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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屡屡犯贱，屡屡挨揍，1840年英国人自己干了大清一次，干出一个所谓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一次是林则徐犯贱；第二次1860年，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不跪，结果不跪就把人抓了，英国找哥们儿搭伙又干了大清一次，这一次是僧格林沁犯贱；结果还是不长记性，时隔40年之后，1900年，英国勾结日本美国俄国法国意大利等11国再来一次，打的大清屁滚尿流，这一次是慈禧老娘们犯贱。

在网络的即兴聊天中，就是如此简单的几句对话，也没有看出有任何明显的政治背景和动机，竟招致无端灾祸临头，不仅令人唏嘘不已，脊背发凉，看来中国又一次回到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峥嵘岁月”。联系到日前清华大学许章润和一大批教师因着“不当言论”而被肃整的事件，联系到一批接一批的异议人士被迫害和当局疯狂钳制言论的情势，正如杨济余在《我言说，故我在——教师独立宣言》中所言：“新‘坑儒’运动或新‘文革’运动已经开始了，而且来势汹汹，短期内将一发难收。这是早就意料中的事。收拾了记者、律师，现在来收拾教师，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學說是錯誤的，臆想出來的；《資本論》的出發點用以闡釋共產主義的合理性，因此其基本論點也是錯誤的，牽強的。正常的思想程序是，先考察社會，收集資料；進而分析研究；確定結論；然後根據實況，確定改革規劃和方案。而馬克思共產主義革命學說建立的程序是相反的：先有革命的目的，然後用思想去闡釋其合理性。
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不僅是想改變世界，而是要拯救世界，開天辟地地建立人類終極的理想社會。馬克思太誇大自己了，以致妄想。這是其悲劇的根源。

在苏联，刘少奇以“俄华一家，俄尊华卑”口气宣称：
“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 (本刊首发）

關心中共黨史軍史的讀者幾乎都知道，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在總結淮海戰役勝利原因時說過：「華東地區的解放，特別是淮海戰役的勝利，離不開山東的小推車和大連的大炮彈。」但與以往理解不同的是，粟裕這裡所說大炮彈是105而非75毫米炮彈。 （本刊首發）

秦汉以降的历史，倘若还原成文化空间，只消标画出几个地标性的历史人物，便可一目了然。比如嬴政，窦太后，曹操，杨广，宋徽宗，曹雪芹，大致的轮廓就显示出来了。赢政是大一统的标记，窦太后是无为而治的经典，曹操默认了划江而治的三分天下，杨广奠定了隋唐的强盛和两宋的繁荣，宋徽宗是中国版的路易十四，曹雪芹之于中国相当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的意味，乃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历史象征。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不够确切。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宋亡之后的中国，由两个铁骑王朝和两个流氓王朝构成，相当于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

中国民主运动的学术研究部分的首要任务是,其一是要证明要解释清楚，中共党史是一部罪恶史，其二是要说明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成为犯罪集团的原因所在。

其一是要证明要解释清楚，中共党史是一部罪恶史。这里我们所说的“证明”二字，是与平常人上法院所看到整个法院事务的核心，“证明某人是不是有罪？犯有何罪？”这中间的“证明”，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在这里所欲证明有罪者，或用法律的用语，叫嫌疑犯吧，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是一个有死人有活人的群体、一个组织、一个政党。 （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