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经过这场轰轰烈烈的辩论和运动，昔日大家璀璨、人文厚重的水木清华在一夜之间便成为了“工程师的摇篮”。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则一时成为了历史书中的不甚醒目的“过去式”专有名词。那次院系调整、全盘学苏影响之深远、入骨，可能连蒋先生自己都始料未及。

钱伟长一生，离不开蒋南翔。如果没有蒋南翔，钱伟长一生会少了许多蕴含辛酸的传奇故事：穿着周总理的鞋出访美国；56岁的科学家当上炉前工; 国家科学规划的主要执笔人变成技术革新能手；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设计了大型水压机和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中国唯一一位终身任职的大学校长；未读大学的高中毕业儿子成为中国顶级数码影像权威…….

钱伟长与蒋南翔天生有缘。

钱伟长

他们是江苏同乡。一个1912年出生在无锡，一个1913年出生在宜兴。

        他们是清华校友。在同饮太湖水19年后，又相跟着于1931年和1932年考入清华，假如不是钱伟长一报到就转读物理系，二位还会在同一个文学系里攻读学业。

        他们都是“一二九”热血青年。1936年，共产党员蒋南翔撰写了那句已被历史记载的人们熟知的“一二九”抗日救国宣传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钱伟长则身体力行，与20多名清华同学组成自行车队奔赴南京，沿路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在随后的年月里，他俩虽一个投身革命，辗转全国，成为青年工作的领导者;一个科学救国，远渡北美，成为享誉全球的力学家。但献身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共 同理想，使他俩在10多年后，一个放弃有望进入中共领导层的青年团要职，一个舍弃海外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异途同归清华服务于母校。 1952年10月钱伟长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教务长，1个月后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两个热血校友共聚母校，本应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好搭档，把清华这所众望所 归的教育圣殿，掌管得有声有色。然而，事与愿违，就在他们再度相聚于清华园的4年后，双方爆发了一场关于教育体制的龙虎之争。争论的结果大家已知，不仅钱伟长蒙受22年苦难，也使得他们共同珍爱的母校和中国教育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致在过了50年、国家大发展后，还会有难解的针对教育的“钱学森之问”问世!

        那场争论的焦点是清华大学的培养目标问题。

        蒋南翔的观点十分清楚：清华培养的应是工程师。他说：“现在清华大学必须解决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要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取得大批地培养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政治质量的新工程师的实际经验。”  “清华过去的工科毕业生并不能马上担负工程师的工作，一般只能当技术员或见习技术员。今后我们不能再满足于过去的水平或仅仅比过去稍高一点的水平，而是要把学生的业务、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提高到清华毕业生都能担任独立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工程师的任务。”

        这里，蒋南翔就“工程师”的规格明确了两点：不当技术员或稍高一点的技术岗位；能独立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也就是说，清华毕业生来到工作岗位之日，就能胜任工程师的工作。

        为了达到培养高水平工程师的目标，只能穷尽可能地将专业划分得细而又细，进而在专业的基础上，再划分专门化;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将专业课程设置得完备再完 备;只能是包罗万象地将工程师工作所急需的招数、技能传授得无一遗漏。如此这般的后果，使学生不堪负重，教师不堪负荷，基础课被挤占，学生知识面狭窄，知识基础单薄。

        新中国的清华，不只是一所大学，它是新中国工科大学的标杆，它的办学模式指导全国。于是当时，一股否定欧美式教育制度而移植苏联教育模式的大规模院系调整在全国铺开。钢铁学院，冶金学院，地质学院，航空学院，铁道学院，矿业学院，石油学院，土建学院、粮食学院等苏式单科性专业学院纷纷脱离原隶属的综合性大学独立。

运动中的蒋南翔

        钱伟长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4年，加州理工成功的理工合一的教育体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针对理工分家、专业过细、知识狭窄、忽视基础、知识单薄、课程繁重的事实，钱伟长对蒋南翔的办学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说：“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但高等工业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做好准备。”“坚决贯彻‘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原则，把学习时数大大削减，加强基础课的教学，削减和合并专业课，取消专门化设置……从各方面来为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创造条件。”“必须下定决心加强基础课……基础课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基础打结实了，可以‘举一反三’……应当合并(基础)课程类型，应当让最有经验的教师来教基础课。”

        显然，五十多年前发生在清华园里的这场龙虎斗，不是口号之争，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关系着如何培养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亘古以来的国之要务。

        1957年1月23日，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转载了《光明日报》题为《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采访报道，并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有两点甚是触目：

        其一、《编者按》说：“这篇谈话，是钱伟长同志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的;发表之前也未经他本人审阅，所以还不能精确地表达他的见解”。

        众所周知，当时的钱伟长，是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等28种职衔的公众人物。作为清华大学校刊的《新清华》，竟然把自己的教务长、副校长涉及“高等工业教育的根本问题”的、而且是“不能精确地表达他的见解”的意见公诸于众，并且号召全校教师就此 “百家争鸣”，岂不太过着急?

        其二、《编者按》说：“钱伟长同志提出了一些高等工业教育的根本问题：如对过去教学改革的估计”。

        详读钱伟长的那篇访谈，除了“培养工程师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这一结论性意见外，其余文字，尽皆“专业”、“学时”、“基础课”、“专业课”、 “实验课”等等，有的还十分具体甚至琐碎，全然没有对教学改革作抽象的评价;其文字立意，也都是在这些技术层面上，根本无法解读出“教学改革的估计”这类 更高层面上的含义。

        经历了1955年的那场震颤人心的反胡风运动，人们对报刊的“编者按”都异乎寻常地在意。《新清华》作为校刊，其《编者按》不仅引人注目，其效应，用轰动乃至爆炸来形容都不过分。特别是当期《新清华》配发的一篇文章—《机械制造系教研组主任座谈的意见》，更令人望而生畏。这篇文章的篇幅一倍于对钱伟长的访谈，文中几乎将随后许多年里司空见惯的上纲上线大批判手法尽皆用上。现录2句：

        “按国家的需要有计划地培养出大量能迅速担负起实际工作的工程师，正是苏联教育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最根本的一点”;

        “我们坚决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这是正确的道路，而且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注意，谁对培养工程师的目标说三道四，则是反对学习苏联和回归资本主义! 姓社还是姓资，在当年可是严重的两条道路斗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就是反对和防止复辟资本主义。

        敏感的清华人从1957年1月23日的《新清华》嗅到气息：分歧已久的蒋校长对钱副校长开始发招了!

        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首先取决于当事各方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事人各自的性格特点，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事态的发展。钱伟长的少年气盛、词锋犀利、快人快语和蒋南翔的执意执著，催化了这场争斗的进程。

        关于钱伟长的性格特点，从两位长者的日记中，可以找寻到蛛丝马迹。1946年9月梅贻琦自重庆飞抵北平，住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见了许多清华校友，其中于 10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晚饭李剑秋备馔，仍在何(汝楫)家，马约翰偕其二女已搬住校内，相见甚欢。钱伟长似颇能饮，但稍嫌少年气盛耳。” 

        另一则，是浦江清教授1949年1月17日的日记，其中有这样的文字：“下午出席教授会……钱伟长提出责询学校美金账目……词锋犀利，冯公 (冯友兰，时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大窘。”

        正是这样的“少年气盛”、“词锋犀利”，使得钱伟长在蒋南翔的发招面前没有三缄其口。蒋南翔发招不久，钱伟长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就见于《人民日报》第6版。 钱伟长接招了!

        在这篇文章里，钱伟长提出：假如将工程师定为高等工业学校的五年培养目标，则必然导致“四过”与“四不”诸弊端。“四过”者：目标过高，课时过多，专业过细，负担过重;“四不”者，基础不牢，能力不强，就业不易，效率不高。因此，钱伟长肯定地说：“工程师是我们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方向，但是不能作为五年的培养目标。”

        钱伟长在文章里还写道： “国家是不是要求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出门就当工程师呢?显然并不是这样。”这岂不是把蒋南翔培养工程师的苦心孤诣指称为自作多情?

        相对钱伟长的快人快语，蒋南翔的执意执著更为深沉。蒋南翔主政清华园后，对身边的校级领导经常发出这样的警示语：要有政权意识。自然，不能由此推论蒋南翔要把校务与政权相等同，但仅仅“意识”两字，在当时恐怕已经是领导潮流的了。政权者，阶级统治，阶级压迫也。政权的得来，靠的是艰苦卓绝的斗争，是浴血奋战的牺牲，是枪杆子对枪杆子的撞击，是处心积虑与处心积虑的周旋……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蒋南翔，受命执掌清华之后很快提炼出这样的警句，他强烈的责任心与誓在必胜的使命感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1953年3月2日，到校仅仅3个月的蒋南翔，就对清华大学全体教师党团员讲了一次话，这次讲话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校长的治校宗旨，当然也决定了清华以政治为主体的办学风格。在讲话中蒋南翔处处突出政治解剖了清华物理学教学大纲的缺陷：“这个大纲一方面在量上与我们的学制不适应，—太多。另一方面，在质上，又减去了物理学的重要部分—列宁对于唯心论的批判。”针对清华教授在学习苏联中作表面文章的现象，蒋南翔说：“过去张之洞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认为孔孟之道是世界无双的……现在教授中，有类似的情形：‘以英美为体，苏联为用’。他们不动自己的旧体系……”言简意赅，寥 寥数语，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蒋南翔进一步教导道：“一方面离不开他们，这要团结;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来教育学生，这要斗争。放弃了斗争，即离开了党的路线。”

        远者，高屋建瓴。出于对母校的认识，蒋南翔深知，要完成对她的改造，最可靠的保证在于自己培养的新生代的出现。于是果断地提出两大方针：“留成绩最好的同学作助教……把业务好、政治好的党团员留下……使新生力量成长起来”，“成立政治辅导处……辅导员要抽调成绩最好的同学担任”。

1956年5月清华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蒋南翔的发言里有这样一段：“我们学校好比一艘大船，它已经走完了第一个航程，开始转入另一个陌生的新航程; 而此时风浪很大，航线要摸索，船的发动机又出了故障，于是使人感到‘茫然’、‘模糊’、‘动荡’、‘前进迟缓’……在这种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 措……这时必须更加坚定我们前进方向的正确，动员一切力量，发扬谦虚谨慎和坚韧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这个方向而奋斗。”

  这一发言透露了蒋南翔的坚定、 坚强和艰辛。必须注意的是，这次代表大会的成果对于清华今后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蒋南翔被选举为党委书记，清华的领导体制自此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钱伟长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对手。现在无法判断，钱伟长是否属于蒋南翔所指的 “出了故障的发动机”。 钱伟长时任教务长，是校务委员会和校务行政会议成员，算作发动机也无不可。但钱伟长不是党员，是年10月，还升任副校长，因此不算的可能性大。不过无论如 何，两个热血校友异途同归共聚母校不到4年，就结下怨结。

        中国那些年的政治气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啦，1956年还是乍暖还寒，来年刚刚入春，就已经热烘烘的了。在这样燥热的空气中，钱伟长不一而足地快人快语下 去……1957年5月17日新华社记者朱继功采写的《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刊出。这篇报道的副标题，是“我是老清华了，但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随着“谈矛盾”的刊出，这场龙虎之争的要津渐渐浮出水面。

        下面把钱伟长所谈的“矛盾”与蒋南翔主管清华几年来的所谈所论做一个对比，领略一下当年针尖对麦芒的意象：

        蒋南翔：

        “清华大学是从英美资产阶级式的旧大学改造发展起来的，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日益增强和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这是胜利完成教学改革的最重要的保证。” 

        “怎样来加强党在整个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呢……学校中不应再有党和行政相互分离的两个领导中心，而须建立全校统一的领导核心。” 

        “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期，在教育改革的战线上存在着剧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低估和削弱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作用，是极端有害的。”

        钱伟长：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有另外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

“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它为‘进口’和‘出口’。究竟问题是怎样讨论的、布置的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

        “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得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

        蒋南翔：

        “对现在的教师来说，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他们还未建立……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教育学生。一方面离不开他们，这要团结;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按照他们的面貌来进行教育，这要斗争。放弃了斗争，即离开了党的路线。这是领导问题。”

        “对于老教授我们要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业务，但政治上我们要帮助他们、领导他们，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利益，也是我们的责任，否则，说明我们党性不强。”

        “对张子高、施嘉炀这些老教授，请他们参加校务委员会，在毕业典礼上请他们上台，讲讲话，他们觉得对他们很尊重，对稳定情绪有一定作用。”

        钱伟长：

        “在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

        “学术、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应该由老教授来领导，老教授在某门专业上应该站在权威的地位，助教升讲师、讲师升教授也给老教授以绝对的决定性权利。”

        “校务委员会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蒋南翔：

        “今后清华要解决师资的困难，必须正确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团结改造清华原有教师，一是有计划地大胆放手地培养新的师资。”

        “年轻助教和讲师，论资历不如老教授，但我们打破旧规支持他们，让他们当系秘书，实际上起助理系主任、副系主任的作用，行政上开会也找系秘书一起来。有时先告诉他们领导上的方针、意图，有意识给他们以便利条件，使他们更好地负起责任。”

        钱伟长：

        “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青年教师’……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服务的……如果把老教授同青年教授搁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

        蒋南翔：

        “我们对学校中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一概采取团结和尊重的态度……但是必须说明，关于全校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团结，我们认为必须适当地建立在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并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钱伟长：

        “清华总是对教授持怀疑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物工作中。”

        “往事，似乎是值得留恋的……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绷起面孔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关系不融洽……你要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

        蒋南翔：

        “清华大学的中心工作，是进一步深入教育改革和学习苏联经验，来实现为国家培养工程师及高等工业学校师资任务。这就要求清华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钱伟长：

        “我还是要谈我的看法。我反对大学毕业生就是工程师的提法，大学学习不过是打个基础，真正的学习是从生产实际中开始的。”

        这些话语的对比，终于揭示了这场龙虎之争的许多本质的东西，诸如领导体制、依靠力量、教授作用、传统继承、学术氛围乃至人际关系等等。这里，没有了事务性的纠葛，没有了词语性的修饰，有的是原则与原则的相对立。

        几年来的感受使钱伟长似乎悟出这样的道理，仅仅讨论诸如课程设置、学时安排等等方面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蒋校长不是梅校长。为了自己所钟爱的清华，钱伟长只得在更深的层次上，快人快语一番了。

对于蒋南翔来说，仅仅在课程设置、学时安排、培养目标称谓上持有歧见的人，还属于可以争取或者挽救的对象;而“依靠教授”、“教授领导”这些问题，则是根本不容谈论的了。在蒋南翔的心目中，政权更迭前的清华实行的不就是把“依靠教授”、“教授领导”推到极致的“教授治校”吗?结果治出的不就是一所“打着国耻烙印、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封建买办的贵族化学校，一所亲美、崇美、媚美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吗?

        果然不久，蒋南翔在题为《反右派的斗争保卫了党的领导保卫了清华大学社会主义方向》的反右斗争总结里，给了钱伟长以明确的回答：“钱伟长是全校右派的旗帜，不仅在学校中是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在全国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是章罗联盟中六大教授里最活跃的一员大将。过去他运用两面派手法，曾经欺骗过许多党内外教师和学生，这次在运动中混水摸鱼，显露了原形。”

        钱伟长划右派以后的遭遇，不需本文再说。这里，再介绍几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

        钱伟长就理工分校问题，曾向蒋南翔叫阵：“在大操场划一条线，相信绝大多数会站在我一边。”当时清华“物8”全班站在钱先生一边，几乎全班成右派。 

        反右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张劲夫专门找到蒋南翔，请他不要定钱伟长为右派，因为当时钱伟长还兼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但蒋南翔不听。

        蒋南翔对钱伟长等清华右派教授毫不留情，但他对“右派学生”，却仍然保持着父亲般的温暖。他曾找来“右派学生”，发誓清华会100%地努力团结他们，对他们仍然“望子成龙”。对“右派学生望子成龙”这句话，让蒋南翔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钱伟长之子钱元凯是当年北京四中“明星级”的学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且在思想品德、体育锻练、课外科技活动等方面均表现突出。 1958年尽管在高考中取得了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却依旧名落孙山。那时考生的政审结论必须就是否能录取签署意见。拨乱反正查出档案，在他的高考档案批有“大右派钱伟长之子，不予录取”的字样，而执笔批字的就是蒋南翔。 

文革中钱伟长被送到到首钢做炉前工，他曾发表劳动体会说：“工人阶级真伟大，他们从不在自己的劳动成果钢锭上写上自己姓名，而我远不如他们，写书一定要落上自己的名。” 钱伟长这段话成为当时臭老九被工人改造好的典型例子。

        文革后钱伟长的右派迟迟得不到改正，在清华的日子不舒畅，表达了想离开清华去南方发展的想法。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有意让贤请钱做院长，但钱伟长说： “要我到蒋管区(蒋南翔时任教育部长，华中工学院是教育部管院校)中去任校长，这是不可能的事。”

钱伟长由此与华中工学院结缘，其女钱开来 1979年考上华中工学院力学系，后到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笔者在华中工学院力学系读研时目睹过钱先生与她女儿在校园漫步。钱伟长到上海工大做校长后，好几个博士生都来自后华中工学院力学系，如周哲玮、王蜀、邵仁兴。

        蒋南翔的师妹韦君宜晚年回忆说：蒋南翔是好人，但有些事情我没有想通。韦君宜指的是，在所谓“反右”斗争中，蒋南翔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清华党委第一书记袁永熙、副校长钱伟长、水利专家黄万里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且事后也不愿向这些曾被他冤屈的同事和教授赔礼道歉。而1979年中国文联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周扬在作协代表大会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检讨自己过去的左倾错误。他诚恳地向过去被他粗暴伤害的好同志，如丁玲、萧军、艾青、罗烽、刘绍棠等，赔礼道歉，引起全场热烈掌声。

        1988年蒋南翔逝世。他再也没有向钱伟长道歉的机会。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逝世，上海大学和钱伟长担任董事长的暨南大学网页同时披黑，以示悼念。从7月30 日到8月7日，作者一直期望着清华大学网页同样披黑，那怕只在8月7日钱伟长遗体火化时只披黑一天，用此方式代表已故老校长向钱伟长的在天之灵道歉忏悔。 因为此时的钱伟长虽是上海大学校长，但我想直到他永远闭眼的那一刻，他对清华仍梦牵魂绕，如果在“上大人”和“清华人”之间只能抉一，他会毫不犹豫选择 “清华人”。这不仅是因他在清华园生活和工作了44年，在上大只工作和生活18年。而是清华集结着钱伟长一生太多的梦与情。但是，我失望了!

        蒋南翔能在天堂向与他再度重逢的钱伟长道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