治哲学,这让后人长期误解,以为老子主要就是讲人生哲学。老子书的对象原本是天子、侯王,跟普通人没关系。天子、侯王的人生哲学不就是政治哲学吗?除了政治,天子、侯王还有什么人生?毕竟像所罗门那样有赫赫治绩又有人生哲学的帝王屈指可数,中国倒有不少迷恋人生哲学国灭身死的昏君。然而,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并不妨我们作为普通人的人生哲学来解读老子,仿佛关公的偃月刀,本来是杀人的重器,开个玩笑,如果现在有人收藏到了,不妨作为顶级收藏品来欣赏把玩。

作为人生哲学的老子跟耶稣极为相似,这是东西方文化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像火星撞地球一样小的概率,所以文学家也是基督徒林语堂先生说:“老子与耶稣在思想上是兄弟。”二者的契合之处包括:

1,都崇尚柔弱的哲学。老子说:“柔弱胜刚强。”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26:52)

2,都崇尚谦卑的哲学。老子说:“致虚寂”、“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

3,都推崇妇女和孩子,因为妇女孩子是柔弱谦卑的模范。老子说:“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18:4)

 

二十四、惊人的相合

老子与耶稣不仅思想相契,许多话语惊人相合,仿佛是同一个人说的,只不过用了不同的语言。比如:

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贵?”

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老子说:“夫唯无以生为,故贤于贵生。”

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失去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老子说:“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愿意失去这些卑微人中的一个。”

老子说:“后其身而身先。”

耶稣说:“那在前的,必将在后;在后的,必将在前。”

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命而自均。”

耶稣说:“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

……

老子与耶稣话语的惊人相合,表明创世者只是一位,不同文化系统均得到他的启示,这样才有人类文明。

 

结  语

通过以上的回顾与考究,证明两千年来的成见“儒家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轴心时代儒家不是核心,秦制时代它匍匐于法家的钳制之下,近代以来更不是核心,“内圣开外王”的理想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成功。老子道家是轴心文明的核心,虽然在秦制时代被长期掩盖,明末清初启蒙思想接上他的理念,让他重放光明,尽管是昙花一现没有落实。老子道家思想与欧洲宪政思想和圣经的惊人契合表明只有他的思想才能与普世价值相融合,才能支撑中国的现代转型和文明赓续。因此,老子道家思想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2021-02-25)

 

—— 《光传媒》
本站刊登日期: 2021-03-04 12:29:43

关键词: 中国文化,道家,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