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她的孩子们

高耀洁逝世后第一年，我曾经为博登书屋编辑过一本《高耀洁画传》。那时，我第一次系统地整理她的影像与文字，把一个“新闻里的高耀洁”还原成一位有父母、有子女、有脾气、有倔强个性的老人。如今，又有机会为这本《中国医生高耀洁》写一篇序，对我来说，更像是在同一个问题上继续追问：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到底应当怎样记住一个叫“高耀洁”的人。

这本书的编者依娃，是大饥荒口述史的记录者，常年在底层行走，习惯于在废墟和尘埃里寻找人的故事。2015年，她与高耀洁结识，此后每年三四次，从波士顿去纽约的小公寓看望老人，帮她改稿、回信、拿药、做饭，在世俗意义上既是晚辈，也是照护者。她说，编辑这本书，是“与她重逢，与她作伴”，希望高耀洁在天之灵能在书页里微笑，感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思念。

这本书的结构，其实已经暗示了一种记忆的方式。目录从“请记住这个名字——高耀洁”开始，把许多熟悉的名字聚拢到她的身边：北明、邵燕祥、章立凡、苏晓康、金钟、余杰、艾晓明……既有公共知识分子，也有普通患者和家属；既有国内的记者、学者，也有海外的见证人。后面几章，又加入了女儿、妹妹、弟弟的回忆，加入了胡佳、曾金燕、马金瑜等人记录的“近况”，再加上生平、获奖、著作的附录，和编者依娃那篇朴素直白的跋。整本书像一座用很多人手搭起来的纪念碑，每一块石头都有姓名，有来历。

中国农村的现实，在本书里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背景。许多作者都不是“旁观者”，而是一度在现场或接近现场的人。有写河南卖血村庄的，有写艾滋孤儿的，有写因为输血感染的妇女，也有从新闻现场退出来的记者，回头看自己当年的报道空白。对他们来说，“高耀洁”不只是一位医生的名字，更是一个拆穿了官方叙事的缝隙。在这个缝隙里，读者能看到的是：艾滋病并不是从“生活方式”开始说起，而是从一次次看似“现代化”的采血、输血、卖血，从一次次国家与农村、权力与贫穷的交叉口开始说起。书里有文章用“血祸”来形容这场灾难，这个词简洁，也残酷。

这本书有几组数字，任何读者都应该记住——高耀洁不是卫生部官员，却跑了十五个省、一百多个村庄，救助过将近一千个艾滋家庭；她不是出版社，却印发上百万册防艾小册子；她不是信访办，却收到了大约一万五千封求助信，而且一封一封亲自回；她不是孤儿院，却帮一百六十多个艾滋孤儿安排生活。这些数字并不抽象，书中许多文章后来都用不同的场景，把这些数字填上了脸、眼睛和活生生的人的气息。北明在“请记住这个名字一一高耀洁”那篇文章里说，她是“中国血祸的天敌”，也是“受苦人的天使”。这两句话，几乎为全书定了基调：这一切不是为了造一个“圣人”，而是为了说明，在一次人为制造的灾难中，有一个人选择站在了最艰难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高耀洁的一生，坎坎坷坷。胡佳的那篇《高耀洁医生近况》，把时间线梳理得很清楚：1927年她出生在山东曹县，战火中长大，医学院毕业后在河南郑州行医一辈子，做过妇科主任，做过教授，接生过无数孩子，也为很多重症病人做过“最后一次尝试”的手术。等到1996年四月，她已经接近古稀之年，却在一次会诊里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怪病”病人可能是艾滋病感染者，于是建议做HIV检测。那次检测的结果，像一根线，把她的人生拉进了另一条轨道——从那之后，她开始追根溯源，开始跑村庄，开始走田埂，开始用她的那双缠足后又放开的“解放脚”在河南农村摸索“血祸”的路径。希拉里在她的回忆录谈到高耀洁：“高耀洁医生身材矮小，已经八十二岁了；当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她的小脚，这双脚被缠过，并为她的事迹感到惊讶。”

书中多篇文章提到，她为了这些调查，贴上了几乎全部积蓄，耗尽了老两口攒了一辈子的家底；为了给村民寄科普小册子，她把家当挪出去，把能卖的都卖掉。她的那句口头禅，“我少吃一点，少穿一点，帮那些可怜的人”，在编者简介里被反复引用。和这句话靠在一起的，还有“人不能说假话”“我是个医生，看到病人就走不动了”“唯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这些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格言，而是在她晚年的选择里一条一条兑现的誓言。

也正因为她不肯“说假话”，这条路几乎注定是一条与体制对撞的路。书里有几篇文章集中讲到她被监控、被围堵、被限制出行的那些年。有文字写到，她的电话被监听，出门有陌生人跟着；每逢国外有人要给她颁奖，家门口就多了一圈警察和便衣。到了2009年，她八十多岁，只能带着装有调查资料的硬盘匆匆出走，从河南到北京，再到四川、广东，最后到了美国。这本书在引文中用了她自己的话：“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请她做访问学者，她住进一间普通公寓，由护工照顾，继续写书，短短几年又写了好几本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书，还写了一本诗词。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高耀洁离开中国的时候，带走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那块硬盘。那块硬盘里的，是村庄的名字，是人的名字，是化验单，是病历，是信件，是她不肯“说假话”的证据。这些东西后来散落在不同的出版物里，也散落在本书各个作者的笔下。你在这本书里读到的，不只是对一个医生的赞美，也是对那块硬盘的一个个侧面描绘。

家庭视角，是本书另一条很亮的线。第二辑“妈妈 我带您回家”里，女儿、弟弟、妹妹轮流出场。他们写童年的大姐，写作为母亲的“高医生”，写兄妹七人在墓地最后一次一起扫墓，也写年老时她的固执、她的节俭、她对子女情绪的忽略。这里的高耀洁，不再是媒体镜头里那位瘦小、戴眼镜的“抗艾斗士”，而是一位河南口音浓重、记性逐渐变差、会埋怨子女不够孝顺，又会在下一句话里替他们辩护的老人。这些细节，很宝贵，因为它们让“伟大”落回了人间。

书里那篇《天上那颗最明亮的星星》，从一个很美的象征讲起：天文学家曾以她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作者把这颗星，和她在河南村庄里的脚印、她在纽约小公寓里的孤独，放在一起写。读到这里，很难不想到一个反差：一边是外面世界给予的道义褒奖，一边是她在自己国家里遭遇的围堵与冷落。附录里还有她的生平年表、奖项列表、出版著作一览，和一篇关于王淑平医生的附录。依娃还特别安排“王淑平，她为苍生吹过哨”一辑，把另一位“最早发现河南艾滋病毒”的医生王淑平也放进了这个记忆场。这样安排，很妥帖，也提醒我们，讲高耀洁，并不是在塑造孤立的“英雄个人”，而是在勾勒一群人的背影，包括和高耀洁一道奔走在中原土地上的桂希恩教授、高燕宁教授、孙永德医生、张可医生、陈秉中先生、杜聪先生和艾滋病的吹哨人王淑平医生。

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王淑平的名字显得格外重要。她比高耀洁更早在献血员人群中捕捉到艾滋疫情的蛛丝马迹，以周口临床检验中心负责人的身份，收集几百份血样、一遍遍复核，写成那份后来上报卫生部的调查报告，推动了1996年“3·14”整顿血站行动。代价却落在她自己身上：调查结论得不到河南省卫生厅的承认，检验中心被关停，她被开除公职，婚姻破裂。只能在2001年独自离开河南，远赴美国，在盐湖城重新开始医生与研究员的生活。2019年，她在峡谷间徒步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像一盏一直吹响警哨的小灯，忽然在风口熄灭。把她和高耀洁并置起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位个人的遭遇，而是同一场血祸中，两种相互呼应的勇气。

这本书的扉页的编者简介有几句引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人，不能说假话”“我是个医生，看到病人就走不动了”“我少吃点，少穿点，帮助那些可怜的人”。这些话在今天的语境里，已经被用得很滥，常常挂在机关墙上，也印在标语牌上。可是在本书里，它们有了具体的重量。读完整本书你会发现，这些话在高耀洁身上，没有被职业化、口号化，她是在用一辈子把这几句放在自己身上试，有时候试得很狼狈，有时候也试得很笨拙，但她没有退却。

作为一个研究中共党史与关注改革以来制度变迁的人，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其实一直有平行的两条线。一条线，是对体制的分析和思考：如果没有那种粗暴的“以血养政”的政策，没有那样的宣传话语，没有那样严密的封锁与否认，就不会需要一个老医生在七十多岁时背起调查和揭露的任务。另一条线，是对个体的凝视：我们很容易把一切归咎于一个抽象的“制度”，然后忘记，在这个制度的缝隙里，总还会生长出一个个具体的人——有人沉默，有人妥协，有人自保，也有人像高耀洁那样，选择让自己变成那根刺眼的针。

这本书没有替读者做结论。它只是把很多年的文字放在一起，让不同年代、不同立场、不同职业的人围着同一个名字说话。有的文章写得很激烈，有的写得很哀伤，有的很平实，有的甚至有点琐碎。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我很在意的东西：一种“慢慢积累起来的共识”。这种共识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政治口号，而是很多人用自己的经验换来的判断——我们需要记住这位医生，不是因为她完美，而是因为她在一个不完美的时代里，守住了最简单的底线。

对我个人来说，编辑这本书是我和高耀洁的第二次“对话”。第一次是在做《高耀洁画传》的时候，那时我更多是在和图片打交道，试着在一张张黑白照片里寻找她的表情变化，寻找她在不同历史阶段留下的痕迹。那本画传是从视觉进入的，这本《中国医生高耀洁》则是从文字进入的。前者像是一部缩微影像，后一部更像是一部口述史与见证文集。两者加在一起，给了我一个比较立体的“高耀洁全貌”。高耀洁不是只一个名字，她是医生，是母亲，是一个“麻烦分子”，也是一位普通的中国老太太。

我与高耀洁医生有一面之缘。有一年，我跟来自南京的陈教授去她在曼哈顿上城的公寓拜访她。我们到了门前，在门外听到屋里有人大声说话，但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应门。电话也打不通。足足等了十几分钟，高耀洁终于听到敲门声，才过来开门。原来，高耀洁耳朵不好使，我们到时她正在跟人通话，讲话声音非常大，盖住了我们的敲门声。那天，她送给我和陈教授每人一本签名的自传。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她给我签名的书在书架上，默默地注视着我，陪着我写完这篇小文。好像与她重逢，如同有她作伴。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然而，人死去的只是肉体；高耀洁的灵魂不灭，变做量子，充满宇宙；高耀洁的精神不死，变成文字，写满天空。天上有一颗名叫“高耀洁”的恒星，正看着我们。

写到这里，我想起书末的一段细节。有人记述她在纽约小公寓里接受采访，她一边翻着自己已经出版的书，一边念念不忘讲述她救助过的中国艾滋病人。那间房子并不宽敞，窗外是曼哈顿的街景，她嘴里念叨的，还是黄河、是河南、是村庄、是孩子。她在遗嘱里说，希望死后火化，不留坟墓，把骨灰撒进黄河。这个愿望，本身就是一种返回：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和疾病、和贫困、和乡村打交道的那片土地。她最后的愿望，也是回到那片土地。

为这本书写序，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邀请。邀请读者暂时放下对“英雄”的既定想象，跟随这些作者的文字，重新拼起一个人的人生；也邀请读者把这本书当作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理解公共卫生、理解国家与个体关系的一份材料。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靠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医生，来揭开一场血祸的真相；如果有一天，一个医生说“我少吃一点，少穿一点，帮那些可怜的人”，不会再显得那么“稀罕”；如果有一天，像她这样的人不再需要远走它乡，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到那时候，再来翻开这本《中国医生高耀洁》，也许我们会有一种更轻松的心情。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把她的名字记下来，把这些文字留在身边，仍然是一件必要的事。这本书，就是为了这件事而存在。

2025年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

注：作序者为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大学心理学硕士，博登书屋总编，著有《法拉盛传》《六度空间看美国》《上帝、信仰与政治制度》等著作。

《中国医生高耀洁》

一一跋：您爱世人，让世人的爱永远围绕着您
依娃

亲爱的高妈妈：

您好！

今天是美国感恩节的前夜，是大家合家团圆喜庆、围桌吃火鸡的节日。我忍不住把这两个月以来整理好的书稿《中国医生高耀洁》寄去给出版社——这是一份感恩生命中有您的特殊心意。

出版社老总刚刚回信说：“出版这本书，是我们对高耀洁医生的最好纪念！她是民族的良心，时代的英雄！”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如果我死了，我就让小熊给你打电话。”好几次，您都这么说。

2013年12月10日早晨，是的，护工小熊及时给我打了电话，告诉了我最害怕听到的消息。我顿时泪飞如雨，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您了，听您说话了……

我立即写信告诉给您的追随者和好友刘倩女士：“她到有鲜花的地方去了。”是的，您的一生看到了太多的贫穷、黑暗，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苦难。您去的地方，一定天蓝云洁，鲜花盛开，蝴蝶和鸟儿都围绕着您跳舞唱歌，儿童们无忧无虑地玩耍嘻笑……

但我没有能奔赴纽约参加您的葬礼，送您最后一程。原因是我这从来不怎么得病的人那几天居然感染了病毒，发烧头晕，卧床不起。我含着热泪写下《高妈妈 让我们再见一次面》，照例是陈奎德先生的《纵览中国》给予发表，后来张菁女士主持的追思会请人替我念了这首不成样子的诗，后来自由亚洲电台也在报道中引用。

以书结缘。说起来，我“认识”您是从您的《血灾：一万封信》开始的，才对中国的艾滋病有了肤浅的了解。如果没有写作，我们不会认识。如果没有书，您不会那么信任我。您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一个作家来看望您，您问：“你的书呢？”作家说：“还没有出版呢。”因为我给您带去三本采访大饥荒幸存者的书，您才会对我完全的信任。您说：“你这三本书都是你跑去采访的，多有份量啊。”我们在一起总是谈写作谈书谈中国老百姓受的苦，有说不完的话。

最初去看望您，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没有条件去第一线帮助那些艾滋病人，帮助您就是帮助他们。替他们照顾您，报答您为艾滋病人提供药品、给艾滋病死者遗孤提供学费、给社会各界基层免费发送防艾书籍和材料。那句老话说“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您曾经给予艾滋病人那么多温暖，我就要给您能够做到的温暖，那怕做一顿饭，端一杯水。或许您没有注意，和您交往的过程中，我没有刻意采访过您，因为我想您自己已经写了那么多，又有那么多人写您。我只是想陪伴您，和您聊天，给您做些琐碎的事情。我也知道，您警惕心重。因为您接触过的骗子太多了。我也从来不要求您介绍我认识任何人。当然，也是我的迟钝，竟失去了认识王淑平医生的机会，没有机会好好了解并记录她的事迹，令我非常遗憾。

高妈妈，不认识您的人，想您名满天下、获奖无数，又是前美国第一夫人喜拉里的朋友，一定过得富足滋润。但我知道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中国一般退休干部（医疗和住房除外——这是美国政府提供的福利）。您从不吃山珍海味，不穿绫罗绸缎，不补什么人参阿胶，更是从没有过大房子好车子。我亲眼看到，您的衣服烂得补丁摞补丁，为省钱吃便宜的鸡胗，五、六块一个的西瓜也舍不得买，一张纸巾翻来覆去地用……让我既心疼又生气，真想对您说：“您能不能爱护自己一点？”但是，您一次捐书就是三百本，价值五、六千美元。我在您的住处看到登记本，谁拿书谁签名。您的书都是免费赠送，您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知道艾滋病的真相。书是您的心血，书是您的骄傲，书更是您一生历尽风雨百折不挠的结晶。

作为喊了您八年“高妈妈”的人，您离世这两年，我没有为您做任何事情，好像有意躲避着伤痛。一年多忙于自己一本大饥荒题材小说集的写作、修改和出版。但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每次和您见过面写下的那些文字。我曾经整理成 《我的高耀洁妈妈》，做成PDF，请人免费下载。但是只有数万字，不足以成书。您生前也说：“您再写点，出一本书。”我怎么舍得让您失望呢？反复思考斟酌后，我决定编辑一本纪念您的书，让众人的文字堆砌出一个丰满的、鲜活的、真实的您。虽然后来我觉得自己捅了一个“马蜂窝”“骑虎难下”，自己的能力实在有限。但是逼迫着自己一天做一点。给自己鼓劲，您九十岁的老太太都不叫苦，我这点，差得远呢？

高妈妈，这本书中的作者，大多数您都认识。比如北明，她是您生前最好的朋友之一。我说感谢您给高妈妈购买电脑放大屏幕，这样令您写作方便很多。她回信解释：电脑放大屏幕不是我买的，是我们几个人的稿费，还有纽约的李进进律师（已故）加了一些钱。从这细小的事情能够看到一个人的人品，她的诚实令我感动。您还告诉过我，北明给您剪脚指甲——记得护工告诉我，她们不可以为被看护人剪脚指甲。从没有打过交道，北明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寄来自己的文章和马文龙等好友的佳作，还有很多珍贵的图片。并提了很多好的建议。我知道，人家是看您的面子也。我发现，她和您一个性格——直爽。

还有您女儿炎光的同学、您过去的同事傅莉著名的先生苏晓康寄来三篇文章，苏晓康先生说傅莉非常喜欢她的“高姨”，一直以“高姨”为榜样。并寄来你们在华盛顿见面时的珍贵合影。

重要的是，通过艾晓明教授，我收集进了五封艾滋病人和家属的来信，字字扎心，不忍阅读。但是，我想让十三岁就死去的小静亚陪伴着您，让九岁不幸感染艾滋病的田喜陪伴着您。我知道，您的翅翼会为他们遮挡风雨，您的微笑会慰藉他们千疮百孔的情感……更是请每一位读者听到艾滋病患者的呻吟和悲鸣。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我尽量用信件、脸书、微信征得作者的同意。苏晓康、金钟、陈奎德、余杰、艾晓明、庞皎明、刘倩、燕子、罗四鸰、林海音、云帆等都是说“同意”“没问题”“我的荣幸”。没有一个人说NO，让我由衷感动，由衷感谢。他们的支持我无以回报，能做的，就是每天早晨五、六点起床，冲一杯咖啡，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认真看阅每一篇文章。看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就感觉又见到了您，看到了您的音容笑貌，听到了您的河南话，（跟着您，俺都会说河南话了）闻到了您身上散发出的特有气息。看这些回忆、评论您的文章，让我感觉仿佛又和您在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

我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编辑成辑：比如在这些作家、评论家的笔下您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挺身而出的悲情英雄；比如家人的角度会让读者感觉亲切，看到生活中一个作为妻子、母亲的您的模样；比如从当年采访您的记者们和追随您帮助艾滋病志愿者们的记录中能够看到一个不停行走、不停呼吁、痛心疾首、时哭时喊的您；从年轻的留学生们的眼睛看您，又是一个慈祥的、操心小事、年老体弱的老奶奶……

我“私心颇重”地将自己写您的作品编出一辑《我的高耀洁妈妈》放在最后，从第一次见面到最后一次见面，一一书写。我希望没有见过您的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文字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笑有泪的高耀洁。她不是钢铁打成的刘胡兰、江姐。您对儿女并非铁石心肠，提到丢失工作流亡加拿大小女儿的病，您老泪纵横地对我说：“我不心疼吗？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吗！”提到自己曾孙女，您又是慈爱无比，笑得脸上开花。您也有老年人的落伍和偏颇，比如您看见女孩染黄头发涂口红，会说：“女流氓。”如果谁离婚了，有了新的配偶，您也会认为这个人有道德上的瑕疵。看到您不喜欢的人来访，您就假装病重，侧身睡觉，人家一走，您又“生龙活虎”了，小孩一般。自己没有什么钱，还操心着这样给谁那样给谁……从零九年流亡，漫漫十三年，年老多病，常年缺乏家人的陪伴，艰难而孤独，有一次您甚至对我说：“我真想从这窗户上跳下去，一死了之。但是我不能这么做。我名气太大，影响不好。”闻者心碎。哭完、抱怨完，小眠一下，有点力气精力，又艰难地推着轮椅坐到电脑前费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如辛勤了一辈子的农人，只要能动弹，就要下地劳作，不问收获几何……

关于书名《中国医生高耀洁》，我也是反复斟酌。医生是神圣的职业、救死扶伤的职业、令人尊敬的职业。可是在中国医疗产业化的今天，让人们心目中的白衣天使变成了“黑蛇白蛇眼睛蛇”（律师、医生、教师）之一的蛇，咬人伤人。今天的中国，还有骑着毛驴去乡下接生的医生吗？还有为救助贫穷的姑娘和院长吵架的医生吗？还有自己花钱给病人送药送食物的医生吗？还有见了高官、面对厚禄仍然说真话的医生吗……您无疑是那些不收红包就不动手术，把病患当成提款机的无良医生们的一面明镜。《中国医生高耀洁》这个书名的下面，我要请编辑再加上一行小字“王淑平 她为苍生吹过哨”，因为我觉得大家对这位做出杰出贡献、付出巨大代价的医生关注远远不够。我相信，您会同意我这么做，以此纪念。您们老姐妹也“做个伴儿”。

关于封面，我本来想用您和孩子们的，您妹妹的意见还是一个人的比较好。我最后选择了这张您凝视远方，灿烂微笑的照片。我是想，您活着的时候为艾滋病患者、艾滋病孤儿哭得太多太多。希望以后，您能够笑得多一些。

“你可能再见不到我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23年9月，脸颊贴着脸颊，久久地拥抱告别。您固执地让我带回来两盆绿植，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是永别。我很内疚，如果您请人告诉我您已临近最后大限，我会马上去的！可是，您从不会这么说，不麻烦别人。我很自责，最后的时刻，我没有陪伴您，没有牵着您的手，没有给您最后的拥抱。写到这里，哀伤不已，眼泪禁不住一串串涌泄而下……

我不是雕塑家，不能给您雕一座栩栩如生的铜像；我不是导演，不能给您拍一部流芳百世的传记片；我不是大富翁，不能捐助给您修一座伟岸的纪念馆……但我知道，您最喜欢书，只有书会让您高兴。所以，我看阅了大量的文章，一再筛选，反复调整。我希望竭尽全力编辑出一本比较全面的、内容丰富的、有份量的、体现您真实精神风貌的纪念册。在您去世两周年的日子，在您即将九十八岁冥诞的日子，给您献上。这是我对您微薄的心意，是我对您缠绵的怀念。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对您的爱！

如罗慰年先生序中所言：“整本书像一座用很多人手搭起来的纪念碑，每一块石头都有姓名，有来历。”在这里要深深的感谢所有的作者！感谢罗慰年先生答应“邀请”，作出这个结实、有力又温情的序。让更多的人在这本书里与您重逢，与您相伴！

高妈妈，我还想对您说，您送我的花都长得可好了，绣球花每年都开几十朵花儿；绿罗爬了好几尺，能够折下送人。还有老胖（高妈妈这么称呼我丈夫）身体康复了，您放心。小胖（高妈妈这么称呼我儿子）工作挺好的。您放心吧。我更是记得您的叮嘱：“你能写，尽量多写点。”

高妈妈，等着我。有一天我们终会在天堂见面，终会紧紧地拥抱。我还要当您的帮手打字，给你包饺子做面片，给您带去鲜花，领您去河边散步。我还要和您坐在一起，用河南话没完没了地拉话。

高妈妈，今天，我终于完成了编辑工作。我想告诉您：

高妈妈，俺给您编了一本书《中国医生高耀洁》，希望您喜欢。

您爱世人，让世人的爱永远围绕着您！

拥抱您！我的老妈妈！

小宋（依娃）

2025年11月26日感恩节前夕

编者介绍

       图片：编者依娃和高耀洁医生交谈

依娃，本名宋琳，作家，大饥荒口述历史工作者。为高耀洁医生生前好友之一。出版有《我的乡村》《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寻找逃荒妇女娃娃》《寻找人吃人见证》《走陕西》等。

2015年夏和高耀洁医生相识，平均每年三到四次从波士顿到纽约拜访老人家，帮助她修改文稿、回复信件、取药、做饭等。写下数篇记录高耀洁医生的文字，发表于《世界日报》、《纵览中国》等媒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唯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人，不能说假话。”“我是个医生，看到病人就走不动了。”“我少吃点，少穿点，帮助那些可怜的人。”是高耀洁医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满怀对高耀洁医生的怀念和敬仰之情，多方联系作者，网海打捞，沙里淘金，整理出这本包括苏晓康、金钟、余杰、章立凡、北明、艾晓明、高燕宁、刘倩、林世钰、庞皎明、孙亚、杨喜成等著名作家、学者、普通艾滋病患者和家属或深刻尖锐或感动人心佳作的书。书中包括《王淑平 她为苍生吹过哨》一辑，以表达对这位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疫情，因而失去工作失去家庭远走它乡悲壮英雄的敬意！

编辑《中国医生高耀洁》的过程，是与她重逢，与她作伴。希望此书能够让经历战乱、遭遇文革、见证艾滋、客死它乡的高耀洁医生莞尔一笑，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身份不同的书写者对她永久的思念和爱戴！

高耀洁医生远去了，但高耀洁精神将永远感召我们！感召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