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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对列强开战，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目的，而载漪借义和团对抗洋人也是出于私利，而许景澄谏言却是担忧黎民生命遭受涂炭。可是，朝廷处死了他，而屁民也曾为此欢呼。
被骂为卖国贼的许景澄实为爱国者。在任时，他曾为捍卫大清在东北、内蒙和新疆的权益苦争。他通晓洋务，深知西方列强的实力，少时耳闻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做官后目睹过甲午战争的惨败，他深知在国内混乱羸弱时，与多国开战的巨大风险，冒死谏言，但最终难逃厄运。

对于他的死，他的后任，北大校长严复曾作过一副对联：“善战不败，善败不亡，疏论廷诤动关至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鉴精忠。”

人民公社体制的根本问题，是这种体制不承认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不容忍农民的伟大。因为，这个体制把所有农民视为公社这个体制机器中的零件，不容许其自主权，抑制其创造性。万里曾经指责这种公社体制是“集中营”，是“剥夺农民的最有力工具”。1981年7月，在一次会议中讨论到宪法修改中的人民公社问题，万里指出，“要废除人民公社”，“巴黎公社长不了，我们的公社也长不了”。因为人民公社不承认农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不尊重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所以，从根本上，农民最终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体制。

潘佐夫從档案文件中找到苏联给中共的经济援助的数字。

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和一九三零年代初期，经济支持的数字达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卢布或银元之多。仅一九三零年二月至七月，中共就从莫斯科得到了二十二万三千多银元。到了一九三一年，数额更是增长到超过一百万元。

吃人嘴软，拿人手软，潘佐夫得出如下结论：“中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独立自主，财务上完全依赖莫斯科，使得共产运动的领导人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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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18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们最后的藏身之地”。日本历史上的“爱国贼”们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不过，“爱国贼”并不是日本所独有的现象，在19世纪东亚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一些国家仍然不时闪现“爱国贼”的魅影，让人们徒生今夕何夕的感慨！

我们应该从历史角度看待此次贸易战。当下全球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过去两次世界大战间所发生的事非常相似。

2018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也是第242岁生日，为此我们特地刊发美国独立宣言，祝贺并纪念美国独立日。

理想地看，晚清或民国向现代宪政国家转型，需要5个条件：一、国际上的和平环境；二、稳定的国内政局；三、开明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四、保守儒家“仁义”之道统；五、开放、宽松、自由的经济及文化。

此仅是个过度时期，但如果具有这些条件，晚清可以有序地由传统自然农业文明转入现代工商文明，并最终实现宪政，成为于中国民族、国民及人类有益的国家。可惜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持续不断，阴差阳错，中国最终却走上了1949绝命之路。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

恭王怒道：“你等世受國恩，卻為虎作倀甘做漢奸！”龔半倫曰：

　　“我們本是良民，上進之路被爾等堵死，還被貪官盤剝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罵我是漢奸，我卻看你是國賊。這句話道出了一個真理：當統治者以國家為自傢私產，當統治者是強加在百姓頭上的征服者壓迫者的時候，作為被奴役對象的老百姓肯定不會熱心替這樣的國家或政府賣命。正所謂：“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

“中华文明在古代比西方发达，只是最近这几百年落后了”，这几乎是多数中国人的常识。其实，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都高于中国。从两个文明的起点上看，当米诺斯文明修建起宏伟瑰丽的宫殿和创作出美伦美奂的壁画时，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夏朝时期，但我们的考古学家迄今所挖到的据称是夏朝的东西，其发展水平没法与米诺斯文明相比。

此后四千年中，大约有二千多年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一千多年中国的发展水平高于西方。中国高于西方的时期，主要是西方历史上的两个“黑暗时期”（Dark Ages），即公元前12—8世纪，公元5—10世纪或再往后一点。但这两个时期都是蛮族入侵，打断了西方文明的正常发展进程以至出现大倒退的时期。
根据我的理解，只有西方文明才有可能发展成现代文明，其它文明都不可能。传统西方文化是前现代的、准现代的，而其它传统文明是非现代的、反现代的。两种传统文明不仅是发展水平的差别，还有类型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