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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些告密者大多带有各种不同琐屑的私人动机：物质利益、性爱的嫉妒或报复等等，很少是出于纳粹所谓“公共社会政治义务”、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档案中所见的案例，大多是平庸的动机，无非就是出于贪婪和嫉妒。比如，为了独占一个本来公用的浴室、获得一套被害者居住着的公寓、垄断某种商品经营权、为了性爱陷害情敌等等。

据党内一份秘密档案揭示：文革初期，1966年8月15日，江青写信给周恩来，信中提到：毛泽东长期的放荡生活问题，已经给江青从精神、身心上造成创伤，要求组织出面解决。周恩来看后，不做任何表示，写条：「请送林彪同志」。林彪看后，批上：「请退交总理处理」。
皮球踢来踢去也没踢出个结果来。那个时刻，毛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种烫手山竽无人敢碰。 ……

苏联的建立和完结，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因为它波及几十个重要国家和民族，影响了数十亿人的命运。上世纪立起和倒下的这个疆域最大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教导我们：建立一个大帝国离不开“二杆子”（枪杆子、笔杆子），但仅仅倚赖“二杆子”，是无法使一个大帝国持续稳定运转的，更无法使它繁荣昌盛、四邻悦服。

《独立宣言》直接把启蒙思想中的激进成分当作普世真理，为殖民地独立确立了正当性。同时宣言还提出了一个理论：任何政府存在的目就是对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这三种权利的保障。这是一种全新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一经确立，任何国家政府存在的合理性都要被它重新检验。于是，十九世纪各个民族国家的革命都从北美独立的经验中找到了改变国家建制的正当理由。从这个层面上来评价《独立宣言》在近代史上的意义，除了《共产党宣言》没有一个政治文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史东：……我们以前一直没有想到，导致柏林空运的柏林危及和中国当时的战局有什么关系。一直到１９９４年，苏联的一位前克格勃将军，叫苏多柏拉托夫，是专门负责西方国家军事情报的，他在１９９４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叫做《特殊使命》。在这本书里面，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当时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了一个重要战略计划：要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挑起一场大的危机，转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注意力。
北明：柏林危机是当时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人，为了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而私下密谋好的？

孙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为推翻帝制贡献甚巨。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是这样的行事风格，使得“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孙文，为达成“革命理想”，不顾黄兴、蔡锷等革命党人的反对，发动严重破坏中国法治进程的“二次革命”，埋下内战的种子；为了北伐的胜利，不惜屠杀民众，甚至饮鸩止渴、引狼入室，导致苏俄、中共在中国的影响、势力急剧扩大。(本刊首发）

辽和金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只是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美国的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的立国与其他国家全不一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先有宗教、语言、或是民族的认同，然后以这些认同出发，确立一个主权，组成一个国家。而美国与众不同，美国由人权这样一个抽象的原则立国。由原则立国，于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只要你认同这一原则即可。于是美国也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熔成了一个美利坚族。

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从经济层面上说，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却又极不稳定经常大幅度摇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经常的大幅度摇摆，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面对社会转型、面对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阶层完全不知所措，因此制定不出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策，更谈不上基本稳定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