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蒋方舟拒绝装胡涂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清华女生蒋方舟会有意识观察同龄人所思所想，问他们对艾未未、李庄、薄熙来……的看法；当同学大多在体制内装胡涂时，她在校庆时给学校泼冷水，挑战主流价值观。 如果你在清华大学念书，是学生会的成员，或者加入了哪个风生水起的学生社团，也许在某个活动或者某场饭局，你会遇到一个肤白貌美的姑娘…… 她和其它姑娘不一样。她会很直接地盯着你的眼睛，不打底稿地问：同学，你怎么看艾未未？你相信温总理说的话吗？你，怎么看政治改革？ 没有时间打腹稿。不要躲闪她的眼神。如果你躲了，她知道你害怕这类问题，她会对你失望；当然，如果你讲些阳奉阴违、不咸不淡的说辞，她也会对你失望。你很紧张，觉得她在观察你。是的，她也毫不讳言这一点，她就在观察你。而且是系统的、目的性很强的观察。她自己都承认，「非常刻意、非常做作」，「没办法，天生是个做作的人啊」。 这姑娘是蒋方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的学生，出生于一九八九年末，游离在八零后和九零后的交界地带，少年早慧，九岁出书，十一岁出长篇小说，在进入清华大学之前，一直走「小清新」路线，「把自己洗脑成一个应试教育最和顺的对象」，觉得「上清华已经是最牛逼的事情」。 她自己也没想到，在大学过了三年，她已经无法不谈艾未未，无法不讲李庄、钱云会，无法不关心温家宝和薄熙来了。这个转变发生在大学一年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上。「完全是反弹。我真是被意识形态围追堵截之后，开始找一条生路，我又不想说我听过就算了，我想证明你是错的，想证明你不能这样教下去。你不能在课上堂而皇之就来骗我。」 她觉得现在，自己是「明白」了。她说自己目前最困惑的问题，不是中国往何处去，而是「对方会打什么牌」。语态之成熟，俨然是混迹政论界多年的模样。 但是身边很多同学还「胡涂」着，或者是在「装胡涂」。这让她一度觉得非常非常焦虑。 「去年学校里开始张罗百年校庆的事儿，把领导人的像一一搬出来，我就意识到，我在清华，我身边，我周围的同学，以后是会成为中国真正的精英阶层的人。」蒋方舟说：「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他们，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以后会成为谁。」 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寓言小说《盛世》里提到的那个一心要进中宣部的大学生「韦国」，也给了蒋方舟很大的启发。她说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同学。她于是会更刻意地混进学生会之类的学生「官僚机构」，混进去和他们搭讪，聊天，「非常刻意且做作地去调查他们怎么想，会怎么样」。 于是这是一幅很奇怪的图景：一个作家的敏感成熟，一个青年的拒绝妥协，一个女生的八卦天性，奇异地组合在蒋方舟身上，她观察同龄人，认真地得出结论，「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会看到希望」。 许多人让她觉得很悲哀，「他们对体制那么顺从，那么主动地去接受，那么不抵抗。顺应各种潜规则，很轻易地去与体制共舞，而且舞得很漂亮。我真的很害怕这个。他明知不好，但抢到了算自己的。装胡涂的人太多」。 「胡涂」与「明白」，是她给观察结果划分的坐标，以这两条坐标轴划分出象限，她大概把自己观察的人分为明白的、真胡涂的、装胡涂的、不能明白也不能胡涂的（明白了做不下去，胡涂了也做不下去）等几种。 「左右派的政治光谱不在我的考察范围之内」，她说，所谓胡涂与明白，「也不是按照对执政者的愤怒程度去划分的，并不是越愤怒越明白」。「比如也有那种茉莉花革命的时候，整天傻了吧唧在宿舍楼下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拿个茉莉花茶的瓶子甩来甩去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是个胡涂脑子。」她又补充了一句：「还是很直觉的判断，是一种审美。」 「多数人其实很难划分，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完全是个混沌的状态。」蒋方舟说。 那会试图把他们变「明白」吗？（和她对话彷佛在地下党接头） 这姑娘犹豫了一下，说：「不会。」再犹豫了一下：「因为……太麻烦了……你还要去修改他们之前的设置……」然后，她哈哈地开玩笑：「我觉得这种工作让韩寒老师去做就可以了，韩老师有一呼百应的群体性号召力。」 到此刻，你会明白她为什么要写那封《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了。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刻，被许多校友称赞，也被另外许多校友认为「非常不合适」的一盆冷水。 她写：「清华，你好！」然后毫不客气地说：「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 「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有校友反驳，她并不太应答，「没什么太新鲜的」，而且，「他们的姿势不好看」。在她看来，审美最重要，「我对姿势有洁癖」，不管是倒地还是起飞，「拜托你的姿势好看一点……」 她信任自己的判断，但也会调适和修正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如果说她前半年热衷干的事情是，「把真相摆给一些价值观顽固的人看，虽然他们仍不承认，依然嘴硬，但会出现大概几十秒钟的沉默，你可以听到他们价值观破碎的声音」。后半年，她觉得自己缓和了一些。 「我觉得人是会变的。我开始想我对人性最底线的信任是什么——我相信人都是会自省的，我也相信人对同类有天然的、动物性的同情。」蒋方舟说：「原来很锋利，一定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要不然就是犬儒，就是找借口。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所以前半年我忙着贴标签，后半年，我忙着把各种标签摘下来。当然，除了我真的很讨厌的那些人。」 变化的源头，其实是因为爱情。这一年，二十二岁的蒋方舟第一次谈恋爱了。一说起这事，这姑娘突然眉头开了，笑得甜蜜舒展，彷佛刚刚有过的焦虑、紧绷、无奈、愤怒都不存在了似的。 「我没有信任过其它人，我只信任自己的判断。现在我有可以信任的人了，我很珍惜这种外来的部分，原来我只活在自己的视角里，我很珍惜他的目光。他会对我说，那些看法其实是不太对的。」 当然，她和男友的恋爱，还是谈得相当泛政治化。她说他们之间的话题，「一半是情话，剩下的一半，都在讨论公共议题」。他们大致没有分歧，除了为微博上救狗的事儿吵了两天架，「他是救狗派的，我说救什么狗啊，人都不救还救狗，我是这个派的。吵了两天，最后我妥协了。我还是被说服了」。 「谈恋爱之后，人变得积极，戾气没有那么重，会发现周围人好的地方。」在作家、青年、女性三重观察视角之外，蒋方舟又多了一重，带着爱意的观察。 当然在清华大学，蒋方舟这样的学生绝对算不上主流，即使在新闻系，也只有少数人愿意和老师争论「鸿忠抢笔」之类的事情。清华新闻系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清新时报》，用她的话讲，话题的确很小清新，「菜价涨了多少钱，哪个老师来讲座」，即使老师布置课题让大家研究，「选的也都是学校里的事儿：留学生适应中国适应的好不好啊。」「这里不关心外面的事情，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事儿。」 她也不能和室友谈论公共事件。她和她们讲艾未未、讲钱云会，她们会说：「咦……怎么这样啊？」然后也没什么。蒋方舟说：「我一直在想，她们心目中的中国可能比真正的中国还要糟糕，她们可能会觉得，哦，这种事情，也很正常嘛。她们默认中国是没底线的。我害怕这种东西。」 蒋方舟说，清华的校园文化是温拿（WINNER）文化。所谓温拿，出国、进投行，连追女生也是，「温拿泡妞法百试不爽：OFFER在手，跟我走」。 非主流的蒋方舟遭遇过非主流的「泡妞绝技」：「六四泡妞法」。对方是个六四爱好者——在今天的大学校园当然就更稀有了——「他四月开始追我，就每天给我发一条信息，八九年的四月多少号，发生了什么。六月三日，我们从公主坟走到天安门，『重走长征路』，他还带我去找弹孔，外交公寓的墙壁上什么的。」 当然对方没有成功，「他以为我是一个和他一样，很抑郁很苦兮兮的小孩，结果发现我还挺欢乐的，很能不那么义愤填膺。我愿意知识性地去看这些事，而不是把它们变成加强你立场的东西。不能有受害者倾向，很容易你就会用敌人的方式对抗敌人，你会用谎言、欺骗。这些我不喜欢」。 对中国精英阶层的观察……当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绝非在学生会吃几顿饭就能完成的，蒋方舟明年毕业，她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给清华写信，亮出底牌 「给清华写信，算是我亮出底牌了。」她说：「我无法退回去做一个作家，现行的体制下，人性都不正常，人对社会、对人、对动物，整个体系都不正常。我无法写一个人性正常、价值观正常的故事，我退不回去。更何况，作家不关注政治本身就是犯罪。」 「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我说不好，不会参与太多，但我一定会『在场』。」 在蒋方舟时而调侃、时而撒娇，又时而被一种超出她年纪的成熟冷静附体的时候，你会认真期待她的可能性。正如她对她「精英同学们」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