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最终的疫情揭示却是最艰难的关口，理应包括传媒动员、通讯谋面、家访直面、困且愈坚、血传力主和新法破竹共六大方面，以下逐一展开：</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一、播媒动员</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高耀洁通过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甚至传媒广告，把疫情信息会同防艾信息一起，不断地传播出去。</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一）传统媒体发力</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这里暂且分为平面媒体的个人专访、防艾采访、广电媒体的音像访谈，及以上诸媒体的专栏传播等。前者聚焦个人的防艾事迹，如李菁的“人道主义者高耀洁”等诸多要文，次者在防艾的大主题下寻求个人见识与防艾作为，如《纽约时报》对河南疫情的报导等，这类在防艾主题下涉及高耀洁防艾作为的文章报导成百上千，故未予整理。</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广播电视对高耀洁的专访或采访，如央视《面对面》的专访和上广的采访报导等。此类采访量多面广影响力大，老外因此知道了中国有一位“高医生” ，草民认出了河南那一位“‘艾滋病’老太太”。专栏传播指高耀洁应邀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诸多媒体的防艾专题节（栏）目中所做的宣讲或撰文，名目繁多不再细分。</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二）网络媒体给力</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这里指新媒体对艾滋村疫情与高耀洁防艾事迹的传播，以及高耀洁对新媒体的“学到老用到老”，包括网络转载、网络专访和个人博客三点。网络转载成千上万，铺天盖地，不再另说。网络专访点击量高，成功的专访如2003年11月的“TOM访谈”、2006年4月的“关天会客厅专访”等，但当点量超过一万时，即引发网警“出面”警示。个人官网矛头直指采供血疫情，专题聚焦采供血感染的最新疫情及专题综述。</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以上新老媒体的交互作用，一直为高耀洁“初涉疫情”的头两本防艾专著《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和《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不断再版，推波助澜。</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三）公益广告借力</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高耀洁颇为善于借助类似于公益广告的平台，为知识传播与疫情揭示“搭桥开路”。早期在报刊、杂志发通知，请读者来信索书与小报，虽有读者疑是骗子所为，释疑解惑而波澜不惊。仅从零星散在于《一万封信》、《血灾》、《真面目》等书中的受众来信来看，其公益广告平台涉及杂志《家庭医生》、《妇女生活》、《婚育与健康》、《中国妇女法律帮助》，报纸《医药卫生报》、《东方养生报》，书籍《女科疾病防治》以及讲座《女性的自我保健》等，年份跨度从1998年至2005年，面之广，持之久，令人感叹。</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后期在网络进行西北学龄儿少募书刊杂志倡议，声势浩大，举国响应，以致警方“旁敲侧击”响应者。</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二、通讯谋面</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这里主要指借助两种私人通讯方式，一是书信交流，二是电话交流，为触及疫情及与感染者谋面而“穿针引线”。从开始进行来信登记起，13年来高耀洁共收到超过1.5万来信，除近1/10的骗子来信外，她逢信必回，让人叹为观止。如2003年12月19日这一天，她共收到33封信，“算是中等”。其中有一半是要领养孤儿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索要赠书的（大多附有8角邮票），当天有一封让她牵肠挂肚的孤儿来信，没有一封骗子来信，有时高耀洁一天会收到多达五六十封信，少的也有十来封。如果没有对疫情持续关注的潜在原动力，很难想像回那么多信她不仅不厌其烦，还乐此不疲。而正是1999年8月末9月初她相继收自上蔡县检察院干部的两封来信，先索书后揭疫情，才真正打通了高耀洁正式从上蔡起步，继而涉足省内外数十县的的疫情揭示之路。</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同期接到的电话十倍于来信，当然这是指平均而言，具体到某一天就很难说了。如2002年12月4日，高耀洁“记录在案”的咨询电话共21起，22人，其中15人因嫖娼后怕染上艾滋病而来电咨询，11人是赴宴酒足饭饱后干的，2人是拿着人家送的“礼券”去的，另有3位已经感染HIV的“坐台小姐”咨询还能活多久。有一人在1999-2002年间共打来了十几次电话，而在2003年12月19日记者当场记录的来电中，我们看到有游医骗子预约到访的，有四川小伙子想帮其建网站的（弄得高耀洁想来想去不知咋办）……可最后连记者也没闹清楚，当天一共打进了多少个电话，反正五花八门，应接不遐。省内外的一些疫情，高耀洁正是通过来电掌握的，如2004年3月她南下五省密查疫情前，连续两天来自四川自贡一对卖血染艾滋病夫妻的哭救电话，认为自己将要病死，要求高耀洁收养他两个孩子，，，，</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以上来信来电的侧重点会不断变迁，其“时令高峰”跟当时传媒的热点有很大关系，如2002年第一季度时就会跟“京津扎针事件”高度相关起来。无论如何，高耀洁决心弄清疫情的孜孜求索一直未变，而零零星星的线索正是从这源源不断的通讯交流中，大海捞针，大浪淘沙，一点一点给海淘出来的。只有她才如此沉得住气，无比的耐心。仅以上书信交流，就直接孕育了高耀洁《一万封信》的“删节版”面世。</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而在以上通讯方式“成气候”之前，高耀洁早就下了一番功夫，以主动出击的方式“私下打探”当地艾滋疫情，通过来找她看病的病人和自己的各种私交不断打听，也很有效。如1999年艾滋病日，当其单位领导当面转达省厅“指示”即“河南至今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人”时，高耀洁的兜里就已经装有12位艾滋病人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了。请不要小看12个病人这区区小数，那年头全中国的HIV/AIDS报告可能还徘徊在千位数水平，而河南可能就在百位数水平。就凭一己之力，她硬是“盲人摸象”，以一根杠杆翘动了当地“艾滋疫情”的相当比例，如十分之一？</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三、家访直面</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这里的“家访”亦包括两方面，一是患者登门家访，二是本人进村家访。患者家访，来者众，“少则一、两个，多则七、八人，每年总计都会来百余人。”其中“仅2008年1月就有58人来我家哭”，高耀洁说事实上，求助者只占登门者的四成，另四成是诈骗者，还有二成是志愿者。在人们能看到的部分求助者照片中，流泪哭泣者有之，无言落寞者有之，默默吃饭者有之，低头不语者有之，奋笔疾书者有之，但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所有登门求助者的眼神。在这些照片里有名有姓的几十位登门者中，任何一张照片只要捕捉到求助者的眼神，任何人只要见到过这种眼神，哪怕你在天南海北从未到过高家，你都会明白，在历史的某一瞬间，高耀洁的寒舍正是那时走投无路者的精神家园。她照片中的一些文楼感染者，笔者在艾滋村里亦访谈过。</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至于高耀洁的进村家访，其义无反顾，契而不舍，自不待言。她最先去的是疫区的“重点村”，后来“重点村”不让进了，那她就进疫区的非“重点村”，再后来连非“重点村”也不让进了，那她又去非疫区的“黑洞村”。如果连省内都不让她跑了，那她一定会跑到省外的疫区去。如果连省外的疫区都不让她去了，那她就一定往就省外寄防艾资料。连自始至终一直默默支持她进村调查的她家先生郭明久，到最后都“忍无可忍”地反问到：“你为什么不长到艾滋村呢？”可话说回来，老伴又深知：“这个老婆子不要命，你说谁能拦得住？”</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仅防艾的头十三年，她就走过了十几个县，一百多个艾滋村，走访了一千多位艾滋病人，详见媒体报导。“2000年3月18日，我正式下艾滋村。至2008年8月28，最后一次去艾滋村，总次数在百次以上。最多的一次是南下7个省……历次经过最长的一次是一个半月，最短的时间是一天……我是到处流窜，了解情况。”</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无论如何，高耀洁用这两种方式所接触到了各种求助者，绝大部分是艾滋病人或感染者“现身说法”的个案，内含大量的疫情信息待其揭示。因而，她的两本专著《中国艾滋病祸》和《疫症病案一百例》，相继面世。</span></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Nov/11132016b13-6.JPG" width="339" height="395" alt="" /></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图，卢广拍。她手上拿的艾滋遗孤照片。几乎所有别人照片上的遗孤她都了如指掌，事先都见过，事后都写过。</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你不让她进村送东西，那她就往村里寄东西。你不让她往村里寄东西，那她为村里写东西。你既不让她送东西又不让她寄东西还不让她写东西，甚至再不让她出门，那她就一定跟你急，跟你没完。反正高耀洁总归要做点什么。大家最好都让着她点。可人们永远都不明白，她那永无止境、如太阳般的能量，到底来自何方——无穷无尽，人体能如此发出太阳能吗？</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四、困且愈坚</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单位领导：不能再讲艾滋病了。说得多了，影响了河南形象，谁还敢来河南投资呢？</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高耀洁：可是，因为艾滋病死亡人数那么多，怎么办？</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单位领导：那是政府的事情。</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0年11月15日晚，高耀洁与原单位领导的一段对白。（《真面目》p108）</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本节主打 “三困”，指“讲被困”、“行被困”和“邮被困”，前者有封口式禁讲和演讲式禁讲两类，中者仅就赴京领奖与出国领奖而言，后者指来件“失踪”和寄件“封存”，另外还有软硬夹攻、无事生非和立体合围等。现按时间顺序略加数落：</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1999年，身为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的高耀洁，竟未能进京领奖（《真面目》p110），只因怯其“口无遮拦”。</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1999年艾滋病日，她中午在郑州电视台做“防艾常识”节目，引发中医一附院，院长下午四次急召“谈话”，说“艾滋病不是啥好病”，省厅还没见一例，《一万封信》p245），敲山震虎。</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从2000年起，高耀洁多次接到恐嚇电话，进行人身威胁。</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0年3月，高耀洁首下文楼送药时所拍卅余张照片被该院长（无理）扣压，迄今未还。</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0年4月，寄往该院的高耀洁个人外来邮件经常（无故）丢失，后转址至文史馆后丢信减少，但仍有信件被私拆的现象。</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0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报导河南艾滋疫情后，高耀洁被省厅指责擅自“失密”影响河南形象，勒令今后不许接受采访。11月重申上述警告，严令“不能再谈艾滋病” 。 </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0年11月，高耀洁给郑州某高校讲防艾课，7日女生课讲完，9日男生课因涉艾叫停。一周后，该院领导亲自告知讲防艾“犯忌” 。高耀洁的防艾演讲在豫首遇“叫停令”。</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0年11月，某处长有事登门，却说“千万别说我来过”。高耀洁的多位朋友被领导“特别关照”后未敢再跟她接触， 2000年底，高耀洁得知电话被监听，半年后往新蔡送药“中途遭劫”被证实</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1年1月，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艾研讨会”上，五部委“联合”禁止高耀洁、桂希恩的会议发言。高耀洁在豫外的防艾演讲首遇“叫停令”。</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1年3月，高耀洁与两位记者到尉氏邢庄，被“守株待兔”的乡长迎面拦截，专车“解递出境”</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1年4月，高家兄弟姐妹七人分两车赴开封炎黄陵园清明祭祖，后有两辆黑色轿车全程尾随，不离不弃</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1年5月，高耀洁未能出国亲自领取“世界健康与人权奖”。没护照你怎么出国呢？</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1年5月，有领导登门请高耀洁赴泰考察，被当场拒绝：“有考察的钱，还不如给艾滋病孤儿买几个馒头！”</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1年冬，高耀洁家门外有便衣“站岗”，以防艾滋病人和记者之“骚扰”</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1年，人家不让高耀洁进村调查艾滋疫情。</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2年3月，高耀洁出门被便衣跟踪，有多名记者在其家门口被抓，后得知缘于《时代周刊》要派一位摄影记者登门为高耀洁拍个封面照。</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3年3月，高耀洁再次未能出国，亲自领取“亚洲诺贝尔奖”。</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3年9月，一位没处方权的无证游医将一位有处方权的河南名医送上郑州公堂，状告其防艾小报“含沙射影”地损害原告在艾滋村卖药酒治艾滋病临床疗效的名誉权，惹来沪上知名律师杨绍刚在当地九三学社的支持下，无偿为被告打下官司。高耀洁逃过一劫，游医肆无忌惮却继续下村“行医兜药”，本案原告与被告之“神魂颠倒”，立案与不立案之“冰山反差”，令人咋舌。</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3年11月，在“清华大学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上，高耀洁在会场入口被原单位两领导找“谈话”，拦截未果。</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4年1月，央视“感动中国2003年年度人物”评选，河南官方三次赴京活动旨在“撤换”高耀洁未果，恼羞成怒下令豫媒全线封杀之。</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4年7月，高耀洁一行三人到柘城双庙村访朱进中“关爱之家”，板凳未坐稳便“紧急撤离”，但仍在村头路口被乡长车辆拦住去路，逐一“检查” 。</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5年2月，高耀洁著作《鲜为人知的故事》被人以“黄色书籍”之名告发到副省长处，故急令责编将书彻夜速送省府定性，不巧此时该书获2004年“中国图书奖”消息传来，作罢。</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5年5月，高耀洁的新作《中国艾滋病调查》出版，但不予进店不让上架不能宣传，遭遇“限售令”。</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6年10月，19日高耀洁个人博客面世，23日在河南大学的演讲旋即叫停。</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6年12月，高耀洁原定要在复旦大学做两场防艾演讲，但其中医学校区的一场被叫停。</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7年2月，因“生命之音”颁奖出行在即，遭警方软禁“劝降”半月未果，现代版“捉放曹”如是加演。</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7年2月，河南六部门派出一个由八人组成的“扫黄”检查团，直赴中原农民出版社查处其为高耀洁出版《鲜为人知的故事》之“案件”，却直面“中图奖”的奖状与奖杯而无所适从，后因胡锦涛批准高耀洁出国，作罢收场。（《疫案》pix）</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7年2月，在省官当面宣布“支持你赴美领奖”之后的第4天，省红会送礼备文请签字，欲以高耀洁之名成立基金会在美为豫捐款，被她当场一口回绝。</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只要跟高耀洁真正打过交道的人，都明显感觉到她的过分敏感与过度小心。可对她本人来说，这就是敏锐。正是凭着这份独到的敏锐，当地的许多事情事先都被她“不幸言中”。或许正因此，一向刀枪不入的高耀洁，这回让她首次出回，却被弄得一路心神不宁，恨不能早早完事，直到她特地绕道上海，请杨绍刚律师以法律文书形式公示遗嘱，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以她的名义成立基金会，否则法律必纠时，方才放下心来。</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7年4月，在一连串的“送温暖”之后，省官奉命请高耀洁“领衔主演”巨作《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为文楼“样板村”击节叫好，高耀洁先礼后兵拒“不入伙”。三天后再请，再拒。</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7年4月，国际天文台将3899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但消息被河南封锁，迄今未收到任何官方通知。</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7年5月，高耀洁发现其住所装有4个摄像头（《真面目》p361）。但据知情人“现场考察”，其摄像头数目应在6个以上。</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7年5月，省厅（马厅长）派车给监狱送《鲜为人知的故事》，让狱警学防艾知识，只送两次即被禁止。（《真面目》p364）</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7年6-8月，高耀洁往全国县级公安局寄《鲜为人知的故事》2719包，全被“总局”查封，遭遇“封存令”。</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8年8月，新作《高洁的灵魂——高耀洁回忆录》在港出版，半月后在内地成禁书，遭遇“封杀令”。</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8年“奥运高压”期间，高耀洁被迫离家出走72天。（《真面目》p363）</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8年秋，高耀洁原计划在复旦大学医学校区的研究生艾滋课程，被北京有关方面下文对其所授主题“加以限制”。</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9年2月，希拉里访华约见“世妇会老朋友”，高耀洁应邀赴京，豫警通知燕警高“有政治问题”，封堵扑空未果。</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9年第一季度，高耀洁向西北各省乡级中学寄送募集到的时尚杂志与自己的防艾资料，平均400包/批次，第1-2批收到回音，第3-5批“石沉大海”，故第6批“束之高阁”，于4月份未敢再寄，一直封存家中（《真面目》p364），再遭“封存令”。</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9年第二季度，章立凡约资深NGO人士茶叙，看如何帮助高耀洁把余下的书报寄出，不料遭遇“老大哥在看着你”，未就。</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9年5月，法国年度“妇女人权奖”颁奖在即，新一轮“软禁”大幕迫在眉睫，高耀洁再度离家出走92天。</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9年8月，原准备“躲过这一阵再回来”的高耀洁突然出走美国，直接诱因是调查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名单的谭作人之被捕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还有一个间接原因，即巩义有两位医骗子在当地几位官太太的轮番掩护下，煞费苦心不断设局竟将高耀洁“围堵”成功（高耀洁2014年秋来信），终于让她感到“这回真的吃不消”了。</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如果说，上述合围之“不谋而合”，让她深知自己年纪有了，的确已无力抵御如此环境，那么真正促使她做出这一忍痛割爱抉择的，则是她在国内的防艾工作空间已被完整地压缩为零，这无异于让她终于失去了自己在故国的一切存在价值——既然已无爱可系，那高耀洁对这片故土还有什么可眷恋的吗？又还有什么不可割舍的呢？ </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009年8月之前，近十年来高耀洁身边的多位小保姆与志愿者被人相继“收买”，其中个别人“收买未遂”或“自愿放遂”，个别人事后忏悔转而向高耀洁“良心招供” ○2011年4月，高耀洁新作《我的防艾路》在粤出版，不久即从书店下架，遭遇“禁售令”。</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胡萝卜加大棒。任何人在以上任何时段选择退出，都无可厚非。困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历史应该庆幸，高耀洁并未选择退出，也没有完全被困住，否则她的又两本专著《中国艾滋病调查》和《我的防艾路》就出不来了。</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当然，被人家“困”着总不是那么回事。当被困到心灰意冷时，她仰天长叹“欲罢不能”；当被困到生不如死时，她默默选择“欲死还休”。她对死的具体准备，远比对“罢”的那点准备，要多得多、透得多、细得多。而后者，就不过是那一句话而已：“今后真的不管了！”无论她如何下定决心“坚决”置之不理，但只要还有艾滋病人或孤儿来哭，如果就一个人哭也就罢了，当来她家当着她的面哭的人仍在不断累积，比如说一旦又超过七个时，她那说过千百次的“不管了”就会又一次被自己一刹那给抛到脑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她那泯灭过无数回的慈悲情怀就一定会重新被激荡，被激活，被复活！</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她的“忘却”，有如“忘怀”。</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这就是高耀洁，一往无前的高耀洁！义无反顾的高耀洁！</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五、血传力主</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本标题的“血传”乃特指HIV的采供血传播，或供受血感染、卖输血感染，前者就机制性传播途径而论，后二者就个人性感染途径而言，其实是供（卖）血感染与受（输）血感染的统称，其中的供血感染或卖血感染主要指单采浆而言。这是大家已经公认的，高耀洁对国内艾滋疫情以采供血为主要传播的力主与坚持。对这一传播途径的认识，起初曾毅、桂希恩与高耀洁“志同道合”，目前由高耀洁一人担当主导。</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当该标题的“血传”用于泛指时，乃HIV感染的血液传播途径，但在本文定义域范畴内欠准确，因为吸毒共针也属于“血液传播”，而河南方面有时在“非正式场合”也会“调侃”一下说，当地艾滋疫情之“血液传播为主”乃“共针”所致，但我想，在正式场合、正式发言或正式文件中，应该不敢这么说，而侧重于采用“血液传播为主”的泛指说辞，能不特指便“坚决”不特指，对采供血传播能回避就尽量“回避”，“弦外之音”乃留点自由发挥的“自留地”。</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高耀洁的血传力主，在其两部专著《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和《镜头下的真相：记中国爱滋病实况》中，掷地有声。</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六、新法破竹</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没有开天辟地般的方法革新打底，就不会有惊天动般的艾滋村疫情揭露。高耀洁对采供血艾滋黑幕势如破竹般的无情撕开，得益于疫情调研方法学的实质性突破，虽然该突破背后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尚待显现。这是一个目前尚未被人意识到，却实实在在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探索。以下进行“试探性挖掘”。</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一、存在条件（需求分析）</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当经典流病在疫情调查中得以自由发挥、任尔驰骋时，以下讨论将不复存在。只有当“地缘政治”限制了其在疫情调查中的“基本功”时，本文要彰显的东西方才得以展开。</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在受制于地缘政治的条件下，经典流病或许可以衍生出三种形态：</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1.“省厅”流调</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本流调虽能完整使用经典流病手段来摸清疫情，但由于其只为主人提供真实疫情，却对社会、公众甚至上级隐瞒疫情真相，故无助于甚至有损于公众的知情权。如河南在“拉网式调查”前，就已经在省内进行过大大小小近十次艾滋村疫情“摸底调查”，对疫情的基本面了如指掌，但从未将真相告知社会；即使是“拉网式调查”，其网眼设计也有至关重要的结构性缺陷。所以，当河南某县分管领导越级直接进京“上访”时，卫生部官员说：“这跟省里说的不一样嘛！”</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就公卫危机而言，其隐瞒疫情的最大祸害就是在大规模的原发感染之后，又进一步导致大规模的继发感染，从而进入只能靠无穷无尽的死亡才能终止的“死循环”。具体表现为，当HIV感染沿着卖血者中的一些人→一小群人→一大群人的阶梯稳步逐级循进时，便由一小部分的卖血感染者大规模地传给了一大部分的卖血者，再由无数的卖血者大规模地传给无数的输血者，并在公众知情权完全被剥夺甚至被误导的前提下，像定时炸弹一样，再悄悄地由卖血者及输血者传染给更广泛的面向全社会的人，包括下一代（母婴传播）、配偶或性伴（性传播）、吸毒共针者（血液传播），甚至其他看似无关的人（通过拔牙、剃刀、杀猪、打闹等广义体液传播）。</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 就社会危害而言，这种直接剥夺公众性命攸关的信息知情权之举，人为地造成了HIV/AIDS传播由原发（卖血者）→继发（输血者）→再继发（一般人群）的“三级跳”巡回递进感染模式，史无前例地严重地践踏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公序良俗，完全突破了社会机体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所需要的起码伦理道德底线，相关社会只能进入九死一生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恶循环”，社会奇点严重超生，异化发动在所难免，刮骨疗伤横贯三代，还要迁延下两代。</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2.“非省厅”流调</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在省厅流调如日中天、一统天下时，非省厅流病的回旋余地其实并不大，虽然也有，仅笔者就观察到三种情况：一是在省厅“严打”前的，最著名的就是王淑平在西赵桥村、桂希恩在文楼村先后进行的流调；二是在省厅“严打”期间跟其“打游击”“钻空子”的，如程华在河南艾滋38个“重点村”之一所做的经典流病全村普查，似可看出当地疫情中等偏下的艾滋村疫情概况，但尚不足以撑起38个村艾滋疫情的大局观，而有本事 “钻空子”者，在当地的人脉必须十分牢靠，摆不平还不行；三是在省厅“严打”期间能跟其有所“互动”的，如郑锡文在河南艾滋村所做的流调。但即便是有条件跟省厅“互动”者，仍受制于省厅所掌控的现场，如其部分血样其实是当地疾控中心“一分为二”给“倍增”出来的（现场知情人访谈）。</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也就是说，非省厅流调在一定程度上仍在看人脸色仰人鼻息，要么“残缺不全”，要么“不由自主”，要么“不堪一击”，如此散兵游勇般的“游击战”与外强中干似的“博弈论”，难有大作为，不足以真正满足公众对疫情的完整知情权，根本不成气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3.“民生流调”</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谓的“公民社会”本身还有（哪怕残存）一点自我意识的话，民生流调呼之欲出，势在必行。这既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自组织”，也可以看作个别社会人的“我行我素”，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喊狗不如自走”。</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一方面，随着省厅流调→非省厅流调→民生流调的不断递进，经典流病的功力在不断衰减、退化与异化，这显然是对其生存空间的不断压缩，而另一方面，一种新的疫情揭示手段却在不断孕育、累积与进化中。这不仅为曾经本事“无穷大”的经典流病勾勒了一幅“到此为止”的边防地界，也为“天外有天”的“类流调”模式的不断增生催化，预留出突变时所需的发力补代空间。</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二、践行空间（高氏足迹：回顾性）</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高耀洁的方法是个性的、慈悲的，医生的、人道的，眼睛的、相机的，文字的、图片的，纸质的、影像的，信件的、电话的，咨询的、演讲的，采访的、官网的，小报的、大报的，私下交流的、公共传媒的，防艾专题的、大众话语的，居家的、进村的，个案的、社区的，平面的、立体的，传统的、现代的，公开的、隐蔽的，盯梢跟踪的、“给你自由”的，软禁的、开禁的，还有受委屈、受尊敬的，被监控、被代表的，苦尽甘来、甘尽苦来的，有“重大政治问题”、有“巨大防艾贡献”的，高调“请你闭嘴”、低声“放我一码”的，“感动中国”、“杯水车薪”的，有“关系”或关系好的、没“关系”或关系差的，和自觉、不自觉的，成熟、不成熟的，系统、不系统的。</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高耀洁对艾滋疫情的揭示，没有高精尖设备“基因序列”，没有进口试剂“ELISA”，没有卫统流病的那一套“原装程序”，而是靠自己那一双行走颇为不便的小脚，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艾滋村的一家一户中“走出来”的调查研究。她先针对卖血（单采浆）、再针对输血（污血案），先针对个案、再针对血站，先深入疫区（灶状分布连成片）、再打下“黑洞”（零星散发无所不在），先个案深访、再面上调查，先走村串户、再走南闯北，先立足河南-放眼中原、再北上山东-南下五省，借小报觅个案，借看病察疫情，借救助讲人性，借扶贫走西北，借媒体连万家。她的方法是临床案例分析的、公卫疫情调研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社会学社区考察的，其功能是艾滋疫情揭示，且以社会动员为基础的融会贯通，有机揉合，而达到系统效应的独树一帜。你可以说她某一部分之“支离破碎”，但你很难撼动其整体出击的系统效应。</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省厅对疫情的预见具备心知肚知的“前瞻性”，而高耀洁对疫情耗尽心血的追溯则不过是“回顾性”的。迄今整个人类社会从未有人像她这样，在别人早已立体布防的保密格局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虎口夺食，使尽其浑身解数，想尽一切方法，用尽一切手段，耗尽毕生余热，矢志不渝直指血祸疫情，最终以个人之力超越整个中国流行病对采供血传播之疫情揭示，超越国内任何一个防艾机构防艾宣传之所做所为，超越国外任何一家慈善机构对艾滋村民的减灾救助。高耀洁是公共知识分子心中的现代圣者，艾滋病人心中“毛主席派来的人”，艾滋遗孤心中的“高奶奶”，连警察都对她说那些遗孤是“您的孩子”。</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由高耀洁力主揭示出来的艾滋村疫情金字塔，其实由成千上万个艾滋病人的遗骸作为案例基石垒砌而成。如果说防艾宣传有助于她去找到了这些基石并将其搬运到一块，那艾滋减灾则像是将这些基石粘连在一起的灰浆，那孤儿孤老的血泪就是用来搅拌灰浆所需的液体，有了这些，再凭“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方才打造出来，而那“青山”便是疫情。</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三、方法比较（逐类旁通）</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高耀洁的起步看似临床疫案，却在不知不觉中，实际上走上了类似人类学的准田野调查之路，或更贴切些说，是居于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社区考察法（几乎在高耀洁进村的同时，后由潘绥铭在红灯区的调研实践所首创），即高耀洁用类似于田野调查或社区考察的方式来揭示疫情，其在方法学上的实质性突破，若大一个中国唯有潘绥铭方可貔美，但由她具体尝试摸索出来的系统套路，却比潘绥铭所面临的要微妙、凶险与复杂得多。高耀洁的气场更大，因而理论提炼更费功夫。</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高耀洁的“实践论”和潘绥铭的“方法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潘绥铭揭示的是红灯区的案例，研究其社会机制，高耀洁揭示的是艾滋村的案例，针对疫情黑洞，但二者都同时深在现场，都身居敏感地带，都面对棘手社会危机，传统的社会学或流行病学方法都力不从心，都逼着他与她独立地探索出新的调研套路，殊途同归，交相突破，各有斩获，然后又分道扬镳。善哉，老潘全力以赴致力于著书立论，而高老却一门心思专注于将疫情公诸于世。</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从采供血传播疫情揭示的时间来看，高耀洁的同道孙永德、王淑平和桂希恩的确都走在了其前面，他们的调研方法也都比高耀洁来得经典，却又都没有高耀洁那么复杂而渐成体系的立体套路，和扎根田野并不断推开的现场功力。高耀洁的方法更具备系统整合力，更像是系统工程。桂希恩的济世情怀绝不亚于高耀洁，但他的慈善功夫却不如高耀洁运用得那么如虎添翼。高耀洁通过慈善对疫情发力的功夫，炉火纯青。</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四、存在价值（学术意义：现实性）</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只是高耀洁的个性实在是太鲜明了，以至于人们忽略了一直与其鲜明个性形影相随的深谋远虑。人们首先都被高耀洁所升华的灵魂所感召，因为这实在是本社会的“稀缺资源”，却忽略了“一个中心”，即这件事情是应该由一位七十岁的老人，一直做到八十岁，再做到九十岁的吗？还忽略了“两个基本点”，一是为何咱们的社会未承担起所推卸到这位老者身上的应有责任？二是为何咱们的学术未担当起所旁落这位老者身上的应有风骨？而追随其学术风骨的，却是由高耀洁所造化、有所物化了的调研方法，是一种在地缘政治的敏感时空中永远行之有效的疫情揭示功夫。</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有人说，高耀洁的疫情揭示就是靠“一路砸钱”给硬砸出来的。她自己也承认，“很多是靠钱砸出来的，一个新疫点没有一两千块钱是根本打不开的。” “没人帮忙，进不去；进去也找不着，找着也不说。”高氏云。于是，“慈善疫情”功夫应运而修，经典之作乃“尉氏之战”。（《中艾调查》p282-3）在非正常条件下，疫情只能通过慈善之力道来揭开。高耀洁证明了这一点。正因此，她让人类人道主义的功能又多了一个新篇章，即揭示疫情。因此，她将是现代“慈善流行病学”的祖先。而后者，则应是社会流行病学的一个分支。</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可见，正是经典流病在主体上的心安理得，不思进取，不求反思，“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自行催生了以高耀洁为代表的“类流病”疫情揭示方法的面世。因此，当普天下为一八旬老妪的济世情怀所喝彩，可别忘了本应在艾滋村疫情揭示中独占鳌头的中国流病——整整一个公卫顶级学科，堪称公卫研究的骨干枢纽，在这场采供血疫情的揭示中，其影响力在高耀洁的“足下”面前，相形见绌，似一具基本掉进了疫情“保密棺材”的“学术僵尸”，挥泪盖棺。在这一场巨大的人类公卫危机面前，经典流病在整体上的“不本分”与“不作为”，其所失之交臂或“大打折扣”的核心内涵竟靠 “身外之物”来昭示天下。在这个意义上，高耀洁无意中成了中国流病在采供血疫情面前“严重渎职”的见证人。</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高耀洁指出：“最早使中国艾滋病疫情公开于世界的并不是官方任何一级政府，而是濒临死亡绝境的河南农民感染者‘向上向外’的呼救。”（《回想》p265）一来，如果疫情要靠患者的如此“呼救”方才揭示，那我们还要“流病”干嘛？二来，当经典流病“废退”时，一定有某个新生代“用进”之，以其社会存在价值彰显学术存在价值。</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所以说，高耀洁的十二部中文专著，与其是某类学术的“掘墓人”，不如是另类学术的“助产士”。</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五、理论空间（学术启示：前瞻性）</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可惜，高耀洁显然不关心给自己所用的方法起个什么中意的名字，她只管用就是了。起名那点事，是有闲之人该操的一份心。她忙着呢。</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本文暂且将此理解为疫情揭示的高氏系统备择调研法，简称“高氏天择法”，或“自然调研法”，用于泛指当经典研究方法“英雄无用武之地”、失灵或不适用的场合，退而求其次，其他一切可供选择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替代调研方法之统称。</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一般来说，其调研效能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或达到经典方法的水准，而其社会效益则完全可以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称之为“统称”，是因为高耀洁横空出世般的投石问路，有如“芝麻开门”般地打开了人们对此进行系统思考的理论造就空间，而疫情不过是导致经典方法失灵的诸多敏感问题之一，爱心或人道也不过是针对敏感问题的诸多切入点之一。</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后现代主义。</span></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一种崭新的调研模式或将破壳而出。由高耀洁所率先垂范的“自然调研法”，即使人们忘了其曾经有过的“逆势增长”与势如破竹，但只要想想——如果高耀洁再年轻十岁的话，不知将有多少“疫情黑洞”又被她石破天惊般地捅出来，还有多少艾滋病人及孤儿孤老会感知她的呵护与博爱——就明白其有效性了。</span></div><div></div><div><span style="font-size: 12pt;">高燕宁 初稿于2016年1月27日 修订于2016年2月15日</span></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