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澤厚（1930-2021）在紅旗下成長，思維脫胎某家理論，始終不離此家套路。在言論思想管控深入每個毛孔的國度，其言其書至今流通。

評論一個從事思想研究的人，可有多種角度。諸如學術資質，是否有真才實學，是否有理論突破，是否有思想深度和學術貢獻。這類評論，需要論者具有思想眼光和學術見識。

還有一種角度，把文字和行跡相互映照。其言其人，互為表裡，相互闡發，此即知人論世。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二

 

李先生畢生是某家理論宗奉者。從青年至晚年，發論持議，著書寫文，一直靠它。

研究史學，需掌握大量史料。明清歷史，史料尤豐。內閣大庫、歷代實錄、私家野史、個人筆記、海外資料，多種多樣，卷帙浩繁。弄清一個問題，需要大量閱讀；搞清系列問題，近乎窮盡史料。研究思想，似乎進入自由太空，馳騁理論，全憑聰明，大腦忽來妙想，摘錄幾條文字，飄飄搖筆為文。七十年來，某家理論一尊，思想研究最易放肆，思想問題最易虛飄，這個地界最易魚龍混雜。

清代學者治學堅實、注重考證，出現《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漢學師承記》諸學術史、思想史。某家理論一風行，李先生獲此捷徑，既不吃力寫通史，也不專心撰斷代史，而是拎出三五人，洋洋灑灑寫史論，蜻蜓點水寫述評。他手持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兩把板斧，闖入學界，一副後生先聲奪人、縱論古今氣勢，儼然思想家，一躍而成名，正是時勢造英雄也。

前代學者侯外廬等人矻矻寫《中國思想通史》，李先生只寫飄飄史論。他的古代近代現代三本思想史論，思維和立論之根基就是某家理論，諸如反映論、決定論、魔術般的辯證法，推演此家思維套路，致力於此家理論對思想史研究的獨家統治，成為官方意識形態部分。

湯用彤從事佛教史思想史研究，既著史，又著論。其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論稿》，史料翔實，學風質樸，論從史出，創見迭出，讀來厚重可信，頓感學術分量。

研究需要紮實，思想需要自由，心靈需要寥廓。學而不實，焉能走遠？成為套中人，則是又一不幸。李先生眼界思維始終囿於某家理論套子。如此寫作，完成之際，即書死之時。強權一旦倒塌，其思維教條和話語體系灰飛煙滅，附著其上的皮毛不吹自散。

中國思想史研究，應當在學風踏實、史料精研、歷史深思、方法創新中重新開始。

 

三

 

他的現代思想史論，以“救亡壓倒啟蒙”一文知名。對於此文，我在九年前發表《“救亡壓倒啟蒙”是一個偽命題——中國百年歷史、思想史論札》一文（《民主中國》2012年8月），做過深入分析和論述。

在我看來，啟蒙就是救亡，救亡就是啟蒙的實踐。換言之，啟蒙直通救亡，救亡要靠啟蒙。啟蒙和救亡，是同一事物的兩面，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互融關係，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關係。救亡可有三層面：個人拯救、民族拯救、人類拯救。救亡的實質，就是人類文明的拯救。

近二百年來，自晚清至日本侵華戰爭，中國人民對外抗敵禦辱、對內反抗專制，構成思想啟蒙、精神解放、民族自救、人民自由這一偉大歷史事業。換言之，啟蒙精神和救亡實踐，貫穿這一歷史進程。李先生無視這一史實，居然將二者說成勢不兩立關係而高談闊論。

顯然，愚昧不能救亡，救亡要靠啟蒙。如果救亡“壓倒”啟蒙，人們要問：這是哪家的救亡？這種救亡到底有無現代文明性質？

顯然，他的“救亡壓倒啟蒙”是沒有事實依據、沒有思想邏輯、沒有理論意義的偽命題。

他的錯誤在於不知啟蒙、救亡兩詞的真實意義和關係，卻斷然將兩個詞對立起來。這種簡單、浮面思維，如同把孟德和阿瞞對立起來，不知一人而有二名，就像硬幣之有兩面。這類簡單思維停留於詞語表面和形式邏輯推演，未能上升到理論思維層面加以辨析。若有人硬說孟德和阿瞞是有你沒我、有我沒你的兩個對立的人，若以這種論斷模式解釋中國現代史，歷史研究豈不成了信口開河、玩弄詞語的嘴皮子遊戲？這樣談論思想史，豈不成了假大空之論？

“救亡壓倒啟蒙”成為一種話語模式和思維模式，與此後若干口號同出一轍，諸如“穩定壓倒一切”“維穩壓倒一切”。口號者誤導人們思維，無視這一常識：社會穩定與保護人權沒有矛盾，保護人權就是維護社會穩定；要求法律公正、清除政治腐敗、保障公民自由，是社會穩定的根基。

這種“壓倒”說，出自《紅樓夢》“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種非此即彼、兩極對立式思維和話語模式。這類話語頻現，顯示人們思維偏狹淺薄、兩極對立和單向度。

中國人走向現代文明和思想健全，必須掃蕩動輒“壓倒”式思維和話語模式。

在我看來，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今，中國百年歷史和思想史的最大癥結、核心問題、根本衝突，是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奴役、平等與特權、光明與黑暗的衝突、較量和搏鬥。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指出，語言具有任意性（arbitrary）。李先生文章使用的救亡、愛國、革命諸詞，實際是些宣傳性詞語。學者治學，需要深思，應當辨偽。若無歐坎剃刀（Ockham’s razor），可用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庶幾可免齊東野語。

這裡指出李先生論斷之謬，只是其三本思想史論之一例。

走出狹隘理論套路，打破陳腐思維框架，拋棄虛假話語體系，讓實學和思想回歸。

理論是高級心智遊戲，學術是高級心智競賽。成某家理論套中人，實非智者所為。

 

四

 

一九八九，全民上街，呼籲政治改革，民主大潮洶湧澎湃，四十年來最美好的春天。

北京的鮮花倒於血泊，中國的春天被坦克碾為塵土，東歐和蘇聯人民湧上廣場，他們的革命頃刻成功，共產極權接連倒塌。蘇聯解體，東歐變色，自由降臨，某家理論土崩瓦解。

那個春天，北京知識人士湧入洪流。李先生也閃露廣場。一九九五，血跡未乾，冤魂飄蕩，屠夫槍口冒著煙，有人離開苦難國土，舉起一面怯懦降幡——“告別革命”。

前有錢府少爺假洋鬼子呵斥阿Q“不准革命”，後有李先生危言聳聽、喋喋不休的“告別革命”。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民主運動慘遭屠戮，政治專制加速腐敗，極權資本瘋狂攬財，武警軍隊急速擴張，中國成為警察國家。八十年代民謠“大蓋帽、兩頭翹，吃完原告吃被告”，迅速變成官僚集團賄賂公行、軍警肆意逮捕律師、動輒判刑敢言民眾、指控他們尋釁滋事。當下出現奧威爾“一九八四”式全面黑暗場景的新民謠：“中國有法律，但得不到正義；有法院，但看不見公平；有公安，但盼不來平安；有醫院，但保不住健康；有紅十字會，但求不得慈善；有監視器，但看不到真相；有最大的互聯網，但說句真話好難；有最強大的政府，裡面全是貪官。”

每年上萬起民眾上街抗議，要求社會公正、要求公民權利。改革早已死掉，出路統統堵死。專制集團以極端野蠻手段，把社會置於道路以目、不能喘息、岌岌可危的火山口。

此時出現“告別革命”口號，大呼革命可怕呀，革命是破壞呀，革命要掉腦袋呀。請問：如果當下中國出現革命，是人民歡欣鼓舞，還是專制集團恐懼？掉腦袋的是億萬百姓，還是極權勢力？毀滅的是社會文明，還是暴政體制及其無所不在的巴士底獄？

幾十年前，革命兩字成了鼓動流氓無產者不勞而獲、火中取栗的乞食袋，現在革命兩字卻成了恐嚇人民的咒語。這是心懷人民利益者言論，還是身在海外、心懷魏闕者心思？對照幾年前廣場之一閃，這是有人格氣節者，還是契訶夫筆下的變色龍？

必須指出，革命是人民的天賦人權。革命是人民為捍衛自身權利不受剝奪而採取的最後選擇，任何人無權剝奪人民的這種天經地義權利，無論和平抗議還是使用武器。

應當指出，革命有多種表現方式，絕不意味著必然流血。武裝革命只是其一，例如攻破巴士底獄、結束君主專制、王冠滾落街頭的法國大革命。此外，還有英國的光榮革命，捷克和東歐式天鵝絨革命或曰顏色革命，這些都是和平的、不流血的、狂歡節式皆大歡喜的革命。

遭受極端打壓、殘忍迫害、沒有公正、無處講理的人民，需要一場暴風驟雨、揚眉吐氣、振奮民族精神、創造自由美好的未來。想想一九八九那個熱情洋溢的春天，人民多麼歡暢鼓舞、社會秩序多麼井然，沒有警察、沒有小偷、沒有鬥毆、沒有交通事故，人人親如兄弟，萬眾一心上街，向專制體制吶喊民主、法治、自由，要求言論自由、社會民主、政治改革。

一切推進政治進步和社會文明的革命，應當以武器為後盾，努力以和平方式避免流血，拿起武器是最後一步。一九八九以來蘇聯和東歐發生的天鵝絨革命顯示，當代革命越來越具有和平、理性、非暴力特點，這是由於專制集團對人民革命的恐懼和屈服，他們內部分崩離析。

　　反對革命的人，不必拿革命兩字和血淋淋咒語來恐嚇那些必須站起來執行社會正義的人民。人民比這些懦夫有知識理性，他們明白應當如何保衛自己的權利。

　　必須指出，革命的本質，就是迅速改變制度、推進政治文明。流氓奪權、倒行逆施卻自稱革命，那不是革命，而是反人類、反文明。把踐踏人類文明的流氓行為稱為革命，是對革命二字的褻瀆。人民渴望革命風雷，清除那夥使政治黑暗、社會野蠻的流氓勢力。革命是解體專制制度、建立文明政治、走向社會光明的快速方式。

不知何謂人權，何謂革命，沒有政治學知識，就誇誇其談，叫喊告別革命。這是學風踏實的思想家，還是沿街叫賣萬應丹的掮客？愚昧無知的是中國人民，還是滿紙糊塗言的作者？

假如非要談論革命，李先生本可讀讀卡爾富特（P. Calvert）《革命》（Revolution），或布潤頓（C. Brinton）《解剖革命》（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兩書大概沒有中譯本，任何一本皆可使他避免強不知以為知，花狸狐哨闊論危害，把革命視為萬惡淵藪，把一切罪惡都往革命頭上扣，革命成了屎盆子，任他拼命臭烘烘踐踏，鬧出一堆聳人聽聞、貽笑大方的妖蛾子。

貪官污吏橫行霸道、人民全遭封口禁言，到處活摘人體器官、邊疆沃土成為集中營，水庫洩洪人民浮屍飄野，健身練功、修身養性的人們被誣為罪犯而遭酷刑，面對如此黑暗世道，身在海外、高喊告別革命的李先生，可曾公開發過一言憤慨或譴責？這是誰家學人？這是哪門子思想家？

換個角度吧。李先生為何不向專制集團高喊“保障人權、推動改革”或“結束專制、還權於民”這樣的口號？為何偏偏向人民高喊“告別革命”？這是否有拉偏架、送秋波之嫌？

他曾大談康德人是目的這一觀點，什麼主體論呀，什麼實踐理性呀，此時他為何不拿出人是目的這一主體論，讓理性實踐一下，舉起人權旗幟，為人民呼喊一聲呢？他的書中大言，難道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他的語言方式耐人尋味。他只說不要什麼，卻不說要什麼。這是一種油滑。他為什麼以否定語式、反對態度，而不以肯定語式，例如“堅持人的尊嚴、必須政治改革、走向民主自由”，表達正面立場和積極態度？他為何偏愛陰暗、害怕光明？他的書名，幾分羞赧、不無扭捏麽？

香港陷落，明珠破碎，一國兩制成為廢紙。連“香港加油”四字都成了敏感詞而遭封殺，有人還在嘟囔著改良好呀。這與那個得知饑民遍野卻說“何不食肉糜”的癡呆晉惠帝，豈非半斤八兩？

想想清末為推動政治改革、社會進步而獻出生命的英烈——揮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譚嗣同及其戊戌變法諸君子，鄒容，陳天華，秋瑾，黃花崗烈士們——不禁愴然。那一代知識分子，鋼筋鐵骨，浩然正氣，頂天立地英雄兒女！可悲後人，一群懦夫，無數軟骨，談何知識，論何思想！

 

五

 

如果康德（Kant）遇到這場天地震怒、人神共憤的大屠殺，作為主張人是目的、寫出三批判的德國第一哲學家，他會在哥尼斯堡小城書齋、聽著教堂叮咚鐘聲、一聲不吭麽？這位堅定高揚人權和自由、熱烈讚揚法國大革命的德國首席思想家，能不以學者的良知而站出來抗議麽？

作為偉大思想家，人類的良心，他可能會寫出第四部批判。

若康德不站出來抗議，他的批判哲學或許會成為一地雞毛。

一位猶太人德雷福斯忽遭官方指控。案件撲朔迷離、眾人莫衷一是。一八九八年，左拉（Zola）挺身而出，在報刊上以頭版大字標題、整個版面，向全社會發出吶喊：“我控訴！”（J’accuse.）這位繼巴爾扎克、雨果之後、執法國文壇牛耳、寫出長篇巨制《盧貢馬卡爾家族》（The Rougon-Macquart Cycle，1871-93）的法國作家，以強烈的社會良知和堅定的道義立場，顯示一個法國人的偉大人格。

雨中巴黎，街無人影。走下蒙馬特長長山階，去左拉墓地。他已去先賢祠，我去過那裡。偉大的人格，應當受到人民的尊敬。法國文化之燦爛，作家之傑出，巴黎之迷人，塞納河之流動，就在於代代都有性格氣質偉大的學者、思想家和知識分子。

一位國人，曾拿康德人是目的作主體論招牌掛在門臉，卻伏首於強權腳下，把他的小旗踩得稀爛，把他的小龕搗成土灰。民國時期學者章太炎搖著帶墜大扇去總統府門前大斥袁世凱包藏禍心，某人可曾有這種勇氣譴責當代屠夫？退一萬步，不，退兩萬公里，他在北美，可曾為大屠殺中的死難者、男女英雄、血肉同胞發出過哀悼之言？他可曾像左拉那樣，向屠夫發出抗議？他是否有人的良知、知識者的腰桿？他是言行一致的人，還是行跡猥瑣、低眉順眼、繞指之柔？

屠格涅夫（Turgenev）身為莊園主，憤怒抨擊俄國農奴制度，拒絕與沙皇專制制度一同呼吸骯髒氣息，為與黑暗制度作戰，他放棄貴族財產和莊園，毅然奔赴西歐文明。他發出漢尼拔誓言：與專制制度戰鬥到底。他在西歐，從不寂寞。他融入歐洲作家群體。他思想豐富，文思泉湧，潛心創作，直至最後一息，從未回沙皇俄國。

二零一八年十月，德國魏瑪，雨霧迷濛綠谷，溪水淙淙流動。我驀然想起這位傑出的俄國作家，他誕辰兩百年。他的人格，他的作品，他那種沉靜的激情，他那顆偉大的人道主義心靈，流動在中俄兩國讀者和作家的心靈。

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深刻揭露蘇聯黑暗現實，強烈批判蘇共政權罪惡。毋庸諱言，身為作家，他有思維局限。他有燃燒的激情，豐富的形象思維力，可惜理性思維不足。最大的問題是，他缺乏思維的徹底性。絕大多數人有此缺陷。但是，他對蘇共專制的批判態度和戰鬥意志，顯示人格的崇高和鬥士的勇氣。他離開蘇聯、隱居美國東北佛蒙特州幽寂山林。他深居簡出，從不寂寞。他緊張思考，潛心寫作。他拒絕向專制低頭，他絕不回國，直至它解體。

　　一位國人，在美國，思維枯竭，寂寞難耐。他對中國人民的苦難置若罔聞、不發一聲，但在紐約遭到恐怖襲擊，美國出兵海灣戰爭時，他憤怒譴責發動反恐戰爭的美國，說美國是為石油而發動對薩達姆政權的戰爭。

自一九九一移居美國，那位國人自由出入中國，在那裡講演，在那裡出書。他不甘寂寞，飛來飛去，似乎尋找存在感。他的講演，有時自己都不知所云。他的發言稿，有時乖巧添加額外文字。思想深刻、富於良知的海外傑出學者，不能回國，不能出書。那片國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笛卡爾（R. Descartes）說：“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沒有道義、沒有骨氣、沒有思想的人，何來存在感？靠浮誇和吹捧存活的人，焉能不寂寞？沒有自我反省的人，豈能有深刻的心靈、豐富的情感？

此人靈巧，知道哪些話能講，哪些話犯忌。此人精鬼，魚與熊掌得兼。

孔稚珪《北山移文》有個周子：“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山林對此假隱士，震怒拒斥：“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

 

六

 

一九五六-六二那場斷續美學討論，參與者或許只有一兩人略知藝術。在我看來，眾人拘於某家哲學的反映論，玩弄概念推演，話語不離唯物、唯心、主觀性、客觀性、主客觀統一云云，像一群盲人在摸象。這場所謂討論，實際是在唯物哲學統治下的命題作文。各自登台顯示此家哲學技法。他們爭論的不是美學問題，而是爭奪唯物哲學對美學研究的絕對統治。

不懂藝術，不懂文藝心理學，談何美學？

李先生一介青年躋身討論，可惜不懂藝術，觀點空泛，不脫唯物哲學反映論、統一論。

二十多年後，他寫若干關於美學的札記性文字，例如《美的歷程》，不過是些隨感，雖涉藝術作品，依然缺乏深刻系統研究，仍是浮光掠影式述評，這是他的一貫學風。踏實讀書、深刻研究、完整把握，似乎是對學者的要求，不是高談縱論者之事。

 

七

 

李澤厚出版於一九七九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提到康德人是目的而非工具這一重要觀點，這是有意義的。他陷於黑格爾邏輯體系，卻沾了康德思想之光。一九四九以降，在中國，人成工具，遭受奴役，任憑踐踏，隨意犧牲。奪權戰爭、朝鮮戰爭，大生產、大躍進，共產風、大飢餓，各種政治迫害、“文革”一鍋煮，人命全是草芥，數億人口消失。

毛死而“文革”收場，中國痛定思痛。康德思想有如日出——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參見《實踐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學原理》）——對於中國人的心靈醒悟和苦難反思有震撼性作用。

康德哲學以人為主體，構成主體論思想。這對於高揚人的尊嚴、批判奴役制度、建立以人的平等、自由和福祉為目標的現代人權社會，有重大啟蒙意義。

作為當代學者，必須指出這一點：這種主體論思想必須同時珍重和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自然與人類同等重要，不能以人的主體論誇誇其談、走向偏執，必須保護生態、愛惜地球，不可敗壞自然、窮盡資源。

人非宇宙中心，人與自然共存。自然可以沒有人類，但人類不能沒有自然。因此，不可單向度強調主體論哲學，必須與自然並重。如此持論，庶幾完整。這才是當代有深思精神、負責任的學者和思想者態度。

 

八

 

文學人人愛，誰不想摸摸它？某先生喜歡客串文學，談談小說，論論作家。他厭惡張愛玲，他說錢鍾書是一地散錢，《圍城》是三流小說，等等。他不理解喬伊斯、卡夫卡何以那樣寫小說，因為他要從小說中找故事，就像大眾愛看熱鬧，孩子愛聽故事。至於看門道，那是文學家的事。

各有所愛，這很自然。他那些肆口而發的議論，似乎帶某種政治偏見或個人偏見，亦顯示他對文學和小說欠缺鑑賞力，對現代派意識流或荒誕式作品缺乏理解。文學需要才情和素養，這既帶天分，亦需熏陶。文學不是他的專業。

張愛玲無疑是那個時代中國最忠於內心良知感受、最富才情的女小說家。錢鍾書讀書勤奮，學問淵博，史料翔實，跨越中西，有乾嘉學術精神，是珍稀讀書種子，在百年浮躁中國，鳳毛麟角，異常可貴。可惜錢先生欠缺專題論著、系統研究。拙文《學者的思想、道義與學問——從錢鍾書及其＜管錐編＞談起》（2016）曾有論述。錢鍾書《圍城》等小說，眼光犀利、筆調冷嘲、才智超群，在中國現代作家中獨樹一幟。那是才智作品，不是大眾品味。張愛玲、錢鍾書，皆以才情為小說，不受黨文學、主題先行、造作拿捏之類格套束縛，讀來行雲流水，自是高格。

談起現代文人，某先生信口胡掄習氣又來了。他步毛後塵，比成千上萬魯迅研究者更能耐，高談什麼思想發展，把一個寡廉鮮恥、窩裡混鬥、劣跡斑斑、既無做人道德又無民族氣節、毫無現代文明意識的小文人捧為中國第一，非戴上共產主義者高帽不可，令人捧腹絕纓。他竟不知魯迅明裡暗裡譏罵共產黨的話一籮筐。他不知魯迅其人，不懂其文，不知現代文學史上錯綜複雜、恩恩怨怨關係和種種雲遮霧罩、以訛傳訛的話語真相。這些問題，連專業研究現代文學史的學者和魯迅專家亦墮五里霧中，言之鑿鑿卻不知其誤。沒有史料依據，搖筆以論代史，高談闊論思想，想當然、高八度、立驚人之論，焉能不是假大空文字？這種思想研究，何來學術價值？這種學風，早該休矣。

　　關於魯迅其人其文，現代文學史上諸多撲朔謎團、複雜關係，此不贅述，請參見拙著《思想的毀滅——魯迅傳》（2014）。

 

九

 

一種理論，當人們發現它是毀滅文明、禍國殃民、造孽人類的謬論邪說，就必須批判它、掃蕩它。

基於西方豐裕社會現實和理論思維開拓，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理論弊病和錯誤論斷做出一致批判。這是繼德國學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後對此家理論發起的集體性批判。洞悉歐洲社會發展、有理論見識的思想家伯氏和考氏，被愚頑後輩罵為“修正主義鼻祖”。謾罵者們不知修正主義實在是個絕妙好詞，遠比原教旨主義高明。

與法蘭克福學派同時代，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位置僅次於鐵托、著名異議者德吉拉斯（Milovan Djilas）一九五七年出版《新階級：共產制度之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對掌權後共產黨之變質和墮落，做出深刻研究和批判。這些學者相繼湧現，顯示對馬克思理論的拋棄、對共產黨的批判成為歐洲知識分子要務和時代思潮。

法蘭克福學派興盛於二十世紀中葉，主要代表是阿多爾諾、馬爾庫塞、霍克海默、佛洛姆、本雅明、哈貝馬斯諸人。他們指出馬克思理論的片面和觀點的謬誤（諸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產階級革命），開啟自由的思想研究、文化研究、理論創建。他們以批判為思想原則，從多重思維角度，在寬廣文化領域，從事開創性研究。諸如阿多爾諾（T. Adorno）的社會批判思想，馬爾庫塞(H.Marcuse)對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而提出“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批判性理論（critical theory）是對這一學術思潮的理論性格和思想方向的本質表述。

某先生晚於法蘭克福學者一代，思維和觀點依然蜷縮於一個半世紀前的某家理論窠臼。他對中國社會現實、世界文明趨勢和人類未來發展缺乏基本認識。鄧小平說“發展經濟是硬道理”。某先生尾隨其後，也說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他無視發展經濟需要公民自由、政治民主、社會文明，否則經濟繁榮無異沙上建塔，高樓大廈頓成土灰。他不見中國沒有法律獨立、沒有言論自由、人民基本權利被剝奪、社會政治極度腐敗。他不見極權資本集團鯨吞經濟成果、扼殺自由經濟、敗壞社會生態、毀滅自然生態環境。他不見二十年虛假經濟繁榮、高樓大廈林立一夕崩潰、企業倒閉如潮、到處爛尾、工人失業、農民赤貧，中國回到閉關鎖國、奄奄一息的垂危晚清，四十年“改革開放”化為泡影。

 

十

 

這是鍍金時代，到處假冒偽劣。作家教授思想家哲學家，也有大量冒牌貨。當然，中國有真正的思想家。北大畢業的年輕林昭（1932-68），以崇高的人格、女性的尊嚴、思想的徹底、道義的勇氣，成為七十年來中國第一思想家。

林昭對中國政治、社會、現實的精敏洞察和深刻認識，對人權、自由的輝煌論述和熱烈嚮往，對一黨專政、極權體制的深刻剖析和透徹批判，對虛偽、謊言、殘暴構成的黑暗政治做的淋瀝揭露和猛烈閃擊，對領袖、黨團、庸眾結成的共犯結構做的獨到論述和鞭撻，在中國思想史和世界現代思想史上首屈一指。她的十四萬言血書是人類思想史和自由史上的最珍貴文獻。

林昭詩文，字字是血，聲聲是淚，集人類之大沉痛。她以聖潔的心靈、生命的代價、大無畏的人格勇氣，從事思想研究、政治批判、詩文寫作。林昭是人類的良心、中國的驕傲。

某位國人，年齡稍大，畢業稍早，生命稍長，其一生文字不過是吹起的一堆輕飄氣泡。人格不同，心靈不同，學問思維深淺不同，文字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十一

 

　　做學者和思想家，殊非易事。需要真才實學、深思卓識。學者和思想家，雖非語語珠璣，至少不能見識淺薄、信口開河。真才植根實學，無學何以見才。世有才學二字，正是有見於此。動輒萬言浮論，那不是學術，那是野狐禪。

早年流放，窮鄉小村，大隊長、黨支書，神氣如火雞抖翅，訓眾口若懸河，滔滔一二鐘頭，到處卡斯特羅。開會和宣傳，是某黨一大法寶。後來進入學界，我驚異發現，此輩居然也在學界，個個冠冕堂皇，成了文人教授、這家那家。

一八九八，義和團興，至今百二十年，中國湧現兩種職業，打手和轎夫。兩者身份互變，可謂一身二任。打手意識、轎夫心理一旦形成，無論到哪兒，都難掉色。這是專制政治和文化愚昧雙重產物。五四新人文運動興起，自由意識、人格尊嚴漸成新青年主心骨，兩業有所消歇。一九五零以降，專制大棒立起，兩業再興，由官府衙門進入知識層、各大學，義和團性格成為文人病。奴性與愚昧，是極權政治豢養的連體兒。低眉順眼、獻媚取寵、充當打手和轎夫，成為眾人性格常態。凜然士風，拔俗氣節，掃地盡矣。

當人們有思想和獨立，有人格和尊嚴意識，兩業當會慢慢消失。

學者的職業是思想和學術，不是打手和轎夫。學者是為學術和真知而生，不是為權力、為政治服務。

 

十二

 

一九五零以降，清末民初新文化勃興一代紮實學者遭批判，胡適治學格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被譏嘲，學風走向飛揚浮薄。學界成名利場，文壇有登龍術。不踏實讀書，不切實研究，搬來某家理論套子，到處量比，活像希臘神話中的劫匪普若克如斯特斯（Procrustes），強迫路人躺在他特製的床上，長的鋸短，短的拉長。一切領域，一切問題，一切史料，一切觀點，都得搬上這張理論之床，做一番粗暴改造。文學、美學、史學、哲學、法學、經濟學、心理學等等，必須就範。拿起這個理論套子，開口開河，自稱“六經注我”。冷板凳？何必！我理論在手，我奇思在心，我大腦獨特，一切唾手可得，何須長期浸淫？

這種理論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獲得政治特權，成為丹書鐵券，化為狼牙大棒，馳騁學術領域，如入無人之境，論者頃刻成名成家，個個膽子比學問大。詳盡佔有史料、紮實考證求真的乾嘉學術之風不再，以論代史、生吞活剝、飛揚跋扈之風隨之而起。

這是爭名奪利、滿口理論、大言不慚年代。這是某家理論旁若無人、橫行霸道年代。不苦讀書齋，不系統研究，走捷徑、出偏鋒，拾來之物現蒸熱賣，以洋洋空論代替學問研究。這種虛浮學風，在六十年代某主義全面佔領意識形態以及文革十年批林批孔、尊法批儒運動中達到肆無忌憚地步，馮友蘭等老一輩學者隨之下水。此風在文革後的七十年代末以來再達高峰。新起淺學浮躁一輩在“理論熱”中成為生力軍。這個時代，出現博士論文剽竊他人著作、主持讀書評獎卻自獲三十萬大獎的名利雙收青年，毫不奇怪。

缺乏紮實史料、堅實學問的思想史論或思想研究，這行當最易憑靈機一揮而就，也最易煙飄雲散。思想屬於思辨領域，極易蹦蹦跳跳、避實就虛，極易東拉西扯、談玄玩虛。它似乎缺乏可檢驗性。但是，思想有自身豐富性、內在規定性和歷史延展性。學問功力和學術成果成正比。治學如做人，取巧者必被取巧所誤。

文革後的浮躁年代，某先生正值中年，成為風頭人物。那種以論代史、以論代學、不求甚解、大言浮論文風，對一大批學無根底、志大才疏的年輕人浮薄文風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他們動輒上下古今橫議，假大空之風盛行，個個要建立體系，貌似才華絕世，其實胸無點墨，所談皆皮毛，文字如雜耍，外行人看得眼花繚亂，不知其中空空如也。那個時代，誇誇其談者多，踏實治學者少。

理論當然重要，但須實學根底，不能先入為主、取代對史料的紮實研究。回首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狀況，為了中國學術未來，必須對這個時代沉渣泛起的虛浮文風做深刻反思和批判。

 

十三

 

何謂古典？立身道義、行己有恥，治學踏實、實證為本。以近代論，前有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位思想家人格學術，精心治學、拒絕事清、拒絕冠冕，堅守人格獨立、學術尊嚴。

顧炎武為人尚氣節，治學重史料，持論重公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卷十七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王夫之拒絕薙髮而隱居深山，拒絕為吳三桂稱帝寫勸進表。黃宗羲視專制君主為人類大害：“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訪錄》）

後有乾嘉學者深潛書齋、博學精識、出入文史、不鶩名利。這個時代，出現以戴震、錢大昕、趙翼、段玉裁等諸多思想獨到、學問精博、言論有據、成果堅實的學者為核心的燦爛學術群星。

當代學者，珍重古典，就是堅持人格尊嚴和學術精神，立身正直、學術堅實。這雙重人文遺產，在清末民初新一代學者身上得到繼承，諸如胡適、陳寅恪，他們人格正直、行己有恥，既有古典根底又有新學視野。

 

十四

 

　　我們學者作家，頭上戴的是荊棘之冠，不是榮耀之冠。

　　學術是思想、學問、才智、人格高度整一的領域。學術追求真知和智慧，需要人格正直、巨眼通識和精敏洞察力。追求真知和智慧，是一條走向精神極樂的痛苦之路。世間榮利與我何有哉。

　　生命會飄零，人類良知常青。走向人生高峰，應當告慰先祖：我們活得正直、道義。應當讓母親欣慰：她養育的是英雄兒女。

 

2021年11月20日，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