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往開來,存亡續絕 ——2021年度劉賓雁良知獎特別榮譽獎頒獎辭

作者: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

                        一

本委員會頒發給王康先生2021年劉賓雁良知獎特別榮譽獎,表彰其一生對中國人文精神的貢獻,這也是我們對他的永久紀念!人類文明之在,歸根結蒂乃是「人」之精神的光照與傳承。

1949年,王康先生出生於重慶一個傳統知識份子家庭。可惜那個不幸的年代,革命暴力全面摧毀了中國文明——數千年的文化傳統及一個多世紀以來對西方文明的孜孜汲取,從政治、經濟、社會,到精神、倫理、文化,以致語言、文字、風俗、家庭。毛澤東三十年是一個毀滅文明的時代,它的危害不僅延續至今,也將祸及中國未來。

王康出生不及一歲,父親——畢業於民國川大物理系——即作為政治犯入獄,他七歲時才得以戴罪出獄。其母親一系是書香世家,外祖父唐迪風先生是民國年間蜀地碩儒;外祖母陳卓仙女士則是古詩詞大家;舅父唐君毅先生乃新儒家領袖,執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生於這樣一個家庭,王康自幼耳聞目染,中國文化傳統滲透他的血液。然而那個時代,這樣的家庭卻是「革命」的對象,這也就大致決定了王康作為「另類」,與該體制格格不入,一生行走於「江湖」。

1966年「文革」爆發。1968年,王康曾打算偷渡到香港,但終因「父母在,不遠遊」而放棄。之後,他下鄉到巫山務農,他在《夢憶巫山》中記述「天冷,木床鋪上兩尺厚谷草,像睡在馬槽裏。看了20來頁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麽辦》,昏昏然睡去。」「一夜朔風,不知何時, 屋頂刮飛到曬壩下方十來丈處。一間沒有屋頂的房間,顯得空空蕩蕩,像丟了天靈蓋——其實就少了屋頂。紋帳上,地上,竈臺,都鋪了一層厚雪。」

1972年,王康返重慶任體育教師。

                  二

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師大中文系。入校後,他創辦了西南高院首個民間「文學社」,撰寫宗旨:文學要「成為現實生活冷靜而熱情的見證者,成為人類心靈、人類情感、人類痛苦,人類友愛的忠實記錄者和歌頌者;成為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的勇敢衛士,成為人類美好理想堅韌的開拓者。」

1980年,全國各高校掀起競選地方人大代表的風潮,王康組織學生積極參與。其後,他籌建「重慶大學生聯合會」。蔣慶先生回憶說「記得當時重慶各大學思想異常活躍,康兄欲在重慶籌建『大學生聯合會』,特至西南政法學院約我共商其事,其後該會雖未能成立,然余與康兄之交,自此始矣。」也就是從彼時,王康以布衣之身,而事國與民之大道,踐行其人生之誌:「人生意義,端在完善社會之同時完善自我」。

一九八九年,王康先生執筆撰寫《中國改革憲章——為中國改革求國內外人士共識之宣言》(數十中國知識界翹楚簽署,1989年4月10日以《未來十年中國改革的基本構想》為題發表於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核心是「修改憲法,革除集權政治,推行民主政治,實現憲政」,這是中國知識界的政治宣言,1895年後的新「公車上書」。該宣言集中體現了「八九民主運動」的主旨精神與核心訴求。「六四」後,此宣言遭《人民日報》公開批判,王康亦為之遭政府通緝而四處逃難。

九十年代,王康先生在逃難期間撰寫了《大道》——取意「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拍攝為六集政論片,縱橫人類數千年之歷史,叩問蒼茫大地中國向何處去。其後,他創辦「重慶陪都文化公司」,拍攝了系列歷史紀錄片《抗戰陪都》、《盧作孚》,《中美西部開發啟示錄》、《重慶大轟炸》等;以復原被遺忘的民國史,頌揚陪都重慶往昔的光榮,呼喚泯滅的中華民族精神。

二十一世紀初,王康先生率領團隊,歷經數載創作巨幅抗戰史詩國畫《浩氣長流》,2010年7月在臺灣中山堂首展,震撼兩岸國民。中國抗日戰爭所體現的精神,即中華民族之精神、中華民國之精神。1949年後,中華文明及其精神遭至徹底摧毀,《浩》作乃是以良知、血命對之莊嚴地祭奠、正名;它是召魂之典,是南嶽忠烈祠的復生,顯現了死而復生的中華民族精神:仁義天下、悲憫蒼生、慷慨犧牲,忠信寬恕、人類共榮。何為中華民族?它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何為其精神、道統、人格?此在。

2010年後,王康借香港自由之地,做了一系列講座,如「帝國的教訓與共和的經驗」、「俄羅斯的精神與夢想」、「蘇維埃興亡」、「解密重慶談判」、「孔子是中國天下一統真正的倡導者和踐行人」、「中華文化的復興」等等,中心主題是講述歷史,批判共產主義革命及極權統治,復興中國文明,可謂大道恢恢,鋒芒凜然。

2013年,王康先生流亡美國,直至逝世。其間,他提議創立了劉賓雁良知獎;在華盛頓、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地巡回展出《浩氣長流》;撰寫了大量評述文章,批評當下中國當局強化極權、回歸紅色意識形態;向國人警示紅色帝國。
2005年至2020年,王康接受美國「自由亞洲」專訪《老康秉燭》共130集,以廣闊的視野縱論天下,從國際政治、蘇俄、恐怖主義,到辛亥革命、流亡文學、"五四"反思,等等。

王康重病後,以頑強的意誌繪畫了大幅史詩畫作《審判幽靈》——審判共產主義革命(未完成)、《俄羅斯破曉》——紀念俄羅斯思想先驅、《乘風歸去》——紀念當代中國受難女性。

他自知今後的時間不多,便利用網音、視屏做了大量的演講、訪談——尤其是微信群中的長篇演講,如「全球化時代的孔子與耶穌」、「帝國與思想」、「 毛澤東的內心世界」、「中國的前景:後專製時代」、「『十月革命』一百周年」、「難忘1949中華民國苦難史」、「五四的教訓是沈重的」等等。這是他留給中國的最後的精神財富。

                   三

反極權,爭自由、人權、民主;反思共產主義革命,批判毛澤東及紅色意識;王康於此踐行一生,直至晚年流亡海外,客死他鄉。而於此同時,王康先生頌揚孔子,倡導復興中國傳統精神、文化,這是他於中國的另一重要貢獻。非有蒼生、國家、天下之胸懷,縱觀人類文明之高遠眼光,及「雖千萬人吾往矣」之精神,此難以為。

八十年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大時代,知識界的主流思潮是追述真實歷史,反極權反專制;爭取思想言論自由,迎接普世價值;實行憲政民主。王康先生身體力行參與了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但是,由於數十年的極權統治,中國知識界的思想多有缺失,反極權反專制,卻也沿襲了「五四」新文化之偏頗,忽視乃至否定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將之視為需淘汰、清除的舊東西——「中國文化代表着保守、停滯、封閉,只是東方專制王朝興衰循環的精神附庸」(王康《東去江聲流汩汩,南來山色莽蒼蒼——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甚至認為「新中國」極權統治就是因為「五四」反封建不徹底。

王康對「五四」以來知識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詆毀、踐踏痛心疾首,他說「中國真正的危機在於,學界領袖非但不在民族危亡之際拱衛自身文化,反倒以否棄中國文化為新潮、進步」;「他們認為傳統文化構成中國現代化最根本障礙......。拒絕承認中華文化具有現代價值,更不認可它擁有任何世界性意義或人類文明價值。」王康批評道「(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主流知識界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否定,其理論源頭幾乎全部來自進化論、無政府主義、懷疑哲學、實證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和科學主義,來自19、20世紀西方和俄國彼此沖突、對立的思潮。」(同上)

王康先生是「新中國」最早一批走出「五四」激進窠臼的思想者。在倡導、踐行「自由」「民主」同時,他亦以復興中國文明為使命,傾心追尋中國傳統精神、人格、道德、文化,他意識到這是中國重新走向文明之本,可謂彼時青年知識精英的先行者。當然,這得益於其家學的熏陶與傳統,也就是說他有「舊中國」思想、文化的傳承;而這正是1949年後中國新知識分子的普遍欠缺,文明傳統的中斷荒蕪了幾代人的頭腦、心靈。



1978年唐君毅在香港病逝,王康「在西師組建了一個哲學小組」,研討新儒家著述,從而他「對中國命運和使命有豁然開朗的領悟和視野」。(王康《來路與去向》)這大概是當代中國最早的一批追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青年。

王康說「我是一個文化正統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服膺儒家思想。」(王康《來路與去向》)在激進思想的潮流中,王康捍衛中國傳統文明,他盛贊孔子:「孔子體現一種大明始終、厚德載物、含弘光大的精神,堪稱圓滿。」「孔子的思想、人格、事業已永久性融合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歷史生命中,塑造了『中國人』的內在精神形態、倫理道德風範、主要文化特性以及思維、表達、日常人倫習俗。孔子的偉大與崇高,即是此民族文化生命的偉大與崇高;孔子的地位的形成,即民族文化生命的次第形成。」(王康《東去江聲流汩汩,南來山色莽蒼蒼——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王康引用唐君毅先生的論述:「聖哲為文化凝聚的像征和綿延繁榮之源泉的核心價值。......一個民族對其聖哲失去信仰時,這個民族便開始瓦解。當人類對其他民族的聖哲不能互相尊重時,世界便由於精神的障礙,陷於戰亂,——人類無共同的先知,就會迷失他的道路。現代世界出現了大顛倒,欲以政治目標不僅統治世界財富,而且統治人類心靈,致使人類精神面臨最大威脅。......數十年來,喪失了對孔子人格的尊敬,是中國文化精神最大的墮落。」(同上)

1966年6月大陸爆發文革;同年11月,蔣介石先生在臺灣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王康先生及同仁倡導復興中國傳統精神文化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間有先後,但它們的由來、指向、意義是一致的。復興中國傳統思想、道德、文化就是召中華之魂、文明之魂,引導國人走出廢墟,由荒蠻、殘忍回歸良知、仁善,人成為「人」。變革制度當然重要,非此中國不能歸本;但是何為本?即人成為「人」,讓中國成為「人」之社會、「人」之國家、「人」之天下,此是中華民族根本的自救之路、中華民族十數億人安身立命之本。

王康曾多次引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這段話:「中國現有近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擺在眼前。這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與精神,何處寄托,如何安頓,實際上早已為全人類的共同良心所關切。.....如果中國文化不被了解,中國文化沒有將來,則這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將得不到正當的寄托和安頓;此不僅將招來全人類在現實上的共同禍害,而且全人類之共同良心的負擔將永遠無法解除。」這段話寫於1957年,時隔「新中國」建立8年,離「文革」尚有9年。我們看到由於摧毀中國文明傳統,從「土改」、「鎮反」、「大躍進」、「大饑荒」到「文革」,偌大國家,數億人民陷入了怎樣的瘋狂、暴虐。復興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根本意義,不在於它如何悠久、高卓、博大精深,而在於它是十數億中國人安身立命之道;摧毀它清除它,必然是鋪天蓋地的狂亂、暴虐、殺戮。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曾有過一次,曾國藩痛言「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然而,百年後毛「新中國」又來了一次,更壯闊更徹底,嗚呼哀哉!難道中國還要再有一次嗎?

我們不指望人都成為聖賢,但任何文明都需要有一個承負道統使命的集團,繼承守護其道統,身為表率,呵護族群,教育、引領民眾;敬神、賢,崇德義,抑惡揚善;以光耀大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在基督教文明中,他們是教士、牧師;在佛教中,他們是僧侶;在傳統中國,他們是「士」階級。基督、佛陀、孔子即是他們各自的始祖、永遠的領袖、導師,「兩千多年來,他們的言論行為、容顏神情活在無數男人和女人的記憶與夢魂裏。......在他們生前死後,人類相互猜忌、怨恨、排斥、仇殺,從來沒有止息。但他們跟世界的榮耀、福祉、希望早已融為一體,他們跟人類的厄運、屈辱和死亡也難解難分。」(王康《東去江聲流汩汩,南來山色莽蒼蒼——唐君毅全集大陸版總序》)

近百年前王康外祖父唐迪風先生著述《孟子大義》言「夏而變為夷,中國之憂也。人而流為禽獸,聖人之所深懼也。憂而後設教,懼而後立言,不得已而後學,無可奈何而後著書,以詔天下後世,孟子之閎識孤懷,孟子所欲痛哭而失聲者也。天地不生人與禽獸同,自必有人知其實有以異於禽獸,千載而上,有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千載而下,自必有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人心未死,此理長存,宇宙不曾限隔人,人亦何能自限,豈必問夫道之行不行,學之傳不傳哉。」1974年,唐君毅先生重刊《孟子大義》,感慨言「今滄海橫流,世變日亟……吾年來日益感吾平日之為文論學,不能如吾父之直心而發......」又曾言「吾之此書,成於顛沛流離之際,......唯瞻望故邦,吾祖先之不肖子孫,正視吾數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為封建之殘余,不惜加以蠲棄。懷昔賢之遺澤,將毀棄於一旦,時或蒼茫望天,臨風隕涕。乃自勉自憤,時作時輟,八月乃成。」(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自序》)再47年,王康為《唐君毅全集大陸版》撰序,言: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學術支離體解,社會結構磨滅顛隳,知識界數千年的自主優遊不復存在,維持文明於不墜的道統、學統土崩瓦解。」「如果不能在中國文化處於非常與困厄之際挺身潮流,維護這一古老、獨特、對中國和世界都攸關深遠的文化生命,就沒有參悟到『殷憂啟聖』的時代真諦,領會到流亡命運的密令指意。」基督、佛陀、孔子,「他們全都生活在憂患時代,無法對人的不幸、苦難、罪孽、絕望視而不見;.....他們念茲在茲、生死與之的唯一使命,是撫慰、提升和拯救世界,祈求、祝願並構建人類共同的家園。」

唐老先生之警示之,唐君毅見證之,王康乃親歷之,三代人悲中華之災禍,憂蒼民之罹難,奮而守護中國數千年之道統,「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文明是珍貴的,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由世世代代人的生命、鮮血、經驗凝聚而成,文明的首要責任是守護、繼承;其後才有納新、變革;斷本即亡。



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四人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主旨是中西文明各有長短,當互敬互學,取長補短,共同擔當,「人類同應一通古今之變,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來共同擔負人類的艱難,苦病,缺點,同過失,然後才能開出人類的新路。」

王康先生倡導復興中國傳統精神文化大體是繼承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立場與宗旨。他倡導國人應自重,珍惜、繼承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傳統,同時亦要努力學習、汲取西方文明之長。王康先生說「1949年以來的中國,是近代以來中、外若干歷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結果,並非中國常態,更非中國終極形態;中國必將再次回到它的傳統和正道去尋找存在的連續性和動源,只有將中國現代的空前變局與曠古浩劫置於東、西方歷史與文化的正面遇合,見證之,轉化之,升華之,接通中國的來路與去向,中國的演變才將擁有偉大的前程」。(王康《來路與去向》)

在中西文明之間,王康倡導共處共在;在差異中,求「同」、求「通」、求「融」;為人類和平共同擔當,以求大同。他說「孔子與耶穌、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東方與西方,對待而不對立,彼此仁心德慧善惡之消長興衰,如日月升沈,春秋代序,並無恒定不變之優劣。此正儒家不忍、同情、欣賞、成全、圓滿、不悖不害之宇宙意識,也是基督教救贖人類、佛教悲憫惻憻超度萬生精神所在。」(王康 張祥龍《中西文化之爭中的儒家與當前思想狀態》)他引用余英時先生《克魯格人文與社科終身成就獎答謝辭》中的話:「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繼而,王康激動地說:「我們分明看到,站在當今世界最高文化榮譽獎臺背後的,還有從孔子到陳寅恪,從莊子到胡適的全部中國精神先賢,中國不僅是一種世界物質力量,中國更是一種世界精神力量,中國不僅賦有自我拯救的天然權利,中國更有與人類共同獲救的神聖責任。」(《走向歷史破曉時分》)



王康的最大期願是「孔子與基督握手」。王康臨終前受洗接受基督教,這是他於此理想的踐行。

求仁得仁。王康先生悲憫蒼生,以國家、天下為己任,不負先賢,致力復興中國傳統文明;悲壯華美地走完一生,與他敬慕的先輩唐君毅先生站列在一起——「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

                     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
                  2022年2月7日  於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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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2022-02-07 07: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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