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造反 ----兼论去马立儒的必要性

作者: 余东海


认为马学是革命的学说,纯属看朱成碧。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纯属造反。马学就是造反的学说。造反和革命形似实非。因为形似,很多人将两者混淆了。

 

有人说:“古往今来的所有革命,首先是一种贩卖希望的思想营销,继而是一套营造幻觉的庞氏骗局,最后是一场收割韭菜的秩序重建。”这就是将革命等同于造反了。殊不知,两者性质和结果截然不同。

 

革命是革暴君暴政之命,吊民伐罪,除暴安良,具有天道、民意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正义性。《易经·革卦》高度赞扬革命顺天应人的伟大意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孟子·梁惠王下》篇记录了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齐宣王认为汤武以臣弑君,不可以。孟子说,桀纣贼仁害义,已经沦为独夫民贼,汤武革命不是弑君而是诛一夫。

 

造反正好相反,是极端严重的犯上作乱。《论语·学而篇》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造反者必然是不孝不悌不仁之辈。

 

古往今来所有造反派中,马家特色的造反即所谓的无产阶级造反,又是最无底线、最为恶劣的。孟子早就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孟予·滕文公上》)而经过马家邪说洗脑的

无产阶级,造起反来,只会更加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无恶不作。

 

无产阶级造反针对资产阶级,在反掉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反掉正人君子、正义力量和正常秩序,反掉人权、人性和人道。造反成功之后,一切反常、颠倒,是非、善恶、正邪、华夷、荣辱、功罪无不颠倒,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次,革命由正人和正义力量发起领导,具有高度的正义性普适性建设性;造反由野心家、阴谋家、邪恶势力发起和领导,只有反常性危害性破坏性,反掉一切危害一切破坏一切。

 

还有,革命是把人民从暴君暴政之下解放出来,建设良制良法文明社会,革命的结果必是盛世的开启;造反则是把人类的恶习邪欲和仇恨最大程度地解放出来,建成恶制恶法和人间地狱,造反的结果必是苦难的深化。所谓解放,实为奴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为极权主义暴政。

 

综上所述,革命和造反有三大不同:一是指导思想性质正邪不同,二是领导集团品质善恶不同,三是结果好坏不同。三方面都不是一般性的不同,而是天悬地殊截然相反。故儒家高度赞肯革命而坚决反对造反。

 

同样是造反,文化、政治性质不一定相同。例如,苏联的革命党和伊教的革命党,都是僭称革命的造反组织,都是具备五反人类的极权乱党,但同中有异:一是意识形态不同,前者物本主义,后者神本主义;二是所导出来的制度和法律不同,前者是党主制和人治,后者实行教主制和沙里亚法。

 

无产阶级暴民在消灭资产阶级之后,绝大多数沦为奴隶,而且是最悲惨的奴隶。因为马家统治阶级的垄断欲特别强烈广泛,无所不至。什么都要垄断,权力、利益、资源、舆论、信息、荣誉、正确、正义等等等等,统统都要垄断,这是广泛;什么垄断都追求极致,不封顶,无止境,这是强烈。

 

我在《三座大山和马帮妙计》中指出:“马帮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之类口号,只能是、必然是空话巧言。要因有三:一是公有制将土地、财富和各种资源据为权有,二是党主制按权分配,让民众无法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超高税负。在此三座大山重压之下,民众致富特别难,返贫极容易。若不与特权勾结,纵然侥幸致富,也是小富,毫无保障,极易被掠夺。”

 

还有一座大山是空前严重的贪腐。马帮有官皆贪,无吏不腐,而且它们胃口特别大,永远填不满。四座大山之下,民众不堪重负。因此,马家社会奴隶比亡国奴和奴隶社会的奴隶负担更加沉重,命运更加悲惨。

 

无产阶级造反成功,极少数成为统治阶级即特权阶级。但在马家体系中,特权阶级同样身为权役,是权力的奴隶,外为上级之奴,内为权欲之奴。在马学的指导下,它们同样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造反,被反掉,或者被在官群内斗中落马。

 

在马学的指导下,恶性斗争是常态,官与民、官与官、民与民之间充满大大小小此伏彼起的斗争。本质上,不仅官与官斗是内斗,官与民斗、民与民斗也是马家内斗。经过马学的培养和马制的解放,人人充满恶习邪欲和仇恨,斗起来毫无规范和底线,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什么人间恶迹都可以造出来,动辄你死我活。

 

马学既以民粹主义煽动人民造反,又以极权主义奴役人民。造反的时候侧重于民粹,造反成功则侧重于极权。造反和奴役相辅相成,民粹和极权一体两面。毛氏有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别说毛氏不懂马学,它是真正把握了马学的精髓。

 

马学导出来的政治就是红色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可分为宗教性和政治性两种。宗教恐怖主义的观念依据是极端主义神学,政治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是极权主义邪说。暴秦的秦法家、洪杨帮的拜上帝教、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马帮的马学都属于极权主义邪说,其中马学的邪恶程度堪称最高。马家社会,必然是极权社会和奴隶社会,丛林社会和监狱社会,是最典型的人吃人的社会。

 

注意,马家有左右之别。左道属于马学原教旨,阶级斗争为纲,纯公有制,计划经济,特别邪门,极端恐怖;右道属于修正主义,经济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伪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经济辅以私有经济,相对温和些。但是,右道仍然是邪道和绝路,极权主义本质依然。

 

今日中国仍是马国,道路仍是马路,因为马经仍然高踞宪位,仍是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仍是第一学科。马学在上,政治怎么反正、制度怎么改良都有限。邪说门下建不成良制,就像盗贼群里出不了圣贤一样。盖主体文化对于政治和制度的具有最高决定性。无论实践层面怎么偏离乃至违背,都无法摆脱文化的原则性、根本性影响。

 

在今日中国,儒家的地位颇为尴尬,似乎略高于中西方其它学说,而又远低于马学。有人说马主儒辅,非也。在马学面前,儒学并无辅助性地位。或可称为马实儒虚,马主儒奴,马家以儒为奴。

 

真正的儒家当然绝不为奴,绝无奴性。但认同马学、支持马政的马儒,则奴性难免。马儒又称为红儒,指立足于马而尊儒者,广义上包括亦儒亦马、儒马并尊者和立足于儒而尊马者。

 

马儒非儒,毛儒更非儒,就像假钞非钞一样。盖儒家修养和马家信仰不能并立。论文化,中道信仰和唯物主义信仰;论政治,王道信仰和社会主义信仰;论理想,大同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无不相互背离。这又是一条东海律:儒马不两立,冰炭不同炉。醇儒必反马,真马必反儒!

 

但有人认为,马儒亦儒。主要理由是,儒马可以相通相融,马学可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儒学也能与时偕宜,海纳百川,两家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这是眼下最吃香的学问。在杂时代,醇儒固然不行,纯马同样边缘也。

 

毛儒属于马儒的一种。马家有左右中之别,左派尊毛,右派尊邓反毛,中派主张毛邓互不否定。故马儒亦可分为三派,毛儒是马儒中的尊毛派。毛儒群体中对毛氏看法颇不一致,或认为孔代表道统,毛代表政统;或认为毛本身就是儒家道统传人。马儒都是伪儒,毛儒又是其中最不堪者。

 

中国眼下依然姓马。只不过,马学作为意识形态早已破烂难补,当局在立足于马学的基础上,对于西方人本主义和儒家仁本主义之政治学,试图有所吸收,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習的讲话中都有反映。只因马学马制与仁本人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所以思想、政治显得杂乱无章,官民无所措手足。

 

有文章题曰:《我们的根本问题不是中美关系》。不知内容如何,标题深得我心。中国之忧,不在,不在境外,而在萧墙之内。我们的根本问题不是中美关系,而是党国关系和官民关系,是自身的文化问题和制度问题。明白地说,就是马学马制。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百年忧患的最大根源。

 

有一条东海律:极权主义是人世间最大的罪恶源、灾难源和污染源。香港之鉴就在眼前。看罢《触目惊心!渔庄已经不是昨天的香港》一文,确实触目惊心,一向保量保质、物美质优的购物天堂,如今已是假货遍地。不仅货物,香港以高品质享誉天下的皇家警察、廉政公署和政府机构,也早已辉煌不再。香港的变化,为这条东海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证明。马家就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典型。

 

只有儒家中国,仁本主义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只有将儒学上升为主体文化,儒经上升为第一学科,中国才能名实合一。仁本主义一统中国,是最好的道路选择,相信也是历史的必然。长远而言,仁本主义先一统两岸,后一统天下,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人类的希望所在。

 

只有去马立儒,才能把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把颠倒的乾坤恢复正常。去马立儒就是一场政治和文化的双重革命。去马立儒,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辟马列是当今儒家应尽的文化责任。能言辟马列者,圣人之徒也。不能辟马列,不配为儒者。二十多年来,东海坚持反马批马,陆续受到不少旧雨新朋的劝谏。我的答复是,欲我不辟马,并非不可以,关键是能否满足我的条件。如果当局有彻底去马的决心、计划和时间表,我当然可以停止批马。

 

奈何现在当局常常强调马家的立场观点和初心使命。这种情况下,我焉能听之任之袖手旁观。它们有它们的初心和使命,儒家有儒家的文化天职和历史责任。

 

注意,对于马列,仅仅不提是不够的,仅仅架空、虚置都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从宪法和党章中彻底拿掉,名相都不许留,名不正则一切不行。

 
2020-9-14,定稿于2020-11-8
 

本站刊登日期: 2020-11-11 2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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