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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一取消排华法案。

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1973年，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共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后因江青等人的“迫不及待”，毛泽东发话保下了周恩来。批周会结束以后，毛泽东还发话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邓颖超办公室，由邓颖超秘书赵炜和叶剑英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

2004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ield）到韩国的美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凭吊，他说:“碑上铭刻着在韩战中牺牲的美国人名字，其中有来自新特里尔高中（New Trier High School）的我的挚友──迪克•奥基夫（Dick O’Keefe）。美国为何把自己的青年人派往韩国去流血牺牲？我办公桌上有一张卫星拍摄的朝鲜半岛夜景照片。在分界线以北，漆黑一片。在南边，灯火通明，展示着勃勃生机和自由。三万多名美国人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献出了生命，赢得韩国自由的代价是惨重的，但这如同解放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一样值得。”

苏联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是拥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年后的1957年，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决策持反对意见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突然发难，以7比4的票数要求赫鲁晓夫下台。赫鲁晓夫通过朱可夫元帅紧急从全国各地调来中央委员，召开中央全会，全会以绝对优势的票数支持赫鲁晓夫，反而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罪名就是“反对党中央路线，反对苏共20大制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由此可见，代表基层干部群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40多年来，水门事件早已被研究遍了，之所以现在又有人对它产生兴趣，不仅今天华盛顿有很多事情同它相似，而是因为现任总统指控他的前任窃听他的电话，说就像“尼克松和水门事件”那样。(本刊首发)

中方人员是在苏联克格勃查看现场2天后才到现场，看到的已经不是原状。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妻子的日记写道：飞机是迫降着陆，并不是严重的坠毁。林彪等“旅客”身上有弹孔，他们的面部表情等，不像是飞机失事死亡。飞行员在飞机撞地后还活着，爬出去了50米，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救援受伤死亡。

中国的革命者引领中国走上了苏联式的道路。他们本以为这条道路会使中国富强幸福，却带来了惨绝人寰的悲剧。这印证了哈耶克的一句话：“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相反的结果。”

1963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由毛泽东策划、邓小平负责、康生主持撰写的《九評苏共中央公开信》（简称《九評》）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在国际共运的低潮中掀起了一阵阵滔天巨浪。
然而，现在我们重温那义正词严豪气冲天的《玖評》，不但让人自豪不起来，反而让人感到脸红，感到羞赧。因为我们倾尽全力批判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现在看来大都是正确的科学的，逐渐被人接受而又符合时代潮流的观点。而我们一再坚持的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看来，大都是过时的错误的，脱离实际而又违背时代潮流，早已被国际主流意识所抛弃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