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人戴浩二三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题目本轮不到我这个远隔三千丈的后辈晚学来写。昨天看到“纵览中国”转载大陆《南方周末》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戴浩赫然列首，不禁想起了三十年前与戴浩交往的旧事，有值得一记者，不忍让这样一位“影侠”类人的德馨无声无息了。 先简单介绍一下“二流堂”与戴浩的关系。国共合作抗战时，陪都重庆多有左倾的文人。有从缅甸仰光返国参加抗战的华侨才子唐瑜在重庆买地造屋“碧庐”，汇聚了大批文人。中共驻重庆和来往重庆的头面人物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林彪等人也来光顾，以为统战。时有从延安来的《兄妹开荒》秧歌剧表演，剧情中有妹妹骂假装在地里睡觉的哥哥为“二流子”。这陕北方言指懒汉的名词很生动，引发这些生活上一贯疏懒散漫的文人共鸣，于是就互称“二流子”。郭沫若来“碧庐”，戏名“二流堂”。这就叫开了。 据说，中共建政初，周恩来在北京的一次文艺界会议上，还问过：二流堂的人都回来了吗？戴浩在重庆时，就出入二流堂。1949年，戴浩在北京租了一大套房子，分租给音乐家盛家伦、邬析零、画家黄苗子以及剧作家吴祖光居住。这几位原都是重庆二流堂的旧人。盛家伦知识博，吴祖光交游广，自然每日高朋满座，于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的新闻就传开了。戴浩在二流堂的位置这才显要起来。 二流堂重庆堂主唐瑜有书写二流堂，吴祖光有诗文记二流堂；吴诗有句“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人民日报》曾为二流堂先后刊发两篇文章：《砸烂中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和《文化部为“二流堂”问题平反》，前者在文革，后者在1977年后。 戴浩在1957年被整肃为右派，到底有什么罪状我不知道，大约这二流堂新居亭主人不会不是潜在的原因之一。据吴祖光的回忆，戴浩划右派是与他一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大会上宣布的。这记忆恐怕有误。戴浩在北影工作，大片《祝福》的制片主任是他。1978年右派全面改正平反，却没有戴浩的份，说是档案里没有他的右派材料。戴浩同我说这事的景象至今犹在目前。他两手一摊，“不是？当了二十年的右派。不是了！没有了！”戴浩原本是演员，满布皱纹的脸上现出了滑稽的惊呆、苦笑、无可奈何、莫名其妙种种表情。我那时见少识浅，难以相信有这样的事，吃惊和不信甚于戴浩自己。 大约是1984年的某日，戴浩应我之请领我去见聂绀弩。聂绀弩半躺卧在床上，假寐着，只在戴浩介绍我时张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就又假寐了。我感觉到聂绀弩不喜欢我的打扰，就拉着戴浩告辞了。回来的路上，戴浩说：他的古诗写得好极了，还给我写过。他被人害惨了。我对不起他。我也害过他，揭发批判过他。戴浩看着我吃惊的说不出话来的样子，接着说：逼的，没办法。事后，我有打油诗记所见聂绀弩：细棒下肢杆儿臂，眼窝深陷一骷髅，浑身没有三斤肉，只剩几根硬骨头。聂绀弩写戴浩的诗有三首，都是七律：《赠浩子》二首、《赠戴行健姑娘》。戴行健是戴浩的女儿，曾搬到聂家居住，帮助照顾聂绀弩起居。戴浩说自己曾到山西临汾救聂绀弩。他以惯常的自嘲幽默语调说：我开了张介绍信，招摇撞骗去了。如何招摇撞骗语焉不详，事隔多年，许多细节也忘了。 后来读了章诒和写聂绀弩的文字，现在再来回忆，就有些混淆重叠。印象中我对戴浩彼时的行止有讲义气、够意思、“侠”的感觉。无论如何，戴浩曾去过山西临汾，单枪匹马去的，他自己还没改正平反的时候去的，是“没毛鸡替鸭愁”，是为了聂绀弩去的，则是确凿不易的事。或许这里有他说的“我也害过他，揭发批判过他”的负疚赎罪的心态因素在。如此戴浩，无论“逼的，没办法”是真是假，与平静如常、积极主动出卖聂绀弩后仍能泰然自若、心安理得、大笔不惭为聂绀弩诗集题签的黄苗子是有根本性区别的。这是我不避嫌不自量为戴浩写这篇文字的根本缘由。 我很早曾与章诒和大姐说过戴浩带我去看聂绀弩的事，但不敢提及戴浩说自己害过聂绀弩的话。现在看到章大姐“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文字，想起了往事，已经没有必要为之讳了。补此一节，以见人生的陆离、人心的复杂，总还时有尚古的存在，也为戴叔为章大姐补阙。 我同戴浩的认识相交在1978年。是年，先师潘公怀素先生在北京病故，我赴京奔丧，由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处得知戴浩。李健生如是说戴浩：亏了戴浩交游广、仗义，弄了部小车，到处跑，为你老师的事到处跑。我找到戴浩致谢。戴浩说：你老师潘老就住在我这儿，挺好的，白天出去办事，晚上回来睡觉。可老先生后来不干了。为什么？他嫌厂门口传达室每次都拦住他盘问登记。他说自己是国务院参事，有周恩来亲笔签署的聘书。他不高兴受不了门卫看不起他的那劲头。就离开了。拉不住。没处住，就在民族文化宫前的长椅上打坐过夜。完了。戴浩住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集体宿舍，一个长过宽一倍余的标准集体宿舍房间，铺有两张床。戴浩说：你要愿意，也可以住这儿。这床的主人走了，当官去了。于是我就有了与戴浩同室居住一周余的经历。因此成了忘年交。我与戴浩书信往还。戴浩的钢笔字可称得上风流潇洒，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笺。我舍不得阅后扔掉，与梁漱溟的高雅淡泊行云流水的字、李健生一丝不苟铁划银钩的字一起存留。1998年我被国安抄家，大约被抄走了，要了几回，没要回来。很可惜。 戴浩告诉我，领导要他写阳早、寒春这两个外国专家在中国的故事，拍成电影。问我既在教书，可否写写学校学生的电影剧本试试。彼时，写孩子的电影《苗苗》正在上映，就是北影拍的。现在想来，戴浩老马循辙，很自然地走遵命文学的坦途。我不知深浅，依自己的爱好，写了《岳飞》电影剧本寄去。这是我第一次写剧本，自然幼稚得紧，不像话。戴浩不忍笑话我，只说：慢慢来。戴浩在文革的时候，大约是造反派。一天我们在北影厂的路上，遇见演员张平（电影《风暴》、《小兵张嘎》、《停战以后》主演），张很热情地与戴浩招呼。戴说：造反时，我看守过他，他是牛鬼蛇神。我放他出去打牙祭，他老兄去了王府井，逛了一天才回来，害得我差点露馅交不了差。一天，我们在路上遇见女演员谢芳（电影《青春之歌》主演），谢芳低着头匆匆走过。当时北影厂有写谢芳与军宣队负责人如何如何的大字报。戴说：真假不说。盯着她算什么本事。你让她有什么办法？一天，我们在路上遇见谢添（电影《洪湖赤卫队》导演），戴浩把我介绍给谢。事后对我说：谢添能打蓝球，现在还打。怎么斗他，不发愁。与我有点像。戴浩新婚，新娘是电影演员苏曼意。我听着他介绍“苏曼意”这三个字时，不自觉地发出了“苏曼殊”三个音节来。戴浩赶紧笑着说：没有亲戚关系！哪能啊。苏曼意似乎看不起我。那是1983或是1984年的夏天某日，我在戴浩家午饭时来了两位男女青年客人，苏曼意特热情。听他们的对话，似乎是高干子弟或是父母有路子有办法的人。苏曼意拿出了啤酒，请他们喝，却不给我杯子。戴浩傻愣了，连使颜色给她，她却视而不见。我受此羞辱，毕竟还年青，尴尬之余自然不免生气。戴浩看出来了，一个劲地与我说话。那天他告诉我刘晓庆受了委屈找他诉苦，就坐在我的位置云云。此后，我若赴京，再未去戴浩虎坊桥新居看望他了。 1986年，戴浩去世，我收到了苏曼意寄来的讣告，邀请参加追悼会云云。古礼，收丧帖是要致奠仪的。我走不了，也对苏曼意会同我联系奇怪，就打电话去吊唁。苏在电话里详述戴浩病状，讲到动情处，哽咽不已，我也伤心。苏说在戴浩的通讯薄里看到我的姓名地址和一张名片，所以就给我发丧帖了。这张名片，是我生平第一张名片，头衔是“中华国际技术开发公司浙江温州分公司信息部经理”。那是当年赵紫阳批款给《光明日报》社办的，《光明日报》社在每省的分社都有一个分公司，温州托了总公司的董事长是温州人的光，也升格为省分社，办了一个分公司。我听戴浩说过，黄宗英下海到深圳办公司经商，委托他在北京当顾问，每月给他40元顾问费。我遂生意，请戴浩也当我们公司的顾问，是否付顾问费则记不清了，能记得的是当场填写顾问聘书给他。记此一段，以见当时大陆商情之一斑。我大约汇寄了奠仪去北京，以略尽对戴叔之情，慰苏姨之哀。某年，我因事出差，坐火车软卧车厢，看见谢添夫妇也在这列车的软卧车厢。我生向谢添询问戴浩死况之意，遂化5元钱请列车播音室播送一曲“洪湖赤卫队之歌”送给戴浩和谢添，署“戴浩忘年交黄某某”云。歌曲播后，我登厢拜候，说起1978年在北影厂路上缘曾一面的事，谢添已记不得了；说及戴浩，谢添则滔滔不绝，说戴浩后来当了电影家协会组联部主任，忙得很；说他们如何一起打蓝球；说戴浩资格老、人缘好；说电影界死的人就两个身上覆盖党旗，一个是陈波儿，一个就是戴浩了。听到这儿，我怅然若失，起身辞谢。原来戴浩毕竟回到党妈妈的怀抱了。 戴浩在重庆出入二流堂时，公开身份是影人（他于1938年与魏鹤龄、舒绣文主演过史东山编导的抗战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暗地里则是中共地下党员。廿年右派生涯，还是未能彻底驱除共产信仰和对党的依恋、忠诚。怪谁呢？明白如聂绀弩者，不也是说过死后要将积蓄全都交党费吗？这是历史和时代的悲剧，并非戴浩一人的悲哀。留给我慰藉的是戴浩早就对害过友人聂绀弩有负疚之心、忏悔之意并承认过、明白无误地说过。我想，一定不仅仅对我说过，也会对其他人说过的。人性真善之根存，无论是谁，都是美的；只要真善之根存，只要真善之根现，无论是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社会贤达、学界先彦、海外名流、帮闲帮忙帮凶、告密卖友者、顺服配合者、男旦、花瓶、强盗、流氓、曾势利者……都会有美的。  2009、3、23于地中海畔