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8：中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受限状况研究（第四章之第1-2节）

第四章：学术自由：通往明天的道路<?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o:p> </o:p> <o:p> </o:p> <o:p> </o:p> 第一节：学术自由与风险社会<o:p></o:p> <o:p> </o:p> <o:p> </o:p> <o:p> </o:p> 1、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o:p></o:p> <o:p> </o:p> <o:p> </o:p> <o:p> </o:p> 1986年，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UlrichBeck）在《风险社会》中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society）的概念。风险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与过去已经有本质的不同。贝克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与古典现代性的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风险社会”之中。风险社会的概念直接对应着现代性的一个新的阶段：反思现代性。在这个阶段，工业社会所造成的风险开始占主导地位。世界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风险社会”。<o:p></o:p> <o:p> </o:p> 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改善财富分配的公正以及权力的不平等，那么，在风险社会，人类就必须把如何缓解和分配伤害作为核心问题。贝克指出，“风险”（risk）本身并非“灾难”（disaster）或“危险”（danger），而是一种灾难和危险的可能性。贝克认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1]换句话说，“风险社会”建立在对如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基础之上：“在发达的现代性中系统地产生的风险和威胁，如何能够避免、减弱、改造或者疏导？”[2]<o:p></o:p> <o:p> </o:p> 在古典现代性的工业社会中，人们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可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人类社会终将会实现有秩序、有规则地发展。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加速，“自然终结”，“传统终结”，而“人的决定”也未必高明。原有的对社会发展的进步论信念已经不再符合后工业社会的实际情况。贝克认为：反思现代性的核心概念是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有两个：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原有的社会制度、结构以及关系向更偶然、复杂和分裂的状态转变。风险社会的风险是现代性本身的结果。它具体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生态风险和技术（如核技术的、化学的、生物的）风险。全球化同时意味着风险的全球化。贝克对后工业社会的概括是深刻有力的。<o:p></o:p> <o:p> </o:p> <o:p> </o:p> <o:p> </o:p> 2、今日中国社会的风险问题<o:p></o:p> <o:p> </o:p> <o:p> </o:p> <o:p> </o:p> 在中国，前现代性的农业社会并未告别舞台，古典现代性的工业社会并未完好地建成，而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则早已开始。按照阿尔文·托夫勒的观点，三种经济、三种权力、三种文明在中国共存。因此，今日中国社会的风险问题尤为复杂和严峻。工业社会引发的风险和古典风险交织在一起，全球风险和本土的特殊风险交织在一起，导致风险的因素和控制风险的因素交织在一起，风险对固有的制度与文化的严酷挑战和固有的制度与文化对风险的笨拙应答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作为高风险社会的奇特景观。<o:p></o:p> <o:p> </o:p> 人类处于风险社会时代，但是不能将某个国家单独挑出来加以定义。中国社会的高风险性体现在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在社会层面，普遍性的风险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可能遇到的。如SARS、毒品、艾滋病、恐怖活动和日益逼近的社会性冲突。社会利益的分化和社会主体的多元化，由于缺乏一个公正和有序的制度平台，并未将社会直接带向包容与和谐，反而直接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剥夺被放大，被合理化，理性的协商管道的缺失，使得非理性的社会冲突的发生可能性增加，社会性冲突的风险日益现实化。在个人层面，特殊性的风险虽然是并非每个人都能遇到的，但矿难事故、交通事故、飞机失事等，由于已成为某种普遍性的生活状态的象征，给整个社会的精神压力也是十分沉重的。<o:p></o:p> <o:p> </o:p> 在转型中国，生活日益充满不确定性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基本心理感受之一。依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因此，中国的局部风险会造成全球性的后果，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局部风险也会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利益。例如SARS危机就是如此，中国的局部隐瞒疫情能够致使世界为之深感恐惧。但是中国的风险“被避免、减弱”的难度更大，因为中国不仅欠缺公正、理性而有效的制度，同时也并不存在一个成熟的、自组织的民间社会，在强大而非理性的公共权力面前，每一个公民似乎都是单独的，赤身裸体，失去保护。因此，在一个全球庞大的市场网络中，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必须承受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内蕴的风险而导致的“谷贱伤农”的市场波动风险，同时必须承受土地被剥夺、财产被侵占、公平诉讼权被损害的制度风险。在城市居民面临经济波动导致的物价变化、失业等生活风险时，同样要承受制度风险的内容。中国的制度保护与社会保护的缺失并不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新问题，而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老问题。<o:p></o:p> <o:p> </o:p> 总之，在当今的风险社会，中国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不能例外”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三种经济、三种权力、三种文明共存的情形下驾驭风险的问题。因此，不仅需要充分认识当代世界的风险本性，了解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努力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从而使公共政策的设计具有前瞻性、全局性，而且需要回归中国当代社会的真实语境，将在制度保护与社会保护的严重缺失之下的社会运作的巨大危险，作为独立的公民思考与负责任的公民行动的基本前提。<o:p></o:p> <o:p> </o:p> <o:p> </o:p> <o:p> </o:p> 3、促进学术自由，驾驭社会风险<o:p></o:p> <o:p> </o:p> <o:p> </o:p> <o:p> </o:p> 3.1掌权者的风险恐惧与可能的反省<o:p></o:p> <o:p> </o:p> <o:p> </o:p> <o:p> </o:p> 风险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死亡问题。在风险社会，尤其是高风险社会，人们所面临的将不再仅仅是个体死亡的问题，而直接就是群体灭绝的问题和整体毁灭的问题。在中国，肆意横行的公共权力必须对风险问题有所觉悟，因为今日全球传播的风险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不分贫富贵贱，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都随时受到威胁。吉登斯、贝克等人都说过，风险社会的秩序并不是等级式的、垂直的，而是网络型的、平面扩展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平等主义者”，风险社会的结构并非由阶级、阶层等要素所构成，而是由个人作为主体而组成。吉登斯认为，人们在风险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不再有享有特权的人与无特权人的社会分层，也没有旁观者。风险将不放过任何人。对于如此严酷、巨大和超越人类预测能力的普遍性风险来说，风险的分配是个真问题，而风险的转嫁（如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那样）则是个伪问题。于是，对于掌权者来说，是否能够行之有效地驾驭风险，理性认知，有效应对，这不仅仅是丧失了基本安全感的公众对公权力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坐在“文明火山口”（贝克语）上的掌权者在忐忑之中对公权力的实际状况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要求。掌权者的死亡恐惧丝毫不弱于普通人。<o:p></o:p> <o:p> </o:p> 此外，另一个对于掌权者的直接挑战，是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结构的冲击。也就是说，风险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整体的。要应对和解决全球风险，就需要每个作为个体的地球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团结，共同努力。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使得有明确的地理边界的民族国家不再是全球风险社会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唯一治理主体。风险的跨越传统的地理边界的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出现，在全球意义上，不仅宗教、非政府组织、社团、自治性的社区可以成为新的治理主体，而且个人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最小单位的治理主体而存在，并由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之间透过复杂的全球互动而达成新的合作关系。这时，传统的民族国家结构已经从根本上被动摇，而新的全球治理的制度结构虽尚未完善，却已显示出与全球风险社会之间的高度的适应性和内在匹配性。这就迫使中国的公共权力执掌者重新思考：是否应该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政府权力让度出一部分，交给全球治理的承担者（世界公民联合体及其承载者），以便切实有效地降低风险系数，提升安全指数？<o:p></o:p> <o:p> </o:p> <o:p> </o:p> <o:p> </o:p> 3.2为何必须以学术自由作为应对策略<o:p></o:p> <o:p> </o:p> <o:p> </o:p> <o:p> </o:p> 在全球风险社会的宏大背景下，学术自由的实现与促进，直接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与新机遇。我愿在此正式向中国政府建言：即便是站在维护现存权力秩序的立场，最聪明的做法也将是促进学术自由而非相反。透过不断扩大、增进与保障学术自由，将能够更有成效地驾驭社会风险，优化社会生态，实现社会和谐。即便政府暂时仍置若罔闻，这也应当是民间社会和学术社会自身的刻不容缓的选择。以下将简述原因：<o:p></o:p> <o:p> </o:p> 贝克指出：风险难以被“避免、减弱”的原因有二：其一，当人类试图去控制“自然和传统”、试图控制由此产生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时，人类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这不仅是因为风险认知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人类知觉系统对于普遍风险根本无法精确地感觉，也谈不上理性地决策；而且是因为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的，是各种社会制度（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已超出现代工业社会的控制能力。其二，有时候公共权力是渎职的，它并未具备有效控制风险、承担公共责任的基本意愿。现代性制度虽然在结构上非常完善，但却陷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贝克所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现代社会制度在严重风险来临时却无法有效应对，对于内生于现代社会制度的风险，它难以承担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无法准确界定造成普遍风险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往往利用法律和科学为自己辩护，进行“有组织的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o:p></o:p> <o:p> </o:p> 在中国，由于三种经济、三种权力、三种文明共存，两种社会转型共存，贝克所说的问题都更突出，而且还具有属于中国自身的特殊的、非典型性的特征。政治的本义，本来是选择人类当中最聪明的头脑去担负管理之职。但是在中国，“优秀者胜出”的选择机制并不具备。权力运作并不公开透明，也缺少必要的监督。这就导致了在中国实施控制者不仅可能缺乏必要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平，而且可能更容易为所欲为、不计后果。于是控制风险的努力遭致失败的可能性在中国是双重的。公共权力“不负责任”的可能性在中国也是双重的。由于在中国权力的运作是非理性的和极易失控的，就必须再将由于政治生态可能会出现的突然恶化所导致的极权主义的风险、经济崩溃的风险、生态恶化的风险和挑起毁灭性战争的风险再计算进去。所以，风险的难以被“避免、减弱”，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具有尤为痛切的真实性与严峻性。<o:p></o:p> <o:p> </o:p> 那么，该怎么办？能否使这种脱缰的风险得以适度缓解？促进学术自由，繁荣学术生态，将可能从个人、社会和学术三个层面为驾驭风险提供必要的支持。首先，从个人层面来观察，我们将发现，风险的个人化直接意味着个人陷入风险认知的困境当中。而只有促进学术自由方能将个人从这种困境中获得不同程度的解脱。贝克认为，风险认知具有双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尽管个人具有比较敏锐的风险意识，对风险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在某些后果严重的风险面前，个人往往会反应过度，甚至无法区分风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作出非理性的反应。这是由于个人的信息量不充足，对信息的解读又不专业，对于远远超出个人经验的普遍风险根本无从判断。这时人们必须在信赖政府的理性决策和信赖自身的非理性直觉之间作出抉择。政府的理性决策可能直接就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人为风险的根源，因此并不足信；个人的直觉反应又确实存在着过度或失措的巨大可能。而不断促进学术自由的努力能够使整个社会的有效信息量增加，有效信息的传播与流动增加，普通人与学术社会之间的信息互动增加，学术社会对于社会治理的直接参与程度增加，个人由于生活在一个学术繁荣、思想自由、表达顺畅的社会，时刻感受到浓烈的学习氛围，将更容易培育主动搜集、辨别、解析、反馈信息的习惯与能力，养成成熟的理性判断的心态。毕竟，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都只有具备承受信息的心智，战胜恐惧信息的心魔，才称得上成熟。唯如此，对于风险才可能有适度的反应。风险认知的第二重困境是：个人在风险判断上越来越信任专家系统，但是专家系统本身在风险的认知和解决上就存在着内部争议，权威性受到质疑。因此，个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更加个人化。由于现代工业社会是专业分工的社会，分工已经细化与深化，某人在某个领域是专家，在其它领域中，他和其他人则同样无知。这是由于个人对于后工业社会的复杂性的风险缺乏专业知识，而专家系统的认知结构与认知模式又尚未适应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需求。不断促进学术自由可以使个人适度参与科学认知活动成为可能，使个人与专家系统之间能够建立更开放、紧密、灵活的交流渠道，使专家系统有可能在开放参与的状态下进行内部配置的重组和认知结构的变革，促成更多的跨学科的、甚至横断学科的、问题导向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促成专家与普通人之间彼此高度协作互动、信息吞吐反馈频仍的、新的学习机制和学习型组织的出现。专家系统本身的开放与灵活，需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和它背后的权力垄断，这直接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学术自由的氛围是否普遍，理性探讨的文化是否成熟。<o:p></o:p> <o:p> </o:p>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观察，风险社会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就更为直接。只有促进学术自由才能使处在转型中的风险社会透过自我变革的方式成为真正可治理的开放社会。风险社会不仅是个认知概念，它意味着一种正在岀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在政治生态严重失衡的社会里，应当如何规避和管理风险？就当下中国而言，必须将走向开放社会作为不可移易的目标。在贝克所谓的现代性制度枯竭的背景下，又必须理解中国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由于三种权力共存，两种转型并进，应对风险所必须解决的制度瓶颈就是双重的。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和行动模式更是无法成功应对风险的。制度的现代弊端和制度的传统遗毒交织在一起，使得风险的治理变得更加困难。贝克主张在整个社会实现对权力和权威的重组。贝克认为，必须发挥想象力“再造政治”以应对风险。要有一种有创造力和有自我创造力的政治。这样的政治能够从不断产生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组织形式和思想观念中汲取力量，建造出能够应对风险的制度结构。之所以在社会层面强调促进学术自由，是因为学术自由的实现既依赖于这样一种政治，又能够协助促成这样一种政治。没有自由和繁荣的学术，就没有新的思想观念的源源不断的诞生，我们的社会文化对新的社会力量会缺乏解释力，对新的组织形式也会缺乏想象力，在贝克所呼唤的新政治中，不仅要如上所述，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还要求政治的社会参与和决策参与都要向公众开放、向学术系统开放；在全社会倡导和扩大政治、社会与学术领域之间的公开的对话……这既是构建驾驭风险的新政治的方式，也是促进学术自由的方式。就学术社会而言，以促进学术自由的方式来推进旧政治生态的演变和新政治生态的建构，就要以实现自我立法和自我约束的方式深化与保护学术自由的果实；更要具有基本的全球立场，以世界公民意识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对传统民族国家的超越。<o:p></o:p> <o:p> </o:p> 最后，从学术层面来观察，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以及风险认知的困难，都对原有的知识系统提出质疑，“学术自由”概念的深化和促进学术自由的实践，将成为在学术层面回应质疑、实现变革的重要途径。风险过于复杂、不确定因素太多，现代风险要依赖于科学感知来确定，因为风险的确定具有知识依赖性。但科学本身在评估风险问题上的内在局限性，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计算方法对于风险评估是无能为力的。这就使得原有的知识系统和专家系统必须从两个途径来回应挑战，寻求自我改变。这两个途径都直接与促进学术自由有关。其一，在原有知识系统和专家系统的内部，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的独断将被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理性所取代。贝克认为，风险评估永远无法排除伦理、政治、经济、文化的考量，这使得理性摆脱了科学的垄断，引入了反思的人文立场。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协作、互动与制衡，将为学术自由的促进与学术生态的平衡带来新的内容。其二，民主政治的原则将更深入地影响学术社会内部的结构与生态。学术自由是免于审查限制的，但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不应排除基本的监督、修正和缓解的可能性。基本的合法性程序的建构（如在制度层面将公众对于克隆研究的道德与文化后果的充分考虑吸纳进决策机制当中），适度地尝试民主授权与分权制约，鼓励公众对学术研究的后果表达自由意愿，将批判因素引入学术生态的内部，会促进学术研究在反馈机制下的激活与调整，使“学术自由”的概念与实践都能够从传统的简单权利诉求进入成熟的反思境界。<o:p></o:p> <o:p> </o:p> 吉登斯曾说：“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毕竟，‘风险’一词（risk）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3]我们在风险社会该如何更好地生存？以“敢于”的态度积极而负责任地促进学术自由的实现，无疑是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最好的方式。<o:p></o:p> <o:p> </o:p> <o:p> </o:p> <o:p> </o:p><SPAN style="FONT-SIZE: 12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serif\’; mso-font-kerning: 1.0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第二节：大学教师：进一步争取学术自由的可能与途径<o:p></o:p> <o:p> </o:p> <o:p> </o:p> <o:p> </o:p> 1、继续有意识地促进学术自由<o:p></o:p> <o:p> </o:p> <o:p> </o:p> <o:p> </o:p> 从1999年到2008年，在如何对待大学教师争取学术自由的努力的问题上，政治权力并未有任何主动缓和紧张关系的进步迹象。一些微弱的松动，是来自大学教师日益汹涌的精神觉醒所造成的强大压力，以及政治权力内部的结构性冲突所导致的控制能力的弱化，而不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恩赐，更不是源自于经济增长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宽松程度的自动推进。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可以直接由经济增长指数转换过来的自由指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自由市场实践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o:p></o:p> <o:p> </o:p> 大学教师是实现学术自由的主体，在学术自由受到限制和压抑的状况下，对身处的情境有基本的思考与判断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造成这种限制与压抑的力量是政治权力，就必须对政治权力的内在特质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政治权力的蒙昧和其控制体系的庞大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那么，是否有可能期待政治权力自动开启智慧，学会自我约束，并主动实现从控制体系到服务体系的转换？我认为，中国当代的政治权力可能是世界上最难被“驯顺化”的一种政治权力，因为它在源头上所接受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一套完整的信仰，这一信仰在新世纪经历了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的两次理论转换，但其崇尚暴力斗争、崇尚肉体决定、崇尚机械唯物、崇尚历史进步、崇尚社会工程、崇尚权力集中……的信仰内核并未有任何改变。它甚至至今仍以此作为其存在的依据和合法性的源泉。那么，信奉非暴力原则的知识分子就只有以足够的理性与耐心来施加软性的影响力，直接聚焦权力的信仰内核，促使越来越多的身处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个体彻底放弃其对恶的信仰，回归人类的基本理性与价值，才有可能完成艰巨的“驯服”权力的启蒙重任。否则，在表面层次的参与和斡旋，只能使知识被权力所挟持、捆绑，并使任性的权力获得支持性的能量的“加持”，从而使学术自由的前景变得益发黯淡。<o:p></o:p> <o:p> </o:p> 换句话说，寻求普遍和解的未来，就必须向权力宣说和解的内涵、价值与功效，努力使其改变其根本原则。因为和解的实现必须以权力自身具有“和解”的概念与知识为前提。如果权力所信奉的是完全相悖反的原则，寻求和解的努力岂不均成了“与虎谋皮”？大学教师对学术自由的谋求，在当前只能是对权力皈依人文价值的谋求，这种不遗余力的人文谋求必然先在于任何政治谋求和经济谋求。因为离开对人文价值的皈依，政治谋求只能沦为暴力的谋求，经济谋求只能沦为欲望的谋求。<o:p></o:p> <o:p> </o:p> 以下从个人、大学、社会和全球的四个层面简要地说明大学教师在当下情境中进一步争取学术自由的可能与途径。<o:p></o:p> <o:p> </o:p> <o:p> </o:p> <o:p> </o:p> 2、个人的变革<o:p></o:p> <o:p> </o:p> <o:p> </o:p> <o:p> </o:p> 大学教师作为独立的个体，首先必须完成内在的充分变革，才有可能成为真正配享学术自由的主体。在信仰层面，个人的变革来自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的深刻反省。作为中国大学教师群体的主体部分，我们都是在1949年以后的“新社会”当中诞生和成长的，由于古老文明的价值传承在暴力革命的摧折中被断绝，由于我们都曾经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被动地喝过“狼奶”，仇恨、紧张和独断已经在夜以继日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浸润之下成为我们不假思索的价值观的一部分。可是，在价值观层面，仇恨、紧张和独断恰恰是学术自由的敌人。我们彼此之间的内心信仰可以是、也必须是不求一律的、多元包容的，但它必须首先容许自由，才能够被自由地包容。那种仇视自由的内心信仰是必须被反省的，因为它正是那不断伤害和禁制我们的外部恶的价值基础。如果未经有意识地反省，如果我们不曾主动地与映射在内心深处的外部恶告别，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将只是复制外部恶，都将只是以恶制恶，当具体的施加伤害与禁制的力量隐退，那背后的原因还在。学术自由的新生态应该具有相当宽阔的包容力，甚至对于一些涉嫌散播恶的价值的学术诉求，只要它是符合基本的学术形式规范的，可能都有机会进入学术思想的自由市场。但是，我们对于学术自由的新生态的争取，却不能容得任何涉及恶的价值的存在。因为一旦我们争取自由的方式和路径出了问题，错误的方式只能将我们导向错误的终点。这也就是大学教师作为承担学术自由的主体为何必须对个人信仰做有意识地反省的原因。<o:p></o:p> <o:p> </o:p> 在学术层面，个人的变革应当落实为学术能力和学术品质的不断提升。作为大学教师，我们不能将随意发表见解和陈述主张作为可接受的职业习惯。学术自由在学术观点可能招致的后果上应当享有超出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的“特权”，但是在表达观点的方式上则受到远远比普通公民发表个人言论严格得多的限制。大学教师是学术社会的成员，其学术行为受到学术社会的相关内部规范的制约。作为学术行为，大学教师的学术主张应当是对真理的严肃探询，它是一种开放的、批判的、立基于对事实的比较充分的观察的，有逻辑性的和有反思性的探询。学术见解和主张的研究对象不应有疆界的限制，但对其研究成果的内在品质应当有底线的要求和改进的期待。只有真正具备充足的学术含量的见解和主张，才能够做到既从争取学术自由的活动中获益，又对学术自由的实现给予有效信息增量的最佳回报。由于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毒化了研究空气，在独断、虚伪、粗鄙和媚权的氛围下，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至少是长期处在低水平状态，而学术自由的实现，将有赖于大学教师对这种有毒气氛的突破，在艰难的条件之下透过“反求诸己”的努力而实现的研究品质的提升。恪守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大师的出现，将大大增加政治权力的控制成本，并给予所有心向自由的学术社会成员以鼓舞。<o:p></o:p> <o:p> </o:p> <o:p> </o:p> <o:p> </o:p> 3、大学的变革<o:p></o:p> <o:p> </o:p> <o:p> </o:p> <o:p> </o:p> 大学教师作为大学内部的权利主体，应当以其有效的努力来推进从“大学－政府”的一体化格局向“大学自治”的转变。充分运用一切机会和学校当局对话互动，陈述主张，争取权益，试图对学校的政策有正面的影响。在执政党及其教育管理机构控制大学的现状下，向着“教授治校”的境界努力，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更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招生的自主权，设计教学内容和确立考核标准的自主权，以及透过集体选择对研究项目的方向与内容施加影响的权利，共同制定更具独立品格的学术标准的权利，对教育当局干涉大学内务的行为发出批评声音的权利，甚至消极抵制错误的教育政策的权利，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些许的实现的。在这点滴努力当中，政治权力对大学的内部控制势必会越来越弱，而大学教师在大学内部的权利主体的地位势必会越来越稳固。<o:p></o:p> <o:p> </o:p> 什么是大学？这是一个值得反复追问的问题。六十年来中国大学的衰落，其核心是大学师生心中的大学理念的衰落。当我们已不再相信大学可以是学术自由的领地，探询真理的场所，思想激荡的空间，世俗社会的灯塔，大学就根本不再可能成为这样的所在。一位普通的中国大学教师在文章中说：“大学是什么？一个民族与国家如果这最后的呐喊不能发生于此，一种人性如果最后的理想与意义不能彰显于此，大学便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大学教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催化平庸与势利的道具。大学需要什么？大学需要精英。”[4]我们如果不去做那能够担当起大学的精神使命的“精英”，不去为之“呐喊”，为之坚守人性理想，我们就是那“道具”，大学就将是我们作为大学教师亲手葬送的。所幸如上文所说，“大学中，也有仰望星空的人。也有与时代保持距离的清醒与理想坚持者。”大学教师本来就应当“仰望天空”，就应当清醒地坚持理想，就应当“与时代保持距离”。大学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变革的钥匙掌握在大学教师的手中。有了那些甘愿承担危险而坚持以负责任的言说真正见证大学之道的大学教师，大学才可以被称为大学。而这就是我们与大学之间最深刻的关联。<o:p></o:p> <o:p> </o:p> <o:p> </o:p> <o:p> </o:p> 4、社会的变革<o:p></o:p> <o:p> </o:p> <o:p> </o:p> <o:p> </o:p> 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学与中国社会，相伴走过百年的风雨历程。在这过程中，社会越来越萎缩，大学也越来越衰落。政治权力的强势控制不仅体现为对社会的微观统治延伸到“细胞”，以行政体系的微观化来摧毁“官不下县”的古老传统；而且体现为在微观的社会“细胞”层次（“单位”、“单位”内部的科室班组、街道、居委会、自然村、生产队……）设立执政党的党团组织，确保意识形态控制能够在微观层面得到完整的贯彻。这样，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的张力荡然无存，在大学语境中，大学内部同样只有体现权力意志的党委与支部，而没有任何体现学术社会自我管理的有效的组织与机制。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也被切断，在政治权力的掌控之下，大学无法直接倾听来自社会的声音，更无法独立回应。大学的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实现无法得到社会层面的依托，大学只有在无处藏身的境遇当中被动地依附于国家权力，这应是大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o:p></o:p> <o:p> </o:p> 民间社会的复兴与重建，需要学术自由的智能支撑。大学教师争取学术自由的努力也只有在不断走岀象牙塔和回归象牙塔的循环往复中才可能真正获得进展。在历史和现实的困境面前，重建社会的任务异常艰巨，迫切需要大学教师以专业的高度和理性的精神介入这一进程，并与民间的智者、志愿者一起工作，确保这一进程有健康的方向、灵活的策略和稳健的节奏。理工农医背景的大学教师能够为社会重建在微观环节提供非常专业的和高水准的志愿服务，良好的教育背景的完备的思维训练也使他们能够比较轻松地以公民身份介入公共事务；人文社科背景的大学教师更有可能在中国转型期的巨大社会实验室里校验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为社会的发育注入更多普世文明经验，提供更多历史传统参照。在社会处于萎缩状态的情形下，大学教师仅仅局限在象牙塔内争取学术自由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三农”问题、扶贫问题，还是环保问题、维权问题，都需要多学科的协同参与。NGO的成熟壮大，更需要大学教师以专业身份加入其中。调研、访谈、演讲、辅导、提供咨询、组织或参加研究小组、促进社区的自我管理、在民间的各种抗议性文本和建言性文本上签名、将社会重建的新鲜进展带回课堂，与学生共同学习研讨……一个有活力的民间社会就这样一点点壮大成长，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也会在此过程中逐渐获得拓展。<o:p></o:p> <o:p> </o:p> <o:p> </o:p> <o:p> </o:p> 5、全球的变革<o:p></o:p> <o:p> </o:p> <o:p> </o:p> <o:p> </o:p> 在二十一世纪，一位中国的大学教师不仅仅是一个国内法意义上的中国公民，而且同时可以是一个国际人权宪章和责任宪章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前者是强制性的，取决于出生地点和成长经历；后者则是主动性的，是一种精神的觉悟和文明的选择。在世界公民社会尚未最后形成的转折时刻，作为世界公民，中国的大学教师有责任拓展自己的视野，在全球范围内思考问题。就像生态问题和武器问题一样，学术自由的问题同样是一个真实的全球问题。即便就其狭义的范围而言，学术自由问题也是不能以国界来分割的，它是全球学术社会和全球学者共同体的问题。中国大学教师的研究对象、研究经费来源、研究团队组成、研究成果发布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与后续效应，都是超越国界的。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将思考局限于一国的国境之内，根本无法获得全局的判断。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选择性的开放给予了那些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以双重的可能：其政治权力往往借助对自然资源和对劳动力的控制而与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的力量结盟，实现对自身的统治地位的巩固，包括对于学术自由的更严苛的限制；被压抑的主体则谋求在全球语境中争取自由的新机会、新思维、新战略。如果没有开阔的全球视野，不能在全球范围思考问题，就无法准确地判断情境，对于限制学术自由的权力及其结构性的特征也将失去基本的了解。<o:p></o:p> <o:p> </o:p> 全球思考的目的是全球行动。在全球范围内为争取学术自由而斗争，首先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意识地展示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学术品质，深度融入全球学术社会。不仅应当对于学术研究不断逼近国际水准有严格的自我期许，而且应当有意识地参与国际学术领域的各项对话与交流，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更多的国际话题、国际背景和国际反馈。其次，争取学术自由的全球行动应当成为全球学术社会内部的成员的跨国界的合作与联动，有意识地团结全球学术社会的其他成员，共同开辟信息传播和情态共享的国际渠道，及时地、完整地在全球范围内报告真相。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应当向全球学术社会报告事态的发展，而且应当向着联合国相关机构、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府和所有关心中国学术命运的各肤色、族裔的普通人不懈地发声，将真实的中国教育、学术和人权保护领域的状况尽量客观公正地呈现出来。这不仅仅是中国大学教师的个人命运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全球教育文化的发展、普世人权价值的提升和全球正义的实现。如何行动才能促进旨在增进学术自由权利的全球变革？这与所有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   [1][德]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19页。<o:p></o:p> <o:p> </o:p> [2][德]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16页。<o:p></o:p> <o:p> </o:p> [3][英]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o:p></o:p> <o:p> </o:p> [4]董迎春：《大学教师：未完成的启蒙》，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shortmessage/1/50092.shtml<o:p></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