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章① 我与西藏（TIBET·图博）

 

1991年的寒春的尽头，我负笈东瀛留学。先做中日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数年后还是回到研究中国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研究的主题。那些年走访了境内许多作家、学者。比如，当时成都大学讲师的王怡等朋友带我拜访西南诸省的老作家。

我到贵州时，因写诗而前后坐牢十二年的黄翔夫妇已经流亡美利坚。于是，远赴美东，开始口述文学史记录。2003年，《黄翔的诗与诗想》出版（日本·思潮社）后，研究的视线更加关注地下文学的延长线上的流亡文学。

 

2005年夏，赴瑞典拜访茉莉·傅正明夫妇。他们夫妇不仅是我的湖南同乡，而且傅先生也研究黄翔诗歌。夫妇二人专程从离斯德哥尔摩还有四百多公里的小城松滋瓦尔（Sundvall）坐小火车风尘仆仆地赶来。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茉莉与傅先生原是湖南邵阳师专（现在邵阳学院）的教师，八九六四运动时，茉莉因想保护本校两名赴北京请愿的学生，匆匆追到火车站，“呼啸的火车把我们带向已经被军队和坦克包围的北京”。同年12月，被抹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坐牢三年。傅先生也宣布退出党籍，1992年先后经人权组织营救经香港而流亡瑞典。

茉莉在家乡的法庭上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做辩护，上千名旁听者（据说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为之鼓掌，在湖南“八九人”中已经成为一个传说。茉莉流亡海外后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从不停歇地为中国人权问题，为少数民族发出呼声。江泽民访问挪威时，她一个人混入欢迎人群中，突破保镖群，冲向刚下小轿车的江泽民，用中文高喊：“江泽民，平反六四，”，并每天去围追堵截，最后，江不得不“像老鼠一样从后门溜走”。 “六·四”问题不给一个公正的说话，他们夫妇绝不回国，哪怕两人都未能为白发父母养老送终，至今流亡已整整28年。

 

 

 

如水洗过澄明的蓝空下，走在老城的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在王宫、王后岛的余晖中，在市政厅前，在诺贝尔博物馆，短短的几天，茉莉·傅先生分别向我介绍他们的印度北部西藏流亡社区访问见闻，讲述流亡藏人的故事。“流亡是一种伤，一种割裂心房的伤口”。

 

1959年3月，尊者达赖喇嘛与八万子民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穿越火焰冻成的千年雪地，艰辛地流亡异邦，与三十年后的1989年6月为追寻民主与自由而出走的汉人流亡知识人，终于在命运的积雨云中相遇。

 

傅先生是汉人学者中研究西藏流亡文学的先行者。此时，他正在收集·编辑《西藏流亡诗集》，他用磁石般的声音朗诵了丹真旺青、丹真宗智与唯色的诗歌。

 

雪山，

如果你不能像人一样站立起来，

那么，你即使位于世界最高的地方，

那也只是让每个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你的丑陋，

躺在最高的地方，不如挺立在最低的地方。

 

大兵，

假如你必须向我开枪，

请把枪口对准我的头部吧，

千万不要朝我的胸口瞄准，

因为我的心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诗里的“我的心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丹真旺青指的是他自己与藏民的苦恋，永难愈合的滚烫的伤口---尊者达赖喇嘛、生生世世的雪山大地。

丹真旺青流亡印度之后，忍不住思乡的痛苦，又回到境内，至今下落不明，据说已经神经失常。一束“奔驰与茫茫星际的流光”消逝。

 

 

 

八月的北欧，微风如血刃铭刻在我心里。

 

我也记住了丹真宗智的名字，关注他的文学足迹。

 

随后我去北京找唯色。后来才知道，1999年冬，唯色在拉萨刚刚上网搜寻境外流亡同胞的境遇时，“芝麻开门”，也是读到茉莉的《我的达兰萨拉之行》而打开被封闭已久的窗户。

 

 

我从小跟随被打成“严重右倾分子”（后升级为“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因写追悼母亲的诗歌）的父亲辗转于内陆偏僻的矿山。小学和中学时，还与同学手制五彩缤纷的藏服，把三根辫梳编起来，蹦蹦跳跳《洗衣歌》：“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 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 是亲人解放军/ 是救星共产党……”。

 

在欧美游走时，也见到不少身着民族服饰的藏人，脑子里有过一闪的疑惑，为什么这么多藏人在海外，难道他们的生活真的这么自由且美好了吗？但是繁忙与嘈杂打消了自己的疑念。

 

2005年，茉莉·傅先生、唯色以及藏人流亡者的声音，“是那斩断由谎言编织的黑暗世界的一道利剑”，从那以后，我的关注的触角由汉人的流亡文学伸延到西藏流亡文学。先后译介出版唯色的《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与藤野彰合译）、唯色·王力雄《西藏的秘密》、王力雄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马场裕之译 燕子监修·解说），这些书籍都是川端先生的集广舍出版的。

 

断章② 59流亡·89流亡·人类共同的命运

 

奥德修斯海上漂泊十年，终于回归伊塞卡；摩西带领以色列子民在旷野四十年回到应许之地的迦南。而尊者达赖喇嘛与数万子民长达60年以上的被迫离开自己的土生土长的热土，大规模流亡，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三十九年流亡，

没有哪个民族支持我们。

没有一个有血性的民族！

……

在每一个检查所岗口，

我是一个“印度藏人”。

我的身份证，

每年换一次，鞠躬一次，

一个在印度出生的外国人。

我不止是一个印度人，

除了我多褶皱的藏人面孔。

“尼泊尔人？”“泰国人？”“日本人？”

“中国人？”“那加人？”“曼尼普尔人？”

但从来没有人问我：“你是西藏人？”

 

 

我是西藏人。

但我并不是来自西藏。

从来没去过那里。

我却梦见

死在那里。

 

吟唱这首诗的流亡藏人的第二代，出生与成长在印度的诗人丹真宗智，为了回到父辈口口相传的梦中的故土，1997年，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藏土，被军警逮捕，监禁数月，最后作为“外国人”被强制驱逐出境。2001年，丹真宗智的英文散文作品《我这种流亡》（My Kind of Exile）荣获前瞻骑马斗牛士（Outlook-Picador）非小说类大奖。

 

2015年3月，在达兰萨拉的一条崎岖路上，偶遇丹真宗智。他头上的红色布条是他的雪山般坚韧精神的象征。我大声喊住他，站在路边同他交谈阅读他的作品的精神历程。

 

自从他攀爬朱镕基下榻的饭店大楼，悬挂出“Free Tibet”的布条，并挥舞雪山旗抗议中共统治西藏之后，他不仅成为中共的危险人物，也成为印度政府伤脑筋的种子，另外，忠实于尊者的“中间道路”的流亡政府，有时也并不认可他的“过激”行动，因此，每年3月，西藏抗暴纪念期间，丹真宗智不得离开达兰萨拉居住地。

他寄居在尼泊尔人的一间简陋的小屋，小煤气灶上“吱吱”煮着奶茶，这是他一天得以温饱的源泉。他盘腿坐在床上的一堆书中，谈诗歌，理想，亦谈及困境，他送给我们一元美金的毛边小诗歌集，朗诵他的诗作。

 

 

我小心翼翼地问了他“是否憎恨出卖他的藏人牧羊人？”，丹真宗智坚决摇头，清楚地回答：“不，绝不，我们藏人手心手背，血肉相连”。

“是否憎恨汉人呢？”。我问：

丹真宗智亦坚决摇头，随后谈到“加米，我们的中国人想象”，检视自己从孩提时代至今的“加米形象”，“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中国人形象，永远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人的想象，我们开始接受中国也有其他面孔”。

 

尊者曾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说：“军方出动镇压示威，我感到震骇。他们这么做，反而使得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寿命短缩一半到三分之一。同也让世界看清了他们的真相：原来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荡然无存所持的怀疑态度，现在已经一扫而空”。

 

尊者三十年来始终在关注天安门受难者，为天安门事件的正义讨回公道而呼吁。

而以八九遗族“天安门母亲”代表的丁子霖老师也呼吁“大家都来关心西藏人权问题”，并指出：“89年春北京爆发的规模空前的学生民主示威运动，但是，人声沸腾、喧嚣的天安门广场上，却没有听到过中国学生声援西藏人民的声音，而参与那场运动的人们不可能不知道，仅仅在这两个月前，中共当局刚刚在拉萨对藏人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屠杀”。 “四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中国）人为藏族‘同胞’的非人境遇说过一句公道话，或者对藏人的苦难表示些许同情。相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默认了中共政权对藏民的镇压，默认了中共当局在藏族地区推行的剥夺人的自由和民族自决权的政策，很多人居然相信了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宣传，而且至今甚少省悟。”。

 

59·89流亡，像一面镜子，终于让世人看到了极权统治之下的环环相扣的共同命运，---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海水与海水相连，泥土与泥土相接。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断章③ 唯色的序·刘毅的画·感谢给力的诸位朋友

 

是否请唯色写《序》，向刘毅讨画作封面，我烦恼了好久。境外“三十周年·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只会令境内的发声者处境更加艰难。唯色最大的念想就是去拜见她的尊者，当局却剥夺了她的公民权—不发给护照。她在境内流亡，甚至在敏感季节，连拉萨都回不去。

 

但唯色发来了《你我流亡者的命运—为丹真宗智力的日文诗文集写的序》：

 

“在喜马拉雅山麓的那边，有望穿了双眼也归乡不得的流亡者，是与自己血脉相关的族人。”每次听到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或在其他国家对藏人讲话，总是反复提到‘詹却’（藏语，流亡）和‘詹却巴’（藏语，流亡者），这两个词就像烙印，成为1959年以后的西藏民族的显著身份。……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用母语写作，还是用中文、英文或者任何一种文字写作；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寄居在达兰萨拉，还是寄居在纽约、伦敦或者北京；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仍然留在自己的多（安多，今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卫（卫藏，今西藏）康（今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等地）老家；——都是流亡者，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者！”。

 

本书的封面是刘毅的黑白油画。

在唯色的家的客厅，我第一次看到刘毅的彩色布达拉宫画。但他用缄默而有力的黑白线条油画来记录与见证一百多位自焚抗议的藏人。他也是一位因八九六四运动而觉醒的同代人。作为一位画家，画天安门的受难者，画自焚抗议的藏人，既无经济实惠，而且招致政治风险。在境内，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额头上一旦被烙上“敏感人物”的红字，不但断绝收入来源，甚至众叛亲离，陷入孤绝境地。

   刘毅回答：“简单地说，最初画的时候，只是因内心的悲愤和无助。在这危机四伏的时代，藏人挺身而出是有尊严和高尚的事，他们用勇气和非暴力的抗争捍卫人性中善的力量。我信仰这种力量。它不会因为外界的伤害而改变，而是从内部改变自己。由此，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悲伤与温柔”。

 

感谢台湾图博之友的周美里女史。2006年，在茉莉的《山麓那边是西藏》台北发行会上认识。多年来，她在台湾为西藏（她只用“图博”一词）人权奔走呼号，此次，由于周美里女史迅速联系丹真宗智，并在版权问题上让日文版毫无后顾之忧。

 

感谢图博之友监事曾建元教授，他推动丹真宗智访台之行，诚如曾先生所言，丹真宗智是一位杰出作家与行动主义者。本书疑难，他总是很快来信回答。

 

感谢推动我的印度之行的薛兄。他留学美利坚之后参加自由运动再也未回过老家，母亲过世后只能请人分次带出骨灰坛子，背在身上带着母亲上路，过河拐弯，都高声呼喊：“妈妈，我们过河了，您小心点啊”，“妈妈，带您拐右边了，看得见不？”。偶谈及，必泪奔。

 

感谢美珍陪伴我远行。那时，我这个山顶洞人甚至没有使用脸书等通信工具，想都没想百分之百赖美珍，卸下电脑出发。却由于飞机误点，我们在香港竟失之交臂。看着美珍的飞机飞走，孤立无助的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声地干嚎。我竟然不知道我们要投宿新德里的旅馆是哪一家！

 

拜见尊者时，我们两人将准备好问题都吞回肚子里。我那时想问尊者是否现在还有空修手表？《流亡中的自在》记载了尊者小时候对科技与近代化的向往。美珍呢，作为一个媒体人，草稿都写了几页。

 

我们静静地地坐在远处注视着尊者谈话，尊者马上注意到我们，请我们坐在他身边，左手牵着美珍，右手牵着我，问我们有什么话题？我们还是舍不得尊者的时间，哪怕分分秒秒。那一年，尊者即将满八十岁了。对于我们所挚爱的人，舍不得消耗他的一点点生命。

 

 

感谢感谢阿宏，带我们偷闲去喝藏式咖啡，去西藏儿童村学校。他的藏人女儿在这里读书。阿宏是一位普通台商，不谈政治，不说空话，也不给流亡藏人指点江山，未来“应该如何如何”，他只是咪咪地微笑。十几年来主动接受数名藏人孤儿为“里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寄养），每年都要开一辆大面包车到达兰萨拉，为学校送去学习、生活用品，并带自己的亲生女儿来与“里子”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从小建立小河长流的感情。

 

感谢建筑家中原一博先生。他原是一位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因为八十年代达赖喇嘛访日而改变人生。1985年他举家移达兰萨拉，帮助流亡政府和藏民建设自己居住的“小窝”，让小孩子上学有自己的学校，凡三十又余三年，成了达兰萨拉家喻户晓的能人（直到近年迁居尼泊尔）。

 

中原与日本的藏人支援者成立“隆达”（风马）团队，开设网页，译介与传播境内外藏人消息，在达兰萨拉开了一家日本餐馆“隆达”，内设立日文、藏文图书书架，帮助藏人学习文化知识，餐馆后面是一个简陋的缝纫工厂，帮助一批一批流亡藏人学习基本生活技能。

 

2015年，中原将“隆达”部落格记录的143名境内外藏人抗议自焚者的故事集结成《为夺回太阳的光芒-藏人自焚者的故事》在集广舍出版，与日本导演池谷薰深入境内藏人地区，拍摄出纪录片《隆达》，再现抗议自焚者故乡的背景。

 

中原先生拥有一辆雄赳赳、气昂昂“宝马”坐骑-穿越崎岖山麓的摩托车。我当了跟屁虫，坐在“宝马”后面，跟他在上、下达兰萨拉疾行。三月，正是藏人抗议示威的高潮，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们、僧侣，一支支单薄的队伍手持灯笼，蜡烛、雪山狮子旗，斑斓的星星一样漫山遍野，那墓志铭一样肃穆的表情，令人一生难忘。

 

 

断章④ 翻译与出版的困境

 

本书得以出版，感谢出版社书肆侃侃房田岛安江社长的力挺。顺便说一句，她本人也是一位诗人。

 

刘晓波坐牢后，我在《朝日新闻》上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作为诗人的刘晓波，结尾处借用了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一句话：

“某种意义上，诗的功能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挡住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诗，是无限的”。

 

那时我并不认识田岛，她看了报纸之后，跑到香港去找刘晓波的诗，又去北京、长春等地晓波生活过的地方“呼吸与他最近的空气”，出版了一本刘晓波的诗集《牢房里的小耗子》邮寄给我。

 

2017年，刘晓波“被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她，后来一起翻译出版了刘晓波的散文诗集《只身面对大海》，刘霞的诗集《毒药》，并在东京的一家书店举办了波与霞的诗歌展，每首诗配上了田岛自拍写真。

 

自从4年前与丹真宗智的“狭路”相逢后，我一直心存向日本读者介绍他的作品之念。而日本虽然是出版大国，有三千多家出版社，但是多种形式的媒体极大地冲击传统出版业，出版社销售总额连年呈负增长，市场规模不断缩小，出版以大众消费为“胃袋”，人文科学类，尤其是翻译出版外国诗歌难上难。虽然日本拥有3000多家公共图书馆与包括短大在内的1700多所大学图书馆，二者加起来4700家，但诗集很难挤进去，也难进入“东贩·日贩”图书发行渠道，而且，都会里的大书店还很少接受地方出版社的书籍上架。

 

翻译外国文学，除了极少翻译欧美畅销书的专业翻译家之外，中文文学主要靠大学的研究者。而文部省改革“宽松教育”，每位老师都忙得那个不亦乐乎，即便有心，却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没有资金。申请研究经费，不包括翻译；三是翻译他人的作品，不算研究成绩；如果翻译作品市场卖得还好，，那也是原作品的好，不是翻译者的翻译好，顶多翻译者可以不向出版社缴费，运气好的话，还有不多的翻译费；如果卖得不好，那肯定就是翻译得不好，会被指责为什么某书在某国就卖得好，到日本就卖不好呢？不知阅读的“胃袋”在越境之后也会有“南橘北枳”；因此，尽管有作家口赞“翻译家功德无量”，但很少有人去冒这个险。

 

（“强国”大外宣不消说，近年台湾文学在日本被译介较多也是一个特例，文化部给与了很大的支持。）

 

这么多年，我连上面所有的条件全都不具备，仍然吭哧吭哧尽心尽力译介，做自己认同的文学价值的作品，翻译、写作、研究、书评、沙龙、讲座、叫卖，十八般花拳绣腿，全部并用。有一次一位年长者买了书之后，来信要求退款，原来他翻阅之后才发现不是一本养生长命一百二十岁的指南书！

 

日本出版与媒体是大东京“一括中心主义”，倘若没有九州的“有志”的出版社力挺，恐怕我的大半书籍很难出版。

 

在此并特别感谢川端幸夫先生多年的支持。这次不是他的出版社出版的书，他仍给力帮助宣传。我在日本经年有余，从未听说过哪家企业去帮助同行的“劲敌”去宣传产品。

 

 

我虽然从中文翻译过若干书籍成日文，并以双语写作、研究。但是本书是我过去的经验中一本难度较大的书--第一次从英文翻译到日文，二者都非我的母语。这次挑战历经十几次修改。大叠书稿以及电脑，辞典背在双肩包里，授课的余暇，用餐时间，都被节约下来，直到送印刷厂之前夕，田岛社长来电话要求再看一遍，酷热中真的差点晕过去。

 

感谢日本西藏学者手塚先生以及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的藏语学者，他（她）们在百忙中非常认真地查对原文，一个字一组词地确认藏语的人名、地名、事件的发音。且不说藏语中地区的方言发音，流亡藏人的发音也略有差别。

又比如，作品中《我的‘穆买’故事》，出现孟买地铁的站名。

印度人口最多的这个城市在17世纪大英帝国时期称为“BomBay”。直到1995年被正式改为“Mumbai”，这里是丹真宗智学习文学和哲学，与印度作家交流，接受英语文学的滋润的地方，孟买大学里，‘他是这里最高学府唯一的藏人，他不停地向印度人讲述藏人的故事，唱藏人的歌。

“这个藏人在孟买”，“当地上午八点零五分的快车/会带他回教堂门/直抵捷运：一个新的帝国”。

而这个称为“New Empire”的车站是何时建立的？诗歌写作时是否已经投入使用？”诗歌中的“New Empire”是否蕴含其它的涵义？

日本学者严谨地查印度地图和孟买铁路史，反复搜考，不得其解，最后我向作者确认。

 

这样的翻译细节，在日本出版只是一个必经之路，所谓翻译是检证与再考证原文的过程，需要耗费极大的耐心与心血。

 

感谢下山明子女史与沼野治郎教授，在英文翻译方面向我提供了帮助。

 

旅居加拿大的日本画家井早智代女史数次赴达兰萨拉，她也是丹真宗智的朋友，一直有心想向日本读者介绍丹真的作品，并在同人刊物《鹿首》上试译过几首，这次本书的出版，也完成了她的心愿。她给唯色，中原的记录自焚者的书籍都画过作品。

 

断章⑤  丹真宗智是一名“恐怖分子”吗？

毫无疑问，最应该感谢是丹真宗智，感谢他对我的信赖，并且总是尽快回答我无数细碎的问题。这次最为遗憾的是，出版社和我个人暂时完全没有余力请他来日本读者见面，相信读者一定希望听到他现场朗诵诗歌。期待不久的日子。

 

丹真宗智是一位“过激分子”吗？他的诗歌《我是一个恐怖分子》（I am a terrorist）一开头就宣告：

 

我是一名恐怖分子。

我想杀人。

 

我有角，

两根獠牙。

和蜻蜓的尾巴。

……

……

我是子弹

我从不思考

 

从这锡壳

为这两秒钟的动人生命

一跃

和死者同死。

 

丹真宗智一边徒步印度南北的难民营，朗诵诗歌，一边挨家挨户地召集大家参加村民大会。“我已经是个运动者，我生来就是个难民，生来就是要为这神圣的目标而战”。

 

他认为尊者的“中间道路”是万不得已的智慧的妥协，但自己所行走的是“实践与行动”的道路。丹真宗智的言与行代表了部分绝望而又希望的藏人青年。

 

但我认为，丹真宗智不是人们定义的“过激者”、“恐怖主义者”。通读他的诗歌、散文、政论，字里行间，充满的是对尊者以及对传统文化和藏民的热爱，他是一个诗歌的苦行僧，走的是甘地的非暴力和平道路。他不会有意伤害任何所爱的事物和人，他对今天的流亡处境以及同胞的懈怠亦有独特的思考，他不想让过去的生活成为永远光荣的见证，而是着眼于未来藏人独立的个体精神的训练，“国家的独立在于国民的独立”，有国民的自尊才有国家的自尊，精神本质上与尊者追寻的未来的蓝图殊途同归。

 

他一无所有。顶多在中共领导人访问印度时，组织一些游行示威，喊口号，表达不屈的精神。这些在民主国家的印度的宪法之内都是合法的。他能行动的，顶多是提前数日，像个“甲贺忍者”一样飞檐走壁地攀登高楼，趁人不备打出自由的旗帜。这使他不但遭受印度警察的棍打，而且还无止境地被传唤出庭。从达兰萨拉到孟买坐颠簸的长途汽车来回几十个小时，而每次“出庭”几分钟就被按铃，“本次结束，下次出庭！”。My God！印度法官每天大概要开庭几十次，！

 

他一无所有。但他拥有诗歌---化血为墨之痛（the pains of turning blood into ink）,诗歌的本质是自由的灵魂在上空飘扬。

 

他一无所有。他只是想回到父母、回到祖祖辈辈落下胎血的大地，并且死在那里。

 

他是一个“恐怖分子”吗？

 

倘若是，那么所有的诗人，只要他还不是“尸人”，不是“虱人”，他（她）就必定是这个世界的“恐怖分子”。

 

 

断章⑥  愿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很多年前，流亡作家郑义先生到日本，与大江健三郎先生对谈。“谈着谈着就闹了笑话—我说我们（流亡者）就像坐在一架去向不明的飞机上，飞着飞着，忽然有人过来说，跳吧，我们就背上降落伞，打开舱门往下跳。落到地上，才晓得这是到了美国。不料同声翻译没明白这仅仅是一个比喻，于是，翌日清晨，就开始有（日本）人打电话来表示十二万分的敬佩：您和夫人竟然会跳伞！弄不明白的是，民航飞机如让旅客用降落伞跳下来？天哪！”

 

 

可见，在日本传达“流亡”之痛的困难，不少人分不清流亡与移民的根本之不同。

 

 

丹真宗智的诗文集也许不能解决这些疑惑，但他的作品是思考这些疑惑的同时代的重要参照。

 

愿每一位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的读者，用两分钟的时间的闪念一下：

为什么“强国”1949年以后会发生59流亡·89流亡？

他（她）们从哪里来，又将归去何处？

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短暂旅途上，本质上是否都是“故乡的丧失者”，是这个俗世的流亡者？

我们该如何记忆我们的流亡旅程？

 

 

 

断章⑦  本书的诗与文的说明

 

本书诗与文全部由丹真宗智本人提供，从以下书籍中选择编辑与翻译。

 

 

Crossing the Border（1997）、

My Kinds of Exile（2001）、

Kora : Stories and Poem（2002）、

Semshook : Essays on the Tibetan Freedom Struggle （2007）、

Tsen-Gol: Stories and Poems of Resistance（2012）

 

中文参考：

《达兰萨拉下雨的时候》（曾建元等译 台湾图博之友会）

 

《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人的情怀》（傅正明著 允晨文化出版）

 

《西藏流亡诗选》（傅正明·桑杰嘉编·译 蒙藏委员会出版

《作为见证的文学》（贝岭编 自由文化出版）

《雪域的白》（唯色著 唐山出版社）

《统一就是奴役》（刘晓波著 余杰编 远流出版）

 

 

谢谢日本读者大人。日文解说与导读在书后。

 

谢谢非日文读者大人。我知道，你们帮助多买一本作留念，不仅为的是支持黑暗中孜孜前行的孤立无援者，更重要是为“亲正义”（尊者达赖喇嘛语），为的是，见证奥斯维辛之后写作的意义。

 

与丹真宗智日文版同时出版：

 

断章⑧ 《用零八宪章学习教养中文》

 

从2007年春，风沙寒冷中北京。在“万圣书园”，我、川端先生等朋友与刘晓波我们有过一下午的交谈。两杯苦咖啡灌肚子。晓波谈及他的家乡长春曾是“新京”，以及对日本殖民时代东北的客观认识，谈及百年前辛亥革命时代日本志士宫崎滔天等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希望日本由“价格外交”转向为“（普世）价值的外交”。

 

2008年入狱之前，发来大量的诗歌和时评，每个小标题都是“空袭来了”，“轰炸”我的信箱。直到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前一年，我和横泽泰夫先生及川淳子以及Jiang同学一起翻译出版《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以后，十余年，与淳子在研究当代中国的方面，多次在同一本书中“相遇”，当我感到无力的时候，她总是发来一张美丽的信笺，“燕姐，我们不是‘无力’，而是‘微力’”。附加一盒美味的甜点。

 

我们都在日本的大学教中文十几年。她亦是NHK电台的中文老师。川端先生一直有心出一本《《用零八宪章学习教养汉语》。

这么多年，我与多名《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在不同的场合相逢。

“零八”，像一个前世的密码，穿透告密、恐怖空气，打开彼此的心扉。表面上看来，胡温时代，比习时代温和，只有刘晓波一个人为此坐牢，事实上狱死。但是，不然。许多以“公民的勇气”签署本宪章的人，都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艾暁明，被提前退休，不发护照，连香港都去不了，崔卫平、徐有渔等，都不得不事实上流亡海外，还有更多的，不能写出名字的人，被单位约谈，不能晋升，被上黑名单等，一有风吹草动，新“黑五类”就被拎出来严厉警告……但所有人，都无怨无悔，为在历史的关头，署自己的大名而感到是自己人生中最有尊严的一件事。

 

全文四千多字，二十几处出现“公民”、“公民社会”。无疑，这是古老的中国几千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潜流，那就是，不当卑颜屈膝、生死由天的“臣民”、“顺民”，也不当所谓以阶级斗争划分敌我的“人民“，而是近代化意义上具有独立自尊精神的”公民”。

十年来，我也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如何保留《零八宪章》的文本，作为这个时代的遗产，留下未来的人们去思考，去评述，去完美。

 

感谢川端先生的建议，前后我花两年时间来编·写这本书，全文包括拼音、文法结构，词语、词条解释，本书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专栏，内容十分丰富，介绍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比如：词条“反右斗争”，用几个篇幅介绍储安平，林昭以及她的诗歌。杨继绳的“大跃进”。比如：“文化大革命“，特设一页，介绍”对少数民族而言的文革“，唯色、杨海英教授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比如：“公民”，介绍“许志永的公民运动”。比如：“历史“这一词条，如何从单元的历史进入多元的历史。

 

诸如此类，比比皆是。

 

日本有个“大正教养主义”一词，是日本大快朵颐西洋和东洋经典名著与文化历史的时代。今天，纸面书籍日益缩微，“教养主义”日渐堂吉诃德，但是，也正因为如此，重提“教养主义”教育理念，尤为迫切。

 

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学习汉语的语言教科书，更是一本关于同时代的中国的“教养”书。学习语言，不仅仅是用流畅的外语日常交流，做买卖，更重要的是，如何共有与继承同时代的记忆创伤。这，才是相互理解的第一步。

 

我和及川淳子女史自12年前开始在集广舍的网页上撰写专栏，本书可谓集大成之作。

 

 

感谢台湾的播音员王育伟全文朗诵。他的有力而磁性的声音，适度的停顿，非常适合外国人学中文的听力练习。请各位一定点击，倾听一次。

 美珍是我们的搭桥人。

 

感谢佐藤教授、辻康吾教授，在拼音与文法、现代中国研究上提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本书可以说是天安门一代、日本、台湾三者有志者的结晶。

 

刘晓波曾说：“汉藏的民族冲突是表层，独裁与自由的冲突才是深层，是实质“，最真实处境是“我们都是独裁制度的‘囚徒’。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1959整整60周年，1989年 整整30周年。

 

纪念与祷告。

 

再次谢谢你们！

 

                        

于 2019年（令和元年）6月4日之前，大阪。

肖邦的音乐流淌中繁殖出无数闪光的死者和生者

 

 

作者：刘燕子：1991年留学日本。目前在日本一边教书一边双语写作。日文著·译：《黄翔的诗与诗想》、《中国底层访谈录》、《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我没有敌人的思想》、《刘晓波传》、《人的条件-温故一九四二》、《手机》、《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西藏的秘密》、《1968：中国撼动世界》等等。（包含合著·译）

中文著·译：《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没有墓碑的草原》（与父亲刘英伯合译）。

 

 

及川淳子：中央大学准教授。出版著·译：《当代中国的言论空间与政治文化—“李锐网”的形成与变容》、《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刘晓波与中国民主化的走向》、《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空间》、《11封书信》、《新极权主义的思想史—哥伦比亚大学的当代中国讲义》等。（包含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