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8：中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受限状况研究（第三章之第1节）

第三章：2005－2008：争取学术自由的努力<?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o:p> </o:p> <o:p> </o:p> <o:p> </o:p> 第一节：胡锦涛时代的学术自由状况<o:p></o:p> <o:p> </o:p> <o:p> </o:p> <o:p> </o:p> 1、胡锦涛与胡锦涛时代<o:p></o:p> <o:p> </o:p> <o:p> </o:p> <o:p> </o:p> 胡锦涛（1942～），安徽绩溪人。生于江苏姜堰的普通茶商家庭，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甘肃省建设委员会秘书、副处长、副主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84年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85年担任贵州省委书记，1988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89年在拉萨宣布戒严并动用武力镇压，酿成拉萨事件。1992年进入中共中央负责组织工作。<o:p></o:p> <o:p> </o:p> 1992年，经邓小平指定，确认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并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兼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2002年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从此开始持续三年之久的权力交接过程。2003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004年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5年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时代至此正式开启。<o:p></o:p> <o:p> </o:p> SARS危机与孙志刚事件均发生在江、胡权力交接时期，两案的解决为胡锦涛赢来一些比较正面的评价。胡对中西部地区的频繁视察也给人以关注落后地区的印象。从2005年开始，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种种关于胡锦涛时代的特征的评论可以概括为：政治方面的混乱和矛盾：既体现出向毛泽东时代的有限回归的愿望，又表现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有限认同。在提出“和谐社会”理论的同时，加剧了对异见的压制和对舆论的控制。并且试图以“保持先进性”和“八荣八耻”等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危机。经济方面和生态方面的并不清楚的反思和并不成功的尝试：既希望和江泽民时代的经济与生态政策保持距离，例如以“科学发展观”纠正唯GDP主义，逐渐披露三峡工程的种种隐患，但又无法进一步寻找到中国形态的唯GDP主义的深层原因，更遑论找到新的“经济—生态”平衡运转的出路了。<o:p></o:p> <o:p> </o:p> <o:p> </o:p> <o:p> </o:p> 2、胡锦涛思想与胡锦涛心理<o:p></o:p> <o:p> </o:p> <o:p> </o:p> <o:p> </o:p> 胡锦涛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所谓“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和谐社会”理论。一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其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的“统筹”包括六项内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官方对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的定位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一次重要升华”。应该承认，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也是胡锦涛当局对前任政府的评价：在发展问题上偏激、失衡、恶性透支、唯GDP主义，毫不顾及后人甚至继任者的福祉与权益。<o:p></o:p> <o:p> </o:p> “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按照胡锦涛的表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胡锦涛的“和谐社会”论的主要命意在于确立公平效率并重的改革方向，提供公共服务，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图缩短贫富差距，弱化社会分歧。这一理论命意本身具有纠正前任专权乱政的潜台词和希望回归政治—社会常态的正当性，也吸收了普世政治文明形态的一些基本特征。从中可以感受到理论的提出者对于社会矛盾的紧张冲突和自然生态的严重恶化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o:p></o:p> <o:p> </o:p>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胡锦涛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和道德领域的主要体现。胡锦涛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具体内容包括：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一思想被简化为“八荣八耻”。必须坦率地指出，“八荣八耻”思想继承了其前任的“以德治国”思想的理论混乱，并在谬误的方向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八荣八耻”思想所倡导的价值观是似是而非的。与现代文明相匹配的公民价值观是权利、责任与良知的价值观，是立基于个人自由的价值观。而“八荣八耻”思想所倡导的价值观则是义务、指令与戒律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权力的控制欲望的基础上的价值观。“八荣八耻”思想内部的逻辑层次混淆，而且表达出提出者内心仍怀有重建政教合一体制的冲动，这不仅完全无助于道德价值的重建，而且孕育着一种引向新一轮的道德混乱的危险。真正能够给衰朽的时代以力量的道德是源自内心的，它与强制和逼迫是永恒的天敌。<o:p></o:p> <o:p> </o:p> 此外，胡锦涛思想还应包括外交领域的“和平崛起”理论。“和平崛起”是针对所谓“中国威胁论”而提出的。立足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不称霸是“和平崛起”理论的两项基本内容。胡锦涛的“和平崛起”论从字面上似乎更接近“韬光养晦”的邓小平思想而不是其前任的外交思想。但是，从实际情况分析，2008年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从虚拟情境直入现实，随着奥运火炬的全球传递，世界遍挥小红旗，韩国首尔的暴力冲突事件及其流露出的部分中国人奉旨仇外的暴力情绪甚至惊动了世界，这说明胡锦涛当局试图传达给世界的不仅仅是“和平崛起”的信息，也有很浓重的“悲情崛起”的自我意识，有很强烈的受攻击、受孤立的被害幻想。<o:p></o:p> <o:p> </o:p> 胡锦涛思想内容很庞杂，它与胡锦涛心理之间的关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对权力可能丧失的深重焦虑，促使他掩饰权力的锐利刀锋，改善权力的内在品质，加强权力的控制强度。赵紫阳曾经这样评价胡锦涛：“胡锦涛是在正统意识形态下培养出来的青年干部，属于正统的思想体系……他要按正统的路线走下去，要维持旧的一套，这就不会在制度上有什么改变，也就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只能是搞些作风上的改变而已！……但胡、温都是好人。”[1]而李锐先生的评价则是：“胡锦涛控制得比江泽民还紧。例如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但中央说不要炒作鲁迅和借鲁迅来讲什么怪话，不准搞纪念。紧到这个程度，就是怕！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戴红领巾长大的。一句话就明白了，早请示晚汇报。电视上你看到了没有，现在学江泽民文选，哈哈哈哈哈，这不是很滑稽的事吗？还是老一套嘛。”[2]对于旧的权力结构的弊端，胡应该是深有所感的。但是胡的精神世界已经被“正统意识形态”格式化，已经遍染“红领巾”的颜色，他所能接受的调整与回应往往只是表面的、局部的、战术性质的。<o:p></o:p> <o:p> </o:p> <o:p> </o:p> <o:p> </o:p> 3、剥夺学术自由的新方法<o:p></o:p> <o:p> </o:p> <o:p> </o:p> <o:p> </o:p> 如何理解胡锦涛时代“控制得比江泽民还紧”？任不寐在《胡时代的大学复归》一文中有一种解释即“热月反动”：<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21.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02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所谓“热月反动”，这里引申出来意指：在专制社会的权力继承危机期间，利用民意夺取最高权力的新统治者，由于程序合法性的匮乏，往往在执政之初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反动政策；这种政治反动一方面试图用暴力手段威慑旧权力的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则压制社会上所有的“大不敬”的异议挑战。这种政治危机感也可以视为一种合法性自卑，越是缺乏现代政治合法性和“超凡魅力”等传统合法性的领导人，对稳定的要求越是歇斯底里。<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21.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02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任不寐对现象的概括和分析都是十分精准的。例如胡和江都是同时缺乏现代政治合法性和传统合法性的领导人。但是江试图尽一切可能营造和仿制“超凡魅力”的传统合法性，而胡在这方面比较低调。不过“压制异议”、“对稳定的要求”，“合法性自卑”等语，给进一步追问胡的心态留下空间。“程序合法性的匮乏”是基本事实，但不是终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仍在价值观，胡的“和谐”其实只是稳定的别名，他站在斗争哲学的立场上，以一份紧张敌意的心情是无法真正理解和解共生的生态价值的。<o:p></o:p> <o:p> </o:p> 在这种紧张敌意的心情之下，胡锦涛当局于2004年10月初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这篇文件是胡锦涛时代进一步剥夺高校师生学术自由的纲领性文件之一。200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论中强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社论中说，“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各地各部门和高等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良好成效。……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同日，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负责人就如何学习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有关人员特别强调：“《意见》的颁布实施，充分体现了以胡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殷切希望。”“须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摆上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件，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他们强调：“要加强对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高度重视学生生活社区、学生公寓、网络虚拟群体等新型学生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弘扬主旋律……各类网站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结合实际、制定措施，把《意见》提出的要求具体化。”这些具体措施当中就包括对高校网络的管制（“校园网络建设与管理”）等。2005年1月17日至18日，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胡锦涛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胡在讲话中指出，“只有真正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代代相传、长治久安。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信心，狠抓落实，切实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字里行间透露出其强烈的焦虑和不安。为贯彻“狠抓落实”的最高指示，教育部开展了新一轮的对高校网络的管制，BBS被限制或关闭，高校师生在网络上进行的各种正常的学术研讨、交流直接受到影响。<o:p></o:p> <o:p> </o:p> 胡锦涛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工程”。该工程全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2004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在京召开。胡锦涛在会议前一天于人民大会堂会见全体与会代表，他说：“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凝聚全党全国人民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当今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中国改革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5年1月25日下午，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他提出：“要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坚持把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把多出成果与多出人才结合起来，把发挥专家学者作用与动员全社会力量结合起来，把深入研究与宣传普及结合起来，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狠抓落实，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真正成为精品工程。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要把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要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加强对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加强对高校马克思主义专业人才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高素质、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后备人才。”从胡锦涛的讲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工程”主要将影响和改变的就是高校内部的学术生态。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一旦完全成为“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立标准，“政治强”一旦完全成为考核高校教师的专业水平的首要标准，高校中残存的些许支持学术自由的心态、氛围与土壤都将完全不复存在，哲学社会科学受到横亘其间的意识形态前提的束缚，“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将不再可能，承接民族固有的文明传统也将无从谈起。<o:p></o:p> <o:p> </o:p> 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配合此项工程而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该院是以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为基础，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杂凑而成。与此相对应，各高等院校纷纷行动起来，将原有的马列主义公共教研部升格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另外，中共中央决定，编写能充分体现具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三本高校基本理论教材和能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六本高教重点教材，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后来又加上了四本高校政治理论课公共课教材，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的编写提纲要直接报送政治局常委审定。教材编写组得到启动资金2000万元，平均到每一部教材，至少得到100万元的经费支持。这些都是以往从未有过的。1949年以后的教材编写始终与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胡锦涛当局的新举措透过直接掌控教材的编写，进一步加强了对高校师生的思想规训。“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元素被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袁伟时教授形象地概括为“狼奶”。袁的文章本非针对“马克思主义工程”，其文名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写于2002年6月，登载在《东方文化》双月刊第六期，后于2006年1月11日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转载。岂知此一生动的形容词竟引来《冰点周刊》杀身之祸。袁伟时教授后来又撰文解释“狼奶”概念：<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21.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02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拙作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企盼不要再给我们的青少年再饮“狼奶”。什么是“狼奶”？1979年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五四运动讨论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在大会报告中介绍张志新烈士悲惨遭遇后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这句话可圈可点！在我看来，所谓狼奶就是19世纪以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片面化的观点。前者妨碍中国吸收世界世界先进文化。后者动辄把人们的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看作阶级斗争新动向，为肆意剥夺公民权利的暴政和暴民专制提供根据。错误思潮一经形成，习非成是，成为融入人们脑袋的思维习惯，要清除其影响十分不易。可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要使公民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这些百年积垢非清除不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从娃娃开始，化除戾气，培植宽广的胸怀，既尊重自己，又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尊重别人，尊重其他民族，为构建平等、和平的世界，民主、自由、法治的中国社会奠立坚实的思想基础，而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不符合这个要求。[3]<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21.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02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问题远远不是仅仅出在“历史教科书”身上。这一批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钦定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又岂能符合袁伟时先生提出的“为构建平等、和平的世界，民主、自由、法治的中国社会奠立坚实的思想基础”的要求？<o:p></o:p> <o:p> </o:p> 在胡锦涛时代，由上一个历史时期开启的高校大跃进的风气仍在继续。继高校大合并的势头之后，由教育部组织的高等院校本科教学评估来势汹涌，覆盖了大江南北所有层次的高校。在“教学评估”运动当中，每所学校都在教学评估的指挥棒下被折腾得团团乱转，在评估过程中许多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都被迫停顿，一些学校的师生甚至被迫共同制造假讲义、假笔记、假记录、假试卷、假档案，以满足教育部的形式要求。繁冗浮夸的“教学评估”运动为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提供了新的温床。在人力财力的大量消耗的过程中，教育部又为中国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的虚假繁荣完成了新一轮的欺骗性的“造势”。高校大跃进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因素成为统治性的因素。高校教师终日忙于填写各种无谓的表格，将大部分精力消耗在程序性的工作中，既限制了教师的自由思考和自由创造，又减低了教师的社会观察和社会参与。这不能不说是胡锦涛时代钳制学术自由的新手法。<o:p></o:p> <o:p> </o:p> <o:p> </o:p> <o:p> </o:p> 4、剥夺与争取：制衡公权力的新道路<o:p></o:p> <o:p> </o:p> <o:p> </o:p> <o:p> </o:p> 在胡锦涛时代的中国大学，呈现出一种新的富有活力的紧张关系：学术自由在不断受到公共权力的剥夺和蚕食，但同时大学教师争取学术自由的努力也在不断增进。官方对校园网络的封锁与控制在大学教师中也引起一定反弹。这些新趋势都是与此前极为不同的。<o:p></o:p> <o:p> </o:p> 2003年6月19日，民间宪政学者曹思源先生的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青岛大学法学院在青岛联合举办了中国宪政讨论会，与会者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前中宣部长朱厚泽，经济学家冯兰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以及全国人大的现职官员。该会议的召开激怒了教育部，教育部从那时起就三令五申，以文件、规定和纪律的形式对学术会议进行限制，加紧了对高校举办学术会议和大学教师出席学术会议的组织控制。但是由于大学教师们对履行公民权利的坚持，在胡锦涛时代，这种对大学教师出席学术会议的严厉控制并未能阻挡一系列高水准的民间学术会议的召开。此处试举一例：《炎黄春秋》杂志于2007年2月号发表了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此后不久，北京各高校的一些专家学者自发召开了“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金雁教授，直言不讳地对“马克思主义工程”提出了严肃的批评：<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21.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02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现在有的单位花几千万搞“马克思主义工程”，本身就是建立在沙滩上。首先你的“史实”本身就是错误的。搞的什么《居安思危》政论片，所用的那些“史实”硬伤百出，叫人笑掉大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本身就是编造的历史吗！为什么会有联共（布）党史？斯大林拿到天下有一种自负，天下可以打下，历史也可以编造，要让大家相信只有我说的才是真实的。当时大量的白俄在外头写东西托洛斯基也还活着，终于一九四零年斯大林杀手的一冰镐让托洛斯基闭嘴了。所以编造历史的意义重大。但是斯大林没有办法统治史学界，就开始肃清，在史学界搞了十年的整肃。以后所有的人就没再讲话了。斯大林在这方面花的功夫非常之大，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多次召开会，教科书什么话应该怎么样说，亲自去参与，就是为了编造这个历史。现在大量的档案拿出来，你可以看到，编造得真是离现实太远、太离谱了，这些不研究档案的人没有办法跟他们对话，等于鸭同鸡讲。比如说最简单的事情，一九二一年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水兵是十月革命的中坚力量，为什么会“叛乱”？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搞“一党专政”，水兵就是希望列宁的党能够回到十月革命的立场上。他们在呼吁书上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它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应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任何政党都不能享有特权并从国家领取经费”。一共两万六千水兵，其中两千六百共产党员，那种情况下有九百人退党，就等着共产党十大召开，等着列宁表态，承认我们不是叛乱，承认我们没有背离原来的革命初衷，是真正为了这个国家好。列宁的态度是坚决歼灭。现在最大的一个偏差就是很多人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好的探索，其实新经济政策和一党专政正好是同步的。就是经济上可以放开，政治上坚决要镇压，列宁曾经讲过：“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最后两万六千人中，八千人跑到芬兰，处决两千六百多人，判刑六千多人，有一千多人内控。二战以后斯大林又把逃到芬兰的人提溜回来，关到集中营里去。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人想要拷贝苏联共产党那套历史，把这些东西还奉为神圣，那真是把所有人的智商估计得太低、太低了。十月革命九十周年国际上这么多研讨会，国内的人出去根本没法跟人家交谈，不是价值观的问题——其实持左派价值观的人太多了，但是不管立场怎样，大家应该尊重史实，国内有些人根本不跟你讲事实。[4]<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21.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02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金雁教授的批评立足于历史事实，对“马克思主义工程”中流露出的那种“根本不跟你讲事实”的倾向进行了揭示，并在苏俄历史中找到了由最高领袖亲自主持编写教科书以编造篡改历史的恶劣前例。在这类民间自发召开的学术会议中，讨论非常热烈直率，而且事后一般都将会议纪要发布在网络上，既展示了学界最新的思想动态，又促进了学界与民间的互动沟通。<o:p></o:p> <o:p> </o:p> 2008年5月3日，适逢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胡锦涛到北京大学考察。在座谈会上，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任袁行霈教授说：“大学办学需要非常自由的学术环境，很多成果都是在自由探索的前提下做出来的。对大学的支持过去更重视物质支持，除了这部分外，更重要的是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希望能更重视人文社会学科，因为这关系到塑造民族性格，传承民族文化、培养人的理念和提高人的精神面貌。”据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回忆，座谈会之后，胡锦涛专门走到袁行霈教授跟前，交谈很久。张维迎表示，相信总书记对袁行霈老师所讲的话题非常感兴趣，这些也都对政府一些决策很重要。[5]袁行霈教授的声音代表了中国大学教师中那些醉心学术、守望自由的精英分子们的共同愿望，但是这声音不该是请求，不该是陈情，应该是学术社会自由意志的庄严宣示，是权力的缰索中的中国大学对于失去的权利的严正要求。不知道胡锦涛面对“自由”与“自主”的呼吁会想些什么，他又会向袁行霈教授说些什么？   [1]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版，353～354页。<o:p></o:p> <o:p> </o:p> [2]李锐接受《德国之声》采访，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406091805386.html<o:p></o:p> <o:p> </o:p> [3]袁伟时：《中国历史教科书风波忧思》，香港明报月刊2006年3月号。<o:p></o:p> <o:p> </o:p> [4]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发言纪要之三，<A href="http://cblog.chinadaily.com.cn/port/zixushanren/09083030526.shtml">http://cblog.chinadaily.com.cn/port/zixushanren/09083030526.shtml</A> <o:p></o:p>  [5]郭少峰：《胡锦涛北大考察，北大教授：大学需要更多自主权》，《新京报》2008年5月4日<o:p></o:p> <o:p></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