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曹旭云先生，1989年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团长，自传《爱尔镇书生》作者，居匈牙利

一九八九年六四悲剧距今已经34年了。今年纪念六四，我请来的嘉宾是曹旭云先生，他是1989年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团长，是天安门绝食团成员，是34年前那场撼动世界的民主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同时是自传体小说《爱尔镇书生》作者，我曾荣幸在华府评论过这本触动人心的自传。曹先生现在居住在匈牙利。他1982年在江西的一所学院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师，后来很快自我放逐出体制，作为一位现代游侠，仗剑出行，浪迹天涯。1989年在海南岛，因听到胡耀邦先生辞世北京学运轰然而起，曹先生身心沸腾，强烈感到天命的召唤，遂登车北上，直抵天安门广场，发起了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并任团长。当年他与学生一起，同时绝食，抵死坚守，直至最后一刻。

一、34年前的天安门，赴京声援团始末

  1）背景

地点：北京天安门广场

时间：1989年5月23日——6月4日

广场情势：戒严令发布之后, 北京的基本情势的变化，军车被阻于市郊，抗议高潮的出现：全民与党军的对决，全国各大城市与北京的连动。其规模史无前例，世界各国罕有匹敌。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戏剧性地浓缩在天安门和中国大城市的时空中。那是一个悲怆的历史舞台：近代中国人的悲欢离合、光荣与梦想，生生不已，全都凝结在了天安门的呐喊声中。

  2）从“坐而谈”到“起而行”：赴京声援团缘何而起？

如何让广场与全国连接，互动互传，信息沟通，燎原万里

成立过程：旗帜、据点、讲坛

作为绝食团员及赴京声援团团长观看并参与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活动：商讨重大决定、《5.27声明》、各地及港台的捐款捐物

赴京声援团的其他活动：为任畹町先生牵线与绝食团指挥部对话，民主女神像的矗立，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 最后的时刻……

二、近代中国精神的巅峰时刻

      灾难的宗教性效应

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是近代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一次巅峰体验。

历史屡屡表明，人类在遭遇巨灾劫难或震撼性大事件时，会产生社会心理的骤然变迁，会出现价值体系的剧烈转换。至于变迁的具体方向，是正是负？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坠落？则取决于当事者平日隐而不显的神秘的精神蕴藏。

人们注意到，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庸常的生活退隐了，而某种“崇高”的心理体验翩然降临。一些平日斤斤计较无比看重的事物，此时不再重要；而往日素遭嘲弄的情感与精神体验，此时突然获得神圣的地位，不容亵渎。这是巅峰式的精神体验导致的精神洗涤与升华，我称之为“灾难的宗教性效应”。的确，大难中的精神升华，极其类似于宗教体验。自从六四那天的枪声响过之后，中国就不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了。中国人都是六四之子。在某种意义上，六四将为这个正在溃烂的民族之精神输入道德感，输入宗教感，输入神圣性的资源。因此，把“六四”事件看作现代中国的十字架，是有实实在在的精神理据的。事实上，六四之后，中国大地上像野火一样弥漫的宗教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该事件的属灵的回应，它孕育了一场伟大的宗教勃兴。

当然，巅峰时刻并不能长期维持，巅峰之后，特别是遭遇悲剧性的巨大坠落之后，往往会有一段黑暗时期，社会人心急剧堕落，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精神衰败令人痛心疾首。民族精神的复兴之日将依赖于天降重大历史契机。

三、两次精神复苏

      1989年六四之后，中国曾出现过两次类似的民间精神复苏的时刻，一个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带来的民间社会的出土，一个是2022年的白纸运动。

1） 5. 12大地震

在在四川大地震灾区的巨大的残垣废墟中，中国的民间社会，如雨后春笋，冒出地面从基督教团契，到佛教僧尼；从国内临时组建的慈善机构以及社会和环保团体，到国际久负盛名的非政府机构；从大学生组织的Green SOS到尚民社会发展研究所，不约而同，在中国的政府和军队之外，开辟了另一个救灾现场。

从天而降的毁灭性灾难，一瞬间使一个极权社会突然停摆，其统治机器和管理网络突然断裂、解体，骤然带来了短时间的管理真空，权力真空。而大灾带来的大量紧迫的救援需求、医疗需求、物资需求、秩序危机、管理危机，这种超大范围的燃眉之急，纵是再强大的极权政府也无力解救。于是，民间自救应运而生，自发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而过去仅存于地下的公民组织也一下子浮出了水面。仿佛一下子回复到了“人饥我饥，人溺我溺”，守望相助的初民社会时期。

2)  白纸运动

2020—2022年人为大疫情大封城大戒严，从乌鲁木齐到上海、北京、成都、重庆、武汉、广州……遍及中国20多个省市，近百所大学的白纸革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89年六四之后，很多人说，中国人的脊梁骨被残酷的大屠杀打断了。多年来一直被北京推行遗忘工程长期被洗脑的年轻中国学子，被批评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苟且偷生，自甘为奴，今天，在神秘力量驱动下，他们摆脱了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感，为何一代挺直腰板的年轻人从地下突然冒了出来。此事何以发生，预兆着什么？

新新代与前辈的不同特征。恐惧感是后天输入的。但上一辈被内化的深刻恐惧感并不能从基因上遗传给下一代。自由本能则是天生的。而反抗则是通向自由的绿灯。

中国人的六四记忆，终于被野蛮的动态清零政策唤醒。

这一记忆终于在新生代大学生与他们的父母一代六四人之间建立起了精神纽带，建立起了两代人的共情关系。

四、再临峰巅：历史的拐点出现

1）中共当前全球孤立，内忧外患

最近几年来北京的倒行逆施特别是2020年香港事件、三年新冠病毒自中国大流行至全球事件，中共武力胁迫台湾，新疆种族灭绝事件、中共在南海武装岛礁事件，经济垂直下滑，俄乌战争北京援俄……这次广岛G7峰会使之遭遇欧美日韩澳菲等西方主流国家孤立，中共内外交困，陷入巨大的合法性焦虑之中，陷入安全的危机之中。

香港的维园火光被《港区国安法》浇灭了，香港的六四博物馆被取缔了，但是2022年，六四纪念馆将在美国纽约重新开馆，传递薪火。

六四34年后，一个新的历史契机出现，多行不义的中共终于听到了四面楚歌。六四的声音並未湮灭，并未沉没于历史深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六四人”，站出来！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社会内外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六四人”，『包括：天安门一代（参与当年运动的北京及其他城市的以学生为主体的人群）、六四市民抗暴者、天安门母亲群体、因六四而改变一生命运者（被关押、被流亡、被移民者……、香港维园秉烛者、六四传薪人（誓言传承八九精神的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等。』这一“六四人”群体，精神上受过六四洗礼，种下了共同的六四情结，拥有了共同的“六四基因”，经年累月，在沉默与黑暗中发酵……。无论身处何国何地，无论何种职业岗位，甚至何种不同的政见派别，在中国内外的六四人，虽然他们外在与常人无异，不显山，不露水；然而，一旦极权的裂口撕开，一旦历史的集结号响起，全国全球的六四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久蕴心中那口发酵的六四酒，将如冲塞的香槟，喷薄而出，汇聚成巨大的政治能量。

六四人，是时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