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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盗不断南下的时候，欧洲的传教士也开始北上。首先，基督教开始在波罗的海南岸生根发芽，随后逐渐向丹麦地区渗透。俗话说：“不依国主，法事不立”。因此，一些传教士也开始向丹麦的统治阶层传教，但是那些口头的说教并不能改变其信仰。在公元十世纪中后期（940—986），在丹麦出现了一位“蓝牙王”（Harald Blatand），他不仅统治着丹麦而且也征服了挪威。在蓝牙王的主导下，整个北欧地区开始抛弃原始的信仰，从而使基督教开始得到广泛传播。这些“野蛮”的北欧人在基督教的教化下开始逐渐放弃了海盗的生涯，困扰了欧洲二百多年的难题从此得到了彻底解决。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我原本想先记录下这瞬间感悟，以后再写文章作进一步发挥；但每回重读这段文字却不知如何续写下去。近几年来，犬儒主义、乡愿之风日盛，玩世、混世哲学猖獗，认真而严肃的坚守者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包围中，处境日益艰难，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我自己也陷入心绪烦乱之中，无法作更深入的理性分析：这本是学者的职责所在。因此，面对这位因不肯苟同而几乎牺牲了自己一生幸福的女性，我越感到她的精神的可贵，越发有负债之感。我终于决定先将她给我的震撼写出来，藉以表示迟到的敬意。

是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但我们毕竟还有这样的女性，这样的有尊严的人。

当1896年初康有为的运动在北京受到清朝的压制以后，维新运动不得不将它的活动限制在上海和澳门从事思想宣传，以取得公众的支持。但与此同时，新的发展也在湖南进行，省府长沙立即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这样就使它有在省一级获得成功的机会。

“文革”是中国空前（但愿能够）绝后的一大劫难，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怎么都记录不完。我家十年，历尽磨难，四分五裂，母亲被折磨致死。我对“文革”的愤恨，无以言述。但时隔近五十年，读到陈小鲁的道歉声明，回想起来，我与学校红卫兵的几次直接遭遇，却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在这份1991年圣诞日演说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一职。这份完整的演讲稿于1999年圣诞节公布。

尽管变法维新运动中的思想激荡之势包含各种各样很不相同的思想，但它主要是以一种激进的倾向为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对两个主要问题的关注。一个是对国家富强的广泛要求。另一个是对宗教道德意义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思想中。激进思想是由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助长而成的，它打击了传统政治秩序的思想基础。这样，在1895年之后的数年中，思想冲突不但发生在激进的维新派与保守的士大夫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激进的与温和的维新派之间，这就不足为奇了。1897年下半年，这种思想冲突终于在湖南趋于公开化。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山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你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仍是相信：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 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胡风的女儿晓风写的回忆录《我的父亲胡风》，由美国的溪流出版社出版，书名是《虽九死其犹未悔》，取自屈原《离骚》。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中共掌权以后第一起大型文字狱。由于这个案子是毛泽东亲自定的，所以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仍然迟迟得不到彻底的平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一些有关胡风的研究与纪念文章和书籍，包括胡风的妻子和子女写的回忆文字；但限于国内的政治环境还不能畅所欲言。所以，胡风的女儿晓风又写了这部回忆录交到海外出版。由此可知，这本书的意义非同一般。

周厉王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国人终于忍无可忍，发起了暴动，周厉王仓皇而逃。

在周厉王被推翻之前，他看到通过严厉的治理整顿，举国舆论一致，非常兴奋，对召公说：“我能止住谤言了，大家总算不敢说话了。” （“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对周厉王说了一段著名的话：堵百姓的口要比堵河水更危险，河水因堵塞会冲垮堤坝。如果堵住人民的口，政权能维持多久呢？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