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8日，名满天下的企业家孙大午被中共当局构陷迫害、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同案治罪还有他的19位亲属袍泽，包括儿子和弟弟也被分别判9-12年徒刑。此外，大午集团还被判处罚金，追缴“非法集资”人民币10亿多元，意欲使孙大午倾家荡产。如此残忍，令世人义愤填膺。当局列出寻衅滋事、妨害公务、聚众冲击国家机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强迫交易和破坏生产经营等8项罪名，但是孙大午等人的律师辩护团队在法庭上以充分的证据论证这些罪名一个也不成立，全是颠倒黑白的指控。明眼人都可看出，所有这些罪名都是欲加之罪。整个孙大午案之操作，完全按照中共政治迫害的基本套路。也就是从政治角度定案，先由上级党组织进行有罪推定并确定刑期，再经由公检法部门具体操办。办案部门按所定刑期罗织罪名，在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黑监狱中采用刑讯逼供方式收集“证据”欺骗世人。

孙大午是一位传奇人物。他1984年开始创业，以1000只鸡与50头猪起家办农场。十年之内发展为大午集团，跻身中国民企500强。此次系狱之前，大午集团有固定资产20亿元，年产值30多亿元，员工9000多人，占地5000多亩，经营范围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并且还打造了一座城镇，开办学校和医院，员工在医疗和子女就学等方面享有各种福利，广受美誉。

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广施善德的企业家之所以横遭毒手，正是因为他太有思想、太有情怀、太有影响力，在政治上不能见容于党国。孙大午因言获罪，已有“前科”。他因为在自办的大午网站上发表《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等文章议论时政，2003年4月被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公安局勒令大午集团停业整顿6个月，并罚款15,000元。与此同时，当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对孙大午实行刑事拘留。当时有包括杜润生、茅以轼在内的众多党内民主派人士及自由派学者、律师和记者为他的释放积极奔走呼号。据说此案牵动最高层，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在他的案件信息上批示，指出对于影响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家、农民企业家处理要“特别慎重”。结果，2003年5月29日孙大午受到“从宽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外加他本人交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交罚金30万元，花小钱消灾。

当今孙大午再次身陷囹圄，具体来由是因为大午集团权益被一家国营农场侵害而奋起维权。孙大午这一次再没能躲过劫难，深层原因则是中国已经从胡温时期的后极权社会转进习近平复辟极权的“新时代”。孙大午在2003年受到警示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继续与各类自由派人士交往。他甚至模仿宪政民主政治，在他所创办的大午集团推行“私企立宪”，形成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从制度上限制他自己及其他高管的权力。而且，他还设计别具一格的分配制度，使得企业管理层根据其能力与贡献与员工“共同富裕”，在企业内部实现“有差异的均富”。

孙大午以这种方式推进中国的宪政事业，在公开宣布与宪政民主及普世价值为敌的习记党国，显然犯有大忌、格格不入。孙大午自以为他奉公守法、遐迩闻名，干的是利国利民的事业，因而有恃无恐、特立独行，结果招来牢狱之灾。孙大午的命运，很像任志强。任志强也是自以为一身正气、广有人脉，一言一行都是为民请命，因而有恃无恐、放言无忌，结果招来牢狱之灾。他们两人都被判处18年徒刑，好像党国当局是故意引发世人之联想。

孙大午的灭顶之灾，其实还与另外一位民营企业家李怀庆极有相似之处，都是政治罪名和经济罪名双管齐下，人身自由和资产家业一并剥夺，并且“株连九族”。李怀庆是民企重庆富华典当公司的老板。他长期关注和资助弱势社群及救助尘肺病患者，积累了一定声望，而且在自家微信群中转送一些有关民众为公平正义进行“道义抗争”的信息，因而被党国当局列入进行政治迫害的打击对象。李怀庆于2018年1月被刑拘，2018年4月被重判有期徒刑20年，开列的四个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敲诈勒索、诈骗和非法拘禁。
任志强、李怀庆、孙大午等敢言企业家相继身陷囹圄，再加上这几年吴小晖（安邦金融财团）、肖建华（明天系金融财团）、马云（阿里巴巴）等众多顶级私企老板接二连三被整肃，蚂蚁金服、滴滴出行、美团外卖、新东方、好未来和高途等众多上市公司遭受监管部门重拳打击，金融业民企血流成河、教培业民企灰飞烟灭、工商业民企哀鸿遍野，如此种种，是否意味着习记党国当局要灭掉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资本？是否意味着习记党国与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已经势不两立？

2009年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笔者同时在博讯网站和《青岛日报》发表《六四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一文，列出中国自由主义阵营各显神通的六路人马，分别是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自由派（民主派）、自由主义异议分子、基督教自由派、维权律师、草根维权人士。斟酌再三，没有列出民营企业家群体。当时这样做，有两层考虑。一层考虑是，民营企业家群体当时并没有被当局列入整肃对象，如果我将他们列入中国自由主义阵营而引起当局注意，使他们成为党国打击对象，则罪莫大焉。另一层考虑是，除了个别有识之士，民营企业家们或者因为思想水平局限、或者因为经济利益所束缚，在思想上尚未认同宪政民主、在实践中更鲜有公开诉求宪政民主之言行。

当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应当如何定位？他们与中共党国处于何种关系？要对这两个问题给出准确答案，首先要判定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权力结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极权主义党国，既灭掉了作为中国传统文明载体的乡绅（在阶级成分上被中共划为地主富农），也灭掉了传播到中国的现代西方文明（将城市精英定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剥夺和管控）。毛记极权主义党国，经济上推行的是党国社会主义。在党国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民营企业家群体连同私有制一起被剿灭。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后极权主义党国。邓记后极权主义党国，政治权力仍然完全被中共垄断，但经济上推行的是党国资本主义。党国资本主义是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输血来延长中共党国的寿命，允许私有制及民营企业卷土重来。党国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自由资本主义以神圣的私有产权为基础，市场和政府之间有明确边界、市场主体与政府在法律上是平等实体；党国资本主义则是以党国政权为基础，市场从属于党国、民营经济从属于国营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和权力格局中，民营企业家群体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只有苟且一途，对官府和党国官员们的各种制度歧视、恶意刁难和敲诈勒索选择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特别是在政治上俯首帖耳，听党话、跟党走。

面对这种备受屈辱的党国附庸地位，民营企业家并非完全没有抗争意愿。汇集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天则经济研究所民企研究中心”等组织中那些有天道关怀的商界精英，无疑是在通过组织化形式形成群策群力、守望相助的联盟，提高民营企业家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但是，他们必须将他们的政治意图掩藏在慈善公益或学术研究活动中。日前，一批旅美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发起成立“中国民营企业暨工商业者联盟”，在倡议书中终于亮出皈依普世价值、追求宪政民主的鲜明旗帜，在政治上与中共政权公开决裂。
这些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历尽沧桑，终于认定他们以及中国的出路在于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宪政民主。中共统治集团死守极权江山的党性和集体意志，只有北朝鲜的金家王朝可以媲美。上个世纪70年末朝野上下联手去极权化之初，人们有痛彻心扉的文革记忆，与极权暴政一刀两断的举措有深厚的民意基础。但是，在文革中深受其害的“走资派”第二号人物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给去极权化划下不可触碰的红线。众所周知，“四项基本原则”与林彪1966年5月18日为落实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提出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四个念念不忘”一脉相承。“四项基本原则”后来作为中共的“立国之本”写入党章，成为罢黜胡耀邦和赵紫阳、清洗中共党内自由民主人士的政治依据。“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被推翻，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没有动摇，也为当今习近平的极权主义复辟埋下祸根。

1976-1989年间，中国在阻力重重之下坚定地向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的大方向迈进。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之后，中国的民主化转入低潮，但是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反而加速和深化。极为狡诈的中共政权，既从中国民众的愤怒和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败亡中，看到了唯有利用市场经济改善民生才能收买人心；也从制造业向资本洼地大转移的全球化图景中，看到了以辽阔市场和低人权条件下的廉价生产要素吸引国际资本形成利益捆绑并获得输血的机遇。中国民营企业正是在这种新环境中迅速壮大而与国企、外企三分天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与此同时，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新进展，也一方面催生新的法律体系、直逼中华民国沦陷前的“六法全书”；一方面推高中国人的观念水位，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宪政观念随之高涨，承继中华民国之学派的中国自由主义也重现江湖。避不开躲不过的中国民主化议题，在世纪之交又以新的方式重登政治舞台。2012年习近平登基之前，维权运动和宪政观念相结合的中国民主化新路径获得广泛认同，网络政论的话语权实际上已经为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所掌控，宪政转型被民间提上议事日程，思想界自由主义宪政、儒家宪政、宪政社会主义三大宪政思潮相互激荡。当时中共党国如果顺其自然做出让步、软化“维稳体制”和镇压意志、开放言论空间和政治空间，一党专政便会在波澜不惊中淡出历史舞台。反之，中共党国如果要阻止江山变色而滑向宪政中国，就必须全力以赴摧毁体制内外向往宪政的进步力量。何去何从，只在一念之间。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的方向基本上取决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共党魁所做的选择。习近平本是教养缺失、德不配位的平庸官僚，在政坛几十年碌碌无为、面目模糊，因而部分国人期待他上台之后顺水推舟、顺着时代潮流为中国宪政转型推波助澜。国人始料未及的是，中国之国运如此不堪，承接大位的习近平竟是权欲薰心的大奸大恶，再加上他党国情结深入骨髓、知识结构陈旧浅陋、价值理念走火入魔、内心世界阴暗歹毒，柄政以来依赖中共政权内部最顽固的极权主义反动势力将中国推上向极权主义社会倒退的最坏路径。

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办发〔2013〕9号），宣布与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及公民社会为敌，就已表明习近平政权的政治目标是倒行逆施、打断中国宪政转型的历史进程。接下来的几年中，习近平重新激活所有极权主义元素、授权党国爪牙打手全面系统地进行大清洗。通过选择性反腐和特务政治清除和震慑体制内异己；通过严刑峻法摧残体制外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包括为民请命的维权律师、草根非政府组织、家庭教会、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在中国公民社会发挥交流和动员等重大功能的互联网。习家军的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企业家群体中有异心之嫌或看来扎眼之人，遵从的是极权专制的权力逻辑。习近平固然看重企业家为习记党国创造的财富，但极权统治机制一经启动，就会按其内在逻辑疯狂地滥施淫威、碾压一切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异己力量，不管是由于主子习近平本人反复无常的心念、还是由于他手下那些打手爪牙们向主子表忠邀宠并从中谋利。
古往今来的大独裁者，都是大奸大恶。他们在宏大叙事的高大上幌子下作恶，戕害人类、误尽苍生。两千多年前改变中国发展轨道的秦国，作为一个蔑视道德准则的“虎狼之国”，以法家的愚民之术和论功行赏激励奸人杀人越货，以不论是非只讲成败的“霸道”压倒弘扬仁爱公义的“王道”，用武力终结多元竞争的战国时代而建立大一统的“暴秦”，是典型的大奸大恶。共产极权领袖的专制，是登峰造极的大奸大恶。他们以共产主义天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高大上口号来招摇撞骗、包装他们对权力的无穷欲望、掩盖他们祸国殃民的滔天大罪。共产极权暴政之所以能够比威权政权作恶更大，除了因为它的作恶能力更强，也因为它的弥天大谎更有欺骗性。国人屡次受中共宏大谎言之欺骗或勾引而吃尽苦头，血泪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在中国复辟极权主义，正在向毛泽东看齐，打着“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号强奸民意，强制国人屈从于专制淫威，侵夺国人的利益甚至于生命。

面对穷凶极恶的中共暴政，面对习近平这种蛮横无道的暴君，中国民营企业家当何以自处？托庇于权力，媾和勾兑、苟且偷生，是一种选择；“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也是一种选择。但是，疾恶如仇的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更应该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志士仁人不能眼看着奸贼妖孽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摧毁中华民族、打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号戕害人类并陷中华民族于不义。古人所说的“为生民立命”，在不同时代有不同之意旨。当今之世，中国的旧邦新命，唯有宪政转型。 唯有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宪政转型，才能真正给国人的生命财产提供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使国人能够活出尊严和精彩。

习近平执政愚妄低能、权术炉火纯青，十年来小人得志、不可一世。但是，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专制独裁、为非作歹的习近平已成人类公敌。因为违逆世道人心，习记极权党国外强中干、四面楚歌。习近平的以攻为守，只不过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垂死挣扎。中国体制内外健康力量自当把握时机放手一搏，早日完成大势所趋之宪政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