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18日逮捕胡风逮捕证

记不得是几岁头上，读小学几年级，有一天在学校听了老师的讲话，回家学舌，随口骂了胡风一句什么，那时候胡风已经被彻底打倒，随便谁都可以乱骂，骂得越狠越能得到党的赏识。我原也以为骂骂反党分子胡风，表示对党忠诚，会得到父母表扬，当时中国人人绞尽脑汁，向党表示忠诚。不料母亲听到之后，脸色一沉，严厉地教训我：记住，别人怎么说我不管，就是不许你说张先生一句不好听的话，他是个好人。

我吓了一跳，第一不懂说胡风不好有什么错，学校老师是那么教的，党的报纸上是那么写的，无线电广播里是那么说的。第二不知道胡风怎么又变成张先生了，学校老师从来没说过胡风姓张。第三不明白为什么母亲那么尊敬胡风，还称胡风为先生。那年头大家互称同志，叫先生就表示是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家里也已经不多用先生称呼人了，而母亲坚持把反革命分子胡风称为先生，足见对他十分尊敬。可是看见母亲那脸色，我没敢回嘴，不过从此记住了她那句话，不管学校里说什么，我不可以把胡风先生当作坏人。

后来我们长大了，特别是母亲病重期间，自知时日不多，怕我们忘记家族历史，便时常讲些故事给我们听。其中也有胡风先生两段往事，于是我才明白，为什么在全中国大批特批胡风的日子里，母亲坚持不许我们说张先生一个字。胡风先生本姓张，抗战之后才用胡风做笔名。

听母亲说，早在北伐战争期间，她才六岁，就见过张先生了。那时外祖父在中央军政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中校教官，张先生则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编一本周刊，叫做《武汉评论》。为此张先生几次到武汉中央军校，找外祖父约稿，两人经常来往，交了朋友。

青年时的胡风和梅志

外祖父也曾回忆，那时期张先生是用古因的笔名发表文章。我后来查过很多中国出版或发表的文字，有关胡风先生生平的介绍，录有他用过的笔名包括谷非、高荒、张果等，但没有任何关于笔名古因的记载。也许时间太早，没人注意到他，所以没有纪录。或许那时张先生在国民党内供职，不被中共党史重视，甚至有意删除。

我猜想，上世纪五十年代疯狂打倒胡风的时候，一定曾有人挖出过张先生为国民党工作的旧事，作为他一贯反党的证据。但是胡风冤案获得纠正之后，张先生又成了一贯正确的党员，所以那段为国民党工作的历史，又不再提起了。

在中国，历史确实就是个随意任人装扮的丑丫头。中国目前关于胡风的所有官方记录，几乎都从他日本归国后参加左联领导工作开始，那已是一九三二年的事情了。而外祖父同张先生密切交往，恰是在那之前的若干年。

北伐战争时期，张先生二十五岁，比外祖父小三年。外祖父从一开始，就很欣赏张先生的为人，热情而正直，也很欣赏他的文才，于是结交为友。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际，国共分裂，外祖父脱离由中共控制的武汉中央军校，藏匿到晚秋，然后取道九江至南昌，应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宣传部长刘侃元先生邀请，主办南昌的党务学校。外祖父那时住在百花州党务学校里，除此职外，还应邀协助《民国日报》社长李实先生，改革该报的编辑和印刷。

张先生随后也从武汉到了江西，找外祖父帮忙，找工作糊口。外祖父便安排张先生住在《民国日报》社，并请他主持编辑《民国日报》的文艺副刊，那副刊名叫《野火》，每月薪水六十元。于是两人朋友之外，又成同事，那段时间因公因私，两人免不了每天见面，无话不谈。过了阴历年关，为照顾外婆身体，外祖父给江西省党部留下一信，带了全家，离开南昌。

外祖父回到上海，住在大沽路。没过久，张先生也到了上海，又来找外祖父。张先生那时在上海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固定住址，到处飘泊，有时还往南京和南通等地。所以他就托外祖父代做他的上海据点，替他收取来信。那段时间，外祖父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每星期四天住南京，三天回上海，所以每日从天井里取信，是母亲的功课。据母亲讲，张先生每隔一两天，便来家一趟，取他的信，有时还会给她带一根棒棒糖，那年母亲不到七岁。

据外祖父回忆，从信封娟秀字迹辨认，当时给张先生写信最多的，是武汉一位女士。张先生也最喜欢读她的来信，每取到她的信，告辞出门，就迫不及待，在弄堂里拆开，边走边读。后来一次，外祖父终于忍耐不住，在张先生取信之前，偷偷拆了一封武汉女士来信。信是钢笔写的，紫色墨水，信头是“亲爱的哥”，“哥”字前面留着一空，没有写张先生的名字。外祖父突然童心萌动，跑上街买了瓶同色墨水，回家在信头空白处补了个“麻”字。张先生脸上有些麻点，加此一字，读做怎样，可想而知。

张先生来了，取信告辞，仍旧在弄堂里就拆开。外祖父自窗里张望，见他把那信一展，颈弯和两耳后面立刻红起来，然后不再读，收了信，低头急走。从此后，武汉女士来信就断了，张先生也不再多来取信。外祖父为此心里懊悔，又不敢向张先生承认。听母亲讲，外婆因此事埋怨了外祖父很多年。

隔一年，张先生东渡日本留学，两人便只有书信联系，无法见面了。一九三二年张先生回到上海，在左联任宣传部长。而外祖父则到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做教授。地分南北，还是没有机会见面。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外祖父应邀参加庐山牯苓茶话会，而后随国防参政会自南京迁武汉，创办艺文研究会。同时张先生也从上海撤退到武汉，主编一个杂志，叫作《七月》，并开始用胡风的笔名发表文章。

这时，两个人才又得以见面。国难当头，当时几乎所有文人学者，都投身抗日救国活动。外祖父弃学从政，在牯岭会议受蒋介石和汪精卫器重，很快进入国民党高层。张先生则多年担任左联领导工作，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有段时间甚至房租也由中共地下党代为支付。

1936年10月22日，鲁迅葬礼在上海举行。宋庆龄、巴金、叶圣陶、张天翼、茅盾、胡风、萧军、萧乾等16人轮流抬棺

外祖父和张先生已经从知己的文友，变成两个敌对政治营垒的战士，可他们仍保持亲密的个人情谊，依然能够私下谈心，惺惺相惜。有一次外祖父忍不住，转弯抹角地问出，张先生一九三二年年底结婚，太太是江苏人，小张先生十二岁。外祖父暗自计算，可以确定这位张太太不是武汉写信的那位女士。但外祖父始终没有勇气，对张先生讲当年上海大沽路自己干的那桩恶作剧。

时值共产党在延安向全国宣布：今后中共服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指挥，共同抗日。张先生很高兴，对外祖父讲：共产党的工作是阶级斗争，可中国革命的要求是民族斗争。这多年来，我的苦闷是两种斗争之间有矛盾。不只是我，一般文艺工作者的心里，都有同样的感觉。现在好了，两种斗争合流了。

外祖父答：恐怕中共不会甘心做民族抗战的工作吧。今天他们参加抗战，使你的苦闷暂时解除。终有一天，他们又在抗战阵营里搞阴谋，那你和你们的苦闷不是更深了吗？

据外祖父讲，张先生当时听了这话，低头默然，良久不语。此次对话，外祖父记录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并且感叹：张先生是热忱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可就因为他满怀这么一份民族的爱和祖国的爱，他免不了要受到整肃。张先生后来几十年的遭遇，早就被外祖父猜到，实在很可悲。

1949年前胡风和夫人梅志与孩子一起

一九四九年外祖父跟着国民政府到了台湾，张先生留在北京，自此两人天各一方。不过几年，张先生遭到整肃，被外祖父不幸而言中。母亲说，外祖父在台湾听说此事，心里一定会很难过。也因此，母亲不准我跟着当时社会风气，批评胡风先生。可是我家因外祖父的海外政治关系，泥菩萨过江，终日提心吊胆，绝对不敢同反党分子胡风先生联络。后来多年，北京情况，众所周知。文革末年，母亲终于支持不住，辞世而去，就再听不到那些真实而感人的往事了。

现在读到许多纪念胡风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老人家其实一直健在到“文革”以后，真替他庆幸，但也暗自不免觉得遗憾。如果我有机会见他一面，亲口告诉他老人家：他最孤独的时候，在北京城里，至少我家五口人，还有远在台湾的外祖父，是仍然非常尊敬他的，那该多好啊。

愿张先生在天之灵，得到永远的平静。

刚出狱的胡风和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