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3日起，网络开始流传有人“禅让”、“下课”，李中堂“上位”、“接任”的“软政变”说法，至今已超过20天。传言从最初的悄言轻声，到发酵至包括墙外华文自媒体、境外华人“自由派”精英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相继介入讨论，到今天，已经是沸沸扬扬，甚至连二十大的七常委名单都出来了，有鼻子有眼的。

基于资讯不自由的原因，所有传言都无法得到证实，故此只可归于“政治谣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政治谣言”引出的几个问题，值得大家深入思考。

一、“伪自由派”们究竟想干什么？

墙内外“自由派”人士对“软政变谣言”所持的观点，大抵可分为三类：

一是从“求变”的良好愿望出发，乐见其成，并力所能及地参与传播。简称“求变派”。

二是对传言不关心，认为就算是真的也无意义，倒不如坐等天亮。简称“坐等派”。

三是打着“民主宪政”普世价值“政治正确”的旗帜，质疑“软政变”的“正面性”。简称“伪自由派”。

笔者认为，“求变派”和“坐等派”观点一目了然，无需展开评述。“伪自由派”观点欺骗性极强，有必要严加拷问。

“伪自由派”们对“软政变”所持的主要观点为：

一、“X李斗”的实质是“X江斗”，“软政变”一说只是江派放出的烟雾弹。

二、“X李斗”是党内权斗，窝里斗，狗咬狗，李就算斗赢也是换汤不换药，改变不了政权的性质。

三、李并非改革派，不代表正面力量，就算上台也不会把中国带上正途。只有“推翻专制暴政、建立民主宪政”(以下简称“推建”)才是正途。

四、“软政变”不可能过渡半年之久才见结果。

第一点无非是说党内斗争分成“X”、“江”、“团”三派，老生常谈。

第二点是正确的废话，讲了等于无讲。

需要拷问的是第三、第四点。

李是否改革派，“伪自由派”说了不算，李自己说了也不算，实践说了才算。正如上世纪80年代的胡、赵，“改革派”头衔不是事先被预设的，也不是胡、赵自封的，而是在实践中被社会公认的。李还未上台执政，“伪自由派”们凭什么预言李“并非改革派”？

说到“正面力量”，从表露出来的政治理念分歧上看，有人是不惜以牺牲中国经济为代价也要坚持“动态清零”、全面封城的“政治正确”，李则主张弃政治而保经济，拯救小微企业，扩大社会就业。请问“伪自由派”们，这算不算“正面力量”？

说到“正途”，不由得想起“伪自由派”们又说过有人在“开历史的倒车”。既然有人在“开倒车”，就说明也有“正途”的车。怎样才算“正途”的车？只能用实践检验：凡是向文明进步靠近的，就是正途的车。正如长城的坍踏靠一只砖一只砖的抽空，事物的演变有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如果说抽空长城的过程不算“正途”，只有“推建”才是“正途”，请问“伪自由派”们，谁来一夜之间“推建”？怎么“推建”？抽掉先决条件去奢谈“推建”，纯属大话、空话、套话，一文不值。因为自己做不到而大泼抽砖人的冷水，无异于邪恶的帮凶。

说到“软政变”，不得不说说“后文革”时代的几场政变。“粉碎四人帮”是一场“硬政变”，这场“硬政变”为两年多过渡期的将华国锋换“下马”的“软政变”作了准备。这场“软政变”把胡、赵推上了“改革开放”的“正途”。胡、赵的先后被废黜是两场无过渡期的“软政变”，这两场“软政变”开了“改革开放”的倒车，把党内权势利益集团推上了齐齐闷声发大财的坦途。联系到这几场政变，“伪自由派”们凭什么断言“软政变不可能过渡半年之久”？

“伪自由派”们究竟想干什么？

二、“推建”先决条件之一：民智开启

前面提到，“伪自由派”们抽掉先决条件去奢谈“推建”，下面就谈谈“推建”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讲到“推建”，西方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基于多元的种族差异与文化差异存在，东西方之间难免有诸多不可比的因素。将大陆与台湾这两个同文同种的地域相比较，会更有说服力。

人们都记得，蒋经国说过“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说过“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说过“打江山拥天下是封建社会的逻辑，现代社会主权在民，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一党的，人民选谁就是谁”。人们都记得，蒋经国临死前，决定解严，开放党禁、报禁，民选总统。台湾的和平民主转型，蒋经国功居至伟。

但人们忽略了，上面的一切，并非蒋经国的自愿所为。台湾的“推建”之路，民智的开启是先决条件之一，而激活民智开启的，是台湾的民主先贤们历经几十年腥风血雨的奋斗抗争。

1949年11月，以早期革命党人雷震为负责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刋在台北创刊。1957年，《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全面讨论国是，末篇《反对党问题》主张“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之所在”。1960年，雷震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连任总统。同年2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社论。5月4日，雷震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鼓吹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并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9月1日，《自由中国》刊出殷海光执笔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声言组党就象民主潮流，无可阻挡，触及了蒋介石的容忍极限。9月4日，雷震与其他3人被逮捕，雷震被军事法庭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同日，中国民主党宣告组党失败，《自由中国》杂志社宣告解散。

1979年6月，《美丽岛》杂志社以“形成没有党名的政党，主张实行国会全面改选与地方首长改选”为目的在台北成立。《美丽岛》旗下云集了以施明德等激进派为骨干的台湾各派党外人士，知名度不断提高，到11月距创刊才两个月，《美丽岛》发行量已经超过8万册。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运动人士，在高雄市组织群众进行游行及演讲，诉求民主与自由，终结党禁和戒严。以台湾南部警备司令部为指挥中心，由宪兵、警察、检察、调查等单位组成的镇暴部队，将现场群众完全包围，施放催泪弹及强力探照灯，朝群众逼近，终至引爆警民冲突。此即为“美丽岛事件”。

事件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大举逮捕党外人士，并进行军事审判，其中总指挥施明德原先被以叛乱罪判处死刑，最后在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各界的压力下改判无期徒刑，其余皆以有期徒刑论处。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此事件使得台湾社会在政治、文化上都产生剧烈影响。美丽岛案的被害人施明德等人和他们的辩护律师团陈水扁等人，后来都成为民主进步党的核心成员，并在此后至今一直影响着台湾政治。在尚未开放党禁的1980年代，美丽岛事件让台湾党外人士更加团结和奋力去争取民主自由，在之后的选举中获得更多台湾人民的支持。美丽岛事件及随后一连串的事件，使得台湾人民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来在白色恐怖世代沉默了30年的压抑下，在国民党长年垄断的政治权力下，民智开始苏醒，有了表达的勇气，有了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生命力，整个80年代蓬勃发展的各种社会运动即是最佳的征象。1986年9月，甚至在还未解严、还未解除党禁的情况下，党外人士就不顾被镇压的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

美丽岛事件及之后陆续发生的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刘江南命案，撼动了国际社会，使国民党政府不断遭受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党外势力的强力挑战，蒋经国被迫放弃一党专政，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启动台湾和平民主转型。

反观中国大陆的民智开启，只可以用一曲“长太息以掩涕兮”吟唱之。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来了。慈禧“西狩”西安之后，开始大彻大悟，真诚推行“预备立宪”的晚清新政。一时间，参与立宪的民情大开，全国选举各省咨议局议员的合资格登记选民达5000万人。辛亥年，“立宪派”与“革命派”合流，逼清帝和平逊位，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民国初年，虽然兵灾连连，但政治气氛宽松，民间声音踊跃。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领衔新文化运动，引进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思想界翘楚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并移入《新青年》，在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开创了一个全面启蒙民智的时代。蔡元培以一个大学校长的身份，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了转折作用，“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称号当之无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对时代进步的贡献是一个负值。五四运动不仅用“爱国”冲击了民主，用“救亡”压倒了启蒙，更不幸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从此分道扬镳，其中的“南陈北李”双双投靠苏俄，把红色恐怖祸水引入中国，从此万劫不复。宪政第一罪人孙中山也在同一时间勾结上苏俄，靠巨额金卢布的资助，结盟南方军阀成立割据政权，采取“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驱逐践行“联省自治”联邦制度的陈炯明，效法苏俄体制实施党国制和党军制。孙死后，蒋介石秉承孙制，发动苏俄代理人战争“北伐战争”，于1928年颠覆了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之后，蒋的国民政府疏远苏俄改而亲近美英，意图重拾宪政，怎知恰逢内战加抗战再加内战，蒋疲于奔命，到真正行宪时的1947年，距离政权终结逃窜台湾已经为时不远，开启民智更是无从说起。

1949年，毛和他的党成为大陆“共和国”的建政者。毛的苏俄式党国党军一体化理念跟当年的孙蒋一脉相承，而且增添了党化教育的成份。在党化“狼奶”的系统洗脑灌输之下，“共和国”的后代们一代又一代被哺育成“狼孩”，“时刻准备着”、“解放全人类”，成为“共和国”后代们的崇高使命。

1956年，在毛“引蛇出洞”的“阳谋”之下，以“双百方针”、“大鸣大放”为毛氏酒家门楣上的幌子，“共和国”大地冒出了昙花一现的虚幻繁荣。知识界天真地以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春天来了，有个别“民主”人士甚至向毛发出了“轮流坐庄”的梦呓。哪曾想，毛的“时间开始了”，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将“共和国”60万知识精英打成“右派”，无情整肃。这60万知识精英，本来很可以成为启蒙民智的启蒙者。毛的党从建政开始就“运动”不绝的“共和国”，“运动”达至第一波顶峰，“共和国”的知识精英，从此清零。

之后的“三面红旗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直至第二波“运动”顶峰的“文革运动”，都是与启蒙民智逆向的“党化”洗脑运动。

接着就是前面提到的“粉碎四人帮”的“硬政变”和把胡、赵推上台的“软政变”。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讲到，“胡、赵等党内开明派属于体制内的异类”。上世纪整整一个80年代，亦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异类。这10年，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的启蒙大旗感召之下，思想文化风气大开，现代学术思潮涌入，各项改革异彩纷呈，人人求知欲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开创的第二个全面启蒙民智的时代。这1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锐意创新、最风云变幻、最有声有色、最惊心动魄、最可歌可泣、最无可替代的10年。1989年5月，整整一个月，中国的公民(只有在这一个月才可以称之为“公民”)亲身体验和见证了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新闻自由。“自由”，更成为了整个80年代的最强音。不幸的是，1989年5月35日凌晨，姓邓的那个人开枪了。枪响之后，自由和启蒙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从此清零。

历史的巧合是，在此之前的1987年，是小蒋在台湾决定“双解”的那一年，亦是姓邓的那个人在大陆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那一年。真讽刺。

那一枪之后，“共和国”经历了江的12年、胡温的10年和有人的10年，一共32年。这32年，口号还是“改革开放”，台上台下是走马灯的更换，不变的是，齐齐闷声发大财。

更讽刺的是，“改革开放”本来是上世纪80年代“党史”的辉煌和胡、赵的“执政”杰作，但是，在“党”作出的各项决议上，在官方编修的各种“党史”上，整个80年代的“党史”和胡、赵两人的“执政史”，全部一一清零了。

在这32年里，本应是启蒙民智的启蒙者的“改革开放”年代的知识精英，精神上被权力者的经济利益赎买，整体上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了。

在这32年里，“改革开放”年代的青年学子，被那一天的那一枪所镇慑，整体上变得很乖了。还有本应最懂得自由价值珍贵的市民阶层呢，整体上也很乖了。

最鲜活的例子是，上海“清零”封城的某一天，李强在视察某一区时，一句“压力测试”泄露了天机：有人坚持“动态清零”的动机之一，是进行对人的“压力测试”演习。“测试”的结果颇令有人满意：在实行过严厉封城的大城市中，市民基本上是很乖的“臣民”。有人大搞暴力“防疫”，强制性接种疫苗，强制性核酸检测，强制性集中隔离，强制性限制出行，统统于法无据，“臣民”统统忍了。

由此可见，当历史被开倒车时，民智也会退化。

由此又可以想见，假设有一天，如“伪自由派”们所愿，“推建”成功了，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了，结果一定是，由多数选民选出的执政党(不管是什么名称），依然是马教党。

民智未开启，民主是一剂毒药。

三、“推建”先决条件之二：中产发育

中产阶级，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在现代社会中，通常指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人士。有稳定且较高薪酬的工作，有自置物业及私家车，有教育背景及专业地位，都是中产阶级的标配象征。有美国社会学家将中产阶级视为美国人口最多的阶级，即榄核状结构的中间部位。

在宪政社会中，中产阶级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中产阶级的“产”是私有财产，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宪政制度的核心要素。由于中产阶级是宪政社会的经济主体和人口主体，宪政社会的制度建立和稳定发展，都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反过来，宪政制度一旦受到侵害，最不可以容忍的是中产阶级，因为首当其冲受到侵害的就是中产阶级。所以，中产阶级与宪政制度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产阶级是宪政制度的压舱石，宪政制度是中产阶级的守护神。

台湾中产阶级的发育、成长，得益于蒋介石的和平土改。

台湾的土地改革，按以下四个程序实施：

一、公有耕地放租，租率为25％。

二、地主出租土地三七五减租，从1949年4月起施行，租率为37.5％，受益农户29万户，占农户44.5％；订约面积25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31.4％。减租后，农户生产情绪高涨，收益大幅增加，生活获得改善，农村社会安定。

三、公地放领，从1951年至1976年分九期实施，共计放领14万公顷，承领农户28万户。

四、耕者有其田，从1953年1月实施，当年12月完成，计征收放领耕地14万公顷，创设自耕农户19万户。放领的地价，以耕地正户物全年收获总量2倍半，分10年摊还。征收方面，补偿地主地价的70％为政府发行的实物土地债券，分10年偿付，并加年息4％；30％为水泥、纸业、工矿、农林等公营事业股票，一次性给付。

耕者有其田的改革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

农民方面，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永远消灭，农民经济得以独立，政治及社会地位得以平等。农民因有余力接受教育，参与政治，促使地方自治健全发展与全民政治的实现。政府并以低利贷款，使农民购置农业机械，且鼓励合作经营，使农业经营现代化，同时因为农村电气化的实现而加速了工商业的发展，农村中产阶级开始发育、成长。

地主方面，获得移转土地资金七亿六千万元，投资于工商业，由农村地主转型成为城市工商业主。政府开放水泥、纸业、工矿、农林四大国营公司为民营，各项投资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可按标准保留自有耕地，经政府核准的新开垦土地可免予征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安定，城市中产阶级开始发育、成长，进一步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

从深层分析，自上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完成至80年代末和平民主转型开启的近40年时间，使台湾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诸领域现代化发展和起飞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主力军，是台湾的中产阶级。到历史变革前夜，台湾已经初步形成中产阶级居中间部位的榄核状人口结构。

反观“共和国”的中产发育，又是一曲“长太息以掩涕兮”的吟唱。

前面提到，小蒋和姓邓的那个人在历史的关键节点有个惊人的巧合，更加巧合的是，在此之前，老蒋和姓毛的那个人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也有个惊人的巧合：老蒋去国之初，在台湾农村搞了个土改，之后又搞了合作化。老毛“立国”之初，在“共和国”农村也搞了个“土改”，之后也搞了“合作化”。

毛搞的“土改”是暴力“土改”。台湾的土改，是将地主变成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的投资者、经营者，“共和国”的“土改”，是对超过1000万地主进行“清算”，在剥夺地主全部土地和财产的同时，无数地主从肉体上被消灭。请注意，以地主为主体的农村士绅阶层是乡村自治的核心力量，乡村自治是农村中产阶级发育的培养基。

接着是合作化。台湾的合作化，是将分到土地的自耕农变成现代农业的经营者，即农村的中产阶级。“共和国”的“合作化”，是将分到土地的自耕农连骗带吓地变成“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社员”，私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变成“集体所有”，“社员”成为替“公家”打工的雇农，完全断绝了原有的自耕农和他们的后代发育成农村中产阶级的后路。

同一时期，毛又搞了“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将城市工商业主和手工业主亦即城市中产阶级连骗带吓地献出资产，变成“公私合营”、“地方国营”、“集体合作社”的普通雇员，在消灭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同时，完全断绝了他们的后代发育成城市中产阶级的后路。

至此，“共和国”的城乡中产阶级全部清零。

毛死之后，“文革”结束，“共和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在有限度市场开放的经济环境之下，“共和国”亦发育出一批“新时代”的中产阶级。据2013年3月28日《福布斯》中文版联合宜信财富发布的《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称，2012年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已超过1000万人。

但是，“新时代”的中产阶级是缺钙的中产阶级，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旗帜之下的“市场经济”并非自由竞争前提之下的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开启至今的40多年里，权势利益集团垄断了国家资源和关键行业，民营经济在权贵资本(不是“权贵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只跟自由搭配而不跟权贵搭配)的压榨之下，只能在夹缝中挣扎求存，中产阶级的发育带有很强的附庸性。所以，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承认“共和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结论就是，一方面，“新时代”的中产阶级根本得不到宪政制度的保护，另一方面，缺钙的中产阶级也根本不具备向邪恶势力叫板的风骨。

在非宪政体制之下，“新时代”的新一代也很难有发育成中产阶级的机会，其原因在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品的提供，理应由政府在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予以兑现，但这职责都被权力者们在“产业化”的骗局中一一推卸掉。本应是中产阶级后备军的接受过高等教育者，毕生只能在“房奴”、“儿女奴”、“父母奴”的困局中尴尬求生，哪里还有上升为中产阶级的发育空间？哪里还有闲暇去关心“推建”的大业？看看有多大比例的本科毕业生干上送快递、送外卖的营生，看看本应去搞科研的博士生被录取为城管而上了官方“正面宣传”的新闻，便有结论。

“中产”不像中产，谈何“推建”？

四、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笔者上面所述，论证了“推建”的两个先决条件。接着要问的是：在当前“政治谣言”满天飞的环境之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伪自由派”不是爱说“正面力量”吗？我们就说说“正面力量”。

本文行文时，笔者听到墙外自媒体人大康在“大康有话说”节目中预言，李如果当上总书记，会做六件事：调整防疫政策、修复国际关系、放弃武统台湾、全面拯救经济、缓和国内矛盾、重回改革开放。大康说，这些做法虽然跟推动民主宪政无关，但也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事，应该点赞。

大康的观点，与笔者前面提到的“凡是向文明进步靠近的，就是正途的车”的观点吻合，应该点赞。

什么是“正面力量”？这就是正面力量。

还有，如果李当上总书记，能做一些有利于民智开启、中产发育的事，就是在为“推建”准备条件，更加是正面力量，更加应该点赞。

还有，对“开历史倒车”的恶行，我们虽然无力阻止，但可以鼓噪，可以起哄。从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角度，鼓噪的声音就是正面声音，起哄的力量就是正面力量。

网络上有建言：“不沉默、不合污、不堕落、不作恶，是我们的底线。”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完稿于2022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